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0年10月8日-1954年9月5日彭德怀任志愿军司令兼政委，经历朝鲜战争全过程。1952年4月彭德怀回国治病并于7月初接替周恩来主持军委工作，在朝鲜前线另由陈赓（1952年4月12日-6月11日）、邓华（1952年6月11日-1954年9月5日）代理其职务，此种形式的代理体制下代理者的作用估计非常有限。当然，也应考虑到1952年4月后朝鲜半岛的军事行动规模已小得多了。志愿军司令兼政委一职按通常理解即战地统帅，各国军事制度不同，战地统帅作用也大有区别。本文分析在当时指挥体制中彭德怀作为战地统帅的作用，由此探讨指挥体制的特点。对指挥体制的研究须有核心档案资料的支持，在现有条件下，本文研究所涉重要事实仅限于征引几项官方资料。

一、彭德怀并非全权负责战场作战指挥

毛泽东是军委主席、军队最高统帅，如果中国有几个作战战场，毛要在几个战场间调度兵力、调整作战目标，因而须对各战场进行较具体的指导、指挥。在有限战争且只有一个战场的情况，或由毛在北京指挥、彭在朝鲜执行，或毛只定原则由彭全权指挥。但现实的指挥方式似乎是不明晰的。毛泽东的指挥不限于战略决策与战役部署方面，大量文电内容是对战场作战的指挥，不少命令文电涉及军级、师级部队行动，甚至还有详细的敌情通报，兹列举战争初期文电如下：

1950年10月22日7时毛泽东致电彭德怀邓华通报韩国第2军团及第6、8师有关动向，指示围歼第6、8师1；

10月23日7时毛泽东致电彭德怀邓华并告高岗部署全歼韩军第6、8师，令派第42军一个师附一个炮团去长津湖；14时毛泽东致电彭德怀邓华并告高岗指示第38、39、40军行动2；

10月25日晨志愿军首次接敌，当日6、6、17时，次日2、4、5、14、16、23时毛泽东（或以军委名义）致电彭德怀邓华高岗等详述战场态势、指示作战行动3；

11月1日毛泽东致电彭德怀邓华并告高岗指示东线第42军调度4；

11月2日19时毛泽东致电彭德怀邓华并告高岗关于第27军渡江点安排及西线作战部署，22时毛泽东致电彭德怀、邓华并告高岗指示应歼灭北进的美军第2师5；

11月4日毛泽东致电彭德怀邓华并告高岗关于西线德川作战情况6；

11月5日1时毛泽东致电彭德怀并告高岗指示关于德川作战方针， 3时毛泽东致电彭德怀邓华并告高岗令第38军寻机歼灭韩军第7师一两个团7；

11月24日毛泽东致电彭德怀邓华朴一禹洪学智并告高岗贺晋年（东北军区副司令）要求准备随时扑灭空降之敌8；

12月2日5时毛泽东以军委名义致电彭德怀邓华朴一禹洪学智解方并告高岗贺晋年关于西线肃川、顺川、安州地区作战安排，令第42军应待歼灭新仓里之敌后再行停止；同日毛泽东致电彭德怀邓华朴一禹洪学智并告高岗内容大致同上9；

12月4日毛泽东致电彭德怀邓华朴一禹洪学智并告高岗贺晋年指示派一个师进占平壤10。

彭德怀的请示文电也总是既有作战方针、部署又包含战场细节，如1951年2月4日彭德怀致电毛泽东并高岗因第50、38军伤亡过大拟撤回汉江北岸，请示放弃洪川、春川地区，当日军委回复同意11。这应当表明彭德怀对本人指挥许可权有所理解。

当然，从另一方面说，即在上述时间内瞬息万变的战场需要决断的事情也绝对不会只有这么几件，凡是毛泽东没有具体指示的事项当然由彭德怀直接处理。从所列举的文电内容看不能判断指挥许可权的分割方式。至于毛泽东的具体指示在前线是否得以执行，这需要另文研究，但可以肯定并非全部执行。例如前述11月5日3时毛泽东致电彭德怀邓华并告高岗令第38军寻机歼灭韩军第7师一两个团，事实上志愿军司令部已于当日结束第1次战役。

