朋友来美国访问，常说印象最深的有两样：空气新鲜，图书馆服务好。前者的好处跟如何保护，我想是不必多言的。后者的原理体制却复杂些，比如图书馆有好些类型，有不同的服务对象，文献收藏、管理运作、投资募捐乃至建筑设计，便有许多问题需要讨论。但对整个社会影响最大的，还是遍布全美大小社区的公共图书馆。公共图书馆在美国社区文化建设、公民教育和公共政治生活中的举足轻重的地位，是第一值得研究借鉴的。而历史上对此贡献最杰出者，社会公认，是大慈善家安德鲁·卡内基(AndrewCarnegie，1835—1919)。
卡内基是钢铁巨头，财富仅次于洛克菲勒，若以今日的价值计算，高达三千多亿美元，远比《财富》杂志上任何一位巨贾例如比尔·盖茨有钱。但他一生中最辉煌的一页，照他自己的看法，是将财富的22%用于建设图书馆，主要是公共图书馆：他在美国和一些英语国家捐造了两千五百零九座图书馆。公共图书馆是他单项捐款的龙头，也是他慈善事业的核心。卡内基是移民美国的苏格兰人，笃信民主价值和公民参政。他深知民主的成熟与成功，首先在于公民素质：公民须学习掌握基础的文化知识，能够自由思想、自由表达并行使道德意志，才不易受人操纵，从而积极主动地参与民主政治，做出知情且富有责任心的政治决定。卡内基认为，公共图书馆便是培养教育这类理想公民的一个独特而有效的机构。他说：“世上的民主摇篮，非免费公共图书馆莫属。在这个知识理想国里，无论等级官阶还是财富，一概无须考虑。”(引自奥布赖恩，PatrickM.O’Brien：《二十一世纪素质领袖》)
一八八一年七月二十七日，卡内基的公共图书馆慈善计划拉开了序幕。这一天，苏格兰东部小城敦菲林聚集了上万盛装的人们。原来，小城的儿子卡内基回来了，要给家乡捐一座公共图书馆。奠基仪式上，慈善家的母亲撒下了第一把土，铜管乐队的高歌、苏格兰风笛的和鸣与教堂的钟声交织，见证了那个值得纪念的日子。不久，小城的居民便看见了图书馆大门上，石头雕刻的一轮光芒四射的太阳，它辉映着上帝的创世之言：光！又仿佛在庄严宣告：这里，一个人无论血统贵贱、财产多寡、是男是女，甚至不管识字与否，只要他愿意踏上图书馆的台阶，推开那扇厚实的通向知识的大门，都会获得同等的机会与自学条件，免费享受馆藏和服务，接受文化的熏陶启迪，实现民主社会允诺的乌托邦理想。
卡内基的民主信仰和对公共图书馆的近于崇拜的热爱，不是凭空而来的；两者都植根于他自学成才、自我奋斗、成功创业的经历。十八世纪末十九世纪初，敦菲林曾是苏格兰的纺织之都。卡内基的父亲年轻时是织亚麻锦缎的高级技工，收入很好，属于纺织工人里的“贵族”。身为“贵族”，他有一点闲暇，喜欢独立思考而接受了激进的社会思想。还曾同朋友合伙，捐出自己不多的书刊，办起了小城的第一个免费图书馆。父亲的思想和社会关怀，在小安德鲁的心中播下了理想的种子。但是，工业革命到来，纺织厂引入动力织布机，机械化生产取代手工作坊，卡内基家的生活就走了下坡路。安德鲁出生时，一家人已经同别人合住一栋小屋。后来，大饥荒雪上加霜，父亲遂决定移民美国。一八四八年，举家来到宾夕法尼亚州匹茨堡附近的阿雷尼镇落户。那年安德鲁十三岁，他在家乡上过几年小学，一到美国就失学了。为了还债和贴补家用，他进了棉纱厂做管子工，给纱锭换管子，一天十二个小时，一周六天，挣一美元二十五美分。
阿雷尼镇上有位名人——安德森上校，是当地的英雄，参加过一八一二年英美战争，做钢铁生意发了财。他开放自己的家庭图书馆，让失学的学徒工免费使用。尔后又捐给镇图书馆一千五百本书，内容包括宗教、科学和历史。卡内基喜爱阅读，是图书馆的常客，十分珍惜这读书学习的机会。谁知一年以后，馆委会决定，除了拜了师傅的学徒，读者一律收两美元使用费。十七岁的卡内基不是拜师的学徒，得交费，他十分不满，写信给《匹茨堡快讯》陈述理由，认为图书馆应该继续免费向上班工作的年轻人开放，帮助他们进步。这封信起了作用，图书馆员召开会议，讨论结果，卡内基的观点获得支持，他和小伙伴们又可以免费借阅了。就这样，他迈出了自学成才的第一步。