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后半叶以来，随着信息技术逐渐应用于政治过程，网络民主作为改善和增进政治机构回应性和责任性以及增进公民在政治进程中参与的新兴手段，引起了西方众多学者、政治家和网民的广泛关注。不少学者认为随着网络技术的发展和普及，将极大地改变民主政治的面貌，人类将实现自雅典时代以来的直接民主的理想。也有一部分学者认为，互联网只是一种技术，其给民主带来的不过是运作过程的变化，况且网络民主本身也具有众多的负面效应。直至当下，国外对网络民主的理论探讨呈现出两种截然不同的发展愿景。
一、网络对推动政府民主变革的影响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由于公众对政府的满意度降低，西方政府遭遇信任危机。特别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世界范围内掀起了一场民主化浪潮，西方国家不断深化民主制度，增强公民参与，以矫正代议制民主的危机。西方理论家为此提出要增强公民的直接参与。如：美国学者本杰明·巴伯提出“强势民主”理论，他批评了代议制民主中公民参与的不断弱化，指出民主不应局限在国家民主如选举国家领导人、选举代表的层次上，而要全面强化公民对政治的直接参与，发展“强势民主”。[1]可见，西方民主政治未来的挑战是如何创立一种机制来接受更多的大众参与到决策中来，尤其是那些选举出的政府机构，要在这一任务中担任领导者的角色，引导大众参与到讨论和民主进程中来，而网络技术可以改变和增强民主的广度。
1.网络推动民主变革，促进民主参与
对于公众的民主参与来说，政府的信息公开是首要条件和基础。在西方学者看来，因特网为发展电子政府提供了强有力的工具，能强化政府责任，提升透明度，提高行政效率和政府的公共服务能力。电子政府的发展将会推进信息公开，促进公民对政府治理的参与，强化政府与公民的沟通与互动，带来公共行政的民主变革。互联网承载巨大的信息量，进行交互式传播，能够适应现代政府管理的需要和信息公开的要求。法国学者亨特·佩瑞特（HenryH.Perritt）指出，信息的自由是一个责任政府本质特征之一。他认为，公众在息。随着网络技术的到来，信息的自由已经获得更为深远的含义，产生了“几乎通过点击一下鼠标就能获得整个库存的公共信息”的方式。[2]同样，网络传播的多媒体与互动性，架构了大众与政府之间沟通的渠道和纽带，给大众参与政治带来了根本性的改变，而且一定程度上改变政府权力垄断的本质，增强政府的责任感和回应性。不少西方学者指出，互联网在政府治理中的运用，能增强政府的公开性（Openness）和可达到性（Accessibility），鼓励和帮助公众、志愿组织和企业通过信息与通讯技术参与政府管理。[3]“信息技术在提高民主治理方面的主要优点便是促进参与式政策分析，使公民更好地了解政策过程并得到教育，进而主动参与。”[4]这一进程使得政府的统治更具有回应性和责任性。
2.网络传播对政府决策产生影响
在网络传播中，“意见领袖”不仅体现为微观上网络社群中核心人物的引领性作用，而且还体现在宏观上网络平台的导向性价值，展现了网络的“意见领袖”和群体感染的传播现象和传播规律，甚至还影响到了网络以外报纸等传统媒体的介入和跟进，这对政府决策产生较大影响。约瑟夫·Ｓ·奈指出，信息的分散传播意味着“权力的更多分配，权力网络趋向于削弱传统政府当局的垄断”，“在线沟通通过为公民提供一种前所未有的沟通工具而拥有巨大的改变政府体制的潜力”。[６]因而在某种程度上，网络的传播速度限制了政府的议程；政府必须对重大事件快速回应，增强回应性。在线大众通过网络不断表达自己的见解，特别是众多网民参与到对某一问题的讨论之中，会形成一股强大的力量。随着互联网的快速发展，许多团体也通过积极的在线活动企图影响政府的决策。最终，互联网发展之下的电子政府将部分实现快捷的行政模式，即管理者作为咨询或者建议者的角色而存在，公民则本质上进行政策或者问题的协商，并通过由第三方而不是由行政部门主导的简易化的程序达成协议。[7]
