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本主义从诞生之日起就与危机共生并存，20世纪30年代的大危机更是使资本主义遭受了灭顶之灾。作为拯救资本主义良药的凯恩斯主义，把资本主义从自由放任的泥潭中拯救出来，使以宏观调控为特征的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在全世界确立，并带来资本主义稳定繁荣的“黄金时代”。但是，上世纪80年代的“滞胀”宣告了凯恩斯主义理论拯救功能的失败，之后的各种理论都没能给资本主义找到出路，对当前的金融危机所涉及的一系列深层次问题，整个资本主义世界都显得束手无策。这些既说明了资本主义经济理论的贫困，也说明了资本主义制度的历史暂时性进一步显露。
一、凯恩斯主义的理论支点说明了资本主义制度的不合理性
凯恩斯主义在一定程度上和一定时期内，抑制了资本主义的失业和经济危机。但是，其试图消除危机的手段，引起了更深刻的危机;其试图挽救资本主义制度的命运，却暴露出资本主义制度的极度不合理性。这可以从以下理论观点得到说明：
第一，节俭是非论。节俭是人类永恒的美德，但是，凯恩斯认为，在存在失业问题时，节俭未必是一种美德，甚至是一种弊端，它可以加重失业。因为，节俭意味着消费量的减少，从而使国民收入或就业量降低。所以，他鼓励人们尽情消费，甚至把未来的消费能力提到今天，以致造成资本主义社会生活浮华、物欲横流。正是资本主义制度必然内生的这种掠夺性消费，造成了今天自然环境的破坏和能源危机。应该说，这并不是凯恩斯的错，因为要在资本主义制度内延长资本主义的寿命，只能这样。
第二，投资万能论。凯恩斯特别看重投资。在他看来，在地上重复挖窟窿和投资于开金矿在解决失业问题上具有类似的效果。他甚至认为，战争也是一种有益的投资。这就是资本主义解决危机的办法，不惜把人类引向战争。我们不知道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是不是有凯恩斯主义的影响，而且它也确实拉动了战后西方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的投资，并催生了第三次科技革命。但这是以人类历史上悲惨的经历和惨重的代价换来的。
第三，“丰裕之中的贫困”。凯恩斯认为自己的理论是说明在资本主义社会中，为什么在社会普遍富裕的情况下还会有贫困，为什么在经济繁荣的情况下还会有危机。但是现实的情况是，富裕并不是普遍的，只是少数人富裕和绝大多数人贫困并存;经济并不是持续繁荣的，而是繁荣与危机交织。所以，他的理论没有很好地说明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因此，随着资本主义“滞胀”问题的到来，拯救资本主义的尝试反复失败。
第四，食利者阶层的消亡。凯恩斯认为，食利者阶层的存在是由资本的稀缺性造成的。随着资本的积累，稀缺性消失，食利者阶层也会自动消亡，根本不需要革命斗争来消灭这一腐朽阶层。但是，资本主义发展的现实，特别是当前的现实是，食利者阶层越来越多，越来越脱离劳动，成为纯粹的剥削者。这说明了其理论的伪科学性和反动性。
第五，向社会主义原则投降。虽然凯恩斯极力想在资本主义的框架内拯救资本主义，但是其理论体系也反映出其理论的贫困，以至于不得不求助于一些社会主义的原则。如看到资本主义整个社会的无序状态，他力倡“投资社会化”。此外，他还主张减少收入不平等，避免过度两极分化。收入不平等使消费倾向数值低微，而低微的消费倾向又是失业和危机的根源。
不管怎么说，凯恩斯主义是为维护资本主义制度服务的。正是这种限制，使他没能解决资本主义的命运问题，却暴露了资本主义制度的极度不合理性;使他的理论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诞生，并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失效。