第2次战役前后毛泽东对第9兵团及东线之直接指挥见于以下第5节。

二、未发布明确命令规定志愿军司令部的编成与统辖部队

在入朝前与入朝初期就没有明确志愿军司令部的编成与统辖的作战部队，1950年10月8日关于志愿军组成命令只说“志愿军辖第13兵团及下属之第38军、第39军、第40军、第42军，及边防炮兵司令部与所属之炮兵第1师、第2师、第8师”，而不是称所有在朝的中国军队均受志愿军指挥，并未明确后续入朝或在边境地区执行任务未入朝部队是否立即编入志愿军序列。

从实际情况分析，有关限权与统辖部队的问题并非无意疏忽。第66军于1950年10月26日之前到达朝鲜，26日4时毛泽东以军委名义致电彭德怀、邓华并高岗等称“请直接指挥第66军，给以任务和领导，迅速沟通电台联系……”12，乃以个案方式授予对新入朝部队的指挥权。对于稍晚入朝的第50军没有类似的隶属关系转移的命令，原因可能是第50军原属第4野战军。

第9兵团入朝前的1950年10月31日毛泽东致电宋时轮（兵团司令兼政委）、陶勇（兵团副司令）“该兵团到后受志司指挥”13，但在第9兵团过江前两日的11月5日毛泽东致电彭德怀邓华并告宋时轮陶勇“江界、长津方面应确立由宋兵团全力担任，以诱敌深入寻机各个歼敌为方针。尔后该兵团即由你处直接指挥，我们不遥制”14。“尔后”当指该次（第2次）战役以后，因为第2次战役期间毛泽东及北京方面文电通常发给彭德怀并第9兵团（如11月3日、11月28日5时半与24时、11月30日、12月3日1时、12月5日、11日）有的文电则只发第9兵团（如1950年12月7日）。显然这里的用语：“请直接指挥”、“尔后…我们不遥制”与确凿的命令“着将某部队调归志愿军司令部指挥”有很大的区别。

互为印证的是彭德怀发给毛泽东的请示电也有“提议26军（引注：该军隶属第9兵团）……”字样（1950年11月24日）15。11月12日毛致电彭德怀邓华朴一禹“请不断指导宋、陶完成任务”16，在军事用语上“指导”与“指挥”有层次上的严格差别。尽管有北京方面对第9兵团的直接指挥，在该部遭遇困难时12月9日彭德怀复电宋时轮紧急处置并报毛泽东：“东线志愿军第79师（引注：该师隶属第9兵团第27军）已处极端严重困难，十分悬念。除用一切办法加强运输接济外，望迅速撤出当前战斗。越过黄草岭向南数十里较黄草岭温和得多。围敌打援计画应即停止进行”17，注意到彭德怀的该文电亦须同时报告毛泽东。

志愿军序列不明确的主因系于当时的军事组织制度，而战争期间中、朝边境处于开放状态、部队隶属关系不易明确也是重要原因，例如空军曾请示北京哪些部队算作志愿军——1952年1月19日周恩来批示“我意凡在鸭绿江边参战的空军，均应算作志愿军”18。

三、军队的既有行政系统通常不因作战需要而变更

投入朝鲜战场的部队系从各军区、野战军抽调组成，包括中南军区（四野）第13兵团在内恰好是每个军区（野战军）一个兵团：西北军区（一野）第19兵团，西南军区（二野）第3兵团，华东军区（三野）第9兵团，华北军区第20兵团（其时东北军区无兵团级部队），值得研究的是部队原有行政系统在多大程度上仍然有效。战争期间有很多部队主官不到位的情况，在战场上发生这种事情表明行政指挥系统与作战指挥系统有较复杂的关系，致使一些部队在主官不到位（特别是军事主官不到位）的情况下投入作战行动，尤以第3兵团为甚。

1951年3月12日周恩来约见陈赓后第3兵团指挥机关于16日组建，陈赓任司令兼政委（陈赓早于1950年2月任西南军区副司令，这个安排显然有所不当）。17日第3兵团部队入朝但陈赓在北京养病，第3兵团在无司令、政委状况下投入了第5次战役。5月27日毛泽东召见陈赓，6月1日陈赓被任命为志愿军第二副司令（文献记载当时并无志愿军第一副司令的职位，最早入朝的邓华是副书记、副司令，只能认为暗指邓华就是第一副司令，而邓华资历远在陈赓之下，此安排仍然不当）。过了两月陈赓才首次到达朝鲜，又于1952年3月初回国，月底再入朝代理彭德怀职务至6月11日回国调任他职，第3兵团无司令、政委的情况再持续到次年4月，此时由许世友轮换了始终以副司令代行司令职责的王近山，而兵团政委一职直到终战却都是空缺。

