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上个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随着互联网从研究领域逐渐进入公众领域，网络政治(cyberpolitics)、网络民主(cyberdemocracy)、数字民主(digital democracy)、电子民主(electronic democracy)等概念蜂拥而至，构成全球范围内民主政治理论和实践的一道新的风景线。“网络民主”会将现时代的政治社会引向何方？乐观主义者坚信新技术的应用会更加促进和捍卫言论自由和民主质量，而悲观主义者则担心新技术难免让少数人左右和操作大众的情绪，甚至会出现“无政府主义”、“电子法西斯主义”以及“情绪性民主”。就中国而言，人们对网络民主的热情更甚于西方社会，对网络民主的评价也更为正面和积极。相形之下，西方发达国家对网络民主更为谨慎，而中国更为乐观；国内学术界更为谨慎，而政府和社会公众更为乐观。这种反差本身，就足以引起我们的思考。
在今天互联网的技术条件下，传统的政治传播模式已经被突破。网络民主为政治参与提供了新的广度和深度。
鉴于中国的民主政治还在发展的过程中，加之互联网在中国的迅速发展和普及，网络民主的意义和作用在中国表现得更为典型，也更为重要。互联网不仅可能成为中国民主政治发展的一个新的增长点，而且也可能为社会主义民主或人民民主的实现开辟更为广阔的前景。
一、“网络民主”的新动向和新课题
互联网的诞生根本性地改变了人们政治参与的方式、结果和目的，打破了信息传递的壁垒。与工业文明时代国家集权形成鲜明对比的是，“网络民主”能够克服传统民主政治中单向式、集中化的政治传播模式，从而突破传统民主模式的某些局限。
实际上，对于当代信息和通讯技术革命对民主政治会可能带来什么影响，在互联网诞生之前知识界已经有所关注。早在1977年，著名政治学家海因兹·尤劳就对“电信民主”(teledemocracy)问题展开了深入而富有影响的研究。1982年，美国未来学家约翰·奈斯比特在《大趋势》一书中大胆预言，“在立即可分享信息的时代，代议民主制已过时，参与式民主变得重要”。
未来学家阿尔温·托夫勒在1983年出版了《预测与前提》一书中也认为，比起工业社会，经历科技革命“第三次浪潮”的社会将可能更加民主，“电子计算机对政治体系带来了难以数计的冲击。那些集中化的大型电子计算机也许将增加国家对个人的控制能力，但非集中的、小型的电子计算机网络却会加强个人的力量。”
上世纪90年代以后，随着互联网的运用，对网络民主、数字民主、电子民主的研究在国际上成为一个新的课题。例如，美国学者葛莱米·布朗宁和丹尼尔·魏兹纳在1996年出版的《电子民主——运用互联网影响美国政治》、英国学者罗莎·查葛若西诺在1997年出版的《网络民主——技术、城市与市民网络》、英国学者布莱恩·娄德和巴里·黑格在1999年出版了《数字民主：信息时代的交流与决策》等，均以互联网与民主政治的关系作为研究主题。这些研究，给国际上的民主研究注入了新的内涵，也昭示着人类社会民主发展在新技术背景下遭遇的前所未有的新动向和新问题。
不仅知识界如此，各国政府和政治家对于网络民主也予以越来越多的关注和运用。2008年6月20日，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胡锦涛在人民网“强国论坛”(bbs.people.com.cn)通过视频直播同网民在线交流。这是党和国家主要领导人首次同网民面对面的交流互动，虽然只有短短的20分钟，但是这一举动的象征意义却非同寻常。民众和媒体对此做了非常积极的解读，认为此举代表执政党认可了互联网在推进中国民主政治等方面的作用。进而，在2009年“两会”开幕前的2月28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温家宝与网友在线交流并接受中国政府网、新华网联合专访。数以亿计的海内外网民纷纷登录新华网发展论坛，就他们关心的热点问题向总理提问，因此有评论认为2009年的两会“从某种意义上说是从互联网开始的”，温家宝总理与网友在线交流将“E两会”推向了高潮。
