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注国际大事是中国青年，特别是大学生的一个特点。作为具备一定知识素养的年轻人，大学生们继承了古语中“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的传统，也有“位卑未敢忘忧国”的情怀，对包括国际时事在内的社会时事总有一份出自内心的随时关切。而且，不但是文科生关注国际时事，包括许多埋头于实验室的理科生也有许多对国际关系感兴趣，他们对克林顿、萨达姆等国际人物的熟悉程度绝不会亚于他们对本领域学科权威的熟悉程度。在大学校园各种学术或时事讲座中，关于国际关系或中国外交的一般来说总是最热门的讲座之一。

这种关注造就了强大的民间舆论。对网络化时代的大学生来讲，对国际关系以及中国外交的关切已经不再停留在课间辩论与熄灯后的卧谈会的水平上，作为最忠实的网民，大学生们已经熟练地利用各种网络表达手段，如博文、跟贴、留言等来表达自己的观点与态度，从而能够在短短的时间内就汇集起巨大的民意。虽然国际大事似乎与学生们的切身利益并不挂钩，但他们参与的程度却相当热烈。前些年的反日游行、抵制家乐福等行动都是以大学生为主体在网络上发动起来的，他们的声音并不一定代表了全社会的声音，但由于表达得最响亮，故常能对政府外交决策造成实际的掣肘。这也是我国政府为什么十分关注大学生思想动态的一个重要原因。

这时，需要关注的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是，谁在塑造着这些年轻学生们的国际观呢？听到这个问题，越来越强调独立的大学生可能很不高兴：没有人塑造，我塑造我自己，“我的地盘我做主”。确实，对多数大学生来说，他们对国际事务与中国外交的基本态度与观点都是自己选择与思考的结果，那种把民族主义浪潮的兴起归结于官方推动和塑造的结果是十分牵强的。但是，应该承认，在一个信息爆炸的时代，每一个人的思考事实上都不可能是完全自由的，它受制于周围环境所提供的信息，以及所能够运用的分析问题的基本工具与方法。信息一般都是别人提供的，特别是国际时事，大学生不可能直接到国外的第一现场去感受，他们所了解的信息都是媒体传达的。更重要的是分析问题的基本工具与方法，事实是“肉”，方法是“刀”，不同的“刀”将切出不同的“肉”。谁给了大学生这把方法的“刀”，谁就在很大程度上塑造了大学生们的国际观。那么，大学生分析国际时事的“刀”是从哪儿借来的呢？

对绝大多数专业的大学生来说，都没有上过专门的国际关系课程，但往往都需要上一门公共课，即形势与政策课，其中相当一部分就是国际时事。但是，这门课的政治色彩是十分浓厚的，主要目标是教导学生了解进而支持党和政府各方面的政策，其认识问题和分析问题的方法基本上都是官方的，没有什么实质内容，也不受学生欢迎。事实上，在网络舆论中，官方的观点往往是被批评的对象。与官方性质的说教相比，大学生更乐于接受一些来自相关畅销书中的观点，像上个世纪90年代的《中国可以说不》，现在的《中国不高兴》等，这些书发行量很大，其中相当部分是年轻的读者。这些书用比较通俗的语言，对国际关系与中国外交表达了一种不同于官方的、能够激动人心的叙述，往往被人称之为民族主义。对于处于受压抑环境中的年轻人来说，这样的观点与视角是令人兴奋的，更容易为他们所接受。这些书不但在图书市场，还在平面媒体、网络空间上都得到了热烈的讨论，影响了更多人的思维。尽管它们不会严谨地分析该如何认识国际关系与中国外交，但其中渗透的观点与方法无疑在很大程度上塑造许多年轻人的国际观。

令人深思的问题是，在这些畅销书的作者中，几乎没有一个是学过国际关系专业的人。在中国，国际关系是一个堂而皇之的二级学科，也有许多这方面的专家学者，但对民间舆论来说，影响最大的不是他们，反而是那些对国际关系专业知识可能毫不熟悉的畅销书作者们。事实上，在许多网络舆论中，真正的国际关系专家往往被称为“砖家”，他们提出的看法，不是受忽略，就是受嘲笑，被称为迂腐、软弱。尽管这些专家们也频频在电视上露脸，但没有迹象表明他们真正在民间舆论上发挥了多大作用。另一方面看，信誉不佳的官方媒体除了增加他们的知名度外，在影响力或美誉度方面，可能只有反作用。这种在本专业领域反而掌握不了话语权的现象，暂且不说其利弊，至少对国际关系学界来说是一种悲哀。如果换了其他专业，比如说经济学或法学，让没有任何专业背景的人信口雌黄而真正的专家反而噤声的情况，大概是不可能存在的。

其中原因，细究起来可能有以下几个：

1．国际关系专业门槛低，任何了解一点情况、有点口才的人都能说上两句，这就给了那些畅销书的作者们以较大的挤入空间。反过来，由于各种原因，中国的国际关系学科知识积累也很落后，原来许多专家主要是做情况分析起家的，没有太多的专业理论知识，除了所谓的内部消息之外，没有多少专业优势。

2．许多国际关系专业的人才以智囊自许，眼睛朝上，考虑的是如何影响政府的政策，对如何影响民间舆论不太重视。例如，中国社科院、中国国际问题研究所、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等科研机构集中了大量的国际关系专业人才，但他们的任务是为决策服务，为领导服务，对于影响民间舆论的事情，他们没有动力，甚至也不屑于做。但在实际上，国际关系学者能够在多大程度上影响决策是很成疑问的。在建国以来的政治与文化传统中，知识分子起的主要是解释政策而不是提出政策的作用。在对外关系方面，决策层的看法确实与国际关系学者的主流看法基本一致，但这到底是学者影响了决策层，还是决策层在引导学者，是一件很难证实的事情。不管如何，国际关系学者这种眼睛朝上看的倾向加剧而不是弥合了政府与民间的观点与情绪分裂。目前，中国政府的对外决策相当的务实与低调，但在一些民间舆论看来，则体现为软弱与无能。站在中间的国际关系知识分子，对此无能为力，是很令人遗憾的。

3．目前国际关系的一个潮流是走向专业化、理论化，而不是做公共知识分子。这有其特定的历史与现实原因，正如前面提到的，我国的国际关系研究基础薄弱，导致门槛不高。不容否认的是，学界为此做了大量的努力，其中表现之一就是大力学习和引进西方的国际关系理论，着力提高从业人员的专业素养与理论水平。就目前情况来看，这方面已经做出了一点成绩，但还远远不够。因此，就国际关系学界的主流来说，目前的主要任务仍是专业化与理论化，较少有人有做公共知识分子、影响民间舆论的冲动与实践。

然而，现实已经不允许国际关系的知识分子在自己的专业园地里独自耕耘。充满强烈非理性色彩有民间舆论的兴起、以及这种浪潮对于决策的越来越大的影响，越来越反映出培养一种相对健全、理性的国际观的重要。而这方面，国际关系知识分子可以扮演着有力的作用，他们的专业知识与经验将为社会提供更为宽广的视角与选择。我们不能说国际关系知识分子的观点就一定是正确的，就一定比那些没有学过国际关系的人要高明，但有了他们的加入，至少就有更多的观点与声音碰撞，有更多的专业视角与方法的运用，这些都有利于促使人们更加理性地思考，养成更加成熟的国际观。

当然，要达到这样的效果，那些仍然执着于书斋或是上层决策的国际关系知识分子们需要做好准备：不但要有扎实的专业知识，还要用普通百姓听得懂的语言把这种知识表达出来。在后一方面，那些畅销书作者们确实值得所有的国际关系知识分子好好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