腐败在任何一个历史时期都是时代的恶瘤，但腐败绝不是某一个特定时期的产物，而是历史的沉疴。因此，腐败也是一个传统，是传统文化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我们可以将它称为“腐败文化”。从历史的纵向来看，腐败文化的主体几乎都是朝廷命官，他们无人不读圣贤之书，无官不讲修齐治平，却又几乎是无官不招权纳贿，无官不贪赃枉法；从横向方面考察，除官吏阶层的腐败外，富人有富人的“腐败”，穷人也有穷人的“腐败”；对于腐败几乎是无人不恨，然而腐败却又是那么“深入人心”。回顾历史，涛声依旧，尽管腐败之恶罄竹难书，而作为一种行为文化，它又是一种“闻起来臭吃起来香”的文化，这是其它文化所不具备的一个显著特征。腐败文化的这种相悖性，决定了它是一个传统的“灰色文化”，是一种事实上难判是非、至今仍有很强生命力的文化.
灰色文化的“经典”：“你腐败，我放心”
“你腐败，我放心”虽是个不恭的话题，但它确实是个无奈的客观存在。
作为封建帝王无不有猜忌之心，臣下阴蓄异志、非分僭越常常是他们的心病。精明的大臣尤其是洞悉帝王心理的权臣们知道，欲释君臣之嫌，要么“渔隐”于江湖之远而忧乐天下，或者“朝隐”于庙堂之高而避祸司马门；要么玩权丧志专事声色犬马，享尽人欲，努力做到“我腐败，你放心”。由于专制主义之网愈编愈密，渔隐或者朝隐在历史上已属鲜见，而后者在历史上是不乏其例的。
司马光《涑水记闻》卷三载,太祖时，赵韩王普为相,车驾因出，忽幸其第。时两浙钱亻叔，方遣使致书及海物十瓶于韩王，置在左庑下。会车驾至，仓卒出迎，不及屏也。上顾见，问何物，韩王以实对。上曰：“此海物必佳。”即命启之，皆满贮瓜子金也。韩王皇恐，……上笑曰：“但取之，无疑。”
赵普是北宋开国元勋，权倾朝野，却贪婪好利。这十瓶“海物”被他全部用来在东京兴建府第。钱是宋朝要消灭的吴越末代国君，一个交战国送来大量“礼金”，赵普接受敌国的行贿，这不是腐败又是什么？然而宋太祖对不期而遇的人赃俱获，不过一笑了之。这一对“明君贤相”的相安无事，全在“无疑”二字上。“无疑”就是放心，其所以放心，是因为你在经济上越贪婪、越腐败，我在政治上就越放心了。
如果说赵普之行事还不足以说明“你腐败,我放心”的话，那么《史记·萧相国世家》所载萧何之事则是十分合榫的。
汉十二年秋，黥布反，上自将击之，数使使问相国何为。相国为上在军，乃推循勉力百姓，悉以所有佐军，如陈豸希时。客有说相国曰：“君灭族不久矣，……上所以数问君者，畏君倾动关中。今君胡不多买田地，贱贳货以自污，上心乃安。”于是相国从其计，贱强买民田宅千万，上乃大悦。
当刘邦凯旋归来时，关中百姓纷纷投诉萧何的腐败，刘邦此时却在暗自高兴。
这两则史事是颇耐玩味的。赵普是主动腐败者，在他看来，只有我腐败你才会放心；萧何是被动腐败者，在刘邦看来，只有你腐败我才放心！试想，如果萧何不是被逼着腐败，可能就会招致杀身之祸，可能就会没有后来的“萧归曹随”的无为而治，西汉王朝的历史是否会有另一种写法了呢？如果赵普不主动腐败，可能难释赵匡胤的猜疑，这位以“半部《论语》治天下”的开国丞相能否助北宋王朝完成统一大业，实在是难以逆料的。腐败文化的这种难以评说的的善善恶恶，正是灰色文化的重要特点。然而，“你腐败，我放心”也不是普遍规律，象朱元璋这样的帝王就是个反例，他的眼里几乎不能掺半粒砂子，谁敢腐败他就严惩不贷，甚至剥皮实草。