同样，2008年的美国大选也翻开了美国网络民主新的一页。奥巴马在成为美国历史上首位黑人总统的同时，也被称为“第一个互联网总统”。与此相对应，美国选民们对互联网的利用也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水平。此外，在胜选以后，奥巴马竞选办公室通过电子邮件向数百万支持者发出了一份4页的网络调查表，征求美国公民对奥巴马政府未来施政方针的意见和建议。结果，有55万人参与了调查。这或许是美国历史上最广泛、最有效的网络民主运动。
作为一种信息技术发展的产物，互联网的诞生根本性地改变了人们政治参与的方式、结果和目的，打破了信息传递的壁垒。与工业文明时代国家集权形成鲜明对比的是，“网络民主”能够克服传统民主政治中单向式、集中化的政治传播模式，从而突破传统民主模式的某些局限。
正如美国学者托马斯·弗里德曼在2005年所写的《世界是平的》一书中谈到网络对社会政治结构的影响时所说的，由于网络信息技术的影响，“自上而下”的政治一去不复返了，因此政治过程将被重新考察；世界正在以更快的速度变平，并且还在不断地改变各种规则、角色以及相互的关系。这种“平”的世界，也是现实政治结构变化的一个表现。金字塔式的传统政治结构，正向网络化的扁平状发展。“网络民主”使得公民能针对即时政治事件时能直接阐述自己的观点，这与直接民主相一致。
那么，上述“网络民主”的发展可能具有什么样的政治后果？互联网对民主政治可能带来哪些影响？“网络民主”能否构成新的民主模式？这些都值得进行深入探讨。特别是对于网络民主方兴未艾、如火如荼的中国来说，理性的思考尤为重要。
二、互联网给民主政治带来的前景和机遇
在中国，互联网对政治社会生活的影响日益显现，正在以出乎预料的速度和力度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直接塑造着我国民主政治的进程。它扩展了民主的监督对象和范围，创造了全新的网络监督模式。
在今天互联网的技术条件下，传统的政治传播模式已经被突破。Web2.0之后，每个有能力上网的人，都可以通过互联网获取信息、发表言论，并与他人直接互动。由于网络民主具有不受时空限制、传播成本低廉、传输速度快捷等特点，无论身在何地，只要能够上网，就能发表言论，探讨问题，从而激发了公众政治参与的兴趣，提高了公民政治参与的能力。
美国当代文化研究杂志《刺猬评论》在其2008年秋季号的《作为公民意味着什么》专辑中，将互联网民主简单定义为：人们一阅读、二反应、三选择、四参与，则事成。总之，互联网络的推广应用，使社会成员得以在平等基础上更趋广泛地参与政治活动，正像阿尔温·托夫勒所说，网络“将会增加而不是减少参加社会、经济、政治方面的决策人数。而电子计算机可能是自有投票箱以来实行民主的最可依赖的工具。”互联网上的新名词“网民”(netizen)这个词的本意就是“网络公民”，至少理论上每位“网民”在网络上是权利平等的公民。比如，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与网民的在线交流，网民们把胡锦涛称为“中国第一网民”。
网络民主为政治参与提供了新的广度和深度。政治参与的质量取决于两方面因素：主观方面是公民的参政能力和素养，客观方面则是政治参与的途径和渠道。就我国而言，这两方面都不同程度地存在问题，而后者的问题更为突出。互联网的应用，在上述两个方面都可能起到积极作用，特别是为我国的民主参与提供了一个全新的、便利的、有效的途径，从而大大扩张了公民政治参与的规模和数量。近年来，以中国互联网第一案“孙志刚案”所引发对《城市流浪乞讨人员收容遣送办法》是否违宪的大讨论为标志，网民作为一个群体飞速壮大并空前活跃，对政府决策产生了重大影响。特别是在2007年到2009年的一系列重大事件中，公众通过互联网直接和深入地参与到了社会生活和政治生活的各个方面，其广度和深度在中国政治过程中是前所未有的。而在这新一轮公众参与的狂飙突进中，政府也难能可贵地做出了有益互动。对于还需要不断建设和完善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来说，“网络民主”构成了丰富民主形式、拓宽民主渠道的新途径，对于保障公民的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监督权起着不可替代且立竿见影的直接作用。