二、网络对推进广泛民主的效应
代议制产生于西方政治发展过程中，是现代国家普遍采取的政权组织形式。而直接民主是人类生产力不够发达、交往形式和手段极其有限的条件下产生的，只在有限的地理区域内存在。当前互联网技术克服了公民参与的沟通手段和地理的障碍，为较大规模的直接民主的实现提供了技术条件。
1.网络创造了民主直接表达的渠道
1998年，麦特·德拉吉（Mattdrudge）主持个人博客网站“德拉吉报道”（http://www.drudgereport.com），以“每个公民都可以成为记者”的理念，掀开了全球网络“博客”的风潮，开创了个人言论自由表达的新渠道。不少西方学者认为，发展网络民主能修补代议制民主的缺陷。如美国学者怀特指出：在信息时代，网络民主的支持者相信网络技术将使直接民主变得可能。[8]英国有些学者也认为：代议民主制的弊端可以通过网络技术来弥补，通过网络大众能直接接触其代表，将给一些组织、媒体、特殊利益群体等造成压力。[9]当代西方国家，广播电视、报刊等传统媒体基于自身利益诉求，对大众意志的曲解已是不争的事实，而网络传播就成为民主直接表达的渠道，也正是大众寻求网络虚拟化的直接民意表达，传统媒介对民意的曲解才有所减少。不仅如此，在现代庞大和复杂的社会里，网络技术使得人们直接参与民主决策更加便利，并使成本大幅度降低。将网络技术应用于代议制，能造就信息富有的大众，可弥补代议制民主中大众信息匮乏的危机。[10]约翰·奈斯比特指出：虽然我们仍然认为我们生活在工业社会里，但是事实上我们已经进入了一个以创造和分配信息为基础的经济社会；我们发现，“在立即可分享信息的时代，代议民主制已过时，参与式民主变得重要。”作为参与制民主的一种形式，网络民主的最大特点之一就是其“草根性”，能充分体现公民民主参与的广泛性和便利性。“计算机中介通讯模式可能促使草根民主的形成，并为其发展提供便利的条件，它能把普通的人、反对党甚至持不同政见的群体都纳入到民主的参与进程，并且有可能对有瑕疵的民主政府进行修补。”网络信息技术的运用不是要加强统治者、政治家和官僚的权力与地位，而是扩大和增强公民的声音，加速草根公众舆论和公众意见的形成，扩大普通民众参与。
2.网络也可成为加强统治的手段
随着对互联网研究的深入，西方学者对互联网的本质有了更进一步的认识。哈贝马斯指出：“科学技术的合理性本身也就是控制的合理性，即统治的合理性。”为此，有些学者指出：网络等技术权力也可能被专制统治的力量所把持，因为“网络技术从来就不是一种中立力量，亦能成为集权统治的工具。”如果网络成为一种社会控制的工具，网络民主的发展就不会导致更广泛的民主。正如马克·斯劳卡（MarkSlouka）所说，“数字革命在它的深层核心，是与权力相关的”，那些垄断传统媒体的大公司和政治集团，凭借资金、技术、专业人员和信息内容等垄断实力，轻而易举地嵌入到网络媒体，对网络民主进行控制。在美国，互联网最初就是由政府建立，以后也是在政府的支持倡导下，逐步推广到大众。当前西方各国政府都十分重视网络技术的应用和发展，同时也在千方百计地控制网络传播。“网络技术使得职业政治家更易直接通往特定的目标选民群体，逐步将草根活动家和地方党员边缘化。”另外，网络过度商业化也逐渐侵蚀了民主的基础与原则，政治民主权力在西方信息社会的背景下，将会演变为一项特权、一件商品。由此可见，网络在民主政治中的应用，肯定要受到西方政治、经济、社会以及文化等多方面因素的影响，仅靠网络传播是无法对民主政治进程产生根本性变革的。
三、网络民主对公民政治参与的影响
政治参与是现代民主政治的核心，是公民主体地位的体现。20世纪90年代以来，网络传播的开放性为大众广泛参与政治事务搭建了技术平台，其发展潜力越来越受到西方政府和政党重视，他们寄望利用网络传播的大众化，获得选民的支持，拯救不断下降的大众参与率。
1.网络民主是新型参与式民主形式
