互联网可能是人类历史上迄今为止对社会生活影响最伟深刻的科技成果。互联网诞生至今已历经半个世纪的发展，从最早纯粹服务于科研的快速通信网络、远程控制、多人会议，到商业领域的股票交易、电子商务，再到社会生活中的聊天室、BBS，至今日如火如荼的WEB2.0，互联网的触角已近深入到现代社会的每一个角落。同以往的科技革命一样，新技术颠覆了旧社会，构建了新的社会结构。
互联网之于社会的最深刻的影响在于它彻底改变了人类的交流与沟通方式。在信息社会或言网络社会里，“交流”这一概念被重新阐释。人们的思维和语言不再被受制于特定的时间与空间的束缚，信息在互联网中以光速传遍每一个网络节点，覆盖整个网络世界。换言之，互联网重塑了人类社会的交往方式，“社会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与技术完全结合在一起。”互联网“与其说是一个技术的创造物，不如说是一种社会性的创造物。”［1］（P124，126）地理意义上的边界变得越来越模糊，“地球村”这一概念正变得愈发清晰而真实。
一、网络民主的研究意义
互联网对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都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也给民主政治生活带来了巨大的冲击，为民主政治的发展创造了新的机遇、环境和条件。“如果所有公民都能顺利地拥有丰富而多元的信息环境，那么可以认为，媒体已经实现了其民主机制。”［2］（P43）而“在当今社会，普遍地联入计算机网络已成为实现民主的前提之一。”［3］互联网最初就是出于军事目的被发明的，是一种“政治性”的力量。自其诞生以来就不断向政治生活渗透，不仅影响传统的政治制度、政治结构、政治过程、政府管理，也为政治概念本身带来了新的理解和诠释，为传统的政治生活增加了新的变数。从技术角度看，互联网先天具有匿名性、直观性、便捷性、去中心化等特征，这些特征使互联网天生具有“分权”、“平等”、“自由”这样鲜明的民主色彩。从社会生活的角度，互联网的普及带动了信息时代的“由千千万万的互联网用户在新一代互联网技术的支持下所推动的社会变革”的“草根革命”［4］（P4）。以互联网为代表的新一代信息技术赋予普通民众获得更广泛的信息资源的能力，而信息通常是财富和权力的象征，掌握信息就是掌握权力，互联网不仅将权力带给普通民众，更赋予人民更好地行使权力的手段，这种赋权特征通常是民主政治的前提和基础。互联网引领的“草根革命”拉近了政治生活和普通人的距离，政治不再是“高高在上”的上层建筑，而是在家里、在办公室甚至在街头都触手可及的，民众政治参与的成本降低、热情高涨，参与过程也更加自由和平等，互联网成为公民表达意见和沟通互动的开放平台，知情权和言论自由等政治权利在网络时代充分张扬。从政府的角度，互联网在很多国家被广泛应用于电子政府、政党选举及民主投票等活动，进一步推进了政治运行的高效率、政治过程的公开透明。由于互联网对于民主政治如此显著的推动作用，作为信息技术发源地的欧美国家学者对网络和民主的关系已经进行了多方面的研究，有人提出网络将改变传统的权力结构，发展出一种新型的民主形式——“网络民主”，并使民主政治走向直接民主的复兴；中国也有学者提出互联网是“最民主的地方”。［5］（P22）
二、国内外学界对网络民主的研究综述
（一）国外学界对网络民主的研究
国外学者关于网络对人类社会、政治、经济生活的影响的专门研究起步较早，美国学术界早在20世纪60年代就有针对媒介对人类社会及政治生活的影响的研究。麦克卢汉在1967年出版的《媒介即信息》一书中，认为媒体本身比其传播的内容更重要，因为公众获得的信息在很大程度上是由环境塑造的。麦克卢汉在本书中提出了著名的“地球村”概念，认为技术就是人类身体的延伸，这一概念也启发了后来的关于技术发明对公众生活转变以及对当代政治体系的可能影响的许多研究。在70、80年代，对于信息技术的发展与社会经济以及政治过程、民主制度的关系的探讨已经较为深入，如丹尼尔·贝尔的后工业社会理论代表作《后工业社会的来临——对社会预测的一项探索》一书，贝尔认为世界已经进入后工业社会时代，电讯和电脑对信息和知识的交流极为重要。