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中国共产党强调自身变革，从一个革命型政党转变为一个执政型的政党。要实现政党转型，首先需要转变思维观念，彻底摒弃“运动式”的思维习惯。
运动就是一切？
大学本科的时候读“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专业，知道共产主义运动史上有一个叫伯恩斯坦的德国人，他不把革命目标当一回事，说了一句被马克思主义者斥之为修正主义的话。尽管我们对伯恩斯坦的言论嗤之以鼻，但反思我们过去的所作所为，又让人不得不想起他的这句“名言”——“最终目的是微不足道的，运动就是一切”。
国家独立，民生改善，政治开明，社会祥和一直是中国共产党人的奋斗目标。1949年10月1日，毛泽东站在天安门城楼上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标志着中国共产党角色的转换：从反政府力量变成了执政党。人们完全有理由期待这个新的执政党大展宏图，为中国开辟一条社会主义的康庄大道，使人民生活极大改善，物质产品像泉水一般涌流。
中国共产党的表现也确实非同一般，不仅与西方的管理经验迥异，而且与中国传统规则决裂。它“以解放全人类为己任”，以有组织的社会动员为手段，在伟大领袖的领导之下，“以阶级斗争为纲”，与天斗，与地斗，与人斗，通过干接连不断的大事，使人民群众始终心神忐忑不安同时又惊叹不已。
有人用“运动治国”来概括中国共产党改革开放以前的执政方式。“直到‘文革’结束之前，中国可称是以‘运动’治国。一个‘运动’接着一个‘运动’，少有间歇，连建设也是运动式的。一连串‘运动’的结果，形成了一套与‘运动’相适应的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干部不断更换，方法依旧传承”（“再反形式主义，打破‘运动型思维’”，《瞭望》2006年4月9日）。确实，在新中国成立以后的几十年里，为了推动社会主义事业的全面发展，每隔几年就要来一场大的运动。中华人民共和国还未成立，中共中央就开始着手准备土地改革。1950年6月30日，中央政府颁布《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土改运动在全国拉开序幕。与此同时，为了巩固新生政权，“镇压反革命运动”也全面展开。此后，运动接连不断，遍及经济、文化、政治、社会乃至军事生活各个领域。回顾历史，一些重大运动历历在目，其中包括“三反五反”运动、“反右”运动、“大跃进”、“除四害”爱国卫生运动、“四清”运动、“工业学大庆”、“农业学大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等。有人统计说，从1949年到1976年毛泽东去世，中国经历大大小小的各种运动有七十余次。确实，整个中国似乎一直处于各种各样的运动之中，难怪有人说中国人个个都是运动员，生命不息运动不已。
在1949年以后的近30年时间里，中国实验了一种“运动版”或“斗争版”式的“社会主义”。在今天看来，这种实验不仅不成功，而且根本上误国害民。如果人们从中国的历史实验中得出了教训，认为贫穷不是社会主义，平均不是社会主义，那么，今天还应该引申出进一步的结论：“运动”不是社会主义，“斗争”不是社会主义，和谐、安康才是社会主义！
“运动”过去了吗？
看过80年代谢晋执导的电影《芙蓉镇》的人们都知道，芙蓉镇上的风风雨雨完全是当代中国社会历程的缩影。靠运动起家、靠运动吃饭的“运动疯子”王秋赦在午夜敲着破锣，嘶哑着嗓门叫嚷“运动了，运动了”的场景，让那些劫后余生的人们听了依然毛骨悚然。
对于以往的“运动政治”模式，有人发表过这样的评论：中国人有一种非凡的能力,就是酷爱“搞运动”，尤其是“官家”,已经到了凡事必搞运动的“运动政府”境界。1978年中国共产党宣告结束“以阶级斗争为纲”，将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之后，重新审视国际社会，重新定位自己，明白了“解放全人类需要首先解放自己”的道理，坚持和积极推行较为务实的改革开放政策，从而改变了执政的方针路线，逐渐告别了“运动时代”。
然而，“运动”后遗症并没有得到彻底根治，依然会不时发作。为解决社会治安问题而推出的“严打”活动、“扫黄打非”和各类清剿活动，针对腐败问题而展开的各种思想教育运动和所谓的“审计风暴”，为推进某项工作的进展而掀起的各种检查评估活动等等，似乎都带有明显的运动式思维的痕迹。围绕开好2008年“奥运会”，也要掀起一个个的“奥运”热潮。就连种树扫大街这样的活动，也要领导一行浩浩荡荡，媒体炒作轰轰烈烈，总免不了要制造一些好不热闹的“运动式”气氛和场景。
“运动”不仅成了一种管理方式，更成了一种社会生活方式。除了人们经常提到的“运动式执法”、“运动式反腐”、“运动式检查”、“运动式评估”外，还有许多“运动”招数充斥于政府管理的各行各业。我们早已对各地开展的“文化搭台经济唱戏”的招商引资活动、风云而起的各类节庆活动、千姿百态的形象工程司空见惯了。就是日常生活，我们也喜欢“运动化”的方式和效果。要娱乐了，我们就来个“超女”运动；要学习了，我们就来个“学习型”运动：建设“学习型社会”，培养“学习型人才”；要拉动需求了，我们就制造运动式的“消费热”，要节约了，我们就打造一个“节约型社会”；要清理传统了，我们就来个“破四旧”一类的运动，要重视传统了，我们就来个“国学热”、“讲经热”、“祭祖热”；要讲究卫生了，我们就来个全民爱国卫生运动；地方人大要选举了，我们就来个“庄重行使你的民主权利”运动；要讲马克思主义了，我们就来个“马工程”。
