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对于文化和民主发展关系的一般看法

文化的内容在不同的领域里有不同的意义，但是通常指社会的知识、音乐、文学和艺术等，但是也可以指社会的整个生活方式，包括价值观、习俗、象征、制度和人际关系等。在本章谈论中国文化和政治发展和民主发展的关系时，我们所指的文化就是价值观、态度、信仰、社会的观念，以及由此而产生的人们的行为。

随着世界民主化的进程，通过比较研究，关于民主与文化的讨论越来越多，其中所关注的主要问题集中在民主制度和文化之间关系的研究。无论是古代的民主理论还是当代的民主理论，都确认民主需要一整套独特的公民的政治价值取向。它们大体上包括：节制、宽容、谦恭、功效感、知识、参与等。[1]托克维尔认为民主制度在美国运行良好的最重要的因素就是民情，美国的民情适宜于民主制度的生长和运行。按照韦伯学说的传统，亨廷顿、李普塞特、福山、阿尔蒙德等都认为文化传统对于一个社会的经济和政治行为有重要的影响，但是同时政治制度和工业化也会使得传统的价值系统发生改变。英克尔斯更指出，人的观念的现代性更是现代化的基础。[2]根据帕特南的研究，在意大利南部建立了地方民主自治制度后，南方的公民共同体精神的缺乏固然影响了民主制度的绩效，但是同时与过去相比，经过民主自治制度的长期运行，南部地区的公民共同体精神也有相应的增长。[3]而有的学者通过比较研究证明，政治文化作为一个受其他因素特别是经济发展制约的因素，是经济发展与民主之间关键的联系环节。

许多人注意到了传统文化与民主化的紧张关系，指出虽然现代化对发展中国家的政治文化的表层结构产生了重大的影响，但是它的深层结构的变化仍然是有限的，因此，民族文化的差异对一个国家的民主化进程以及民主制度的实际运作的影响不可忽视。从历史上看，世界上的文化体系或文明是多极的，按照亨廷顿在《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一书中的观点，当代的主要文明包括西方文明、拉丁美洲文明、日本文明、中华文明、印度文明、伊斯兰文明、非洲文明。[4]一般认为，西方文明孕育了现代民主思想和民主制度，而非西方的文明能否接受现代的西方文明下的民主思想和民主制度，则仍然还是一个未知数。福山在其《历史的终结》一书中认为，到了20世纪末期，自由与民主的理念已经广为接受，人们普遍承认自由民主的价值所在。但是在现实中，民主化的进程仍然诸多波折，许多国家的领导人和人民都接受民主的原理，但是不能顺利的实施。比如拉丁美洲在独立后虽然普遍接受了自由民主的理念和建立了民主的制度，但是民主制度的运行仍然存在诸多的障碍，一些国家则仍然处于非民主的体制下,民主化的转型仍然是一个未知数。而其中的一个重要原因，则在于民主化和民主体制运行的过程中，存在着文化的障碍。[5]

从民主化的实践看，民主只适合西方国家或是西方有重大影响的国家，而其他国家，比如威权主义统治的伊斯兰社会，争取民主的行动非常之弱，可能说明民主只是特殊文化的产物。亨廷顿认为，一个民族的文化传统，其政治态度、价值、信仰、有关的行为模式等，与民主的发展是有关的，它们可以构成民主化的动因或者障碍。但是他指出，文化上的障碍是有界限的。根据与民主的积极关系，亨廷顿给各种文化与民主的关系排了一个序，与民主关系密切的在前，它们依次是：新教、天主教、东正教、儒教、伊斯兰教、黑非洲文化。对于以儒教为核心的中华文明，他认为儒教是不适合民主甚至反民主的，中国儒教以及在韩国、新加坡、台湾以及受到冲淡的日本，都强调团队胜于强调个人，强调权威胜于强调自由，强调责任胜于强调权利。[6]儒家社会对政治制度的理想模式是柏拉图《理想国》下的由道德修养臻于完善的哲学王来治理国家，对国家实行家长式的管理，在这样的模式下，对秩序的维持和等级的尊敬是核心价值。政治权力可以由内在的德性培养去转化，而非由一个外在的制度的建立去防范，对权力的限制没有正当的理由。在这样的文化传统下，很难生出民主的制度和文化。但是同时亨廷顿也认为，经济发展能够冲破文化的界限，迫使文化发生变革，也会使各种文化中的民主因素展现出来。[7]从韩国、台湾、日本的民主实践来看，随着经济的发展，信息传播的发达，教育的普及，政治社群的观念的改变，尽管是缓慢的，但并非是不可能的。