著名的未来学家托夫勒在其代表作《第三次浪潮的政治》、《力量转移——临近21世纪时的知识、财富和暴力》等书中探讨了在不久的将来，当人类进入信息时代政府应该实行何种体制及运作的原则。托夫勒指出，未来信息时代的政治将实现以下三条原则：第一，少数派权力。多数人的统治原则的合法性在信息时代已经不再适用了，现在是少数派说了算。第二，“半直接民主”，即从代议制的主要依赖代表，逐渐转变到更多依靠人们自己，而这两者的混合就是半直接民主。第三，决策分工，即打破政府部门对政策制定的垄断，让应该决策的人来决策。他在书中所提及的“21世纪民主”中，认为受到适当教育的公民完全有能力通过使用电脑、卫星、电话、电缆和电子投票技术或其它工具来达到“直接民主”。约翰·奈斯比特在《2000年大趋势——90年代十大新趋向》一书中，重点讨论了网络对代议制民主的影响和网络对政府的影响。他认为信息作为消费品立等可取的时代，繁琐的代议制民主已经过时，人民普遍的参与式民主变得更加重要。
网络的迅猛发展对传统政治领域的冲击促进了政治科学的新发展，网络政治学研究兴起。20世纪90年代，美国掀起了网络政治研究的高潮。维尼·拉什的《网络政治学：互联网对政治过程的影响》，大卫·霍莫斯的《虚拟政治学：网络空间的认同与社群》，凯文·希尔和约翰·休斯的《网络政治学：互联网时代的公民激进主义：人民、激情和权力》，理查德·戴维斯的《网络政治学：因特网对美国政治系统的影响》，威廉·达顿的《在线社会：数字化时代的信息政治》。这些著作研究了网络政治的一些基本问题，包括网络对政治制度、政治过程、政治参与以及国际政治的影响，对网络时代的民主政治也有所涉及。1996年劳伦斯·格罗斯曼出版了《电子共和国：信息时代重塑美国民主》一书，对电子通讯技术革命对美国传统民主理念和民主过程的影响进行了分析。格罗斯曼认为在不久的将来，高度发达的电子通讯技术将使投票像浏览网站在线购物一样简单，他把这种情况称为“电子共和国”——由电子技术武装起来的“在线公民”将自由地行使自古代雅典民主以来最为直接的统治权力。同一年格雷姆·布朗宁出版了《电子民主：运用因特网改革美国政治》，书中分析了美国的电子民主，布朗宁认为可以美国政治将被互联网改造。他认为互联网是即时性的、世界性的、可被人民利用的，每个人都能利用互联网参与到政治过程中去。他指出，以广泛互动为基础的电子民主摒弃了党派偏见，互联网为民主政治的发展提供了有效的工具，并对传统的民主政治理论提出了挑战。
曼纽尔·卡斯特的信息时代三部曲——《网络社会的崛起》、《认同的力量》、《千年终结》，对网络政治、网络民主进行了全方位的分析。他认为，互联网对世界的改变是全面而彻底的，从科研领域开始，互联网将全世界的科研机构联系在一起，为20世纪下半叶科技的高速发展奠定了基础。而在商业领域，跨国企业在互联网的帮助下迅速膨胀，将触角伸进每一个大洲的每一片土地，控制了世界范围的商品生产和流通，并籍此在很大程度上控制了政府的决策倾向，由此形成了超越国家政权的巨大的权力集团，随着全球化的深入，各国政府的实际影响力和控制力越来越薄弱，取而代之的是掌握着庞大资源的跨国企业来行使对全球社会的分配权力。在社会领域，由于新闻媒体转移到互联网平台，社会进入了对信息过度消费的时代。民众每天都在接受来自不同的世界、不同的信仰、不同的文化的信息产品，年轻一代对于不论是信仰上、文化上还是政治上的传统权威的认同感越来越淡化，人们质疑宗教信仰，质疑社会价值，质疑统治者的权力。随着传统社会认同体系的瓦解，国家政权对其人民的控制力也被削弱，人民对自我的掌控力得到加强。人们将来不是生活在国家中，而是生活在以互联网为基础的全球社会中，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全球公民”