互联网为我们提供了全新的信息传输介质，开放式的网络平台，“近距离”的对话窗口，高速率的数据统计，多元化的信息处理，这些不仅有助于畅通政治参与的渠道和培养公民的参政能力，而且也为直接民主提供了某种可能性，从而有望实现对选举民主和代议民主的超越。人类对于民主的探索，经历了从直接民主向代议民主的转变，这种转变有着非常复杂的原因，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在人口庞大的社会，直接民主在传统上没有可以实现的技术条件。而代议制民主理论则从根本上改变了民主在人数上的限制条件，这在近代以前曾经是众多反民主观点的关键理由。因此，代议制的出现在巨大的领土和时间范围上可望实现民主政治，曾被著名政治经济学家詹姆斯·密尔誉为“现代性的伟大发现”。然而，互联网的出现则动摇了代议民主以往的神圣不可侵犯性，再次唤起了人们对于直接民主的向往。至少，它使直接民主在一定程度和一定范围内能够得以实现，虽然它还不能取代代议民主的主导地位。
互联网的发展，也扩展了民主的监督对象和范围，创造了全新的网络监督模式。传统的监督基本上是一种间接监督，在其过程中，时间和信息的损耗在所难免，再加之体制缺陷以及各种非正常因素的干扰，监督效力比较有限。而互联网则创造了一种更为直接、快捷的监督渠道，扩大了公民监督的广度和深度，使公民能充分发挥其民主监督的主体地位，也构成了直接民主的某种形式。在中国，从“邱庆枫事件”中单纯的利用互联网表达公民态度，到“孙志刚事件”中网络舆论的呼声推动了立法，再到“厦门XP案”中网络舆论引发出公共事件，互联网在民主监督中的作用越来越大。特别是2008年末至2009年发生的“人肉搜索”致南京某房产局局长被撤职一案、“躲猫猫事件”以及广东公务员公费出国视频曝光等一系列事件表明，互联网已经从最初的“发声渠道”演变为“监政督腐”的特别平台。在互联网时代，一切政府行为和腐败现象都可能暴露在网民面前并诉诸公众，可谓天网恢恢，这是以往任何时代都无法想象的，也是任何其他权力监督形式都不可比拟的。这种“网络监督”现象在中国尤其引人注目。
以上正像德国明斯特大学的学者维夏德·沃伊克所说的那样：新技术促进和捍卫了民主和言论自由，“新技术本身就蕴含着一种潜力，会使更多人在民主参与的方式下卷入社会生活的洪流中去。”即使对于传统的代议民主，互联网也可以起到积极的作用，可用以优化选举过程和选举管理，对公民投票进行数字化、信息化处理。以网上选举为例，选民可以在网上快速查阅候选人的信息，了解选举规则，可以就相关问题与候选人对话；同时，选举机关可以在网上第一时间收发、统计选票，在网上公开计票结果。这无疑将改进传统的选举方式，增加选举的科学性和公开性。
鉴于中国的民主政治还在发展的过程中，加之互联网在中国的迅速发展和普及，网络民主的意义和作用在中国表现得更为典型，也更为重要。互联网不仅可能成为中国民主政治发展的一个新的增长点，而且也可能为社会主义民主或人民民主的实现开辟更为广阔的前景。
三、互联网给民主政治带来的问题和挑战
互联网可能导致的无序化发展，最典型的表现形式就是“信息轰炸”和“信息欺骗”。“信息轰炸”在有限的时空内投放超密集的信息容量；“信息欺骗”则是借助在网络中通过技术的方法伪造出一个以假乱真的信息环境来影响公众。
一方面，互联网为民主政治提供了新的途径，创造了新的空间；另一方面，也带来了新的问题，产生了新的冲击。
由于科学技术本身所具有的“双刃剑”矛盾性质，在所有让人乐观的地方同时也可能让人悲观。网络民主的无序发展可能损害民主政治赖以生存的基础。互联网可能导致的无序化发展，最典型的表现形式就是“信息轰炸”和“信息欺骗”。在相关研究中，这两种形式都被统称为“信息权术”。“信息轰炸”在有限的时空内投放超密集的信息容量；“信息欺骗”则是借助在网络中通过技术的方法伪造出一个以假乱真的信息环境来影响公众。
