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本文评述了过去几十年中有关社会网络和职业获得方面的研究文献，主要围绕四个重要议题：一是关于验证社会网络对职业获得具有因果效应的研究思路；二是关于强、弱关系之相对有效性的条件；三是关于网络结构对关系强度命题的挑战；四是关于社会资本与人力资本对职业获得的相对效力。这四个议题各自包含了一些意见相对的理论主张，由此衍生出下一步理论探索的重要问题和研究方向。
关键词：职业获得；社会网络；研究述评
作者魏永峰，上海大学社会学系2006级博士研究生。（上海200444）
社会网络和职业获得研究是社会网络理论发展中的一个相当重要的课题。自从1970年代格拉诺维特有关求职问题的经典研究以来，从社会网络角度研究劳动力市场的职业获得这一取向已经激发出了大量的研究成果。本文旨在审视以往有关这一方面的研究文献，主要内容将放在对以往理论和经验研究中出现的几个争执或矛盾的评述上，目的是想要为下一步的研究工作提出一些有价值的问题和探索方向。
一、因果效应与研究思路
社会网络与职业获得研究的中心命题是个人的社会网络影响其职业获得的结果。为了证实这二者之间存在因果性效应，以往的研究主要采用两种思路：一是考察个人拥有的社会网络资源和职业获得之间的关系；二是考察个人在职业获得过程中动用的社会网络资源和职业获得之间的关系。第一种研究思路关注的是嵌入在个人的一般社会网络中的社会资源。它基于这样一种认识，即个人职业获得的结果取决于关系网络联结的情况；重要的是通过关系网络获取的社会资源的质量和数量，而非所动用的关系本身。沿着这一思路，研究者将焦点集中于个人所拥有的网络和网络成员的资源特点（如规模、多样性、异质性、密度、资源范围等）对职业获得结果变量（如工作机会、晋升、职业声望、家庭收入和奖金）的影响。第二种研究思路关注的是个人在工具性行动中实际动用的社会资源。它不关心个人在社会网络中所能够提取的资源，而考察的是，在个人特定工具性行动中提供了帮助的关系人的资源特点（如职业地位、权威地位、部门）与行动结果（如个人的职业声望、工资、权威）之间的关联。
经验研究的结果普遍支持了这两种研究思路，即个人所拥有的社会网络资源和在特定工具性行动中实际动用的社会资源分别与个人职业获得结果之间存在关联。那么，是否可以到此下结论说社会网络对职业获得具有因果性效应呢？答案是否定的。原因就在于这两种研究思路本身。第一种研究思路实际上隐含着这样一个前提假设，即社会资源的获取就意味着动用。只有这个假设成立，才能依据这一研究思路的结果证明社会网络对职业获得的因果性效应。原因在于，人们选择交朋友并不是随机的，那些具有社会同质性的人容易结成朋友。如种族、性别、社会阶级、宗教、行为以及价值观等等社会人口学特征相同或相近的人往往容易结为朋友。这样，个人的职业收入与朋友的收入或职业地位之间也许本来就存在着正相关关系，而不论朋友在劳动力市场上是否提供了帮助。所以，要确定社会资本变量和劳动力市场结果之间的因果关联，仅仅考察个人所拥有的社会网络资源和职业获得结果之间的关系是不够的，区分由朋友的同质性选择所产生的虚假相关和真正的朋友的帮助是分析的关键。
对于第二种研究思路，涉及到的一个重要问题是，社会资源如何被概念化和测量？是通过求职过程中动用的关系来测量，还是通过个人一般社会网络中的资源特征来测量？中国人常说“人脉广泛”、“广交人缘”，这意思就是个人要把自己的社会网络编织得很大、很广，以便能够在需要时涉取到有用的社会资源。
可见，个人所动用的社会资源仅仅是他所拥有的社会资源的一部分，而不是全部。
因此，即使我们发现个人职业获得的结果与关系人的资源状况存在正相关关系，仍然不能确定它和个人拥有的社会资源总量之间的关系，也就不能充分地宣称社会网络和职业获得之间就存在因果关系。