从上世纪末以来，由于文化对于一个国家的发展问题重新引起了强烈的关注，对于一个国家的发展来讲，文化所起的作用被看得非常的重要。因此哈佛大学曾经邀请世界知名的学者就这个问题展开讨论，并出版了《文化很重要——价值怎样影响人类进步》（Culture Matters）一书，在书在前言中，亨廷顿就指出，保守主义的看法是文化而不是政治影响社会进步，和自由主义的看法是政治和其它方面例如经济可以改变文化，这样的两个命题都是真理。[8]而这个结论也就成了这个会议的结论，与会的学者赞成这个结论。按照这个结论，文化在人类进步的发展中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从根本上讲，一个国家的进步取决于这个国家的文化。学者们在这本书中也批评了上个世纪一个非常流行的看法，认为是帝国主义的侵略导致了拉丁美洲国家经济发展的困境以及支持这个看法的依赖理论。认为之所以拉丁美洲的经济不发达，而亚洲特别是东亚经济的发达就是因为文化的原因。亚洲的儒家文化有支持进步的因素，而拉丁美洲的文化则差。[9]同样的，按照这个会议的结论，文化也是可以改变的，可以通过政治和其它的因素加以改变，使原来不支持进步的文化改变为支持进步的文化。这看起来是互相矛盾的看法，但是在人类社会中是常见的。一个经常被用来加以做解释的例子就是德国和日本的法西斯主义的文化在二战以后，由于战争失败和政治的改变，从而文化也得到了改变，现在是支持民主和和平的文化占主导地位。现代化的理论也证明，经济的发展可以影响文化，例如教育水平的提高，知识的普及、信息的传播等等，都可以对文化的发展产生影响，从而适应和推动民主的发展。因此，文化对民主的影响，就是在这样两种“真理”的互动下产生作用的。这两个“真理”，应该都和中国的民主发展密切相关的。

2、 中国的传统文化与民主化

（1）中国传统文化与现代化的争论

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就是儒家文化，儒家、佛家和道家的发展是三教合一，儒家为主。由此可以说儒家文化在历史上一直是中国文化的核心内容。自五四新文化运动以后，作为本土主流思潮的儒学，受到严厉的挑战与冲击，但是仍然起着重要的作用。对中国传统文化特别是儒学与现代化和民主是否相适应的问题，是近代以来中国的知识分子一直关注的问题。围绕着这个问题，有的学者认为，这里大致有四种观点归纳：第一种是主张儒家思想根本上是反民主、反自由、反人权的，唯有彻底打倒孔家店，才能建立现代国家；第二种观点认为民主、自由、人权是西方人的东西，不符合东方国情，民主、自由、人权泛滥将使社会国家无法集中意志，一盘散沙；第三种观点认为儒家思想完全符合民主、科学、伦理，要实行民主，必须从根源推行儒家教育；第四派则认为儒家思想中有浓厚的民主、自由、人权的精神，但是在长期专制政治压制下，儒家渗入了反民主、自由、人权的成分，甚至变质为专制的护符。[10]第一种观点，是五四以来，在中国的自由主义之间流行的一种观点，而第四种观点，则代表了新儒家的主要观点。中国的新儒家，以儒学为主体，以宋明心性学为依据，以1958年张君励、牟宗三、徐复观、唐君毅联名发表的《为中国文化敬告世界人士宣言》为当代新儒家运动的主要纲领，致力于开创儒学通向现代政治、社经与文化的系统理论。

实际上中国的文化对于中国的民主发展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一直是多年来学者和政治家们研究和关注的问题。100多年来对于中国文化问题的讨论从来就没有停止过。文化保守主义和新儒家的学者认为中国的传统文化，主要指的是儒家文化对于中国的现代化不仅没有妨碍，而且会起推动作用。但是中国的自由主义传统，却对传统文化采取严厉的批评态度，认为恰恰是中国的传统文化阻碍了中国在近代社会的进步。这种批评尤其以五四时期为最激烈。鲁迅就讲中国历史的字里行间都是“吃人”的。这种自由主义的传统在中国1949年以后就停止了，但是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却对传统文化采取了更为激烈的批评态度，不仅彻底否定，而且试图建造一个人类社会最“新”的文化和社会，以至最终出现了“文化大革命”。自由主义的传统后来在台湾和海外还有所发展，仍然对传统的文化持严厉批评的态度，认为中国传统文化不可能产生现代化和民主。但是从20世纪6、70年代开始，随着台湾的经济和社会的发展，自由主义的态度也开始逐渐发生了变化。认为中国的传统文化可以和现代化的进程发生对接的关系，从而融合到现代化中，并发生作用。许多人已经认为，中国的传统文化，从本质上讲并不是反现代化的，而是可以转化为现代化的。在政治发展问题上也一样，中国的传统文化可以和民主相融合。这是台湾出现政治现代化发展的原因。按照他们的看法，台湾所发生的这种变化，当然也可以发生在中国的大陆。

在这些海外的学者来看，儒家，或者是中国的传统文化，之所以可以和现代化相结合，是因为儒家文化中的一些因素，而不是整体，可以适合现代化并且以致可以推动现代化的发展。

中国改革开放以后，思想界开始活跃，出现了自由主义的思潮，对中国文化的发展问题提出自己的看法。在改革开放的初期，中国知识界对传统文化的批评占了思想界主导的地位。大部分学者都认为中国的传统文化，无论是几千年的大传统，还是1949年后的小传统都不适合现代化，也不能产生民主，因此必须要开放思想，引进西方思潮，才能产生现代化和民主。这就是所谓“西化”派或“现代化”派的基本看法。这种思想实际上是中国改革开放以后思想界的主流。尽管这个思想遭到官方意识形态的反对，但是在知识界始终是主导的思想。但是近年来在中国的思想界，保守主义（或者如学者所讲是“新左派”）思潮抬头，认为传统文化可以适合中国的发展，中国的政治不适宜西方的民主，而应该进行儒家的复兴，搞“仁政”就可以了。实际上，当前中国的自由主义和保守主义对这些问题也有许多针锋相对的意见，但是没有争论起来，各讲各的。