还有第20兵团曾以副司令梁兴初代行司令职责、之后又由代司令郑维山指挥，西海岸防御指挥所以副司令梁兴初代行司令职责、第9兵团兼东海岸防御指挥所以副司令陶勇代行司令职责。至于代理军长、无兵团政委、无军政委情形更多，代军长即有第12军肖永银、第15军李成芳、第24军张震、第38军江拥辉、第39军张竭诚、第47军张天云、第67军李湘七例。还有第50军曾泽生军长回国治病由副军长蔡正国代行职责。1950年10月下旬第9兵团在山东曲阜集结时，华东军区下令调第27军第80师师长张銍秀任第26军副军长，因为具体的交接问题未即时执行，张銍秀于入朝后的11月24日奉兵团令到第26军上任，可见大军区即有权任免军级负责人，则理论上志愿军亦应有此许可权。难以设想彭德怀有权任免军级负责人却能容忍作战部队屡次出现主官缺位或代理职务，即便人选再有困难，作战行动的组织保障毕竟是压倒一切的事。

据第60军第180师政治部主任吴成德回忆，该师入朝前军政委说你们师没有政委，你（吴）负起这个责来，但直至第5次战役结束吴成德被俘都没有正式解决第180师政委的缺位（注：诸多文献包括亲历记都称吴成德是师政治部主任，称吴成德是师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代政委兼政治部主任者可能是孤证19）。若说彭德怀不具有师一级的行政指挥权恐不能成立，但为甚么没有指令第3兵团及时配齐师级主官，实际的原因还应归于原有行政系统未因部队投入战场而改变，入朝前第60军与第3兵团并无渊源关系，加之第3兵团本身也缺主官。

第9兵团各军原为四师制，1951年2月中旬第9兵团奉命撤销第88、89、94师3个师（据张銍秀：“2月5日兵团宣布对几个干部的处罚”20，“28日……下午在88师师直科以上干部会宣布撤销番号整编”21）。撤销3个师的命令应当不是志愿军司令部所出：第2次战役后第9兵团在咸兴地区休整，2月初第26军奉命结束休整投入第4次战役开赴西线抱川地区组织纵深防御，若战地统帅有师级部队编组权应当会在两个月的休整期间解决此问题。

战争期间较早回国的作战部队大抵归建于原所属军区，如第66军1951年4月回国仍隶属华北军区，第36、37军11月回国仍隶属华北军区，第26军1952年6月回国驻山东淄博仍隶属华东军区（30日军首长即赴南京向军区报到），第20、27军1952年10月回国驻浙江、江苏仍隶属华东军区。战争后期原有行政指挥系统作用有所淡化，回国部队驻防地可能重新安排，在朝鲜前线的兵团架构也衍变为指挥机构而不再有固定的统辖部队。

四、高岗：介于最高统帅与战场统帅之间

笔者曾研究认为战争期间在处理与战争直接相关事务方面，居于决策与指挥体系最高层的是毛泽东、周恩来、彭德怀与高岗22。林彪自1951年10月主持军委仅有3个多月就因病去职，加以其行事一向低调，正式出版文献上确也找不到此期间林彪指挥朝鲜战争的记载。中央书记处显然不直接参与战争与军事事务。在《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中有关朝鲜战争且涉及书记处的内容仅有1952年3月22日毛泽东对代总参谋长聂荣臻《关于彭德怀回国治病志愿军前方指挥由陈赓代理的报告》批语“同意，请即派陈赓去朝，彭来京治疗。刘朱周陈阅，退聂办”23，也就是仅涉及到高层人事任免才有书记处参与。高岗的作用体现于：1950年6月25日-10月9日高岗是入朝准备阶段参战部队的直接指挥者；1950年10月9日-1951年8月31日高岗参与战略决策与战场指挥；同时期高岗还以“中央代表”身份处理北京与前线之间的重要事务；一些冠以志愿军名义的部队实由高岗指挥。此处只论及与彭德怀有直接关联的事项。

