雅克·德里达在复旦大学的讲演（节选）
我今天讲的题目是“Profession的未来与无条件的大学”。我要先谈几个概念以开始今天的讨论。自然，我不多说大学的历史和现状，大学的问题。我要说，今天在世界上，在世界的转型中，大学的使命问题显得特别严重，并且所有在大学里工作的教师、学生和研究者们对此都负有特别重要的责任。我在此强调的“Profession”这个词，一方面属于“职业”和“志业”、“知识”的范畴，不过在法文，在拉丁文中，“laprofession”不仅仅是“职业”和“志业”的意思，它还表示“信仰义务”，“义务”和“责任”，“诺言”，“誓言”。我今天的问题是要探询大学的责任，就是说对知识传授进行理论研究；另一方面，是在大学“任务”中的某种意义上的行为的“责任”。
在今天世界各地，无论是欧洲，还是东方，比如在中国，大学的建设和重建都是以欧洲模式，特别是以十八、十九世纪在德国构建的模式进行的，这个模式要求大学的独立性。相对于国家、政府、社会、市场的自主性，大学的独立、自由能够到达什么程度？在这个问题和对真理的探讨中，大学不光相对于国家是独立的，而且相对于市场、公民社会、国家的或国际的市场也是独立的。我认为，这是我们所有人——无论是欧洲人还是亚洲人——面临的问题。我还要提出下面一个问题：据此，大学必须有一个调节的理念。这就是不惜一切代价、无条件地追求真理。自然，存在很多关于什么是真理，比如何谓哲学真理、历史的真理、真理的价值等问题，有许多解释真理、揭示真理的类型。但是，所有这些关于真理的问题，很重要的问题，都不仅仅是大学里优先关注的问题，也是学校之外，人类所关心的问题。我所提出的问题，是要知道在欧洲类型的大学里，当然在中国的大学里也一样，对哲学、政治、历史、社会的研究的先决条件就是人的问题的研究。人类的观念有自己的历史，关乎人的观念和人的本质。我并不想说，这个人的观念从理论上讲是成功的，但关于这个主题的问题的提出，在大学里和大学机构中应该是自由的，没有先决条件。我要提的问题是：这些问题可能在什么程度上自由地、独立于一切意识形态、宗教、经济等的权力而被提出？这就使我要把大学和研究机构区分开来，我说的是德国的大学。大学不仅仅是研究场所，不仅仅是谈论工业、商业和由国家确定的场所。大学与所有类型的研究机构不同，它原则上（当然实际上不完全是）是真理、人的本质、人类、人的形态的历史等等问题应该独立、无条件被提出的地方，即应该无条件提出不同意见的地方。
我想在回答你们的问题之前简单地归纳三点。我首先要强调一个明显的事实：直至最近几十年，尽管世界上的大学凭借各种各样的方法（翻译、出版、杂志等）互相交流，我们还是不能把大学之间那些传统的交流模式和今天由于电子技术、互联网、各种交流控制手段而带来的交流模式相提并论。今天，大学不再需要像以前那样系于某一个地方。人们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容易（比如北京、莫斯科和纽约之间）不经过任何中介直接交流。问题是在世界这种新的情况下大学内部的民主，大学之间的民主政治如何？就是说：在网络时代中的民主是什么？
因此，大学面临着全新的问题：大学的新的责任，新的权力。我要概括三点：
我已提到所谓的“潜在”的学校，也就是现在风行的用网络与学生交流的学校的可能性。“人”的观念，网络的人直至所谓的大学里的人，今天应该重新受到彻底的省察。这就是世界各个大学之间拥有一部哲学史的地方。我们应该重新提出何为人的问题。还有“什么是人权”以及“人权历史”的问题，人权是如何变化的？是如何构建的？我认为回答这些问题是所有大学工作者的责任。这就是人的问题，是与真理问题相连的。这是我讲的第一点。
自然，有一些词限定了存在着大学的“职业信仰”和“责任”。语言，应该成为绝对的独立性，成为自由地提出所有面临问题的权利，而不受到任何权力的控制和检查，无论是宗教的、经济的、还是政治的。这意味着，大学要以看来是独立的方式决定被提出的东西。我要在此区分“自主”的观念和“条件性”的观念。“自主”的观念拥有一部历史，意识形态的、政治的历史，它今天在构建中正受到质疑，它拒绝权力——上帝、总统、议会等的权力，但它今天遇到了危机。我想，大学有义务像建立权力那样建立独立性。关于我说的大学的无条件的独立，我的问题的困难在于：如何区分“自主”，联合国的自主和这种无条件的自由。在我看来，这种自由是个人的，是通过大学工作者最彻底、最自由地提出问题而确立的。
自然，我相信翻译，但是我不知道如何表示“自主”和“无条件自由”之间的区别。我们在经历奇遇，这正是大学的责任。我讲到了“奇遇”。我认为，我们同时能够在视听的过程中为翻译尽可能地清晰进行争论，这是双重的矛盾命令，我想我们应该忠实。
