在关于稳定的问题上，我们需要一个新思维。我们要准确判断当前中国社会矛盾和冲突的性质，准确判断社会发生大的危机的可能性，既不要偏左，也不要偏右，特别不要宁“左”勿右。在这个前提下，以充分的自信来面对这个社会，面对这个时代。
将社会生活中的细微末节都上升到政治社会稳定的高度，这是一种将稳定问题扩大化的表现。
适度的社会矛盾和社会冲突，并不完全是坏事，它可以使问题更早地暴露出来，从而为更主动地解决问题赢得时间和机会。
我们对于这个社会的稳定应当有足够的信心。矛盾和问题是存在的，但有两点，一是绝大多数问题不是威胁全局性稳定的问题，二是我们社会中应对这些问题的条件还是不错的。
（1）重新思考改革与稳定的关系
南方周末：明年就是中国改革开放30周年。十七大报告也强调要坚定推进体制改革，包括政治体制改革。但许多人似乎都有一个感觉，尽管社会上对改革有着热切的期望，现实对改革也有迫切的需求，但近些年改革的步子似乎不大，问题的症结在什么地方？
孙立平：应当说，在过去若干年中，经济体制的改革还是有实质性的推进的。但政治和社会体制方面的改革，应当说推进比较缓慢。现在我们社会中的许多事情，实际上是卡在这些问题上。我这里所说的不仅仅是狭义的政治体制，也包括利益表达机制的建立，言论的开放和信息公开化，以及权力制衡机制的建立和社会化的反腐败机制的形成等。换句话说，目前在改革的需求和改革的实际进程之间存在一个较大反差。
这种反差来自于什么地方？背后的根本性原因是什么？我觉得与我们对社会矛盾的评估，对社会危机可能性的判断，与我们已经形成的稳定压倒一切的思维定势有直接关系。为了不贻误时机地推进改革，也许需要我们认真反思关于稳定问题的这种思维定势。
我觉得是不是可以这样说，在改革前的几十年中，由于我们对阶级和阶级斗争的情况估计过分严重，使得我们搞了几十年的阶级斗争；而在过去的十几年中，由于对不稳定因素、对危机发生的可能性估计过高，使得我们形成了一种稳定的思维定势。在这种思维定势中，稳定似乎成了一种终极性的否定因素，一切都要为稳定让路，凡是可能影响稳定的事情都要暂停；社会中哪怕鸡毛蒜皮的冲突和矛盾，都要上升到稳定和安定团结的高度；在党和政府工作中，影响稳定成了无法担当的政治责任，在一般民众那里，稳定成为一种无需论证的话语。
其结果是显而易见的。在过去十几年的时间里，我们经济增长的速度是很快的，一些经济体制方面的改革也在有效推进，但经济发展中一些重要的结构性矛盾始终得不到解决。如果按照吴敬琏先生的说法，市场经济也有好市场和坏市场之分的话，走向坏的市场经济的那些因素不但没有减弱，甚至有的方面在强化。更重要的是在经济领域之外，对那些亟待改革的事项出于稳定的考虑，始终没有突破性进展；由于不能将反腐败的关键措施付诸现实，腐败在不断加大的打击力度下似乎更为猖獗；特殊利益集团的发育不能置于社会的监控之下，其对社会财富的掠夺已经达到有恃无恐的程度；一般民众利益表达的机制迟迟不能建立……在处理各种社会矛盾的时候，地方政府“反应过度”是比较普遍的现象。
这里我们需要特别注意到这样一个社会背景，就是我这些年一直强调的，从上个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中国社会结构的定型化。就是说，从那个时候起，贫富差距开始固化为一种社会结构，一种基本的利益格局开始定型下来了。在这种情况下，片面强调稳定压倒一切，可能使那些能够触动基本利益格局的体制变革难以施展，在促进社会公平与正义问题上举步维艰，结果是社会中现有的利益格局日益稳固化。