彭德怀并非指挥所有志愿军部队，一些部队由高岗指挥或节制，当然也有的志愿军部队由军委直接指挥。第50、66军初抵达边境地区时部队调动及作战行动曾由高岗直接指挥，这从10月24日8时毛泽东致高岗并告彭德怀邓华电报可以看出：“66军先头师到安东后，请即令其……，在该军未与彭邓沟通电台通讯以前请你予以指挥”24；26日14时毛泽东致电彭德怀并告高岗称“请高令50军注意，从辑安及长甸河口两处对岸阵地向楚山（朝境）迫近警戒……”25。进一步可推测以下部队并非由彭德怀指挥或事实上不归彭德怀指挥，而最有可能的指挥者就是高岗。

——1951年3月15日志愿军空军司令部在安东成立，当时规定其受志愿军总部与军委空军双重领导。但空军基地在中国境内，朝鲜虽有多处机场由于遭美军反复轰炸从未使用过，而作战模式又是担负后方及交通线空中防御而非战场支援、前敌攻击。志愿军空军司令在正式资料中先后是刘震、聂凤智，但实际上战争前期的一年多时间里军委空军司令刘亚楼、副司令兼参谋长王秉璋都在安东指挥所直接指挥，多项作战计划出自王秉璋之手（据吴法宪、王秉璋回忆），由此推断空军部队及作战行动实际不归志愿军总部指挥；

——志愿军安东防空司令部及其前身志愿军高炮指挥所（注：全军防空司令部作为独立兵种于1950年9月组建，1955年升格为防空军，1957年与空军合并）；

——志愿军铁道运输司令部；

——某些没有参与作战的野战部队如担负机场修建的第23兵团；

——1951年6月以东北军区后勤部前方后勤指挥所为基础成立的志愿军后方勤务司令部，志愿军后勤会议通常由北京或渖阳方面主持（1951年1月22日志愿军第1届后勤工作会议由东北军区副政委李富春主持，周恩来、聂荣臻、杨立三等参加26）；

其他驻地及活动范围就在中国境内的志愿军部队。

除参与作战指挥、指挥或节制某些部队外，高岗还直接参与朝鲜战场如下重要活动：

1950年11月14日北京方面特派高岗赴志愿军司令部与朝、苏方商谈联合作战指挥及第2次战役方针问题，次日金日成、史蒂科夫来大榆洞志愿军司令部与高、彭会谈，首次提出成立彭德怀、金日成、史蒂科夫三人小组及中、朝军统一指挥的动议27；

12月6日彭德怀急电毛泽东报告金日成将于次日到达志愿军总部，11时请示待东线战役结束后请高岗再来前方商谈成立中朝联合司令部之组成28（注：12月7日金日成到志愿军总部大榆洞商谈联合司令部事项，但《抗美援朝战争记事》未说高岗是否参与，足见高岗的有关活动在官方资料中可能被缩小或略去）；

1951年1月25日高岗出席首次中朝高干联席会议并在会上报告国内外形势，27日联席会议向毛泽东请示可否拥护联合国限期停战决议、北撤整训，该电文由彭德怀与金日成、朴宪永、高岗、邓华署名29；

2月5日彭德怀致电毛泽东并高岗告知日前金日成来志愿军总部商谈内容30（电报副本由毛泽东转发斯大林）；

5月26日彭德怀以志愿军党委名义致电中共中央并高岗谈目前前线存在的困难与问题（“有些干部情绪消沉”、“埋怨飞机不出动，炮坦不配合”、“顾虑今后作战会更困难”、“某些干部则产生严重的右倾情绪，不执行命令或违抗命令”），拟于6月中旬召开中朝高干联席会议希中央派人（当指高岗）指导31；