“你腐败，我放心”并不一定全表现在君臣之间。官吏上下之间、同僚之间也有这种现象，其形式多为群体腐败。实现群体腐败的要件正是“你腐败，我放心”。如果你不腐败呢？请看下例。清代同光年间人欧阳昱在《见闻琐录》中记述：苏廷魁担任河道总督期间，适值黄河在河南境内决口，便与河南巡抚奏请100万两治河。苏廷魁“亲督工。买料俱亲经手”，完工后结余30万两。巡抚主张瓜分，苏是位正直的官员，坚持将余款奏缴国库。巡抚因为“未遂其欲，恨甚……弹奏之”，户部因“向来河工告成，无不浮冒虚报者，利得十分之七，大小瓜分，以三分贿部，遂不驳。今苏公缴还余银，除此陋规，部中亦恨。”于是，部里想方设法在苏的奏折里挑出“不合例数条”，与河南巡抚同参苏廷魁，这位不愿腐败的官员竟被革职。后来有一位叫任道镕的河南巡抚，在任时正值黄河决口，他堵住决口后与苏廷魁一样“请缴余银”，其结果亦是“被弹劾，革职去。”欧阳昱无不感慨的说“二公于污秽之中，独欲显其清廉，宜乎犯众忌而不得安于其位也。”试想，如果苏、任二公甘于自污呢，岂不既可保住官位俸禄，也不致引来同僚的忌恨；正因为他们“欲显其清廉”，而违背了这个圈子内的“游戏规则”，怎能放心他们“安于其位”？由此我们不难看出，只有这个特定的群体都腐败，腐败者才有可能在心里上获得安全感，他们营造的“堡垒”就不易攻破。因此群体腐败又很强的技巧性和操作性，一般是很难被揭露曝光的。例如治理黄河河患的官员，明清两朝有几个是因为腐败被参劾的？
当腐败成为一种双向的社会需要时，一切反腐举措都将黯然失色！
“你腐败，我放心”，一个多么沉重的历史话题！
灰色文化的“真理”：权力就是财富
尽管时下有人说穷人有穷人的“腐败”，但腐败毕竟是有权者经营的事业，这是不争的事实。所谓“千里做官只为财”的民谚，就是中国老百姓对这一历史事实的经验判断。
权力是以最小成本获取财富的捷径，欲获取财富就必须做官。尽管中国有世界上最早的文官制度，但是入仕的途径却是颇为杂滥的。一般来说，有读书做官、军功授官、捐纳买官、举荐封官等多种形式。读书做官和军功授官多被人视为正途，这是因为读书人经常年青灯豆火的煎熬，以青春甚至生命为赌注，参加那个“在分数面前人人平等”的科举竞争。为侥幸于万一进入仕途的机会，多少人不惜熬到皓首穷年！至于一介武夫，他们完全是以自己的鲜血染红自己的顶戴，实在也来之不易。这两类人虽侥幸得官，支付的成本却相对较高，受到人们的敬重当属自然。捐纳和荐举或者考核，总有“黑箱”操作之嫌，人们常讥之为“左道斜封”。得官的路径不同，需支付一定的成本则是共同的。按人所共知的经济学原理，支付了成本（或曰“投资”），必然要获取高于成本千百倍的回报。如果把成本和利润抽象出来，做官和做生意既是相同又是相通的，运作模式亦大体相仿。《战国策·秦策》载吕不韦与乃父谈“生意经”的一段绝妙对话，颇能说明问题，兹录如后。
曰：“耕田之利几倍？”曰：“十倍。”曰：“珠玉之赢几倍？”曰：“百倍。”曰：“立国家之主几倍？”曰：“无数！”