那么，如何来确定社会网络对职业获得的因果性效应呢？林南认为要检验两个过程，即社会资本的获取模型和社会资本的动员模型。前者关注的是自我在社会网络中所获取的资源，这些资源影响自我获得的地位，如职业地位、权威地位、部门或收入。后者关注地位获得过程中动员的社会资源，即动用的关系人及其所提供的资源。而且他认为，合乎逻辑的办法是在一项单独的研究中同时检验获取与动员的社会资本（林南，2005：90）。莫尔（Mouw，2003）也提出了一个检验网络社会资本的因果效应的办法，即考察社会资本拥有量和动用社会资本找工作的概率之间的关系。如果其它情况都相同，拥有更优质的社会网络的劳动者应该更有可能运用关系找工作。因此，欲检验社会资本变量对职业机会的因果效应，必要的一步是确定这些变量是否增加了运用关系找工作的概率。这种因果关系检验办法的基本逻辑是：假如好的社会关系意味着真正能带来收益，那么社会关系丰富的人比社会关系差的人更可能通过关系找工作。反之，假如通常用来测量社会资本的网络成员的教育和职业声望等仅仅反映了同质性，而非社会资本的因果关联，那么社会关系丰富的人就不会通过关系获得好的工作机会，我们也就不能指望他们更可能通过社会关系求职。
综合以上分析，证明社会网络对职业获得的因果性效应需要关注三者之间的相互关系：社会资源的拥有、社会资源的动用和求职结果。具体而言，首先必须区分拥有的社会资源和动用的社会资源；其次，分别考察拥有的社会资源和动用的社会资源与职业获得结果之间是否存在正向关系；再次，考察拥有的社会资源和动用社会资源概率之间是否存在正向关系。如果后三步同时都得到证实，那么就可以初步认为社会资本对职业获得具有因果效应。
二、强关系还是弱关系？
长期以来，社会网络与职业获得方面的经验研究主要为关系强度的判断所引导。到目前为止，经验研究的结果是，一部分研究支持弱关系理论，而另一部分却没有发现弱关系的效应，甚至有些还得到相反的经验发现。这是什么原因呢？
一种解释是地位差异论，即认为社会地位是强弱关系发挥作用的边界和条件。韦格纳（Wegener ，1991）认为，现实中的大多数社会网络在某种程度上都是异质性的，也就是说，一个社会网络中既包含有高地位的人，也包含有低地位的人。
对于那些在网络中处于高地位的人来说，利用弱关系才是必要的。因为他们必须超出自己所在的关系网络范围才能够接触到比自己地位更高的人，弱关系正好可以提供这样的机会。而那些在网络中处于低地位的人在网络内部就完全可以通过强关系联系到地位更高的关系人。韦格纳据此推测，关系强度和求职者先前的职业地位之间存在相互作用。如果抽样设计均衡的话，关系强度与高地位求职者之间的负效应和与低地位求职者之间的正效应应该能够同时显现出来。韦格纳对前西德604名男女的生活史调查研究证实了这一点：关系强度与先前的职业声望存在交互作用，即先前职业声望低的转职者使用强关系实现流动，而那些职业声望高的则利用弱关系实现流动。他最后指出，在异质性网络中，究竟是何种关系强度发挥作用取决于个人先前的地位。只有考虑到这一点，才能够解释一些人通过弱关系获得收益，而另一些人则通过强关系获得收益。
然而，韦格纳似乎没有意识到，他提出的地位差异论解释暗含了一个假定，即高地位的人所拥有的关系网络和低地位的人所拥有的关系网络是完全重叠的，他们共同拥有这一唯一的网络。这个假定过于强了。事实很可能是，高地位的人和低地位的人的关系网络有一部分是重叠的，而另一部分是不重叠的。也就是说，高地位的人和低地位的人拥有不完全一样的个人关系网络。既然低地位的人可以在自己的关系网络内部通过强关系接触到高地位的关系人，那么同理，高地位的人也可以在自己的关系网络内部通过强关系接触到比他地位更高的关系人。因此，虽然韦格纳的发现——不同地位的人动用关系的强度存在差异——具有很大的启发意义，但他给出的个人网络异质性的解释不能贯彻到高地位的人那里，显然是不充分的。