网络民主是信息时代公民以互联网空间为主要参与平台，来表达政治诉求、进行政治参与和政治事务管理等，这是网络社会的参与式民主形式。而“克服时间、空间和其他物理条件的限制，使用信息和通讯技术或网络交往，而去努力实践民主，对传统的政治实践来说……不是替代，而是丰富。”西方学者对美国1996年到2000年政治选举中的网络应用进行了研究，得出如下结论：借助于网络技术，大众能够清楚地了解候选人以及选举过程，由此激发了公民参与积极性，提高了公民投票率。可见，网络参与的便利可以激发公民的参与热情，部分解决了代议制下大众参与不足和参与冷漠的现象，使得大众在民主政治中变得积极主动。而按照传统的参与观来看，公民的政治参与主要集中在国家政治和地区政治层面的制度化的参与，如投票、选举活动等。而大众的政治主张没有畅通的渠道得到政治家回应与采纳，必将导致公民对传统政治参与的兴趣降低，例如投票率的下降，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公民对更为一般的政治的参与动机的降低。只是这种政治参与的方式、渠道、文化和组织在改变，越来越多的选民逐渐参与到一些自治组织、志愿者组织当中来。大量社会组织如社会与文化机构、半公共性的机构、非政府国际组织以及各种各样的当地的压力和利益集团的兴起，从民主的角度来看，都是具有很强的积极价值的。同样，网络技术加速了西方社会出现的个人化和去中心化趋势，导致了网络虚拟社会的兴起，支持大众在社会和政治事务中的自我管理。通过网络传播，大众能便捷地进入到民主政治中心去，也可绕过传统民主政治中心，去创建他们自己的民主政治中心，这就拓展了政治参与的新空间。
2.数字鸿沟影响政治参与的平等性
数字鸿沟（Digitaldivide）也可称为“信息鸿沟”，即“信息富有者和信息贫困者之间的鸿沟”，主要是指大众在对当代信息技术的拥有、掌握、控制和使用能力上存在的较大差别。美国学者皮帕·诺里斯（PippaNorris）认为，数字鸿沟主要包括三个层面：全球鸿沟是指工业化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在互联网接入上存在差距；社会鸿沟是指各个国家社会群体中存在信息富有和信息贫困的差距；民主鸿沟是指网络社会中网民在是否使用数字资源参与公共生活方面的差距。霍华德·贝瑟（HowardBesser）提醒人们还要注意其他方面的数字不平等，包括对信息的有效使用，做一个信息的有效使用者而不仅仅是被动的消费者的能力，以及获得相关的、恰当的、可以负担得起的内容的能力。互联网的接入和使用能影响人们对信息和知识的获得。一些学者指出，信息技术所带来的最大利益将会归于政治经济地位高者，他们能够利用更多的社会资源更快地、更有效地使用网络，而随着更好的网络传播和更多的社会支持，获利趋势又会被进一步强化。同样，由于信息和知识又能转化为社会和政治资本，人们在信息获取上的不平等也会对人们的社会和政治生活产生直接影响”。可见，数字鸿沟导致大众在信息获取和信息处理能力等方面的不平等，也将决定每个人在社会分层和分化中的地位。特别是在信息决定一切的后工业社会，社会分层将取决于社会成员处理信息的能力和熟练程度。葛拉莫尔（Garramore）等人研究发现，传统的政治参与比电脑中介的政治沟通重要，因为电脑中介沟通导致了政治上积极的和消极的人们的鸿沟越来越大。这是因为：“网络有可能加强或者扩大政治参与的鸿沟”，有可能出现西方学者描述的在互联网高度发达的美国产生“政治疏远”（Depoliticized）的现象，由此民主政治也可能演变为“没有公民”的政治游戏。当代西方国家，虽然网络的使用呈现几何倍数的增长，但是网络政治参与的大众仍占很小的比例。究其原因，还是数字鸿沟所导致的，信息富有者可运用网络参与民主过程，并凭借强势地位垄断相应的信息，发出符合本阶层利益的声音，享受网络技术带来的政治参与的诸多益处。而处于弱势地位的信息贫困者，很难发出代表该群体利益的话语，越来越被排斥在相关的政治决策之外，逐渐被剥夺了公民参与政治生活的权利。
四、网络民主对建构公共领域的作用
互联网与公共领域之间的关系是西方学者较为关注的话题，不少学者从实证的角度对互联网的公共领域功能进行了研究。哈贝马斯所谓的公共领域（PublicSphere）是指一个国家和社会之间的公共空间，这个空间原则上向所有人开放，大众可以在空间中不受国家权力干涉，自由地发表言论，在广泛讨论的基础上达成共识，从而对政治活动进行民主的管理。