西方国家的学者对于中国文化和现代化以及民主的关系的讨论也有许多，但是主流的学者多对传统文化和现代化的关系持批评的意见。像我们前边所引用的亨廷顿的看法就是基本持否定意见的。著名的美国汉学家列文森就认为，儒家思想中的所谓“民本”内容，它的基础是维护“万世一系”的君主统治，并不具有任何“民主”的含义。[11]儒家思想的本质就是维护专制统治。

但是近年来，随着中国经济的增长，也有一些学者提出了一些新的看法，认为东亚国家的经济发展和现代化的顺利发展和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一些东西相关联。例如Lucian Pye指出，重视实际、追求功名、努力工作、重视运气、满足需求、重视人际关系等，这些都可以和经济的发展相关联。韦伯也承认，中国的文化虽然无法产生资本主义，但是可以适应资本主义，甚至可以比日本人更加适合资本主义。但是同样的文化内容，也会有负面的作用，例如依赖性、鄙视劳动、顺天应人等也不适合经济发展的需要。[12]而当然这种适合资本主义现代经济的特性，也在另一个方面表明中国的传统文化中有和现代化以至和现代政治发展相适应的可能和因素。

（2）中国文化和民主

从中国的传统文化来看，没有民主的内容。中国几千年的政治和文化传统是专制主义的。这种专制主义的思想体现在价值观上，也体现在政治制度上。这是根深蒂固的传统。在中国古代的思想中，出现了一些“民本主义”的思想，从战国时期开始这种思想就已经产生，就是为民牟利的思想。但是传统统治者的“民可载舟亦可覆舟”和为民谋利的民本思想实际和“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的愚民思想和称老百姓为暴民、刁民而必须加以看管和镇压的专制思想是一致的。正是因为统治者知道老百姓的力量之强大，所以才要愚民，所以才要将老百姓严格的控制起来，甚至是镇压。这整个思想是一脉相传的。在中国的古代社会，中国社会的基本价值观和社会规范就是如此。因此老百姓所能走的道路就是要摆脱当民的命运，去参加科举考试，通过考试再去当官，而考试顺利通过之后当官的任务同样是忠于朝廷和皇上，控制老百姓。这是一个专制文化和制度的基本格局。在中国明末清初的启蒙思想出现以后，虽然有些学者批评了专制主义，甚至批评了皇帝，但是仍然没有跳出民本主义的思想，也无从谈产生民主主义的思想。中国的传统思想从来没有想到老百姓的民权问题，没有想到rule of people, 只是有民生问题。从老百姓这边来看也是如此，他们遵守着社会的准则，也就是基于这种专制主义价值观上的制度，交粮交赋。在被政府（往往是地方政府）逼急了实在没有办法的情况下就铤而走险，进行造反。造反成功，就当上皇帝，继续专制主义的一套。因此在中国的历史上就从来没有民主的思想出现。“民本主义”只是专制主义的思想补充而已。当然从实际的结果来看，民本主义考虑到老百姓的疾苦，想改善老百姓的生活状况，以及“轻徭薄赋”的政策对普通的老百姓而言是有好处的。民本主义基础之上的“清官”思想就更受到老百姓的欢迎，实际上对老百姓也有好处。不过所有的这一切都不是民主的思想，认识到老百姓的作用，改善他们的生活状况和将权力交给老百姓是不同的两回事情。

谈文化和民主的关系，就一定要谈政治文化。政治文化由信仰、价值观等组成，它们界定政治行为，确定政治体系的性质，反映了人们对于他们的政治系统的心理取向。[13]政治文化具有稳定性和延续性，阿尔蒙德和维巴通过比较研究，将政治文化分为地域型政治文化、顺从型政治文化和参与型政治文化三类。[14]而在现实中公民文化往往是这三种类型政治文化的混合。中国传统的政治文化更多的是一种顺从型的政治文化，崇尚等级与服从，官场内部的拉帮结派、贪污腐败盛行，官员和老百姓的关系也是命令与服从的关系，老百姓有义务而没有权利。这样的政治文化和民主制度是不相容的。

民主观念是在近代传入中国的，是外来的思想。民主主义的进入中国，带来了中国思想界的巨大变化。在民主的影响和号召下，中国的近代和现代历史出现了巨大的变化。辛亥革命、五四运动都和民主有关。中国也曾经在1912年出现了第一次也是唯一的一次普选。国民党的中华民国和共产党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都是在民主的旗帜下产生的，但是在民主的实际道路上都问题重重。因此，从这样的历史传统来看，中国近代历史已经出现了民主的观念，也出现了为民主而奋斗的实践。这样的历史记忆，应该会为中国目前的以及将来的政治发展和民主进程产生一定的影响。