总体来看，西方学者关于网络民主研究的课题涵盖政治民主、经济民主和社会民主等各个方面。政治民主如政府透明度和合法性、电子政府、电子投票、全球公民、网络行动主义、政府的信息监控、网络与公共领域的复兴、社会资本、网络与公民社会、网络社会里的言论自由等。经济民主如数字鸿沟、数字企业、信息与通讯技术发展战略、通讯基础设施的私有化和自由化、网络的互相链接、保护知识产权、开放技术资源等。社会民主如在线教育、政治连贯性和其他利益群体，等等。关于信息时代里民主的形式更是西方学术界关注的重点。他们讨论的核心问题是网络民主是否能够取代代议制民主，实现直接民主。西方学界对这一问题的看法可谓泾渭分明。一派乐观的观点认为网络带来的权力的分散和公民的深度政治参与和公共协商的展开，随着电脑和网络的普及民众对直接民主的诉求，使得民主参与的成本变得更加低廉，由互联网提供全方位、多层次、多形式的传输渠道，公民不必事事都依靠代表替自己决策了，直接民主第一次在技术上成为可能，这些因素将带来直接民主的复兴。而另一派悲观的观点则认为，网络最终将导致日益严重的无政府主义，或者使变种的政治控制得到加强。网络民主无法取代代议制民主，只能作为一种有益但有限的补充，它的确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代议制民主的运作方式，在现行体制内实现了部分意义上的直接民主，但不可能成为国家形态层面上的民主制度。也有一些学者通过问卷调查和样本分析针对西方国家的现状提出，网络民主只是一种假象，网络只是传统媒体在技术层面上的升级换代，与传统媒体在政治运作中的宣传员的角色没有本质的区别，因此也没有对实际的民主政治产生任何实质上的影响。
（二）国内学界对网络民主的研究
我国虽然已经进入到互联网商业运行的第12个年头，但学术界对网络民主和网络政治学的研究起步较晚，大部分是在宏观上介绍和引进西方学术界的成果，或将现有理论和传媒理论简单的叠加。主要关注于网络舆论、电子政府、网络政治参与、网络公共领域以及网络论等，目前出版的专著主要有：刘文富在2003年出版的《网络政治——网络社会与国家治理》（商务印书馆）、李斌在2006年出版的《网络政治学》（中国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袁峰等在2006年出版的《网络社会的政府与政治——网络技术在现代社会中的政治效应分析》（北京大学出版社）、郭小安在2011年出版的《网络民主的可能及限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唐魁玉在2011年出版的《网络化的后果》（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这些著作着眼于对网络政治的全方位的分析，描绘出网络政治学的框架体系，明确网络政治学的研究对象和研究范畴；刘文海在1996年出版的《技术的政治价值》（人民出版社）、张雷在2004年出版的《虚拟技术的政治价值论》（东北大学出版社）则从科技哲学的角度对网络技术的政治内涵和价值进行论述；金太军在2002年出版的《网络与政府管理》（贵州人民出版社）、胡健在2002年出版的《网络与国家安全》（贵州人民出版社）从国家安全和政府管理的角度论述了网络时代国家安全和政府管理面临的挑战；蔡文之在2007年出版的《网络：21世纪的权力与挑战》（上海人民出版社）从政治、经济、文化、国际关系等方面入手，讨论了网络给现代社会带来的机遇和挑战；胡泳在2008年出版的《众声喧哗：网络时代的个人表达与公共讨论》（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和赵莉在2011年出版的《中国网络社群政治参与》主要从公共领域的视角，讨论了网络公共空间、网络社群等新型社会团体在公开表达意见、进行政治参与时带来的新的现象和问题；刘津在2008年出版的《博客传播》（清华大学出版社）、余红在2010年出版的《网络时政论坛舆论领袖研究》（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以公共舆论为视角，通过实证分析探讨了网络舆论的形成和其在政治生活中的作用；李永刚在2009年出版的《我们的防火墙：网络时代的表达与监督》（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则以政府监管为视角，从中西网络监管制度比较入手，对网络时代的表达和监督提出了一系列建设性对策和展望；段伟文在2002年出版的《网络空间的伦理反思》（江苏人民出版社）以伦理学为视角，讨论了在网络时代下传统的社会伦理和价值观念受到的冲击，以及新的网络伦理体系的形成。