从改革的角度来说，在传统的稳定思维之下，一些重要的改革举措被延误了。而在改革过程中，时机和顺序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现在回过头来看，很多事情，我们会讲很多条件还不具备，能拖则拖一拖。实际上是把这个问题拖到了解决这些问题的条件更不好的时候。我觉得中国的改革当中，很多情形是这样的，到时你要付更大的成本，更多的代价。
所以我们现在要重新思考稳定的问题，重新思考改革与稳定的关系，要形成关于稳定问题的新思维，并在这个前提下，重建领导层的自信，重建社会的自信，用坚定的自信来推进改革，造就社会的活力，实现新的阶段上新的社会发展目标。
（2）稳定问题往往被泛化
南方周末：遇到一件事情，随便一个人，本能的一个反应就是“社会不能乱”。可以说，在我们的现实生活中，稳定的思维定势已经渗透到我们整个社会生活，消除不稳定因素成为我们生活的一部分。
孙立平：“社会不能乱”，如果孤立地看，这话当然没错，社会当然不能乱，社会乱了，经济不能发展，人民不能正常生活。但我要问的问题是，怎么就乱了？乱的可能性有多大？我们不能自己吓自己，吓得不敢做事情了。
让我们先来看一下在我们的社会中是如何界定不稳定因素的。我用百度搜索了一下包含“不稳定因素”这个关键词的网页，竟然有500万之多，当然这里包括许多与我们这里讨论的稳定问题毫不相关的网页，也有许多网页是重复的，尽管如此，也可以看出“不稳定因素”这个词汇在我们社会中使用之广泛。失业下岗工人是不稳定因素，讨要被拖欠工资的农民工是不稳定因素，小区维权的居民是不稳定因素，房子被拆迁的居民是不稳定因素，被征地的农民是不稳定因素，城市中没有暂住证的流动人口是不稳定因素，近两年又说不能就业的大学生是不稳定因素；腐败是不稳定因素，贫富差距是不稳定因素，物价变动也是不稳定因素。在这种思维定势下，难免草木皆兵。
我们可以再看一下某县确定的“不稳定因素排查表”。在这个排查表中列举的“不稳定因素”包括：因房地产交易，城镇房屋拆迁，建筑工程质量和工程款结算，物业管理引发的不稳定因素；因地权、征地引发的不稳定因素；因涉农问题引发的不稳定因素；因劳动就业、基本生活保障等问题引发的不稳定因素；因传销、制假售假等问题引发的不稳定因素；因集资、证券、储蓄、保险等金融问题引发的不稳定因素；因新闻出版、广播影视引发的不稳定因素；因基层组织和领导干部工作方法、工作作风问题引发的不稳定因素；因行政执法引发的不稳定因素；因司法工作引发的不稳定因素；因军转干部的问题、大中专学生就业安置引发的不稳定因素；因退伍、退役军人就业安置，自然灾害事故引发的不稳定因素；因教育问题引发的不稳定因素；因民族、宗教问题引发的不稳定因素；因环境污染、生态破坏引发的不稳定因素；因企业改制问题引发的不稳定因素；因食品、药品问题引发的不稳定因素；因防洪、建桥、水库开发影响群众生活、生产引发的不稳定因素；因安全生产问题引发的不稳定因素；因医疗问题引发的不稳定因素；因大型水利、水电工程移民引发的不稳定因素；因其他问题引发的不稳定因素等。
从这个排查表中可以看出，经济社会生活中的问题、矛盾，一般的纠纷等等，都被当作“不稳定因素”了。当然不能否认一些问题处理得不好，会引发严重的问题，但一般地说，这些问题，而且是一个县里面的问题，其实与社会动荡有着十万八千里的距离呢。
由于对不稳定因素估计过分严重，维护稳定、消除不稳定因素，就成了各级政府一项重要甚至首位的工作。久而久之，甚至逐步形成了一种有着固定套路的工作模式。一个流行的口号和做法，就是将不稳定因素消灭在萌芽状态。而各个地方采取的措施更是五花八门。有的地方设立“不稳定因素排查日”制度，乡镇甚至村都要制度化地排查不稳定因素；有的专门召开不稳定因素排摸会，对不稳定因素排查摸底。还有的地方要求，“把不稳定因素排查工作纳入到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目标中统一考核，群防群治”。这样把社会中一般的矛盾和问题与治安联系起来，就为用国家暴力手段对付所谓不稳定因素打开了方便之门。