而从具体的实践看，我们认为对于中国传统文化的讨论，首先要思考一种官方的意识形态为代表的所谓上层文化和普通人日常生活中的日常文化的区别。中国的民间社会，固然受到上层文化的深刻影响，但是在现实的生活中会找到他们自己的日常规范。虽然中国的传统文化不可能创造出西方社会的资本主义的经济体制也不可能创造出民主的政治体制，但是并不表明中国的文化就无法和这些人类的进步体制相适合，并接受这些体制。尤其是中国民间的日常文化更加实际，更加功利，更加少意识形态。因此，这种文化接受人类的进步体制的可能性要比官方的意识形态大的多。因为民主政治，乃是一种平平常常的政治形式，它不靠先验的理想主义或乌托邦主义，而是靠平常人的平常心、平常智慧、平常理性。而中国的日常文化，特别是它的世俗主义以及实用主义的倾向，对于适应民主的体制和民主的生活方式，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世俗主义是指人们将注意力集中在现实生活和今世的幸福上,而不是关心死后的状况；而实用主义，则是指中国的传统文化中的注重实用、效果，以实践、行为为本位走向，实用主义的一个根本出发点是看待事物的标准在于对人是否有价值，即在于此物能否满足人的欲望与要求。

中国传统文化的世俗主义，表现在中国并不存在西方意义上的宗教，也没有出现政教合一的政权，中国的政治和社会生活都具有强烈的世俗主义倾向。这一点，主要来自于占主导地位的儒家文化的世俗性。对于中国的儒家文化，一直存在能否将儒家文化定义为宗教的争论，因为中国的儒家文化缺乏西方意义上的宗教性，缺乏终极关怀和对来世的关注。但也正是由于缺乏外在超越的精神，中国的儒家文化着重于现实生活，注重现世修为，这一点也深深的渗透到中国的日常文化传统中。在历史的发展来看，儒家文化也接受和适应了外来的文化，例如佛教、伊斯兰教和基督教等。这些外来文化和儒家都有本质的区别，但在漫长的历史过程中，从冲突中最终走向了适应和融合。

正是由于中国传统文化的强烈的世俗主义的特性，使得各种各样的宗教能够在中国生存下去并且得到传播。从历史上看，除了占主导地位的儒家文化外，佛教、道教、景教（基督教）、伊斯兰教在中国都能够得到传播并有一定的信徒，除了中国专制主义政权出于政治上的原因对这些宗教的传播加以限制甚至压迫和打击之外，中国的传统文化，对这些宗教的存在和发展都具有相当大的包容性。中国文化的世俗主义特性，使得中国的文化对于外来的文化，实际上具有比较大的包容性，只要外来的文化能够给中国人带来好处，经济上的或者是观念上的好处都可以。这种实用主义和世俗主义的态度是中国传统中的一个特点。[15]这一点不同于西方和穆斯林世界的文化。由于西方和穆斯林世界的宗教——基督教和伊斯兰教都是信仰独一真神的宗教，对于其他的宗教的传播具有很强烈的排斥性，不容易轻易地接受其他性质的宗教。

从伊斯兰世界的民主化进程来看，由于伊斯兰文化是宗教性的文化，这就使得民主首先作为一种价值特别是西方的文化价值容易遭到抵抗。因为对伊斯兰文化来说，文化不仅是一种生活的方式，而更多的是一种与信仰、尊严和承认相关的东西，丢掉了传统文化，也就是相当于丢掉了自己。因而伊斯兰世界的民主化进程，显得相当的艰难而缓慢。而对于儒家文化来说，从儒家文化圈中比如台湾、韩国、日本等的民主化的实例来看，儒家文化对于民主，并非是不相容的。

中国人无论是信仰本土的宗教，或是外来的宗教，其根本的着眼点是看对自己是否有用，对于中国人来说，可以由信转为不信，或是由不信转为信，更或者是有用的时候则信，没有用的时候则不信。这一点类似于日本，日本对于文化的态度是哪个好就用哪个，哪个有用就用哪个，什么都接受，什么都信，包括佛教、基督教和本土的神道教。从这个角度看，中国的传统文化与民主是应该能够相容的，民主作为一种工具，作为一种比较好的处理社会问题的工具，是可以为中国人所接受的。从中国具体民主的实践看，基层干部和群众对于民主的认识和理解，并不是从民主的理论和原则的角度，而是从民主的程序和方法的角度，构成民主主要内容的选举程序、治理程序以及选举和参与的种种方法与手段，成为基层干部和群众对于民主的主要关注点。民主的价值，诸如“参与”、“世俗性”、“宽容”等，也被视为一种纯工具性的功能，一种在社会矛盾日益增多的情况下能够比较好的处理这些矛盾，调解双方利益冲突的经常性的解决模式。[16]

中国文化的世俗主义与实用主义的特性，使得民主化在中国的实现所遇到主要障碍，并不是中国的传统文化对于民主的排斥，或者是与民主文化的不相容。中国文化的世俗主义和实用主义的特性，使得中国的文化对于民主在中国的出现和发展具有相当大的包容性。如果民主作为一种手段和工具能够比较好地解决中国现代化过程中政治和社会上的问题，那么民主在中国所遇到的文化上的障碍，是可以被绕过的。问题的关键在于，自从近代以来，由于面临着强大的西方国家的威胁和入侵，强烈的救亡意识压倒了启蒙，而越来越激进的思想和主张被实用主义的中国人作为救国的良方而引进。自从近代以来，对于西方文化与传统文化的处理问题，往往是从一个极端走向另外一个极端，从初始的中体西用到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的批判传统文化，主张全盘西化。新中国成立以后，则是大力推广马克思列宁主义意识形态。[17]实际走的是另一个方向的全盘西化道路。但是到文化革命的时候发现走不通了，走不通的原因不是西化的错误，而是西化的来源有问题。这一点不同于日本，日本的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是可以截然分开的，一方面接受西方文化，但是另外一方面对于传统文化也不丢弃，而传统的保留特别是传统权威的保留对于西方文化的传播乃至民主化的转变和民主体制的运行往往是有好处的，比如日本的天皇制的保留和强化。而中国的情况是执著于探讨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的不相容性，认为西方文化与传统文化就是非此即彼的关系。这种思想文化上的激进主义倾向，对于民主化在中国的实现，仍然是一个很大的障碍。