6月中旬在毛泽东与史达林安排下高岗、金日成赴莫斯科向斯大林报告战场情况，主要内容是对和谈的基本立场、要求苏联提供60个师的武器装备及派苏军顾问驻志愿军；

8月31日彭德怀致电毛泽东并高岗再次提出成立彭德怀、金日成、苏联大使三人小组的问题32。

对于战场统帅彭德怀而言，高岗身份相当于最高统帅代表。战争期间高岗必有与其地位相称的贡献，但在本文所征引文献中全无有关记述，因而也无助于对彭德怀统帅作用的分析。

五、最高统帅、战场统帅与军委作战室

体现最高统帅与战场统帅复杂关系之一例是第9兵团入朝初期及东线战场由毛泽东直接指挥而并非由彭德怀指挥，兹以如下电文说明：

10月23日毛泽东致电陈毅、张震（华东军区参谋长）令宋时轮来京受命、第9兵团准备开进33；

10月31日毛泽东致电宋时轮陶勇并告陈毅饶漱石张震、彭德怀邓华、高岗贺晋年令第9兵团11月1日入朝34；

11月3日毛泽东致电彭德怀高岗并告宋时轮陶勇指示将第9兵团第27军用于新义州方向，第20、26军在渖阳休整待机35；

11月5日毛泽东对李涛（军委作战部长）指示“即以20军开辑安江界待命。宋时轮应去江界指挥。27军暂在现地待命（南市洞、安东一带）。26军及兵团部在抚顺一带休整”36。结果是第27军先于4日从安东进入朝鲜南市洞（安东东南约50公里）待命，9日又返回安东转运临江于14日再入朝参加东线作战；

11月28日24时毛泽东致电彭德怀邓华朴一禹洪学智并告高岗贺晋年、宋时轮陶勇指示在东线争取歼灭美军2个师及韩军1个师37；

12月1日致电彭德怀邓华朴一禹洪学智并宋时轮覃健（第9兵团参谋长）指示东线第42军部署、以及「请宋覃令在厚昌之一个师向东迎阻（美7师西犯）」38；

12月2日24时毛泽东以军委名义致电彭德怀邓华、并宋时轮覃健祝贺第9兵团两次大胜39；

12月3日1时毛泽东致电彭德怀邓华朴一禹、宋时轮陶勇覃健并告高岗贺晋年指示长津湖地区柳潭里作战行动40；

12月4日13时毛泽东致电彭德怀邓华朴一禹、宋时轮陶勇覃健指示长津湖地区柳潭里下碣隅里作战行动41；

12月7日毛泽东以军委名义致电宋时轮陶勇覃健指示兵团指挥所防空隐蔽，要求电告防空情况42；

12月17日毛泽东致电彭德怀并告高岗及宋时轮陶勇令第9兵团开回东北休整（后未执行）43；

12月31日毛以军委名义致电彭德怀邓华朴一禹洪学智并告第9兵团查告伤亡失踪人数，同日再以军委名义致电宋时轮并告彭德怀询问第9兵团吃饭、衣服鞋子、伤病员、减员等情况44；

1951年1月4日毛以军委名义致电各大军区并告志司及9兵团指示征调老兵以补充志愿军45；

1月10日毛在宋时轮给彭德怀邓华并报军委关于部队情况作批示：“9兵团关于装备、兵员补充请周、聂考虑解决”46（表明第9兵团可以直接报告军委）。

此期间毛泽东致彭德怀关于西线及全局作战的命令文电也发给第9兵团，例如：

11月5日22时毛泽东致电彭德怀邓华并告宋时轮陶勇及高岗判断东线敌军可能威胁西线我军作战，最终决定第42军转调西线，将第9兵团投入东线及作战方针47；

11月28日5时半毛泽东致电彭德怀邓华朴一禹洪学智并告高岗贺晋年、宋时轮陶勇指示在西线集中4个军歼灭美军3个师的主力48；

11月30日毛泽东致电彭德怀邓华朴一禹洪学智并告高岗贺晋年、宋时轮陶勇指示利用两次战役之间作必要休整但不要提过冬休息49；

12月5日毛泽东致电彭德怀、宋时轮并告高岗同意彭德怀4日电所述西线战役部署50；

12月11日毛致电彭德怀、高岗、宋时轮通报美军准备撤出朝鲜51；

12月21日毛致电彭德怀并告高岗及宋时轮陶勇关于战场形势与志愿军作战部署52。

战争期间军委办公厅和总参谋部作战部设在北京中南海居仁堂，身兼代总参谋长、华北局第三书记、华北军区司令的聂荣臻每日在此办公（1952年9月聂荣臻因病离职休养治疗，总参工作由粟裕接替）。毛泽东居所常在中南海或西山，而军委、总参作战室之外并无毛的专门作战室，重大军情由聂荣臻在作战室与毛泽东之间传递，相对于瞬息万变的战场而言此种格局可能造成脱节。