日后，在令人炫目的财富之外，他的着述成就也不逊一般学者，甚而令专业作家例如马克·吐温不无嫉妒。他就民主、财富、劳工等问题，写过八本书和大量文章，包括《胜利的民主》(TriumphantDemocracy，1886)和《财富福音》(TheGospelofWealth，1889)，至今仍产生着影响。这段自学的经历使得卡内基坚信，公共图书馆必须免费服务社区，因为其教育功能对于提高公民素质、促进社会平等和民主政治，都是至关重要的。于是，他开始利用自己的巨大财富来实现这一信念，并且在一九二○年出版的遗着《自传》(一九二○)里，向安德森上校表达了深深的怀念和敬意：“他为我和我的小伙伴们所做的一切，是我永远感激不尽的。我自己早年的经历让我决定，捐助社区公共图书馆，此外绝无更有效的方法，可以把财富用于帮助那些胸怀理想、有志向善的男孩女孩。”
在漫长的古代社会，受教育一直是上层阶级的特权，是统治者借以控制知识、思想和意识形态资源的一个核心机制。图书馆作为这一机制的基础设施，负有收藏管理知识产品的职能。古代帝国大多有发达的皇家和官府图书馆，例如埃及托勒密王朝修建的亚历山大城图书馆，便是一座举世无双的知识殿堂。但这些图书馆的服务对象，往往限于官员贵族和上层精英。对公众开放的图书馆，其前身可追溯至古罗马。那时人们常去的公共浴池，豪华些的辟有休息室，内置书卷，供客人浴后休息时阅读。但这类豪华浴池非一般平民可以光顾，那些不识字的百姓也看不懂。因此这雏形的“公共图书馆”，仅是贵族特权和享受的延伸，并无现代意义上的公共服务之功用。在西方，到了十七世纪，才出现零星的带有公共服务性质的图书馆。现代公共图书馆逐渐成为一项制度，则是十九世纪中叶的事了。当时，经济危机加上洪水饥荒席卷欧洲，战争和革命风起云涌，劳动阶级的经济地位和生活水准不断恶化，激化了阶级矛盾。政府和上层精英意识到，在中下层阶级强烈要求改善社会地位的时候，让多数人得不到文化教育和知识启迪机会的状况持续下去，很可能是危险的，至少无助于消弭社会动荡。而那时全民公费教育尚未起步，在有识之士看来，公共图书馆就是唯一可行的解决办法了。由此开始了一场图书馆启蒙运动。英国领头，在一八五○年通过了《公共图书馆法》，把社区公共图书馆纳入政府的文化建设规划。之后，这场运动在欧洲大陆、美洲和亚洲，相继传播开来。现代公共图书馆被定义为一个全民文化教育机构，尊崇并传播知识，负有促进社区文化教育的任务。多数由中央或地方政府从税收中拨款修建、提供经费，聘任受过图书馆学专业训练的公务员管理，免费向所有居民开放。经过一个多世纪的演变和完善，公共图书馆才成为今天西方国家社区文化生活的一块基石，也是民主制度下公民素质和公民意识培养的一个不可缺少的重要环节。据美国图书馆协会二○○八年统计，全美居民68%持有公共图书馆读者卡(借书证)，去年有76%的居民使用过本地公共图书馆(其中借阅最积极的是新移民)。
卡内基的贡献，则为公共图书馆的普及立下了汗马功劳。将近两千所美国图书馆得到过他的捐助，仅加利福尼亚一州，85%的公共图书馆是他生前捐建的。人们给了他“公共图书馆庇护天使”的美称。他的慈善事业有一条明确的原则，反对将钱用于治标不治本的施舍；对于任何可能滋长人们懒惰或依赖习惯的“慈善”，他都非常警惕。他以天才企业家的敏感和洞察，从一开始就认识到，公共图书馆事业的真正成功，仅靠一人之力是远远不够的；必须有地方政府的配合，并接受居民监督，才可长期有效地运作。为此，他的捐款方针十分强调地方积极性。一九○一年，在给纽约市公共图书馆五百二十万美元捐赠时，他要求市政府提供地皮并保证每年的运作管理经费。他说：“我送给你们种子，培育就是你们的事了。”纽约媒体对此大为赞赏，称之为最具智慧的慷慨的榜样。不少地方政府因此通过法规，满足他的捐款条件，使他赠与的种子得以生根、开花、结果。当然，事情也有不如愿的时候，即使是卡内基的意愿；他也遭遇过给钱别人不收的尴尬。一九○二年，他打算捐赠七十五万美元为底特律建一座图书馆。