3、实践中的文化和民主

中国的文化到底和民主有什么样的关系，目前见仁见智，说法不一。理论上的讨论已经有一些了。我不想从理论上进行这样的讨论，那会没有什么结果。就像前边所引的Lucian Pye所讲的中国传统文化和经济发展的关系一样，我这里也试图将在实践中所看到和感受到的文化和民主的关系做一个框架性的也是经验性的解释，从中大致可以看出现实中的传统文化思想对民主发展所起到的作用。

我们先讨论中国文化对民主的影响问题，然后再讨论在民主的实践中，文化是如何被改变的问题。这两个问题都是前边所引的亨廷顿所讲的“真理”。

（1）信任问题

就像信任问题影响经济发展一样，也对民主产生影响。中国是一个低信任度的国家，在社会中，除了家庭之外，中国人难以信任其它人。就如有些学者所指出的，儒教国家是一个低信任度的国家。而人们之间互相信任的程度低，不仅对经济发展不利，[18]而且对民主发展也是不利的。在对除了家庭之外其他人都不信任的情况下，社会是松散的，社会的组织、制度和法治等都难以发展，这不仅在经济发展中可以看到，在中国民主的发展实践中也是随处可见到的事情。

（2）家族问题

中国的社会以家族为核心，这样形成了中国社会的一种核心结构和价值，社会成为一个由家族的小团体所组成的联合。但这样的结构在经济上导致了家族主义和权贵主义，也导致了腐败的大量产生，这是在讨论亚洲价值观时许多学者所公认的。这种腐败毫无疑问也影响到政治方面。中国政治上的腐败随处可见，在国际上虽然不是排在最后，但是也是中等偏高的，这和中国的家族观念有很大影响。家族观念导致家族成员之间必须相互帮助，即使触犯法律，也要有所帮助，这和民主发展所需要的法治精神相违背。

（3）人际关系

与家族关系紧密连接的是人际关系。中国社会是由人际关系编织出来的复杂的网络所组成，在家族之外就是朋友、同学、同乡、同事等所编织成的复杂的关系网络。在社会的实践中，这种复杂的人际关系网络，使得官员们可以得到各种各样的庇护，也可以通过这样的网络进行政治钻营。当前社会上买官卖官之所以猖獗，就和这种人际关系有关。官员上任之后最主要的就是建立自己的关系网络，而这种网络既通上也通下，既保证自己的利益也保持和上面的联系，也要保护下级网络的安全和利益，这种复杂的关系网络导致腐败是必然的。这种人际关系网络不只在官员中出现，在社会中也同样，医生、律师甚至于教师等等都利用这种网络寻求利益，甚至于搭上和政府官员的关系。因此，这种复杂的人际关系网络对于民主的实践实际没有好处，它所导致的腐败是全社会性的。

（4）官员行为

在中国的民主发展实践中，和民主发展关系最大的是地方官员，前面所谈到的三种状态都和地方官员有关。从整体看，中国几千年的官员行为没有发生什么基本的变化。中国古代是皇帝加政府官僚所组成的皇权官僚体制，由皇帝主导官僚进行统治。辛亥革命以后，皇帝被打倒，但是官僚体制仍然存在。1949年的中国革命，使得中国共产党加强了这个官僚体制。中华人民共和国尽管有官方的意识形态的看法，例如为人民服务，但是对官僚社会而言这个政权是加强而不是削弱了官僚体制。从实践中来看，在这样的中央集权的官僚体制之下，官员们对上负责而不对下负责。也就是说，在中国的层层官僚之中，官员们只对上一级官僚体制负责，而不对下一级负责，下一级对上一级而言只有义务而没有权力。在中国最下一级的官僚体制中，也就是中国的乡镇和城市的区和街道，则直接面对普通群众，政府有权力要求老百姓按照官员意志去做，他们是“治民”，而不是“民治”，所以不对老百姓负责，仍然对上负责。老百姓对政府只有义务，没有任何权力，这样的观念在中国仍然是普遍的。现实中，官员们对下的责任观念和老百姓对上的权利观念基本没有。除了在一些维权活动进行得比较广泛和深入的地区，老百姓有维护权益和要求权利的思想之外，基本上政府和老百姓两方面都没有民权思想。在许多地方，简单的政府和老百姓的对话就可以解决的一些问题，但是政府官员就不愿意移步就座，也不想和老百姓对话，因为这违背了官场的规则。在他们的心目中，听话的人是“顺民”，是好的，不听话的就是“刁民”、“乱民”和“反民”，要抓起来。这种官员的行为是民主发展的重大障碍。