另一种解释是制度差异论，即认为不同的制度脉络是求职中强弱关系之相对有效性的条件。在《求职》第二版（1995）的后记中，格拉诺维特在回顾了“弱关系优势”理论提出以来一系列相关的经验研究后，指出关于关系强度和劳动力市场的假设必须在制度脉络中提出。边燕杰（1997）将格拉诺维特的这一观点运用于分析中国工作分配制度下的求职过程，即超出市场经济的范围之外，考察强弱关系在中国求职者中的相对有效性。他的研究发现，中国的转职者并非是通过弱关系来实现职业流动的，相反他们往往借助于亲戚、朋友等强关系的帮助达到目的。在区分了信息和影响后，他发现在工作分配制度下，个人的关系网络主要用来获得掌握工作分配实权的人的影响，而不是用来收集就业信息，因为求职者即使得到了信息也不能去申请工作。边燕杰由此提出了“强关系优势”理论。格拉诺维特通过考察市场经济中职业获得过程而提出了“弱关系优势”理论，这一理论的核心依据是弱关系作为桥梁在传递信息方面比强关系具有优势；而边燕杰在对中国个案的研究中发现强关系在传递影响方面相对于弱关系的优势。因此，一个自然的结论是，在市场经济中重要的是工作信息，弱关系恰恰显示出在这方面的优势；而在中国的工作分配制度中重要的是影响，强关系正是在这里表现出力量。总而言之，强弱关系发挥效力的条件似乎在于计划经济（中国）和市场经济（美国）两种制度之间的差异。
如果说经济制度是强弱关系发挥作用的条件的话，那么在市场经济制度下，不管是哪个国家或地区都应该得出“弱关系优势”的结论。但是，在日本、台湾、新加坡等东亚的一些实行市场经济制度的国家或地区中所做的研究都一致支持“强关系优势”假设（Watanabe，1987；Berger and Hsiao，1988；Xiong ，Sunand Xu，1986）。这应该如何解释呢？一种可能的猜测是，不同的社会文化背景是强弱关系发挥作用的条件。尽管东亚的这些国家或地区实行的是市场经济制度，但这些国家或地区共通的地方是它们在传统上都受到儒家文化的影响，同属于儒家文化的文明圈。也许在儒家文化背景下，强关系占据优势；而在西方社会基督教文明背景下，弱关系占据优势。姑且把这称之为第三种解释，即文化差异论。
要检验这一假设需要有效分离经济制度和文化环境这两种影响。在《找回强关系》一文中，边燕杰比较强弱关系之相对有效性时是把这两个因素混在一起的。
实行市场经济制度的美国同时也以基督教文化为主宰，而实行计划经济的中国同时又处在儒家文化的怀抱中。因此，到底是制度环境还是文化环境对强弱关系的相对有效性起作用无法做出判断。边燕杰和洪询（1997）在一篇论文中用计划经济时代中国天津的资料和新加坡市场经济环境下搜集的资料进行了比较研究。
他们选择这两个国家进行比较的目的是排除文化等其它因素的影响，而专注于观察劳动力市场因素对强弱关系效力的影响。结果发现，在新加坡的劳动力市场制度背景下，工作更多地是通过强关系获得的，而非弱关系，这与在天津的发现一样。
这一结果排除了“劳动力市场缺失与否对职业流动中强弱关系的相对效力具有内在影响”的假设。需要指出的是，虽然边燕杰和洪询的目的是想检验制度脉络是否对强弱关系的相对效力产生影响，但实际上他们的研究间接地支持了文化差异论的观点。
三、关系强度与网络结构
劳动力市场的关系强度论点关注求职过程中自我、关系人和（或）帮助者之间关系的性质。格拉诺维特的“弱关系优势”理论指出，由于强关系把一伙经常互动的人联系在一起，所以它在群内传递的主要是多余的重复信息；而弱关系由于可以在不同群体之间扮演“桥梁”的作用，它往往是新信息的源泉，因此求职者利用弱关系更容易获得工作。林南（1982）进一步扩展了格拉诺维特的观点，通过强调弱关系在获取更好的社会资源中所发挥的作用，说明了弱关系和地位获得结果之间的关系，即弱关系带来更好的关系人，而关系人又产生更佳的结果。
然而，一些研究发现，在控制了求职者的特点之后，关系强度和工资之间不存在显著关联（Bridges and Villemez，1986；Marsden and Hurlbert，1988）。