在稳定问题上的泛化、扩大化趋势来自于一种宁“左”勿右、宁紧勿松的思维定势。在这种定势中，即使是控制过头了，尽管无益但至少是无害的。其实，早在几年前，就有人撰文指出：稳定的思维定势可能带来种种问题。比如，为了稳定而安于现状，不是积极地解决社会中那些急迫需要解决的问题，而是把问题捂住压制住；把稳定当成了目的，为了稳定，公平和正义也要为之让路，甚至什么事情做什么事情不做，均要以稳定作为标准；在有些地方，稳定甚至成了挡箭牌，明知事情做错了，却借口稳定不去纠正，反而用更多的错误掩饰前一个错误。地方政府过分的言路管制，使得正常的民意表达往往被扼杀在萌芽状态，结果是社会中的矛盾不断积累。更有甚者，一些腐败分子以“稳定”为借口，压制民众对腐败的不满，甚至利用国家机器对腐败揭露者进行打击报复。
应当说，无论在任何社会中，政治与社会的基本稳定都是必需的，没有基本的稳定，不要说发展，就是正常的社会生活也无法维持。但这里所说的稳定，是一种全局意义上，更多的是指基本的秩序和制度框架意义上的稳定，而不是将社会生活中任何细微末节的矛盾都视为稳定问题。而我们的实际情况却是，无论是居委会、村委会、甚至中小学，都在将稳定作为自己工作的主题。将社会生活中的细微末节都上升到政治社会稳定的高度，这是一种将稳定问题扩大化的表现。
（3）大的社会动荡的可能性并不大
南方周末：稳定问题扩大化，涉及到对社会不稳定问题的判断，您如何看待和评估我们当今社会的不稳定问题？
孙立平：客观地说，稳定压倒一切思维定势的形成，不是空穴来风，它一方面有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的国内国际局势变化的原因。从此，对危机和不稳定的担心成为一片阴霾，沉重地压在人们的心头。另一个原因是，随着改革进入利益重新分配的时期，特别是由于某些扭曲改革机制的形成，某些改革措施实际上成为掠夺财富的战争，社会矛盾在不断增加或显现。于是，社会中也开始形成一种危机式思维。
在过去的那些年中，一些危机理论不断提出来。我记得2003年就有研究报告说，10年之内，中国一定会发生大的社会危机。有人甚至认为，现在已经到了动荡边缘。据我所知，这些学者也是好意，是想促使政府正视某些问题，尽快采取措施解决这些问题。但这样的结论无疑强化了对危机可能性的过分估计。还有一个说法，即所谓人均GDP2000美元到3000美元是矛盾多发期。其实在国际学术界这也是一个没有得到充分论证的说法。不错，在有的国家是存在类似的现象，但如果分析一下原因，就可以发现，那主要是由于经济发展了，人们生活水平提高了，民主和参与的要求就会增强。但在我国，近些年来尽管经济发展很快，类似的逻辑并没有出现。近些年一些社会矛盾的增多，与其说是社会发展的必然结果，不如说是我们工作中某些失误造成的。有谁能够证明2000美元到3000美元就一定要大规模地拖欠农民工工资？有谁能够证明2000美元到3000美元就一定用如此的方式进行征地拆迁？有谁能够证明2000美元到3000美元劳动者的权益就一定要受到严重损害？这些问题不就是我们近些年来引发社会矛盾的原因吗？这些问题是2000到3000美元阶段的必然现象还是我们工作的失误？