（5）清官行为

在中国长期的历史文化中，清官思想是一个重要的组成方面。如前边所说，清官思想可以看成是中国民本思想的一个组成部分，它要求惩治贪官污吏，维护百姓权益。但是这种观念始终是在专制的思想范围之内。这种观念在古代社会是为维护专制统治而出现的，但在当今的社会实践中，清官观念可以转化为一定程度上的民权思想和民主思想。例如许多的地方官员愿意为老百姓做好事，做实事，特别是做一些关系到民生的事情。这在一定的时候可以为引入民主观念打开一个口子，让老百姓进行讨论或者做决定，这在表面是给老百姓做好事，但在实际上是给政府的治理改革打开了一个口子，这对民主发展是有利的。许多倡言民主改革的地方官员，在思想深处都有这种为民办好事的清官思想。

（6）实用主义

中国文化的一个特点就是实用主义，这种实用主义不仅导致了经济的发展，而且也可以和民主的发展相关联。我们在实践中可以看到，当前中国社会的矛盾很大，地方政府和老百姓的关系很紧张。在这样的情况下，中央政府的政策是传统的办法，要求地方用一切办法保持稳定。但是对于地方政府而言，由于是直接面对老百姓，就必须要有具体的办法解决和老百姓的冲突。当然解决问题的办法可以有多种选择，民主的、暴力的、经济的都可以，有的地方政府在这种情况下选择了民主的方式，比如民主对话的方式，地方政府治理改革的方式，甚至于用直接选举改革的方式。这些从解决实际问题出发而实行的民主改革，是一种典型的实用主义做法，是将民主看成了解决问题的工具，[19]这在中国的传统文化中可以找到大量的根据。

（7）功利主义

功利主义是导致经济发展的一个文化因素。中国人根深蒂固的思想是要做出成就，为家族争光，然后光宗耀祖，扬名天下，达到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目的。而要达到这种结果，就必须在实际上做出一些可以宣扬出来的好事，立功立业，以至立言立行。这种观念在当前的政治改革中也可以看到。实际上许多中国的官员都已经感觉到了，中国已经处在一个政治变革的前夜。因此，在实践中有些人愿意走在前面，即使没有上级同意，也愿意冒险，其中很重要的原因就是愿意争第一的观念在起作用。乡镇直选的“第一”，预算改革的“第一”，公推直选的“第一”，乡一级或者县一级的“第一”等。甚至于有些地方的官员如果没有这种“第一”就不愿意做事。这无数个“第一”在实践中是地方官员推动民主改革的一个重要刺激因素，这对中国地方政府的制度创新和民主发展有利的。可以想象，在未来还有无数个这样的“第一”在那里等待着，也会有无数个官员想得到这个功利，这于国于家于个人都有好处。

（8）政府主导

在中国传统社会中，除了家庭之外就是国家，没有中间社会。由于这样的一个结构，使得老百姓除了相信自己的家庭之外，唯一可以依赖的社会组织就是国家。虽然这个国家在历史上并没有取信于民，但是，老百姓只有这种选择，因此，一切交给政府去办，或者政府让做不让做，对老百姓的行为有很大的影响。西方的老百姓在做行为调查的时候，对政府的信任程度很低，但是中国几乎所有的这种调查都表明老百姓对政府的信任程度很高。[20]可能实际情况如此，也可能是一种无奈的选择，因为除了政府之外没有别的可选。在这样的一种情况之下，中国的经济政治都出现政府主导的状况是自然的。在这样政府主导的观念之下，民主的发展也同样如此。中国动员式的民主和地方政府创新的民主从哪种角度讲都是政府主导的民主，而老百姓则愿意介入或者承认现实，在这种观念之下中国的民主发展主要仍然是动员式的而不是自主表达或者自觉参与式的，这对中国民主的长期发展可能不利。

（9）造反观念

在中国长期的历史中，给了老百姓一个造反的传统合理理由，那就是如果政府不对，皇帝失德，老百姓有权利“替天行道”，进行造反，建立新的王朝。这就是每一个王朝在统治几十年或几百年后会出现农民造反的一个潜在的文化因素。这种在朝廷无道的情况下实行的造反在历史上被认为是合理的。这种历史基因在现实也存在，这种基因存在于维权式民主之中，尤其是在农村，许多农民领袖进行维权的时候，理由就是地方政府无道，因此他们进行上访、抗争甚至于暴力活动是合理的。从实践中也可以看到，中国老百姓不大愿意和政府进行谈判，在他们的心目中，政府或者是好的，或者就是坏的。对坏的政府不能坐下来谈，如果谈就是背叛。这是一种给造反和改朝换代的做法提供的历史文化的依据，当然这种对于合理性（legitimacy）的认识也可以转化为合法的维权式的斗争，例如选举，上访和抗议等。