正像美国国家信息基础设施顾问委员会委员埃瑟·戴森所指出的：“数字化世界是一片崭新的疆土，可以释放出难以形容的生产能量，但它也可能成为恐怖主义和江湖巨骗的工具，或是弥天大谎和恶意中伤的大本营。”同样值得担忧的是，“人肉搜索”一方面为加强权力监督提供了可能性，另一方面也可能对公民权利和个人隐私造成伤害。而且，信息技术的发展，使超级计算机的并行处理能力足以实现记录人们所有行为的可能性，人们的每一笔电子消费、每一封电子邮件、每一次信息查询甚至私人生活，都能被电脑忠实记录，这使得包括国家在内的各种组织监视和控制社会的能力空前强化。
美国政府就一直试图通过政府强制性托管密匙的政策，以便在任何必要的时候检查电子记录的内容。尽管政府可以从保障国家安全的角度列举这样做的理由，但从民主的角度看，让政府掌握几乎可以了解个人全部隐私的密匙，对于民主和人权的潜在威胁十分巨大。
总之，数字化网络发展会引发一系列冲突：个人隐私与社会公开性的冲突、安全与自由的冲突、政府监控与个人自治的冲突、鼓励创新与保护知识产权的冲突等，并将会在生产者和消费者、政府和公民、大众传媒和接受者之间造成权力平衡的深刻转移。这些都构成了对民主的新挑战。
更值得关注的是，网络民主本身也存在严重的先天不足，甚至可能对国家的民主体制产生危害，对此不可不查。美国芝加哥大学教授凯斯·桑斯坦在2002年的著作《网络共和国——网络社会中的民主问题》(Republ i c.com)中，对于网络对民主发展的影响和对策提出了较为全面的分析。在不少人为网络给民主带来的诸多好处而欢欣鼓舞之际，他却指出：新媒体有可能造成一个分裂的传播世界，互联网上的“群体极化”和极端主义也更容易发生，危及西方社会的民主体制。2007年桑斯坦还出版了《Republ i c.com 2.0》，对Web2.0时代的民主问题进行分析，指出网络使人们可以对信息加以过滤，进行个人化的选择，但健康的民主制度需要人们接触不同的意见。这些观点具有广泛的影响。
与代议民主下民意的表达与聚合具有较大程度的均衡性不同，网络民主中的民意很难被均衡地代表，其表达和聚合更加是偶发的、即时的、随意的、无序的甚至是不负责任的，正如阿尔温·托夫勒早就看到的那样，信息社会对当今世界的冲击也将使“半直接民主”和“少数派权力”成为政治原则。在原子化的互联网上，无数个网民发出无数种不同的声音，多数同意的民主原则被伤害后难以找到有效协调社会整体利益的手段，可能导致日益严重的无政府状态。而且，由于“数字鸿沟”还伴随着群体不平等、区域不平等、城乡不平等、代际不平等、性别不平等等问题，正像提姆·鲁克所说：“数字鸿沟把整个社会划分为信息的富人和信息的穷人，信息的所有者和信息的非所有者，以及第一世界和第三世界。”因此，网络民主目前还无法找到能够均衡表达主流民意的途径，这一点与代议民主相比，具有重大的局限性和缺陷。
更有甚者，互联网的民主表达还可能成为滋生民粹主义的温床。海因兹·尤劳在30多年前就不无忧虑地指出：电信民主将导致一种政治的“非中介化”，形成一种“以高科技为形式的独裁的民粹主义”。在互联网普及的时代，这一倾向会得以放大和加剧。由于互联网的出现一定程度从技术上突破了代议民主的限制性条件，使直接民主成为可欲的目标，这就为民粹主义创造了条件，并通过互联网的“放大效应”使少数派权力貌似享有普遍的“民意”，进而转化为“多数人的暴政”，使网络民粹主义和多数人的暴政相互助长，从而扭曲民主的精神实质和现实途径。
必须认识到，在目前的条件下，代议民主依然是而且应该是民主政治的基本制度安排，网络民主不能也不应取代代议民主的这一基础性地位，而只能如同其他各种直接民主或参与民主的途径一样，是对代议民主的某种补充。奈斯比特所谓“代议民主制已过时”的预言，至少在可见的将来是言过其实了。对于我国来说，在充分发挥网络民主积极作用的同时，也要防止其带来的潜在危险。在代议民主有待健全和发展的情况下，网络民主一枝独秀地超前发展，其后果并不一定都是积极的。因此，正确处理代议民主与网络民主、选举民主与协商民主、党内民主与人民民主的关系，是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发展需要予以认真考量的重大战略课题。
（来源：文汇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