我们没有理由怀疑每一场“运动”的初衷，但是，良苦用心一旦变成某一个时期政府的中心任务，就可能演变成为一场政务运动。建设新农村势在必行，民心所向。中央政府提出要大力推进“农村城镇化”，要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于是，一些地方便不顾自身条件，大搞形象工程，非要农民在路边拆迁改建，扒旧房，盖新房，拆平房，建楼房，要求农家厕所贴瓷砖，门口建喷泉，结果，“只见新房子，不见新农村”，“城镇化”的好处没体现，反而让农民背了一身债而怨声载道。这种用“大跃进”方式搞新农村建设，无视农村实际情况，搞“样板工程”、“达标工程”、“限时工程”和“指标工程”的种种做法，不是再次警示我们“运动”其实依然离我们不远么？
告别运动式思维
运动惯了，就成为一种定式。运动治国模式的形成，有其深刻的历史根源。最早，革命领袖和革命政党出于革命活动（包括军事战争等行动）之需要，将自上而下的社会动员、统一行动的“群众路线”视为革命行动的基本方式；后来，这些最早的考虑便成为一种惯常的手段和经验，甚至成为党的经典信条，以至于从制度安排到政策手段选择等诸多方面都自觉不自觉地贯彻运动原则。
客观而言，“运动式”管理也不是一无是处，它的优势主要体现为自上而下强大的社会组织和动员能力。特别在非常时期，这种优势表现得最为显著。它通过突击行动，可以获得“短平快”的效应。但是，作为一种管理手段或方式，“运动式”管理也存在着诸多明显弊端，如行政成本高，治理效果差、背离法治原则、滋生官僚作风等。作为一种治国理念，“运动式管理”与某种“左倾”意识形态相结合，它的“革命性”后果往往挑战经验与传统，甚至会摧毁文明律则，给社会带来灾难性后果。
告别运动式管理，远离运动型社会，首先需要清理思想观念中的陈年积垢，从根本上否定运动式思维方式，转变思想方向和方法。
“运动式”思维是一种“革命式”思维，它以矛盾斗争观念、绝对主义、一元主义为哲学基础，以政府（精英）主导、群众性社会动员、单一化管理目标、“一刀切”式的简单化管理手段、突击式管理效应为特征。它假设世界是矛盾的，矛盾是对立的，这种对立可以归结为“真理”和“谬误”、“正确”和“错误”的斗争；掌握绝对真理的人，具有前瞻性和道德优越性，可以通过启发、灌输、教育和动员，促进人们去接受真理，规划未来。
从思想方法的角度看，“运动式”思维具有明显的“建构理性主义”性质，它对人类理性能力（说到底是领袖的个人自我理性能力）充满自信，认为社会的发展都是人为设计的结果，坚信不仅一切制度安排可以精心设计，而且人与自然的关系模式、社会生活方式以及人的一切需求之满足也可以周密计划，凭借某种理想的规划和方案，通过精心组织和周密安排，再加上正确领导，任何人都可以变成一代新人，改天换地，无往而不胜。
“运动式”思维对“集体理性”充满信心，相信甚至迷恋集体智慧和集体优势，认为集团规模越大越好，整齐划一优于个性化和多样化（因为个性化等于多样化，多样化等于无序化）。因此，在组织管理方面，“一大二公”、步调一致成为一种理想的追求。
早年，俄国共产党领袖列宁把党看作是“阶级的先进觉悟阶层，是阶级的先锋队”，中国共产党创始人接受了列宁的建党思想，将共产党定位为无产阶级的先锋队，是推动生产力发展的杠杆。在之后夺取政权的长期斗争中，中国共产党凭借高度的组织性和宣传性，发动人民战争，形成了有效的社会动员机制和群众性组织行为管理经验。这种资源优势和成功经验成为执政以后的“路径依赖”和思维惯性。经过建国后几十年的实验，新一代领导人觉悟到要与时俱进，告别旧的时代，提出要实现政党转型：从革命党转变为执政党。毫无疑问，这种觉悟和提法在中国共产党发展历程以及中国政治发展过程中注定具有里程碑的意义。
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以及社会现代化的进展，中国共产党的角色也发生了变化。作为一个执政党，它不仅是某一阶级的先锋队，而且也是整个社会利益的协调者。在把利益多元诉求视为合理存在、把实现自下而上的社会自主要求与自治行为视为优先安排、把实施服务型政府管理为持久目标的前提下，与“运动式”管理模式决裂是必然的事情。
告别“运动式”管理，就要与“运动式”思维诀别。那就意味着，要彻底摒弃阶级斗争、绝对主义、一元主义观念；要深刻反省“建构理性主义”的危害，充分估计人的计划设计之理性能力的不足；要重新定位执政党的角色，塑造全新的执政理念。有人说，对于中国共产党来说，转变执政思维有三条路径：一是要从革命党思维转变到依法执政的执政党思维上来；二是要由强制运动式思维，转变到代表大多数人利益的执政思维上来；三是要由依附型家长式集权“一元化”思维，转变到民主参与式执政思维上来。应当承认，这话不无道理！
本文精简版本载于《同舟共进》2008年第6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