所以我觉得，我们要重新看待和认识与稳定有关的重要理论问题。首先是对于社会稳定要有一个总体性的判断。对此，我一直讲三句话。第一句话，经济快速发展；第二句，政治基本稳定；第三句话，社会矛盾突出。经济持续增长为我们解决很多问题提供了余地，很多事情发生在经济迅速增长的时期还是经济萧条的时期是完全不一样的。政治基本稳定是说，对于目前的政治制度的框架，人们基本是认同的。退一步说，尽管人们对其也有种种批评，也确实存在诸多弊端，但至少绝大多数人认同目前也只能如此。有了这两条，就足可以把心放在肚子里。同时也要承认社会矛盾是突出的，我们应当正视这个现实，对这些社会矛盾的性质与特点，要有恰如其分的把握，不能视而不见，但也不能对其性质估计过分严重。我觉得我们对于这个大局，要有一个清醒的判断。基于这一点，我想能不能用秩序问题来代替稳定的问题，应当明确提出建立市场经济条件下的经济社会生活的新秩序。
在大约5年前的一篇文章中，我曾经提出过这样的一种观点：当前的社会矛盾确实是严重的，但发生大规模社会动荡的可能性并不大；现实的社会抗拒形式，可能不是民众造反，而是破坏社会治安。当时的基本结论是，社会基本稳定，利益矛盾或小规模冲突常规化，社会治安恶化。5年多的时间过去了，可以说这个判断大体是得到了印证。在过去的十几年中，确实在我们的社会中发生过许多矛盾或冲突，其中有的问题还具有相当的挑战性，但这种挑战并不是可以对社会基本稳定构成威胁的挑战。比如失业的问题，在1990年代中后期，曾经是一个严峻的问题，但经过10年左右的时间，这个危机基本顺利地渡过了。
从目前有关的研究来看，研究社会不稳定的基本思路是分析某些社会现象的结构变数与社会动荡的线性关系，而对其中的机制与逻辑缺乏足够的关注。从这样一个意义上说，我们现在的社会尽管有许多问题，有许多矛盾和冲突，而且也可以说有些问题和矛盾还是很严重的，如果处理不好也有酿成大的危机的可能性，比如腐败的问题，贫富差距的问题，还有下层群体的生存问题等等，但酿成大的社会危机和社会动荡的可能性并不大。我们强调大的社会动荡的可能性并不大，不是说要对这些问题掉以轻心，而是说我们要准确判断这些事情发生的可能性和概率，不能将危机的存在作为抱残守缺的理由。相反，一定要看到，各种因素现在给我们提供的是一个相对宽松的环境，这样宽松的环境是制度建设的非常有利的时期，如果把握不住这个机会，就会贻误历史的机遇。
同时我们还应当看到，社会矛盾和社会冲突并不总是消极的。美国著名社会学家科塞(LewisCoser)在《社会冲突的功能》一书中就认为，社会冲突可以起到一种安全阀的作用，就是说可以起到发泄释放的通道的作用。当然，谁也不会说，在一个社会中，社会矛盾和冲突越多越好，越激烈越好。但适度的社会矛盾和社会冲突，对于一个社会来说，并不完全是坏事，它可以使问题更早地暴露出来，从而为更主动地解决问题赢得时间和机会。矛盾和冲突可以在一时之间被消灭在萌芽状态，但引发矛盾和冲突的问题却不会因此而消失。关键是我们的社会要为解决这些冲突做出制度化的安排，而不是自己吓自己。
我们不要小看自己吓自己，因为这会变成一种效应，一种社会心理学称之为“自证预言”的效应。所谓“ 自证预言”(self-fulfillingprophecy)，是指本来是错误的预言，但因为这个预言影响了后来的过程，结果本来是错误的预言最后得到了证实。稳定的问题就是如此。本来社会中有些问题和矛盾并没有那么严重，但由于把这些事情看得过分严重，该采取的有效解决措施不敢采取，使得能够解决的问题得不到及时解决，矛盾和问题日益积累，结果倒真的变得严重起来。
（4）中国社会结构的弹性不可低估
南方周末：在我国的学者中，您是讲问题讲矛盾讲得比较多的一位，前些年还提出“断裂社会”的概念，贫富差距更是您关注的基本问题。为什么在这同时您还特别强调社会是基本稳定的，并且不同意过高估计不稳定因素？