吕不韦发现，只要象垄断市场一样垄断皇帝（国家）的全部或部分权力，就会获利无数！这位阳翟大贾颇精此道，他不仅为中国贡献了一位秦始皇，一部《吕氏春秋》，而且成功地操作了有史以来最为辉煌的寻租创租工程。他食禄十万户，爵封文信侯，真谓是获利无数！自此以后，中国的官场就变成了“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的生意场。从第一个封建王朝到最后一个封建王朝，时间跨度不过二千余年，在沧海桑田般的变化中，以不变应万变的惟有象做生意般的做官，这不能不称之为是中国的一大特色。我们不妨翻翻《官场现形记》。小说从第一回写坐馆塾师王仁开导他的学生说：“做了官就有钱赚”，到最后一回黄二麻子“苦辣酸甜遍尝滋味”之后，终于悟到“天底下的买卖，只有做官利钱顶好。”细心的读者如将小说和廿五史对读，定会感到从吕不韦到黄二麻子，设租寻租创租的激情像“原始冲动”一样潮涌古今、涛声依旧，这个甜蜜的事业前“腐”后继，绝无乏人之患。
凡做官生意者，官（权）越大利也越大，我们从卖官的标价就可看得出来。如《曲洧旧闻》称，宋代王黼当国时开市卖官，有“三千索直秘阁，五百贯直通判”之说；清初顺治朝，山西口北道副使王化淳，在更换防守仓官时标价“上缺要银四十两，中下缺要十两”（《明清档案》32册），仅此一项他就获银150余两。又据史载：捐一个县官，乾隆时要银4620两，嘉庆时4000两至5000两，道光时3700两，咸丰时2000至2600两，到光绪时跌至不足千两。官职的买卖已经完全市场化了，人们可以像买卖牲口一样按肥瘦或行情论价。
是否有成本低的官生意运作呢？当然是有的。如汉文帝的宠臣邓通为文帝嗽吮毒疮，而官至上大夫，并许其铸钱,于是“邓氏钱布天下，其富如此”（《汉书·邓通传》），陈万年向儿子传授谄媚术，果然青胜于蓝；陈咸通过谄媚贿赂权臣陈汤，仕途通达，官至少府（《汉书·陈万年传》）。又如明代权珰魏忠贤擅国时，朝中文武官员纷纷投其门下，时有“五虎”、“十狗”、“十孩儿”、“四十孙”之号。这些“狗儿”、“孩儿”们虽然卑鄙下流，然好官我自为之。人格是不可论价的，为苟且于荣华富贵，在他们看来，贱卖人格又何乐不为之呢！
做官确实是天底下最好的买卖，原因在于权力可以转化为财富，无怪王亚南先生说：换一视角来看，廿四史就是一部贪污史（《中国官僚政治研究》）。然而，并不是每个做官的人都愿将手中的权力转化为财富。如宋太宗时的名臣查道，常“与妻采野蔬杂为薄粥以疗饥”，“道不胜贫，与妻谋，欲去官卖药”。（《续资治通鉴长编》卷39）如陆游任夔州通判期间，“一日禄不至，则无策矣，”届满离任时，“行李萧然，固不能归。”（《渭南文集·上虞丞相书》）又如包拯、海瑞、于成龙、郑板桥等等，这些清介廉洁之士虽在二千多年的历史中寥若晨星，却给整个官吏阶层抹上了些许亮色，至今令人景仰不已，也令我们翻读那部贪污史时，不致汗颜得无地自容。
灰色文化的困惑：杀者自杀贪者自贪
要说中国历史上无法制，那是无知；
要说中国历史上有法治，那是无识。
中国是创立和执行官吏惩处制度最早的国家之一。《尚书·舜典》载“象以典刑，流宥五刑，鞭作官刑，扑作教刑，金作赎刑”；《左传·昭公六年》也载有“夏有乱政，而作禹刑；商有乱政，而作汤刑；周有乱政，而作九刑。”以现代的眼光看，这些“刑”基本可认定是惩处官员（当然主要是镇压百姓）的条款。这些条款对以后的立法有至深至远的影响。
