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都周刊记者·王宏宇 北京报道 摄影·秦斌

陈志武：美国耶鲁大学管理学院金融学终身教授，金融学和金融资产定价领域最活跃的学者之一。2000年，一项颇得全球经济学家首肯的世界经济学家排名出炉，在前1000名经济学家中，陈志武排名第202位。

陈志武新书《金融的逻辑》2009年8月出版,从财富的文化和制度基因角度解读资本市场和股市密码,剖析了金融危机的起因与可能的走向，驳斥了曾流行一时的《货币战争》一书的金融“阴谋论”。

对一直倡导“国退民进”的陈志武来说，错误的反思金融危机，导致新一轮被强化的“国进民退”，是改革的回潮，而这比危机本身更可怕。

“我要在咖啡里加奶。”服务员去而复还，拿来的仍然是糖。陈志武只有无奈地笑。

也许这就是所谓的“国情”。现在的他，已经不像几年前那样容易激动。那时，他会为一辆给“警民和谐座谈会”开路的警车冲冠一怒，会在聊到制度缺失带给人民困难时落泪，会在点评“郎顾之争”时说郎是“庸医”。

而现在的他，碰到“背后说自己很多坏话”的“新左派”经济学家时，也可以微笑着说“蛮好蛮好”。在这个有着浓重眉毛的湖南籍经济学家身上，已经很难找到20多年前耶鲁大学周末派对上，那个中国籍“迪斯科舞王”的背影。

8月初的北京，记者面前的陈志武靠在椅背上，一脸疲惫。最近的他接受了太多采访，话题大多围绕反思此次金融危机。在采访中和博客上，陈志武一再强调，不能因为金融危机，就认为由国家主导经济，比自由市场更有优势。

“接下来很多改革的压力就没有了，反倒是往回走的动力。我很担心的是，接下来的几年，中国的改革进程特别是法治方面，会出现倒退。”在陈志武看来，这是必须警惕的。他反复提到同一句话：“人的本质，是不见棺材不落泪”。

但这一切，并非是一个来自耶鲁大学的经济学教授所能改变的。

他毕竟不是郎咸平。尽管在陈看来，郎“口才让人激动，但内容枯燥”。“我的演讲不如写作，说出来的不如写出来的，快速思辩不如静下来慢慢思考出来的。”陈志武笑着说。

但真正的命题是“做一个什么样的经济学家”。年轻时读过的弗里德曼和哈耶克，成为他追寻的目标。

“作为学者，最主要的任务，不应侧重于执政者是不是能接受你的经济观点，接受你的政策建议。那是第二位重要的。为了让以后更进一步改革变为可能，今天做学问的老师，必须做很多知识上的铺垫和普及工作，有了更广泛的社会基础，更多人的理解，这种情况下的改革，一旦推出，成功概率更高。”陈志武说。

也许正出于这样的想法，陈志武不久前出了一本书：《24堂财富课》，内容整理自他和14岁女儿关于商业模式的对话。他希望中国的下一代，可以从书中了解到“经济学者所关心的对社会有实际意义的问题”。

让陈志武高兴的是，他的新书《金融的逻辑》也终于出版。这是陈志武将研究方向转向金融史的开始。他已经40多岁，这是一个经济学者的黄金年龄，他要腾出更多精力，“做更基础性的研究”。一本研究中国资本化历程的书也已排入日程。

“历史的价值，不只是整理一手资料。”陈志武说，“更重要的，是通过整理，证明和证伪，发现新的知识。”

还有一波买股票的机会

南都周刊：在您看来，中国已经率先走出金融危机了吗？

陈志武：这一轮经济增长，很明显是借着政府打的强心针，通过花钱搞基础设施、工业大项目来推动，长久来看，结构性问题很严重。

如果国际贸易不能很快复苏，国内消费不能通过民有化改革刺激，这一轮政府推动的经济产能继续提升，未来产能过剩，会引发危机。比如说十大行业振兴计划，目前7万多亿信贷，总体效果不仅没有降低对出口依赖，反而加强了。我就不知道这个游戏怎么玩下去。