1.网络民主成为公共领域的新形态
作为20世纪中后期兴起的新兴媒体，网络空间以其去中心化、数字化、多媒体、互动性、个性化、非线性等传播特征，实现了个人的畅所欲言，成为大众探讨政治话题的重要手段，让大众看到了实现理想公共领域的希望。不少西方学者从前代思想家那里继承了相关概念元素来展开对于网络引起的关于公共领域和民主政治前景的实证性分析。一些西方学者认为网络空间的很多特性，与理想公共领域的架构极为相似，网络空间有可能取代传统媒体对公共领域的承载功能，逐步成为公共领域的新形态。朱迪·迪恩（Dean）认为，应该抛弃现代国家的公共领域的概念，降低我们对公共领域和民主关系的期待，专注于具体的问题和作用，如小民主或者新民主的论题网络。互联网打破了传统媒体的信息“把关人”机制，使多种多样的观点得以呈现。就政治领域而言，互联网提供的多样性更是惊人的。网络媒介也使弱势信息获得有力的传播。尼葛洛庞帝指出：“数字化生存……让弱小孤寂者也能发出他们的声音”。一些在传统媒体上不能发表的边缘话语可以自由地在网络中发布与扩散，甚至其速度更能超过普通的言论，边缘话语在网络空间有了自己的一席之地。波斯特认为，传统媒体就是一种播放型媒体，是一种中心化传播。网络则是互动媒体，网络传播除了一对多之外，还有一对一、多对一、多对多的传播模式，是一种去中心化的传播。网络瞬时化的、即时回应的、不受限制的、充分沟通的环境，构成了理想的沟通媒介，为广泛讨论提供了空间，可以深化民主协商。为此，一些西方学者认为通过互联网的广泛应用，可以实现理想的公共领域沟通情境，促成真正民主共识的达成。
2.网络民主缺乏构建公共领域的基础条件
也有不少学者提出质疑，认为网络并不能构建哈贝马斯所主张的无曲解沟通所需的“理想说话情境”，互联网公共领域能否超越公共领域并不由技术本身决定。互联网空间面对着众多的批评，如缺乏制度的制定规则、新的等级的产生、代表性问题、垃圾邮件、市场化原则以及互联网域名管理机构面临的危机问题，使互联网从总体上来说并不是一个完全自由的公共领域。“那些认为技术能够自动带来一个实实在在的公共领域的人在自欺欺人，事实已经证明，结果不是如此。”互联网空间的政治辩论也并不是每个人都能看得见的。即使是理性的公开辩论能够在线进行，也不能为广大群众所知。正如帕帕查瑞斯（Papacharissi）指出的那样，电子公共领域是“排斥性的、精英主义的，远没有那么理想化……它将使自己屈服于现有文化而不是创造新文化。”科恩也反对公共领域的观念，认为互联网是连接不同大小、互相重叠和互相联系的不同公共领域的合适的媒介，而不是公共领域本身。而互联网的商业化原则侵蚀了公共领域，在市场化的网络空间中，知识和信息的商品化将进一步导致文化的商品化，文化和思想等公共领域（PublicSphere）逐渐被商品化所侵蚀甚至封杀。安东尼·Ｇ·威尔汉（AnthonyG.Wilhelm）曾指出市场力量扭曲、压缩，激烈地重构了公共领域以致改变了本质上私人领域的公共面目。另外，群体认同和群体盲从性也都容易促使群体极化现象发生。美国学者凯斯·桑斯坦指出：网络更容易让大众听到志同道合的言论，却听不到相反的意见，会让自己更固执，由此种下极端化因子，将对社会和民主构成潜在的危险。而数字化生存的消费者掌握强大的信息过滤、筛选手段，不仅可能导致大量人为的信息流失，造成消费者口味单一化，而且更重要的是会减少民主社会成员的共同经验，加速小群体的封闭化和极端化。法国社会心理学家勒庞也指出：人作为行动的群体中的一员，其智力是不起作用的，完全处在无意识情绪物支配之下。可见，即使在西方发达国家，并不是每个人都能进入网络社会依靠网络空间获得话语权力，网络技术壁垒又造成网络社会群体分层和隔离，甚至互动关系部分断裂，镜像生存的事实及有些民众行为仍然不理性的事实，这些都使得公共领域的存在基础和价值还处于不确定的假设之上。
五、网络民主对社会资本的影响