二、从凯恩斯主义的终结与资本主义经济理论的贫困看资本主义的命运
资本主义并没有像凯恩斯主义预期的那样，走向持续平稳的发展，却在20世纪60年代走上了“滞胀”的不归路，从而宣告了凯恩斯主义的终结。而以后的各种理论也都没能使资本主义彻底摆脱危机和衰退的命运。
(一)“滞胀”的困扰：凯恩斯主义并非包治百病的灵丹妙药，它虽然对1929年的经济大萧条产生了一定的缓解作用，但其作用也不大。凯恩斯自己也承认，《通论》(指凯恩斯的代表作《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的政策未能起到决定性的作用。使美国真正摆脱大萧条的决定性因素是第二次世界大战。而且，战后20多年中，凯恩斯的宏观调控政策虽得到较大力度的推行，但却造成了其后10年相当严重的通货膨胀。即较低的失业率是以严重的通货膨胀为代价的。失业率与通货膨胀率之和被称为“痛苦指数”。宏观调控政策并没有把美国的“痛苦”消除掉。更糟糕的是，上世纪60年代中后期，西方世界出现了滞胀问题。对此，凯恩斯理论和以其为基础的古典综合派都束手无策。原因是凯恩斯政策不涉及生产领域，结果资本积累导致两个后果：一是生产与消费的差距扩大;二是垄断规模的增长。前者使国家政策诸如直接购买等难以弥补生产和消费之间的差距，从而造成失业;后者造成的垄断价格又助长了通货膨胀。二者结合起来就形成滞胀的怪圈。目前西方仍没有找到解决滞胀的有效办法。
(二)经济理论的贫困：任何理论都无法拯救资本主义的最终命运。从古典主义经济学，到新古典主义经济学，再到凯恩斯主义都不能使资本主义走出失业、危机的痛苦，也被实践证明了理论本身的局限性。而凯恩斯主义之后的各种西方经济学流派，也遭受了同样的命运。
第一，“新古典综合派”。这一学派把新古典经济学派称为微观经济学，把凯恩斯主义称为宏观经济学，并把二者结合起来而形成自己的理论体系。二战以后，新古典综合学派一直占据西方主流经济学的地位，并持续到20世纪60年代中期。之后，西方社会出现日益严重的经济“滞胀”问题，即经济停滞(失业)和通货膨胀并存。按古典经济学的理论，资本主义社会是不会出现失业和危机的;而按照凯恩斯的理论，失业和通货膨胀是不可能同时存在的。“滞胀”给新古典综合派一次沉重的打击，它无法在理论上给予解释，因此也提不出相应的有效的政策措施。于是，其统治地位受到严峻的挑战，并走向了穷途末路。而与其伴行的新自由主义粉墨登场，走上了历史前台。
第二，“新自由主义”。新自由主义也称新保守主义，上世纪70年代以来，先是在英美，后是在全球迅速得到贯彻执行，形成浪潮，特别是90年代达成“华盛顿共识”后，更是风靡全球，可谓一时“显学”。“新自由主义”是对凯恩斯主义的“革命”，其基本原则简单地说就是：贸易自由化、价格市场化和私有化;在处理个人与国家、自由与民主、放任与约束、市场与政府、效率与公平的关系上，更加偏好个人、自由、放任、市场、效率的一面;立足于“竞争秩序”和“积极自由”两大原则。新自由主义认为，“滞胀”的原因是国家干预过度、政府开支过大、人们的理性预期导致政府政策失灵。尽管新自由主义被誉为“历史的终结”(“人类意识形态发展的终点”)、“医治经济痼疾的万应灵丹”。但其对于世界经济停滞、生产严重“过剩”、金融动荡等重大问题毫无解决方案，事实上，正是在新自由主义盛行的这些年里，经济增长放慢，贫困增加，经济和金融危机成为流行病。
凯恩斯主义理论支点的严重错误、资本主义各种经济理论的失效和贫困说明，资本主义进一步走向穷途末路。一种真正替代资本主义的社会，即生产者联合起来的社会，才能解决资本主义面临的各种问题。美国前总统克林顿的经济顾问委员会主席、世界银行前副行长、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约瑟夫•斯蒂格利茨明确指出，“解决这个世界的贫困和危机的办法很简单：消灭剥削者”。
来源：《中国党政干部论坛》2009年第7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