总体来看，国内学者对于网络民主的探索主要集中在：第一，对中国网络民主、网络政治参与发展情况进行初步研究，对电子政府、网络民主监督、网络民意表达、网络政治动员等进行了初步探讨；对网络民主中的各种现象如群体极化、语言暴力、数字鸿沟等进行了初步的分析。第二，对网络民主在中国的功能、意义及影响的研究。一般认为网络民主对中国的现实在于民主监督和民意表达，如郭小安认为网络民主在中国具有政治监督与纠错功能、政治输入与反馈功能、政治宣泄和矛盾舒缓功能；刘洋认为，网络民主是社会转型中多元利益表达的有效手段，也是整合民意、提高公民参政能力的有效工具；沈宝祥认为互联网深刻改变了我国的政治生态环境，为民主政治发展提供了新的方式和渠道，网络民主有能力也有理由成为社会主义民主的有机组成部分。还有研究者认为，网络民主激发了公民参与的热情，在社会动员、维护公民权利方面发挥了积极的作用，以网络民主推动社会民主是可行的。第三，在如何推进中国网络民主的问题上，一般认为要继续加强信息化建设，逐步缩小数字鸿沟，保证公民平等的信息权利等，同时提高政府决策的透明度与效率，发展电子政府，将公民网络参与纳入到制度化的轨道。值得一提的是，国内学界虽然对网络民主在推动民主政治发展中发挥的作用给予了充分的肯定，但并不存在对网络民主大力推崇，认为网络民主是我国民主政治发展的快车道这样的观点。对于网络民主如何深入、如何在社会民主建设中更好地发挥作用，特别是普通民主的网络民主政治参与，国内学者普遍持较为谨慎的态度，认为互联网带来的不仅是信息的公开透明和表达自由的提高，更多地是对现行社会秩序的强力冲击，无论政府部门和普通民众，都应该保持清醒的头脑，客观地评价网络民主的作用。
总之，国内对于网络民主的研究还处于转述和引进西方学术前沿阶段，专门针对中国语境的网络民主理论著作并不多见，研究中大多数是对网络民主的概念、特征、作用及网络民主对民主政治发展的一般影响、网络民主的发展前景、网络民主与代议制民主、网络民主与直接民主之间关系的一般性探讨；在多学科交叉方面，往往是将经典理论和传播理论、信息技术理论单纯的叠加；特别是在论述网络民主对现实政治的影响时，虽然部分肯定网络民主对现实民主政治的推动作用，但更多着眼于网络民主对社会政治秩序的破坏作用上，理论探讨最终的落脚点大多在于给政府如何监管网络言论出谋划策；对中国网络社会和网络用户的民主行为缺乏系统性和针对性的研究，对网络与社会民主政治建设的内在关系及其作用机制的关注不够。究其原因，我国作为一个民主政治方面的后发国家，在文化传统、历史习惯、政治心理、民族性格等方面与具备深厚的公民自治和宪政传统的西方国家处于截然不同的政治生态，因此，网络能够激发人民参与政治事务的热情以及直接表达的功能对我国现行社会体制的冲击就显得更具破坏性。
三、网络民主的发展分析
托夫勒认为，传统的民主形式因信息技术革命而衰落，基于网络技术的、以直接参与为特征的、更高级的民主形式将会取而代之。奈斯比特也提出，随着信息化的不断发展，未来的民主政治会更加强调公民的直接参与，奈斯比特称之为“共同参与民主”。在代议制民主下“我们不是直接就某个问题投票，而是选举某个人为我们投票”，但在网络时代里，“由于信息资源的发达，代表们所知道的事情我们也知道，在时间上也不比他们晚……代议制度的历史作用已经完成了。”［6］（P162）“随着信息运动的增加，政治变化的趋向是逐渐偏离选民代表政治，走向全民立即卷入中央决策行为的政治。”［7］（P110）
