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人味”本来不应当成为一个问题，从原始社会开始，人群就分为男人和女人，估计从那时开始，男人就有男人味，女人就有女人味。只不过不同的时空、不同的社会、不同的文化甚至不同的阶层对“女人味”的定义会有不同。
在狩猎采集的时代，会打麋鹿大概是有“男人味”的表现，会采果子能找到可食用的植物块根是有“女人味”的表现。在中国传统社会中，三妻四妾、打老婆是“男人味”的表现，裹小脚、走起路来风摆荷叶是“女人味”的表现。我说“女人味”甚至在不同阶层有不同定义时，想到的是一位美国黑人妇女在一个女权大会上的著名演说。这位女士对美国女权运动中的白人中产阶级主流价值有意见，就在会上放了一炮，演讲标题是：“难道我就不是女人？”其中大讲她作为女奴怎样挨鞭子，干粗活。她对“女人味”的定义肯定跟一个白人银行家太太的定义不同。
“女人味”在中国被当作一个问题郑重其事提出来是在改革开放之初。那时，国家百废待兴，人心思变。人们对此前的一切价值有一种狂热的颠覆冲动。长期以来，“时代不同了，男女都一样”是主流意识形态，女人不但从闺房走出来，而且进入了传统上属于男人的领域，下大田锄地呀，开公共汽车呀，最前卫的甚至下了煤矿，那儿可完完全全是男人的领地。那时，在所有的商店里都买不到化妆品，全国的女人除了上台演节目都不化妆。都到1988年了，我从美国学了社会学回来，有一天突发奇想，坐在北京车道沟的马路牙子上数路上的女人有多少化了妆，多少没化妆。记得这个出于一时兴起的小型调查的结果是，只有三分之一的女人化了妆。大概是因为社会上“女人味”严重缺失吧，有一大批人包括搞妇女研究的都开始呼唤起女人应当恢复“女人气质”来，这是学术语言，用非学术语言来说就是：女人要有“女人味”。
客观地说，我们现在的社会中，女人大多已经恢复“女人味”了，有那么多时尚杂志的引领，有占全国杂志封面90%的美女做榜样，中国的女人虽然不见得个个向林黛玉的方向努力，不见得个个按贤妻良母的标准要求自己，但是很多女孩肯定不是像我们年轻时那样把“铁姑娘”（文革时对能吃苦耐劳的女人的褒称）作为自己修炼的标准，而是有自己的一套“女人味”的标准了，其中有温柔、美丽，也许有顺从，甚至可能有性感，但是不一定有聪明、能干，更不会有攻击性、领袖欲。用比喻来说，就是小鸟依人、春藤绕树吧。
我们怎样看待这个对中国古代社会女人气质的否定之否定的过程呢？我的看法是，我们也许应当否定“时代不同了，男女都一样”的旧口号，但是取而代之的不应当是“时代不同了，男女不一样”，而应当是“时代不同了，女女不一样”。在这个经历了否定之否定的新时代，女人并没有全体回到宋朝或者清朝，有些女人的价值改变了，不太喜欢顺从，不太甘于辅佐男人的角色。有的女人愿意做小鸟，也有的女人愿意做人；有的女人愿意做春藤，也有的女人愿意做树。因此，新时代的“女人味”里面不仅应当包括温柔、美丽、顺从，还应当包括聪明、能干，甚至包括攻击性和领袖欲。按这个新标准来衡量，我们的前副总理吴仪难道缺少“女人味”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