20世纪90年代，美国学者科尔曼（JamesColeman）对社会资本进行了较为系统的论述，将其定义为个人拥有的、表现为社会结构资源的资本财产。它由构成社会结构的要素组成，主要存在于人际关系和结构之中，并为结构内部的个人行动提供便利。到了20世纪末，随着网络的蓬勃发展，社群通过网络空间得到迅速发展，缓解了西方国家出现的大众之间相互交往减少、对于社群组织参与降低等传统社会资本下降的危机。由此，社会资本这一概念也被西方学者用来阐述网络与民主兴衰之间的关系。
1.网络民主构建了新型的社会资本
一些西方学者认为，大量出现的网络社区及其网络交往能产生新的社会资本，弥补不断下降的传统社会资本。对于社会结构形态的“网络社会”（thenetworksociety），卡斯特认为：“作为一种历史趋势，信息时代支配性功能与过程日益以网络组织起来。网络建构了新社会形态，而网络化逻辑的扩散实质地改变了生产、经验、权力与文化过程中的操作和结果。虽然社会组织的网络形式已经存在于其他时空中，新信息技术范式却为其渗透扩张遍及整个社会结构提供了物质基础……网络化逻辑会导致较高层级的社会决定作用甚至经由网络表现出来的特殊社会利益：流动的权力优于权力的流动。在网络中现身或缺席，以及每个网络相对于其他网络的动态关系，都是我们社会中支配与变迁的关键根源。”不少西方学者认为网络交往补充了现实社会的互动交往，但不会对传统的社会资本构成危害。这些网络社区将增加面对面（FacetoFace）的在线交往的联系，有可能缓解不断下降的社群参与率。网络社区中，大众可以通过搜索引擎寻求相同兴趣和利益的人群，拓宽了社会交往渠道，从而构筑起新的社会资本。一些西方学者的研究进一步指出，网络社区推动了社会弱纽带的发展，强化了既有的社会联系，而社会弱纽带对于打破垂直的等级、权力、血缘关系，发展平等、自主、共享和互助的社会关系极为重要。于此，网络还产生了新的社会组织，互联网用户“不仅在物理意义上的邻里水平上构建社区，而且以全新的方式将自己的身份扩展到国家、州及国境之外。”在网络社区中，大众没有现实社会中的权力与等级关系，网络社区公民联系的纽带是自由的和平等的，在促进大众身份地位平等的同时，也就自然地增进了公民的民主参与。网络空间也发展了相应的信任关系。一些西方学者的实证研究表明，网络的运用对大众参与、社会交往、社会互动和社会资本均产生了积极影响。在西方国家，网络用户的增加并未减少传统的民主参与，却增加了在线的政治活动，增加了传统的社会交往，拓宽了大众与朋友、家人之间的沟通。由此，网络的运用构建起新型的社会资本，这种社会资本以互联网方式建立起来，大众在网络空间形成诸多联系，也可发展为现实社会的交往和联系。
2.网络交往无助于社会资本的提高
有些西方研究者指出，互联网是否在一个民主的社会中增加了社会资本，仍然是一个争论中的问题。帕特南等人认为互联网使用者与非使用者在公民交往方面的差别并不大，他们认为因特网对社会资本做出贡献还是未可知的。他们提醒人们需要理解中介沟通互动和面对面互动的显著不同，需要在互联网的潜力和对平等接入的损害以及网络的巴尔干化。他们认为信息网络技术倾向于使个人孤立于社会，近年来，美国社会资本下降，与互联网等新技术在生活中的应用密不可分，发展使用互联网通常成为公民之间交往与联系的障碍，而不是鼓励人们进行集体行动，因而，对当地的社会交往和政治参与也相应减少。同时，网络并不能构成真实的社会互动，无助于社会资本的提高，常使人们产生虚拟的个人身份，与现实社会格格不入，无助于人们之间真实交往和联系纽带的建立。克劳特、聂和厄布林（Kraut,NieandErbring）等人的研究指出，互联网可能导致整个社会的疏离感，使人们的失落感增强，使人们退缩到虚拟的世界中，从而侵蚀社会资本。克劳特和伦德马克（Krautandlundmark）等人指出，互联网可能使人们消沉，使人们疏于社会互动。在西方国家，由于数字鸿沟的存在，网络也会加深社会交往之间的隔阂，支离了社会联系，就会降低信息贫乏者对社会资本的贡献，必然减少他们所需要获得的社会资本。同样，网络空间中充斥着大量网络谣言、跟踪骚扰、网络色情、暴力欺诈以及极端言论等异化信息，也会恶化大众之间的信任和交往，必然加大了社会隔离。
六、结语