布瑞基斯和维利麦兹因此指出：“在劳动力市场上，关系的强弱维度不是个人关系的唯一的，或者说最重要的特点。……未来的研究应该集中于求职过程中社会资源的其它维度及其作用。”
在蒙格麦瑞（Montgomery，1992）看来，格拉诺维特和林南等人对“弱关系优势”假说的经验分析主要集中于找工作时实际动用的关系类型，而“网络资源”的观点认为，网络结构可能是关键的自变量。他运用经济学的找职模型考察了网络结构和劳动力市场结果之间的关系。在分析中，他引入了“保留工资”的概念。
根据格拉诺维特和林南的研究可以推知，弱关系传递工作机会的概率比强关系高，或者弱关系传递的工作机会分布比强关系好。如果这样的话，保留工资就必然随着个人社会网络中弱关系比例的上升而上升。正如研究职业搜寻的经济学家长期持有的观点，工作机会分布广度的增加会使搜寻更有价值，个人社会网络中弱关系比例的增加提高了求职者找到更高工资的工作的机会，会使求职者更为挑剔，也就抬高了找职者的保留工资，因为他期望有更多或更好的工作机会。所以，在强弱两种关系传递工作机会的概率相等、工作机会分布的平均值相等的条件下，由于弱关系的分布比强关系更广，保留工资就会随着弱关系比例的上升而上升。
蒙格麦瑞由此提出，格拉诺维特和林南关于“弱关系优势”的假说可以进行这样的经验检验：控制网络规模，察看保留工资是否随着弱关系比例的上升而上升。
显然，在蒙格麦瑞看来，检验“弱关系优势”假说存在两种思路：一是察看动用弱关系找到工作的工资是否更高；二是察看工资是否随关系网中弱关系比例的上升而上升。可见，蒙哥麦瑞并没有否定“弱关系优势”理论，而是把这一理论的要义融合进自己的网络结构的思路中。根据这一思路，我们可以进一步推出两个假设：一是资源丰富的网络比资源贫乏的网络包含有更多的弱关系。如果这一假设得到支持，那么随之而来的另一个假设就是，个人所拥有的丰富的社会网络与成功的关系（即带来某个工作的关系）为弱关系之间存在正向关系。即是说，丰富而异质的关系网络更容易促使弱关系发挥作用。
从蒙格麦瑞的研究中可以获得的一个重要启示就是，研究者应该更多地关注网络结构和劳动力市场结果之间的关系。沿着这一方向，伯特的“结构洞”理论走得更远。伯特（Burt，1992）认为，关系强度不应成为网络分析的重点，更重要的是要分析个人社会网络成员之间的关系模式。在他看来，弱连带与个人网络所提供的特别信息量是相关关系，而非决定关系。个人从某个特定关系人那里获得的信息的价值取决于该关系人在个人网络中与他人联系的断裂（disconnections）情况。他因此提出了“结构洞”理论，用“结构洞”（structural holes）一词表示网络成员之间联系的断裂。所谓结构洞就是指非重复的信息源。不重复的信息源更有效率，因此富含结构洞的社会网络是最有效率的网络结构。个人社会网络中的结构洞越多，个人流动的可能就越大。波多尼和拜伦（Podolnyand Baron ，1997）的一项研究证实了这一点。他们在研究中用“直接连接”表示个人与网络成员的连接，用“间接连接”表示网络成员之间的连接。结果发现，直接连接的数量对组织内部的向上流动具有正向作用，而间接连接的数量具有负向作用。也就是说，规模大而多余关系较少的网络有助于职业的进步。
四、社会资本与人力资本
在劳动力市场上，有些人比别人享有更高的收入，有的晋升更快，有的据有更重要的职位。这是什么原因呢？以人力资本理论为代表的主流经济学家认为，劳动力市场上的这种不平等是由个体能力的差异所导致的，“个人之被雇佣、提升以及工资所得都决定于个人的生产能力”（斯威德伯格，2005：115）。根据这种观点，人力资本是决定个体生活机会的关键因素，其基本命题之一是，教育作为人力资本投资的一种形式，具有提高生产力的作用，因而个人的生产力从而收入水平与教育水平成正相关关系（张凤林，2006：50-56）。