孙立平：我觉得我们必须重视中国社会结构弹性这个重要的但又往往被人们忽略的因素。不能否认，我们这个社会有脆弱的一面，但同时这个社会本身也具有相当强的弹性。正是这种弹性，使得这个社会能够在面临严重危机的紧急时刻化险为夷。这里所说的严重危机包括上个世纪60年代初期的大饥荒、60年代到70年代的文化大革命、80年代末的社会动荡等。经济体制改革以及与此相伴随的经济迅速增长更进一步增强了这个社会结构的弹性。
仔细分析，这种弹性的来源是多方面的。
第一，三七开或四六开的城乡人口结构，使得这个社会有一个很大的处理社会代价的空间。上个世纪60年代初期的大饥荒为什么没有造成社会的严重动荡，更重要的是社会能在短时间内迅速缓过气来？一个重要的原因就在这里。这个因素现在也仍然存在。在一个社会农村人口还占大多数的时候，是社会弹性比较大、有利于进行关键性制度建设的时期，我们不应当放弃这个机会，一些事情要抢在人口基本城市化之前做。
第二，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有一种将矛盾或危机分散化的效应。过去各种矛盾都是直接面对政府，现在不一样了，劳资冲突是面对资方的，小区维权是面对开发商或物业公司的，即使涉及政府，也往往是地方政府，在多数情况下连省一级的地方政府都涉及不到。在矛盾焦点分散化的情况下，社会矛盾的共振效应是比较低的。
第三，经济的发展为解决和缓解许多问题提供了条件。快速的经济增长，不仅增加了民众的收入，提高了民众的生活水平，也增多了机会。这些机会的增加，增强了社会自愈的能力。在这种情况下，处理一些哪怕是棘手的问题，余地和空间也要大得多。无论如何，一些事情的解决不能拖到经济不景气的时期，或放到经济不景气的时期来做。
第四，政府掌握和运用资源的能力。目前，政府的手中拥有相当的资源，政府也具有调动和运用这些资源的能力。这种掌握和运用资源的能力，使得政府在社会危机发生的时候，能够将这些用来救急，用来化解或缓解社会矛盾。
第五，在1990年代之后，中国社会结构进一步分化，不同社会群体的追求也呈现出更大的差异。在这种情况下，人们在社会生活中的注意力也大大分散了。这样也就降低了整个社会采取一致行动的可能性。而且，我们特别要注意到的是，在市场化的过程中，民众的理性化程度在提高，整个社会的理性化程度在增强。
第六，精英的联盟及其定型社会力量的形成。整个1990年代，发生了一个重要变化，就是体制对社会精英进行了成功的吸纳。社会精英之间的较稳定的联盟，使其具有了一种定型社会的力量。尽管这种联盟会起到强化现有利益格局的作用，但其对社会稳定的作用也是不可忽视的。可以想见，在这样的一种结构背景下，大规模的社会动荡是很难发生的。
第七，“市场主义话语”的形成。在这种市场主义话语中，金钱和财富被视为最终的价值和标准，并将是否能够获得金钱与财富看作是个人能力的结果。在这样一种话语环境中，尽管一些人感受到社会的不公，但多将自己所处的不利境遇，看作是自己能力不济的结果。因此，尽管有人也会对腐败和社会不公正等现象不满，但最终是将其归因为“谁让咱没有权力呢？”即把导致社会不公的权力因素也归于个人的能力。这样的一种话语环境无疑可以有效地消解社会不满和抗拒意识。
第八，改革开放的30年中，政府在处理各种危机和矛盾上积累了比较丰富的经验，虽然这个经验不能过分地高估，但是政府还是积累了很多的经验的。这一点我们尤其不能忽视。
从这几个方面看，我觉得我们对于这个社会的稳定应当有足够的信心。矛盾和问题是存在的，但有两点，一是绝大多数问题不是威胁全局性稳定的问题，二是我们社会中应对这些问题的条件还是不错的。
（南方周末记者 笑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