我想谈第三点。不应该使这个对大学的自由的无条件的命令屈从于内在，大学没有内在。大学应该从“自主”，从“绝对独立”出发，与社会和政治世界这些所谓外在联系、工作。从而去制造“事件”。我常常引用“Profession”，因为，这个词不仅仅是“职业”、“志业”的意思，而且还有“职业信仰”的意思，也就是“行为的介入”。是一种“诺言”，一种要趋向外在的“责任”。如果区分奥斯丁的“陈述句”（天空是蓝的）和“行为句”（我允许……我和某人结婚等），那“Profession”就是“行为句”。一个教师教授理论知识，发挥陈述知识，这是他基本的任务。但是，他要完成的义务，他的权力，并不是理论的，而是行为的，是对义务、责任的“承诺”。那么，这种责任就在于制造“事件”，而他是用语言制造的。当我谈到“人权”时，谈到“反人类罪”，这是话语制造从前没有过的机制，制造“介入”。“反人类罪”的概念就是一个“行为句”。在一个特定时刻，一个人类团体决定用语言指示这样或那样的罪行为“反人类罪”，这些“罪行”应该受到惩罚。我认为，在大学里，“Profession”这个词就包含着这种“行为性”。我很概括地简述一下它的困难。
旨在保持提问的自由，同时向外从事社会和政治的工作，这是大学的任务。后者是通过出版、杂志（很多教授就是作家）、书店等等实现的。也就是说这些问题是通过我刚刚所说的“行为句”实现的。近几十年来，“行为”语言理论的研究有长足发展。这是要很快地使“语言行为”制造“事件”。比如，在婚礼上，我说：“是的，我同意……”，行为句制造“事件”，但是为了使“事件”被制造出来，事件的制造者（比如会议主席）必须对此胜任，如果随便什么人都来当主席，那就会坏事。所以，就必须有一种法定的职业权力。行为语言意味着：“我能够……”，“我擅长做……”，“I can……”,“I may……”等等。但是，“事件”被制造出来的条件是“行为”要得到允许。这就是说，被“行为句”制造的“事件”，它是真实的，同时又由于得到某种合约和机构的保证而被中性化了。我想，如果这几十年来行为理论在哲学、社会学、文学等诸多领域受到广泛关注，那是因为人们有一个幻想：即得到一个语言在其中拥有权力的平台。我想，制造“事件”的权利是与这种权力相关的，我要把事情相对化，要指出从这个词而来的“事件”是在这行为的权力被超过限度来到我身上的。“事件”的本身缺少行为，如果我能这样说的话。这就是大学在向“行为性”敞开的地方。大学向发生、在发生、正在发生的事情开放。这在外的事件引起了国外的学生、移民等他人的到来。当他人像“事件”一样到来时，就把“行为”导引上路。应该想到，在大学内部，“事件”的可能，就可以说是某种权力，行为的权力，大学“职业信仰”的权力和政治的权力，还有司法权力，都是通过强力、合约和机构建立的权力。今天，我们不能忽视在大学里认识实行行为性的必要性，应该认识到正是在大学内部保持独立性和社会、经济、政治、科学的外部的这条分界线上，我们应该担负起我们的责任。正是在这条艰难、冒险的界限上诸种事情发生了。我在结束我的开场白，然后进行讨论之前，要指出，启蒙是欧洲的传统。当然，我所能发现的是：中国当代的大学制度广泛地引进了来自具有启蒙传统的欧洲模式的大学制度。这就存在中国的启蒙遗产，就像日本遗产一样，这种遗产可能在别的大学里还在进行。面对这种遗产，对知识分子——无论是中国的、欧洲的还是美国的——来说，都应担当两种责任：一个是尊重和解救遗产，另一个是对之进行质疑。反之，在当今不同的大学中，我认为，欧洲大学工作者有可能以自己的方式从中国历史那里继承一些东西，并且把它和希腊文化结合起来，这就是文化遗产。有中国人，欧洲人。
今天，不仅国际范围内大学里，而且在各种国际机构中，围绕着“人权”展开了极其广泛的争论。我们知道，历史不同，观念就不同，争论是必要的，应该承认在中国和欧洲“人权”观念是不同的。这不仅仅意味着一种相对主义。我们知道，在这个问题上欧洲人有两种态度：有人认为“人权”是欧洲的，但是普遍的，而中国人反对这种观点。另一些人则认为，不，“人权”观念是相对的，有各种情况。讨论这些问题，不仅仅是为了制造一个清晰的、形式的、为所有人接受的概念，而且为了知道在他人那里这个词的变化。我要说，这个争论在将来肯定会有变化。这种变化将取决于大学式的研究，取决于各种国际的冲突，取决于各种类型的紧张和冲突。只不过，应用独立的方式提出这些问题。
注：Profession这个词有三个重要而不同的含义：1、信仰表述， 2、志业，3、职业。德里达有意借助该词的歧义来展开他关于无条件大学的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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讲演者小传
雅克·德里达 著名哲学家。1930年7月15日生于阿尔及利亚，19岁时第一次离开阿尔及利亚去法国，就读于巴黎高等师范学校。毕业后曾在巴黎（索邦）大学、巴黎高等师范学校、巴黎高级社会科学研究所等处任教、任职。从六十年代以来，德里达的著作已经超过了五十种，这些著作在解构、结构主义问题和文学批评、心理分析等等人文学科的各个领域都有创建。八十年代以来，德里达教授的思想和理论也逐渐被中国学者所关注和了解。如今德里达虽已退休，但仍然活跃在国际学术舞台上。本文是他2001年9月12日在复旦大学接受名誉教授证书后发表的演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