从秦开始的历代封建专制王朝，统治者几乎都想通过法律的他律和道德的自律来约束官吏，从而实现廉洁政治，主观上绝不希望腐败到皇冠落地。因此，一个新王朝建立以后，无不引前朝之颠覆以为戒鉴；于是，以史为鉴就成为中国的一个文化传统。如《尚书·召诰》：“我不可不鉴于有夏，亦不可不鉴于有殷。”司马迁作《史记》，往往以暴秦为例儆戒当代统治者，故对秦史记事尤详。唐初君臣，无不以隋亡为训诫，魏征曾说：“思隋氏以为鉴，则存亡治乱，可得而知。”（《旧唐书·魏征传》）李百药修《北齐书》，李世明指示其编修宗旨为“览前王之得失，为在身之龟鉴”。（《册府元龟·恩奖》）宋神宗认为司马光修撰史鉴书应为“鉴于往事，有资于治道”。（胡三省《新注资治通鉴序》因此赐该书名为《资治通鉴》）。尤其是朱元璋，先后敕编《辨奸录》、《永戒录》、《醒贪简要录》等鉴戒书十数种，为反腐倡廉而编书之多，为历代王朝所罕见。他们曾制定了一部又一部法典律例，一条又一条官箴官诫，用心何其良苦。我们不能认为这些官箴法典都是摆设，连臭名昭著的昏君宋微宗也曾标榜过惩治腐败就是证明。据《宋会要》载，他也真格贬黜过一批贪官污吏，如河北路转运副使李昌孺、滁州知州唐恪、河北监司贺希仲等。然而，一面是惩治腐败，一面是“六贼”崛起！再如明初，朱元璋以严刑峻法制腐，力度不可谓不大，然一桩勾捕逃军案，兵部侍郎王志受赃22万；一桩盗军粮案，户部侍郎郭桓侵没至千万，株连官吏系狱至数万人。这仅是发生在洪武朝的腐败大要案之一斑。大案连发，朱元璋竟越杀越困惑，何以“杀者自杀，贪者自贪”？重刑治贪毕竟还是有效的，如《明史·循吏传》所纪125人，洪武至正德的153年中有120人，从嘉靖至明亡的123年间只有5人！
纵观历史，一面是法网恢恢，一面是网漏吞舟之鱼，没有清查惩处的大贪比比皆是。如素有贪名的严嵩，籍没时登记的田地2.7万余亩，而素有廉名的徐阶，田产多达40余万亩，是严家的15倍。又据《甲申传信录》载，李自成进北京时，明朝国库存银竟不到4000两，而刘宗敏追赃时，追出外戚周奎银53万两；大学士陈演，追赃献银4万两，仆人举发，又挖出埋银书玩、黄金360两；户部侍郎吴履中，到任仅17日，抄出赃银400两、黄金80两（高出他的俸薪多少倍？）；锦衣卫大堂骆养性，被追出赃银3万两；司礼监宦官王之心，被追出赃银15万两……。如果不是刘宗敏追赃，谁能知晓崇祯朝有多少贪官！
一部廿五史所载的贪官污吏，仅仅是沧海之一粟，是被历史曝光的极小一部分，而像徐阶这样享有“廉名”的贪官又何止万千！
翻开每一部中国通史，我们不难发现，每一个王朝无不“鉴于往事”，而每一个王朝又蹈前朝覆辙，无不亡于腐败，甚至连农民起义领袖李自成建立的大顺王朝也未能幸免。中国历史形成了一个怪圈，或曰社会腐败的周期律。腐败增加了国家的行政成本，削弱了政府对社会的控制力，严重的腐败甚至能官逼民反、揭竿而起……对腐败的社会危害性，统治者并非没有一定的认识，能想出来的招数也都用尽，最终还是未能解决腐败的问题。原因何在？是法网不密，还是教化不彰？是中国人没有创造廉政的智慧，还是体制上有致命的问题?