但那里是美国劳工运动的一大堡垒，工会坚决反对，投票结果，高调否决了图书馆提案，使卡内基碰了壁。事实上，他的大规模慈善捐赠，在当时颇受批评家的质疑；他的发家史、他对工人的剥削和敌视工会，也经常受到严厉谴责。工会担心，卡内基那样的资本家用金钱和慈善事业实施社会控制，把资本主义信仰和价值观灌输给民众，从而分化、遏止工人运动；所以呼吁、警惕以压榨劳工血汗起家的“慈善家”的阴谋和“赎罪”策略。这是美国工业革命和原始资本积累时期尖锐的阶级冲突的直接反映。同时，部分知识精英则认为，卡内基喜欢作秀，想把公共图书馆当做自己的私人印章。马克·吐温就讽刺他为“安德鲁圣人”。但是，卡内基一直坚持自己的原则。七十九岁时，他回到一个在早年经营的炼铁厂旧址建的图书馆，发表讲演说：“我不知道别人怎么看待我用钱的方式，但我愿意拿这座图书馆同任何善行义举做比较。它是我能想到的最好的慈善事业……当我为自己在世上的所作所为受审时，我认为，我会被宣判‘无罪’，因为我的努力使得这个世界比我刚来的时候稍微好了一点。”或许，这基督的末日判决，才是他后半生“赎罪”的道德动力？
美国的公共图书馆在政府、民众和以卡内基为代表的慈善家的共同努力和扶植下，取得了长足的进展。公共图书馆的成功，还刺激了全民公费教育的诉求和兴起，并青出于蓝而胜于蓝。到了一八七○年，各州都有了免费的公立小学，初步保证儿童得到应有的基础教育。之后，这两大公立系统平行发展，相辅相成，造就了全国社区文化教育的基本格局，并随着社会经济文化科技商业，以及民主政治的进步而不断调整。不过，在卡内基的时代，很多穷人家庭的孩子还难以问津正规教育，公共图书馆便成为他们获取知识的唯一可靠的途径。所以在卡内基看来，公共图书馆不啻帮助实现个人生命价值与社会公正的一座圣殿；建设和普及公共图书馆，便是消除愚昧、推进文明的善举了。这一主张同二十世纪上半叶的英才治理(meritocracy)思潮不谋而合——他因此也是一切世袭制度，包括英国君主制的激烈批判者。作为铁杆的共和党人，他相信英才治理会带来一个更美好的社会，而公共图书馆正是培养锻炼英才的“社会大学”的一个组成部分。
今天，美国的公共图书馆已经成为公立学校教育的延伸，社区公共生活的中心。但读者有心，或许会问：随着互联网发展，知识信息的渠道多样化，公共图书馆作为知识入口的功能还重不重要呢？我认为是重要的。例如，上文提及的美国图书馆协会去年的调查发现，92%的美国人把社区公共图书馆看做重要的教育资源，年借阅量高达二十多亿件。反观我国，近年来面临经济发展不平衡、教育费用飙升、农民工子弟上学难等一系列社会问题，公共图书馆的建设就更需要重视了。据报道，大学里农村学生的比率在下降。一些贫困地区的中小学教育也不容乐观。换言之，对于相当一部分公民，正规的学校教育正变得难以企及。而科技发展和全球化的经济对劳动力教育程度的要求，只会越来越高。这就使得弱势群体改善生活前景的希望变得渺茫，这一趋势如果继续恶化，必然损及社会公正与和谐，故而必须尽快防治。在我国目前条件下，公共图书馆可以弥补公立教育系统的不足，它的一视同仁的免费服务方式，提供给每一个读者同等的获取知识的自由，展示了机会平等并尊重人格尊严的公民社会原则与民主理想。同时，也为社会各阶层的人们架设起知识的桥梁，使之获得为参与市场竞争和公共政治所需的文化基础。
更重要的是，通过积极自愿的学习，一个个公民的素质培育在公共图书馆的自由平等的学习气氛中静静地完成了。如此成长起来的公民，富于进取精神，对未来充满希望，便是深化改革、实现可持续经济增长和扩大基层民主的关键的稳定因素和保障。一个世纪前卡内基的经历与实践，为此做了一个很有说服力的注。
二○○九年二月
（范斯利克〔Abigail Van Slyck〕：《卡内基图书馆与美国文化》〔Free to All： Carnegie Libraries and American Culture〕，芝加哥大学出版社一九九五年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