1950年12月3日1时毛泽东致电彭德怀邓华朴一禹、宋时轮陶勇覃健并告高岗贺晋年关于东线作战“对柳潭里地区之敌，除歼灭其一部外，暂时保留一大部，围而不歼，让其日夜呼援，这样便吸引援敌一定到来，使我有援可打”53；4日13时毛泽东致电彭德怀邓华朴一禹、宋时轮陶勇覃健“9兵团迅速控制下碣隅里飞机场不使被围美军撤走，并对美军第5、第7两团之南退部队予以歼灭，只留下其在柳潭里地区之固守部队围而不歼，以利钓鱼”54。这似乎体现了毛泽东与战地指挥官心态大不相同的浪漫色彩以及不明情况，实际上当时并无美军支援柳潭里，柳潭里地区被围美军早已于12月1日8时开始南退并于当日全部撤出（美军撤出时打光所有155毫米炮弹、焚烧不能带走的物资，根据这些迹象前线当可做出美军已决定放弃柳潭里的判断；西线美军的全线后撤11月28日即已开始，这也是统帅部对东线做出相同判断的重要依据），4日14时其后卫已进入下碣隅里防御圈。下碣隅里的机场是设在防御圈内的简易野战机场，这与北京郊区的大型机场是不同的概念，若不能攻入防御圈当然也不能控制机场。这些情况军委作战室理应清楚，何况当时东线打得异常艰苦，不是想不想歼灭的问题而是不具备歼敌的基本条件。从军事上说包围了并不意味就可以随时歼灭，而且对美军的意图当已搞清，即是全部撤退而不是固守待援。

第2次战役期间东、西线战场有狼林山、妙香山脉阻隔联系困难，这可能是第9兵团自入朝准备到参加第2次战役均受毛泽东直接指挥的客观原因，由于指挥机制的缺陷而造成诸多失误（误判敌情、不明了战场天气、地形环境、不考虑兵员输送后勤补给等技术因素），第9兵团遭受重大损失。如本文第2节所引，彭德怀12月9日令第9兵团部队取消原定计划、撤出战斗立即向气候温和地区转移，是在万分紧急情况下的非常之举。

1951年4月17日毛致电彭德怀并告高岗“50军现在何处休整，是否可用于这一地区（指熙川、球场、德川）的防卫？”55实际上第50军因担任汉江南岸阻击任务时伤亡很大已于4月12日撤出战场回国，休整3个月后再入朝。自1951年2月中旬第9兵团奉命撤销第88、89、94师后志愿军各军均为三师制，2月18日军委致电彭德怀等即已称“9兵团……共计9个军27个师”56，但3月1日毛泽东致电斯大林仍称“9个军30个师”57。可以推测毛泽东的命令文电甚至不经过军委作战室，因为军委作战室肯定明了第50军的去向及第9兵团编制的变更情况。反之，彭德怀给毛泽东的请示文电军委作战室按理无权收受，更无权处置。

顺便提及，彭德怀1951年2月24日回国面见毛泽东是两人仅有的会面（至1952年4月彭回国治病前），在不具备便捷的空中交通条件下最高统帅与战场统帅难以会面，则两人同时实施对战场的指挥显然是不恰当的。

1951年1月28日毛泽东致电彭德怀令立即发起第4次战役，并要求原在东海岸咸兴地区休整的“9兵团应即移至（西线）平壤、汉城、仁川、水原区域休整，并担任该区域的警戒任务”58，但第9兵团部队的实际状况是尚不能结束休整，据张銍秀记载仅以第26军于1月30日出动59。由于第9兵团不能遵令出动，2月7日毛泽东又决定「第9兵团全部则回华东任守备」60（致周恩来、聂荣臻信），于是2月11日军委致电第9兵团令其将所有物资移交其他部队61，而此时第26军还在开进西线途中，15日刚到达抱川、议政府一线。一周后军委致电第9兵团撤销前令，决定其继续留朝作战62。战局中某项任务应调哪支部队执行这本可交作战室筹划，毛泽东的直接指挥调度让执行者无以适从，其结果与预期目标肯定也会相去甚远。