然而，格拉诺维特对这种解释提出了严厉批评。在他看来，经济学有关劳动力市场的研究存在两个错误的理论预设：一是“社会性孤立”。人力资本理论假设了个体行动者可以孤立于社会关系的影响、他人的决定与行为，以及过去的关系历史之外（格拉诺维特，2007：108）；二是认为劳动力市场是一个开放和竞争的领域，有关工作岗位的规定与必需的技术和能力是容易相配的，可以获得的关于工作和申请者的信息是广泛分布的（Granovetter ，1992）。格拉诺维特认为这两个假设“太狭窄”（too narrow），并将以此为基础建立的经济学的理论架构斥之为“低度社会化”（under-socialized）。他强调指出，个人行动实际上是镶嵌在社会及经济关系的网络中，它深深地受到社会关系的限制，把它们视为相互独立的东西是极大的错误（格拉诺维特，1985）。由此他提出“镶嵌”的理论和范式，其基本的解释逻辑是从人所处的具体的社会关系角度来解释其经济行为。换句话说，人的行为因其所处的社会关系网络不同而各异（周雪光，2003：120）。
显然，人力资本理论和社会网络理论展示了关于劳动力市场的两种不同的理论视角。一个现实的问题是，什么因素决定求职者选择使用关系或者其它的求职方式呢？根据人力资本理论，教育投资以及各种职业培训会产生较强的外部效应。
教育不仅能够提高人们适应就业职位需求的能力，而且它还具有对不同的人的能力进行筛选、鉴别并向经济社会推荐的功能。文凭、学历或学位证书向社会准确传达了持有者所具有的能力的信号，企业因此而减少了搜寻求职者的信息所花费的成本。由此，一个可能的假设是，人力资本丰富的人更多地倚重劳动力市场的正式途径找职。但是，按照格拉诺维特的说法，“完全劳动力市场只存在于教科书中”，理性的求职观念在人们真实的求职过程中并没有派上多大的用场（格拉诺维特，1974：25）。人们确实都在找工作，但不是每一个人都能够找到工作，许多人是在别人提供了具体的工作信息时才去申请工作的。也就是说，有效的社会联系在求职过程中非常重要。格拉诺维特推断：不管能耐多大，优点多多，没有适当的社会联系，人们在求职中将处于不利地位（斯威德伯格，2005：92）。
因此，另一个假设是，社会联系广泛的人更可能借助于非正式的途径求职。
博克斯曼等人（Boxman et al.，1991）在一项对荷兰经理的研究中探讨了这个问题。结果发现，若以教育程度代表人力资本，那些人力资本丰富的人通过非正式途径获得现职的比例较高，中级或高级职业培训或者只有中学水平的人通过非正式途径获取现职的比例则低一些，而受教育程度最低的那一部分人使用非正式途径的比例又高起来。从社会资本的角度来看，荷兰经理不仅在整体上非常多地通过非正式关系找职，而且，如果社会资本越丰富，就越多地借助关系途径。
这项研究似乎表明，人力资本或社会资本丰富的人在求职过程中更可能通过非正式途径找职。不同的是，人力资本最欠缺的人也同样更可能通过非正式途径找职。
博克斯曼的这项研究表面上是支持了社会资本理论。但是，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之间的关系如何呢？人力资本丰富的人是否其社会资本也同样丰富呢？如果人力资本丰富的人其社会资本也丰富，那么如何来分辨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对求职方式的相对影响呢？这是在对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进行比较研究时需要格外关注的一个问题。