综上所述，西方网络民主理论尚未形成较为统一的体系，处于碎片化状态。西方学者在网络民主的理论方面的巨大分歧也说明网络民主并不是一种完美无缺的直接民主形式。网络媒介与民主并不存在必然的联系，它既可以用来促进民主发展，也可以用来阻碍民主的实现，这取决于控制网络的人和社会。西方对网络民主理论的探索也启示我们，没有尽善尽美的民主政治，民主永远处于改进之中；也没有永恒不变的民主形式，民主建设必须随着实践的发展进行适时的变革与调整。虽然科学技术的发展难以从根本上改变民主政治的性质，但随着人类科学技术的进步，人类的民主政治将在形式上不断进行创新。当前，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正处于世界信息化浪潮之中，我们要根据国情，利用信息技术和后发优势，探索人民当家做主、保障公民权利的多样化的民主实现形式，健全社会主义民主政治。
注释
[1][美]本杰明·巴伯：《强势民主》[M]，彭斌、吴润洲译，吉林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
[2]Henry H.Perritt,Jr.,“The Internet as a Threat to Sovereignty?Thoughts on the Intemets Role in Strengthening National and Global Governance”,Indiana Journal of GlobalLegal Studies,2008,No.2,p.11.
[3]ProfessorThomasB.Riley,ElectronicGovernanceandElectronicDemocracy:livingandWorkingintheWiredWorld.TheCommonwealthSecretariat,London:UK,2000,p.101.
[4][9][英]安德鲁·卡卡贝兹、娜达·K·卡卡贝兹、亚历山大·库兹敏：《凭借信息技术重塑民主治理——一个日益值得商榷的议题》[J]，《上海行政学院学报》2003年第4期，第97页，第96页。
[5]Joseph S.Nye Jr.,“Information Technology and DemocraticGovernance,”in Elaine Giulla Kamarck and Joseph S.Nye Jr.(eds.),Governance.com:Democracy in the Information Age,Washington:The Brookings Institution Press,2002,p.11.
[6]S.Cunningham &M.Finn,“Media Theory and The Internet”,Media Information Australia,May 1996,No.80,p.87.
[7]King,Cheryls.&CamillaStiversandCollaborators,GovernmentisUS:PublicAdministrationinanAnti-governmentEra.ThousandOaks,CA,London:SAGEPublication,1998,p.93.
[8]White Charles,“Citizen Participation and the Internet:Prospects for Civic Deliberation in the Information Age”,SocialStudies,1997,No.88,p.25.
[10]MartinHagen,“DigitalDemocracyandPoliticalSystem”,inKennethL.Hacker&Jan vanDijk:DigitalDemocracy:IssuesofTheoryandPractice,London:SAGE,2000,p.55.
（作者单位：安徽省社会科学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