1951年上半年毛泽东有一次休养，时间推测为自2月上旬至5月下旬。此期间关于朝鲜前线事项的文电有7件即2月7日毛泽东致信周恩来关于参加朝鲜战场轮番作战部队安排63、3月1日致电史达林关于朝鲜战局与轮番作战方针64、4月9日致电彭德怀指示第13兵团部署，语及“我尚在休养”65、4月13日致电彭德怀指示以第42军驻元山防敌登陆66、4月17日致电彭德怀并告高岗关于防敌空降行动67、4月28日在军委关于第5次战役作战方针电报稿加写“……对伪1师美3师25师土耳其旅及英28旅给以尽可能大的打击……”68、5月22日致电彭德怀并高岗同意收兵休整69。5月22日之后发给朝鲜前线文电渐多。

但2月7日至5月22日期间《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册收有123件非涉朝鲜前线事项的文电，即毛泽东仍处理国内事务而极少涉及朝鲜前线事务。在最高统帅缺位元情况下北京方面的统帅与指挥权如何落实？查此期间北京致彭德怀电报为周恩来或周恩来、聂荣臻连署并报毛泽东，内容有机场修建及即将参战的第3兵团、空军、特种兵情况通报，几乎没有涉及作战指挥，这与毛泽东在位时的直接指挥大不相同，说明战争期间所实行特殊指挥体制与最高统帅、战场统帅个人特点大有关系而非制度性架构。

斯大林早在1950年7月5日即同意派空军参战，到10月中旬时此事却因故搁浅，志愿军在没有空中支援与保护的条件下作战数月（1951年1月10日起苏联空军提供鸭绿江沿线空中掩护但仅限于此），最高统帅部方面为何没有继续要求苏联出动空军参战？1951年2月24日在北京彭德怀会同周恩来与苏军总顾问扎哈罗夫大将会谈再次要求苏履行承诺出动空军，遭扎哈罗夫拒绝。2月26日、28日彭德怀、周恩来当面向毛泽东报告与扎哈罗夫会谈结果，请求毛直接干预此事。3月3日周致电彭告之毛致斯大林（要求苏出动空军）电已发出，斯大林当日复电下令派遣苏军第15、324两个驱逐机师进入朝鲜境内作战70。此事亦促成志愿军空军于3月15日组建，可见毛泽东交涉与不交涉结果大不一样。

1950年10月8日根据军委命令彭德怀就任志愿军司令兼政委，19日志愿军部队进入朝鲜，但志愿军领率机关尚未正式组建，北京有的文电直接指挥第13兵团：

10月18日毛泽东致电邓华（兵团司令兼政委）洪学智韩先楚（兵团副司令）解方（兵团参谋长）并告贺晋年令第13兵团19日进入朝鲜71；

22日9时毛泽东致电邓华洪学智韩先楚解方并告彭德怀、高岗令第13兵团“照彭电”派兵占领妙香山、杏川洞，派兵固守铁山、宣川地区72。

军情紧迫，领率机关怎样组建虽然是头等大事却仍在拖沓之中：

21日2时半毛泽东致电倪志亮柴军武即转彭德怀并告邓华洪学智韩先楚解方及高岗贺晋年详述敌情指示歼灭伪军三几个师且“彭邓要住在一起不要分散”73；

21日3时半毛泽东致电邓华并告彭德怀及高岗：“我意13兵团部应即去彭德怀同志所在之地点和彭住在一起并改组为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部”74；

23日17时毛泽东致电邓华洪学智韩先楚并告彭德怀：“敌进甚急……此时如我尚无统一全军的动作的处置，即将丧失战机。因此，你们应迅速乘车至彭处，与彭会合，在彭领导下决定战役计画，并指挥作战。何日动身。何日可到。望即告”75。

在没有下达中共中央正式命令之前，毛泽东的这3件文电并未能达成志愿军领率机关的组建，直至10月25日毛泽东以中共中央名义致电第13兵团党委并转各级党委并告东北局，才明确命令“13兵团司令部政治部及其他机构，应即改组为人民志愿军司令部政治部及其他机构”76，指定彭德怀任志愿军党委书记以及邓华、朴一禹（朝鲜人）、洪学智、韩先楚、解方等在志愿军领率机关的任职，至此邓华等人的第13兵团职务才正式（自然）免除。