从上述文化的传统在实践中的作用来看，有些对民主的发展起负面作用，例如传统文化观念对于民主的制度建设、法治建设都有害，而对于加大政府腐败以及强化政府主导都会起到作用，而这些对民主发展是没有用的。但是，也有一些观念在现实的民主发展中起到正面作用，例如解决问题的实用主义，政府官员的功利主义以及想为老百姓做好事的清官思想，都为民主的发展起到了正面的作用。因此，在中国的民主发展中，中国文化既有好的作用，也有不利的因素。由此，我们可以得出结论，在中国文化的传统中，没有也不会诞生民主思想，所谓中国式的民主不可能是原生的，这是因为在中国文化中没有民主的因素。中国文化虽然不能产生民主，但是一些内容可以适应民主，这在中国具体的实践中已经可以看到。实际上，从世界儒家文化圈的民主发展来看，也是一样。它们是在适应民主，而且还适应得不错，例如日本；有的在适应之中不过还没有完全适应，例如韩国和台湾。而中国的状况是她刚刚开始学习这个适应的过程，目前的问题仍然是历史上争论的老问题，“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还是“西学为体、中学为用”。这是一个传统的文化大国遇到新世界而出现的老问题。在这个问题上，中国已经争论了100多年，应该是结束争论而走向实际推行民主的时候了。因为实践证明，民主对中国的发展有好处。有好处的东西中国人就是可以接受的，拿来“用”就好，而不必在乎什么为“体”。如果选择走向民主的话，中国文化经过一个适应期后，应该是可以和民主相融合的，并在这样的基础上，找到一个合适的形式，也就是中国式的民主中的“式”（style）之所指。

4、社会政治变化对民主观念的影响

以上所讲的是传统文化如何影响民主的问题，下边要谈的是社会和政治民主的发展如何改变传统文化的问题。从中国民主发展的实践来看，中国传统文化是可以改变的，传统的专制主义的文化可以改变为适合民主发展的文化，这是毫无疑义的。这种变化和中国的社会政治的变化紧密相连，我们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来看：

（1）制度变化

制度的变化可以改变文化，例如官员行为能不能改变，能不能让官员从对上负责改变为对下负责呢？或者从过渡的角度而言，变为既对上负责也对下负责呢？实践中的答案是完全可以的。

在中国基层的政治改革中，出现了一系列的选举制度改革，包括乡镇长的直接选举以及各种类型的公推直选、乡镇党委书记的直接选举等，有的选举还出现在县一级。对这些选举我们加以关注，尤其是乡镇长直接选举。[21]在我们的调查中可以发现，在实行乡镇长直接选举的南城、步云和石屏，都可以看到一个现象，即农民的上访大大减少，甚至于没有了。我们进行调查时发现这种现象的出现在于官员行为的变化，在没有实行直接选举的时候，官员们对上负责而对下不负责，这是因为他们是由上级任命的而不是老百姓直接选举的。但是在实行了直接选举之后，他们开始要对下负责了，这是因为在选举中为了得到老百姓的选票支持，为了在选举中击败其它候选人，他们不同程度进行了选举承诺，并在选举中进行了家访、亲民等选举活动。因此，当他们当选为乡镇长之后，首先要顾虑的是支持他们的选民能否继续支持他们。这样一个选举制度的出现，就自然的改变了官员们的行为，开始要真正的对老百姓负责。当然，由于中国政治结构的特点，他们还要对上级政府负责，而不是一味的对老百姓负责而去反对上级政府，这样地方官员们就要在上下两个层面都采取负责的态度。无论如何，这种选举制度的出现改变了官员的行为。同样的情况也多少出现在乡镇党委书记的直接选举上，在其它类型的选举中也多少有这种情况出现。这就说明制度的变革会带来官员行为的改变，使得从原来的对上负责的官僚态度转变为对下负责的民主态度。

（2）社会中间层的出现

中国传统上是一个没有公民社会的国家，除了家庭就是政府，因此，造成了中国的家族问题，老百姓的信任问题等等，老百姓在家庭之外除了相信政府没有别的选择。但是随着中国对外开放和经济发展，一个公民社会正在出现。在国家和家庭之间出现的这样一个公民社会，虽然还不强大，但是已经带来了中国社会观念的转变。在维权式民主过程中可以发现，由于老百姓的维权多是对地方政府而发，他们已经开始不信任地方政府，于是进行上访，这是信任中央政府的体现。但是现在由于社会中间结构的出现，许多维权的老百姓开始寻找律师、公民教育组织和其它维权类型的NGO组织去取得帮助，[22]这样一种转变不仅逐渐改变了老百姓的政府主导的观念、信任的传统观念以及家庭观念，而且带来很重要的政治观念的转变，例如产生对于维权民主横向的联系、自主组织和互相支援的行为、寻求社会中间组织的支持等，这对维权式民主的发展来讲是非常重要的。

（3）对外开放

对外开放是中国政府的对外政策，这个选择原本是从经济发展考虑的，但是对外开放的结果也使得中国的政治和观念对外开放。世界各国政治的情形和变化、国外民主政治的发展开始通过对外开放的窗口为中国老百姓所了解，并且产生了学习和效仿的效果，这些会很大的改变中国人的价值观和传统的政治观念，民主政治的影响就是通过这种对外开放影响到了个人和家庭。[23]对于这一点，论述已经很多了，这里不再多说。

（4）文化社会多元结构的变化对传统文化的影响

由于对外开放政策和经济发展，中国的文化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虽然不能说这种变化已经改变了传统，但是很大的改变了中国文化是可以肯定的。广义的文化包括了知识、音乐、价值观念、艺术甚至生活方式和文字，都已经从国外引进了很多，引起了中国文化的重大变化，尤其是在城市，特别是在大都会，这种变化非常巨大。国外的流行文化在中国很容易地流行起来。从社会结构来看，经济的发展已经大大的改变了中国的社会结构，单一的工人、农民和干部的社会结构已经彻底改变，中国人的流动性也加大，不仅大量的农民加入城市工作，加快接触现代化，甚至于还有一部分人成为今天在国外明天在中国生活的人。西方的宗教在中国的传播非常广泛而且速度很快，而中国传统宗教例如佛教和道教也采取了复兴的态势。所有这些，形成了一个多元的社会文化结构，这种巨大的变化会对中国的民主产生重大的影响。按照国际上对民主发展的理解，一种工具性的而非大一统的文化、社会多元化和强大的中介团体等对民主的发展是起到推动作用的。[24]中国文化开始出现的多样性的发展变化，特别是外来文化的加入和植根发展，已经深刻的改变了中国单一的文化结构。