自布劳和邓肯的经典研究以降，分层研究的文献充分证明了个人教育水平和职业地位之间存在正向联系。如前所述，社会网络的作用也已经获得经验研究的一致证实。由此，另一个引人关注的问题是，社会资本和人力资本哪一个对职业获得的影响更大？赵延东等（2000）以武汉市471名下岗职工为研究样本，具体考察了下岗职工的社会资本、人力资本对能否再就业、再就业职业声望和再就业收入的影响。结果显示，社会资本仅对职工能否获得再就业有显著影响，而人力资本则不仅影响职工再就业机会的获得，而且影响着他们再就业的职业声望和收入水平。然而，在他和王奋宇（2002）合作的另一项对城乡流动人口在城市中经济地位获得的研究中，尽管人力资本仍然对个人经济地位获得发挥着重要影响，但相对而言，社会资本在城乡流动人口的经济地位获得中的作用更大。这些相互矛盾的经验研究结果表明，有关社会资本和人力资本对职业获得的相对贡献问题仍然莫衷一是。
此外，第三个问题是人力资本与社会资本在职业获得结果上的相互作用。根据博克斯曼（1991）的研究，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在对职业收入的贡献中发生相互作用，社会资本没有提高人力资本的回报率，相反降低了人力资本的回报率：社会资本越多，人力资本的回报就越少；人力资本的回报在社会资本水平最低时最大。弗拉普等人（Flap and Boxman ，1998）的另一项研究发现，无论其人力资本处于什么层次，社会资本都会带来更高的收入，但是当社会资本处于高层次时，人力资本的回报会减少。据此可以逻辑地推断出，人力资本在地位获得中对社会资本起着补充的作用。也即，当社会资本的值很高的时候，不管人力资本处于什么层次上，获得的地位都将很高；当社会资本的值很低的时候，人力资本对地位获得有着很强的影响。或者说，假定人力资本与社会资本都处于某种最低层次，社会资本将是解释地位获得的最重要的因素（林南，2005：95-96）。
概而言之，社会资本研究的一个很重要的理论指向就是和经济学进行理论对话，进行这种工作的一种直观有力的方式是把这两种理论放在一个具体问题的平台上，让两种理论直接交锋，检验在某一个具体问题上谁更有解释力。但在以往的职业获得研究中，对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进行比较研究的文献还不多，因此仍然存留许多令人置疑的地方。上面提出的三个相关问题有待以后的研究来解决。
五、结语
这篇文章简要回顾了以往有关社会网络与职业获得方面的研究，一个清晰的印象是，过去几十年的研究进展并不表明社会网络与职业获得研究已经接近尾声。
相反，这方面的研究仍然处在不断的发展之中，相关的许多问题还有待进一步的研究来澄清。另一方面，也许这些争辩的理论本身没有对错之分，只是各自适用的边界和条件不同而已。因此，对不同的理论主张进行细致的比较和区辨，廓清其适用的边界和条件，应该是促进理论发展的一条快捷之路。然而，以往的大部分研究几乎都是在一个单项研究中提出自己的理论主张，再用经验资料进行验证，并将所得之结论推而广之到其它社会情境里。这种研究方式的一个缺点是给人以自说自话的印象，所得之结论并不令人十分信服。如果能在一份经验资料的基础上，同时并置相互对立的理论，由之导出命题和假设，进行检验，让这些观点对立的理论直接进行对话，得出的结论也许更有说服力。
最后，需要特别指出的是，相对于社会网络与职业获得方面已有的大量文献，本文只覆盖了其中的一部分。而且，相对于这一研究论域，本文所提出的几个问题也只是理论发展中的几个片段而已。当这些问题被解决之后，相信其它的问题又会浮出水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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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浙江社会科学》2009年第5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