从技术发展角度讲，对于网络与民主政治的较为乐观的估计未来都将实现，有很多已经成为现实，但是就实际的政治进程而言，这些估计似乎又显得过于乐观。网络的结构特征是去中心化和分散的，这种开放性可以说是有助于将权力归还于民众，但从另一个角度也可以看作网络分散了中央权力，可能导致政府权威的下降；表达自由在网络时代得到极端的强化，也可能产生更激进的无政府主义；网络时代里，权力不再仅仅依靠政治权威而存在，掌握信息资源的人或集团也同时掌握着公众的话语权，因此，网络不仅可以实现全民参与式的直接民主，也有可能导致新形式的极权主义——信息控制，这种信息极权甚至比传统意义上以暴力和恐惧维持的极权体制更加危险。
另一方面，网络模糊了地理意义上的过节，信息时代里地域和种族失去了固有的限制作用，特别是由于跨国商业活动和全球性网络社区的繁荣使民众的眼光不再局限于本国本地的政治体制和话语体系，传统的民族国家因为全球信息高速公路的建设而面临新一轮的认同危机：当人们不再以地域、血缘和文化背景为联系纽带，传统的国家权力如何维持自身的权威和合法性。在信息时代之前，垄断信息资源一直是国家权力的基础，今天的网络媒体往往能够利用自身的技术优势绕过新闻管制而传播信息，任何想要削弱媒体自由的企图都要付出很高的政治代价，因为当今的民众虽然不见得特别挑剔新闻的正确性，但一定会维护来之不易的从受国家管制的媒体之外获取消息的权利，因此，越是在经济发达的地区、受过高等教育的人群中，新闻管制越不得人心。媒体和通讯的全球化同时也意味着信息的去国家化，网络时代，传统国家的决策权力正在被削弱。
网络信息技术的迅速发展，已经不断渗透进民主政治生活中，并以其特有的技术力量改变着政治过程。网络社会里的“技术共享导致新的游戏规则，而在社会、文化与政治转化的脉络下，强烈影响着政治的主要内涵。重点是电子媒体已经成为政治的特权空间……电子媒体的逻辑与组织，框架并结构了政治……在这个媒体空间被电子媒体的逻辑与组织所掌握的政治框架过程，它不仅冲击选举，也冲击政治组织、决策与治理，最终修改了国家与社会的关系本质，”使政治进入“信息化政治”的时代，［8］（P359）给传统的民主政治带来冲击与挑战。各个主权国家的政府部门也“正面临着最终的政治权力的转移。我们可以重新设计21世纪的民主——否则便可能落入一个新的黑暗时代。”［9］（P408）
从科技发展的趋势而言，信息化的继续加深无可避免，人类社会也终将进化为完全建立在以信息技术为基础的真正的“信息社会”。当我们生活中的一切都被数字化，民主政治也必将以更加便捷、更加高效和更加有利于公民参与政治决策的形式继续维持社会体系的运转。这种以高度信息化为基础的新型的民主政治形式，也就是我们所希望看到的网络民主的未来愿景。
参考文献
［1］［英］蒂姆·伯纳斯－李、马克·菲谢蒂.编织万维网－万维网之父谈万维网的原初设计与最终命运［M］.张宇宏，萧风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99.
［2］［美］皮帕·诺里斯.新政府沟通——后工业社会的政治沟通［M］.顾建光译.上海：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05.
［3］J.Y.基.普遍性服务与因特网的商业化［J］.国外社会科学，1999，（1）.
［4］刘向晖.互联网草根革命［M］.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7.
［5］王晓东.信息时代的世界地图［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7.
［6］［美］约翰.奈斯比特.大趋势——改变我们生活的十个新方向［M］.梅艳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
［7］［美］阿尔温·托夫勒.第三次浪潮［M］.黄明坚译.北京：新华出版社，1996.
［8］［美］曼纽尔·卡斯特.认同的力量［M］.夏铸九，黄丽玲等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
［9］［美］阿尔温·托夫勒.力量转移：临近21世纪时的知识、财富和暴力［M］.刘炳章译.北京：新华出版社，1996.
（作者单位：吉林大学行政学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