毫无疑问，改革开放所带来的文化变迁和社会多样性的发展已经带来了中国文化的多样性的发展状态，这对中国长期的民主发展一定会产生很大的影响。

注释：

[1] 燕继荣.发展政治学：政治发展研究的概念与理论.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280。

[2] 参见Alex Inkeles所著的Exploring Individual Modernity一书，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83。我与他谈过多次，他认为没有人的现代性，不会有民主，但是传统的人的个性是可以在现代化的过程中改变的。

[3] [美]罗伯特D.帕特南.使民主运转起来.王列，赖海榕译.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2001。

[4] [美]塞缪尔.亨廷顿.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北京：新华出版社，2002。

[5] [美]弗兰西斯.福山.历史的终结.远方出版社，1998。

[6] [美]亨廷顿.第三波——20世纪后期民主民主化浪潮. 刘军宁译.上海：上海三联书店，1998：364-368。

[7][美]亨廷顿.第三波——20世纪后期民主民主化浪潮. 刘军宁译.上海：上海三联书店，1998：374-375。

[8] edited by Lawrence Harrison &, Samuel Huntington.Culture Matters. New York :Basic Book, 2000:3.

[9] edited by Lawrence Harrison &, Samuel Huntington.Culture Matters. New York :Basic Book, 2000:

53.

[10] 何信全.儒学与现代民主.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8-9。

[11][美]列文森.儒教中国及其现代命运. 郑大华等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200。

[12] Lucian Pye. Asian Value: From Dynamos to Dominoes// edited by Lawrence Harrison &, Samuel Huntington. Culture Matters. New York :Basic Book, 2000:247-255.

[13] [美]罗纳德.H.奇尔科特.比较政治学理论：新范式的探索.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8：9。

[14] [美]阿尔蒙德、维巴.公民文化：五国的政治态度和民主.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89：19-23。

[15] 中国文化对于外来文化的态度，一开始都反对，认为不是我们的文化，拒绝接受。早年对待佛教是这个态度，以后对待基督教也是如此。到近代社会，大规模的西方文化传入中国的时候，就更引起了轩然大波，“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就是这种现象的体现。这样的争论其实到现在还在影响中国的思想界，但是从实际的历史进程来看，中国物质和制度的现代化的进程或者说“西化”的进程已经完全渗入了中国，中国实际上接受了西方的外来文化。其实，这就是中国接受外来文化的“条件”，只要有用的有好处的就是可以接受的。

[16] [美]弗兰西斯.福山.历史的终结. 呼和浩特：远方出版社，1998：247。

[17] 李世涛.知识分子立场——激进与保守之间的动荡.长春：时代文艺出版社，2000。

[18] 现在有些证据显示，在中国的基督教比较发展的地方，经济的发展和基督教的信仰有关，直接相联系的就是信任问题。例如在温州地区，由于基督教比较发展，教徒之间信任的程度比较高，因此改变了人们之间信任度低的问题，当地的经济发展就和这种信任度比较高有关。

[19] 我们在实际工作中，经常碰到这样的事情。地方官员问我们，民主可以带来什么，能不能带来经济发展，能不能带来廉政，等等，一系列的问题。如果可以带来这些结果，他们就会进行民主改革。我们的回答有时不大令他们高兴，如我们讲民主不一定带来经济发展，但是对反腐败有好处。这样他们也愿意。但是如果没有什么看得到的好处的话，他们是不会搞民主改革的。

[20] 我想这种原因也可能出在问卷的设计上面。从实践看，老百姓对中央政府还是信任的，但是对地方政府的信任度并不高。但是这类调查并没有区分是信任中央政府还是政府，而是笼统的说政府。许多人相信这是指中央政府。

[21] 中国到目前为止有三个乡镇长直接选举的实验。步云选举的时候我在现场观察。南城乡的直接选举我是两年后应地方政府的邀请去进行调查的。云南石屏的选举是选后一年去举行的调查。所有的这些选举我都有研究报告。我们是唯一的观察到了这些变化的机构。

[22] 可以以我们为例。目前许多的维权民众找到我们这个民间研究所的有许多，大都是对地方政府不满意，但是上访没有用，因此希望我们帮忙。我们根本就不认识他们，但是维权民众口碑相传，所以找到我们的。

[23] 我们在选举中提倡进行秘密划票，有些地方政府也接受这样的主张，但是秘密划票间如何搞，他们不知道。在广西南宁进行的一次居委会的选举中，当地的官员从法国总统大选的电视新闻中看到法国所用的秘密划票间，于是就按照法国的样子设计了他们的秘密划票间。

[24] [美]亨廷顿.第三波——20世纪后期民主民主化浪潮. 刘军宁译.上海：上海三联书店，1998：4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