南都周刊：有很多分析认为金融危机过后，会发生通胀。

陈志武：大家都在发票子，但我们比美国发得更快。明年初之前，美国都不会有通胀的明显苗头。但是在中国，通胀实际上发生了。我夫人逛街回来说，最近，不只是房价、股票涨了很多，很多日用品也都涨价了。我真的怀疑公布的那些数据。

前些天看一篇文章，说外资银行今年上半年在华信贷，相对去年底坏账比例上升了几个百分点，而中资银行的坏账减少400多亿元人民币。也许有人说，中资银行放贷对象是大型的国企和民企，外资银行主要是中小民企，所以中资银行出问题的可能性比较小。不过，我很怀疑这种说法。

南都周刊：对于此前涨势凶猛的股市，您怎么看？

陈志武：我觉得今年到明年还会有一波买股票的机会。这一轮股市上涨，和信贷不断放松关系紧密。即使股市现在跌下来，已经放出去的信贷已经非常多，足够让这一轮股市上涨维持相当长的时间。

危机减小了改革压力

南都周刊：目前是不是很难看到政策短时间内发生本质改变？

陈志武：在我看来，不应该从金融危机得出国家主导经济，比自由市场更有优势的结论。回顾过去30年改革取得的成绩，不是来自国有企业，而是因为政府越来越多地退出市场，民间自主创业权利放大，经济自由空间增多。但遗憾的是很多人得出了相反的结论。

正因为如此，这次金融危机，总体上让民主宪政改革、基础产权制度改革的压力，比此前减小了很多。正在发生的被强化的国进民退，本身就是倒退。如果稍微不注意，就会有本质上的回潮，大家都要意识到这点。

南都周刊：在您看来，国进民退已经成为现实了？

陈志武：民营企业特别是中小民企，这次没有得到太多信贷，而因为最近几个月放贷多，以后贷款会更加困难。民营经济萎缩，将在今后更多地反映出来。由此产生的直接结果是，国进民退进一步加快。

南都周刊：在国退民进的模式中，如果要推动改革继续前进，除了民有化改革，很难避开土地流转。

陈志武：对。特别是想要转变中国经济增长模式，改变过度依赖出口现状，除了民有化改革必须进行外，农村土地流转市场也必须放开，同时允许土地使用权可以抵押、借贷，否则农村经济的活力、农民的财富和收入基础就不可能有。

南都周刊：但是在很多所谓“新左派”看来，您提倡的国退民进，很难避免放开土地流转后，发生历史上“羊吃人”的圈地运动。

陈志武：这种担忧，从共产主义运动开始一直到现在，都是阻挡土地使用交易市场推出的主要理由。它基于历史现象认为，土地私有制让很多农民从开始借贷，到抵押土地，再到还不起钱，地主兼并土地，更多农民变成佃农，土地过度集中后，佃农和地主矛盾激化，以至于推翻地主政权。

但实际情况并不是这样。清华大学秦晖教授收集的很多史料显示，中国历史上真正土地集中度最高的明清时期，广东、福建、浙江等沿海省份土地集中度全国最高，工商业发达；河南、湖北、湖南、江西等内陆省份土地最分散，自耕农比重高。但哪些省份是革命发源地？恰恰是土地集中度低的内陆省份。

南都周刊：国内经济学家发表议论往往相互矛盾，互相之间非议很多。您希望做一个怎样的经济学家？

陈志武：自重，自尊，这是最起码的。我现在也约束自己，一般不太给投资建议。建议大众不要太听信经济学家的投资建议。因为他们既没做过企业，也难以做到每天跟踪市场。

当然，人应该自由发表观点。但是中国更多的是经济师。很多人不是真正去发现经济学知识，很少去做研究，而是为政府部门出主意。国内大学，很多经济学教授主要的日常活动是做项目。研究具体问题，这是经济工程师做的事，不是经济学家要做的，对人类经济规律的发现没有任何意义。

原载《南都周刊》344期 2009年8月2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