面对腐败，一方面是杀者自杀，一方面是贪者自贪。为什么会是这样的呢！
说不尽的灰色文化，
何时能将你说清白？
前面谈到如果没有腐败，萧何、赵普辈将难以在汉、宋两朝建功立业，甚至历史将有可能是另一种写法。腐败之恶果真罄竹难书，而无一善可举么？先贤有言：存在就是合理的。基于这一命题的指引，总算找到了例证，此处稍作援引，当令拙文“蓬壁生辉”。
数年前读到社会学家郑也夫的“社会生态学的腐败与社会转轨期的腐败”（载《战略与管理》1994.3.）。这篇文章,着实让人大开眼界。郑先生说：“腐败是低效率的社会机器的润滑剂，腐败能穿透一些僵化刻板的政策。……当年的知青们还会记得办返城手续时如何行贿，又如何在过后大骂受贿官员。如果政策不变，官员都廉洁奉公、毫不通融，恐怕知青们一定会更加失望。因此可以说最坏的不是腐败，最坏的是不得人心、又僵化刻板毫不变通的政策。腐败的积极作用就在于它有时可以腐蚀掉这种政策。”经郑先生一番点拨，我们这些过来人终于明白，我们是用我们自己都羞于言及的“腐败”手段改变了一代知青的命运！举一反三，有多少不享有权力资源的人们，如民间企业家、工人、农民、学生等等，竟是以腐蚀那僵化刻板、不得人心的政策而改变一个人甚至一个群体、一个阶层的命运！感谢“腐败”！
郑先生又说道：“而我们认为广泛流行的东西终有其合理性。很多行贿的举动带有消极反抗的意味。一些社会学家认为，如果完全杜绝了腐败，一些社会冲突会更尖锐，当年知青的情况可算一个例证。如果完全杜绝了腐败，一些群体可能走向公然背离现行政策、现行体制的道路。……我们可以说，腐败与改良一样，具有维持现政治体制的功能，其手段是，腐败与改良共同成为了革命的替代物。”腐败对维持社会的稳定、祥和与发展功莫大焉，我们不由得在心底喊一声：“腐败万岁！”腐败问题的善善恶恶，不用说是三七开、哪怕是一九开，依古训总不能因善小而不为吧！更何况腐败之善莫大焉。由此我便想到，当前的反腐，我们应该是用缚鸡之力还是用缚牛之力？
我还想从郑先生的话题说开去。原全国人大副委员长成克杰，在蹲大狱期间曾说过，他在广西任职期间的腐败，至少有部分是为了广西的发展。我敢断言成克杰以及他的辩护律师没有拜读郑先生的文章，如果对簿公堂时引用郑先生的“（腐败）具有维持现政治体制的功能，腐败是维持社会机器运转的润滑机等等”这类辩辞，说不定会有个“刀下留人”的转机。
由此反推历史，许多不甚了了的事情也会令人豁然开朗。如康熙曾说过：“所谓廉吏者，亦非一文不取之谓，……如州县官只取一分火耗，便是好官。”（《东华录》康熙34年）按“新思维”解读，为爱新觉罗氏的江山社稷，取一分火耗的好官是作小贡献，取十分火耗的贪官则是作了大贡献；因此康熙又说：“今年所拟秋决，贪官甚多，若尽行处决，朕心不忍。”（《清圣祖圣训》卷28）这难道不是很合逻辑的吗?
郑也夫先生说，在腐败这一问题的认识上，“我们社会学家可能与伦理学、法学家不尽相同，他们的否定可能更多，而我们认为广泛流行的东西终有其合理性。”社会学家我所崇敬也，伦理学家、法学家亦我所崇敬也。他们各说各话，却又句句在理；假若他们意见相左，不知该听谁的？如果兼听，势必尴尬。遥想当年贾政放了江西粮道的外任，一心想做好官，严禁折收粮米、勒索乡民。弄得长随聚齐告假、跟班也不听话；乡民亦不信任，却说道：“凡有新到任的老爷，告示出的越厉害，越是想钱的法儿！”（《红楼梦》第99回）这种心理逆反、这种尴尬难堪，当今恐怕也为数不少。
腐败啊腐败，这个说不尽的话题，何时能将你说“清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