此亦引出指挥体制中的另一值得研究的问题：最高统帅的命令与中共中央、军委的命令显然有区别，而当时指挥体制并未从制度上对此予以明确。

六、彭德怀对重大战略决策的见解与贡献

（一）、1950年9月15日美军仁川登陆后朝鲜陷入困境，10月1日金日成紧急请求中国出兵援助，而苏联方面因史达林未批准出动空军支援甚至同意朝鲜政府、军队出境避难。7月初中、苏商定的援朝预案之不能实现责任全在苏方。既然与美军作战的条件尚不具备，顺理成章的考虑是，依国际惯例非交战国可在边境地区采取预防性军事措施，即公开陈兵于半岛北部以吓阻美军并提出维持战前状态的政治解决主张，既是中国国家安全的需要又符合国际社会的和平愿望。事实上，彭德怀曾经有过类似的想法。1950年10月14日毛致电周恩来告之彭德怀认为志愿军进入北朝鲜北部地方后“可能使美军和南朝鲜军有所顾虑而停止继续前进，保持平壤元山线以北地区至少是山岳地区不被敌占。如此，则我军可以不打仗，而争取时间装备训练”77。彭的这一杰出想法可以说是军事服从政治的典范，身为军人而不囿于厮杀。那么彭的提议在中国高层有何反应、为何没有被采纳？反而是中国志愿军以秘密方式介入，11月7日即第1次战役结束后才对外公布中国志愿军参战，且有意不说明参战规模与企图，以造成美军冒进的态势便于围而歼之。这里有必要研究中国方面的军事目标究竟是甚么，如果说9月前中国的军事作战目标是帮助朝鲜占领南方，那么到了10月军事作战目标应当现实地修改为帮助朝鲜恢复到战前的态势，保有半岛北部领土。考虑到中国军队的庞大数量与足够的后方依托再配以灵活有效的外交活动，此项军事目标即已规定并不需要很多作战行动。

为甚么没有采纳彭德怀陈兵吓阻的战略？有的研究认为毛泽东企求与美帝决战、彻底消灭美帝的心态是重要因素。如“中共中央研究了周边环境，设想同美国可能进行武装较量的战场有三处：台湾、朝鲜和越南，其中对中国最为有利的作战地点是在朝鲜”78，作者未能指出这一说法的出处——独自迎战美国、为社会主义阵营出此大力理当慎重考虑，何况中国还不具备相应的条件。即以常识论，远隔重洋的美帝国主义绝不止在日本、朝鲜的几十万人马，那么“在台湾、朝鲜和越南同美国进行武装较量”究竟意味着什么？“打败美帝国主义”显然不是一个现实的政治、军事目标，而属于宣传、动员性质的口号。

至于第3次战役后毛泽东确有全歼美军、彻底解决朝鲜问题的意图，但这与1950年10月间的形势判断不可同日而语，古今战争史实也表明一旦开战，要想停止就极不容易了。

（二）、进入朝鲜后彭德怀对战争有全局性思考：“曾计划入朝后先在平壤、元山铁路线以北，德川、宁远公路线以南地区构筑阵地，组织一个时期的防御，站稳脚跟，抓紧时间加固工事，改善装备，积蓄力量，6个月以后待对敌形成压倒优势后再实施反攻”79，10月22日致毛泽东并高岗电：“……争取扩大巩固平壤、元山铁路线以北山区，发展南朝鲜游击战争”80，作战目标依然是阻拦美军北进、占有北方部分地区，寻机反攻或政治解决，作战形式则是防御战。这显然大异于毛泽东先前的意图：“现在是争取战机问题，是在几天之内完成战役部署，以便几天之后开始作战的问题，而不是先有一个时期部署防御，然后再谈攻击的问题”（21日毛泽东致电邓华并告彭及高）81。23日毛泽东回复彭德怀“你的方针是稳当的，我们应当从稳当的基点出发，不做办不到的事”82，但以后的形势发展却是“诱敌、穿插、包围、全歼”式的宏大作战规模，作战目标发生很大变化。敌方的错误决策可能是影响毛泽东作战目标变化的重要原因：首先麦克亚瑟固执认为中国已错失最好的出兵机会而不可能出兵，其次因第1次战役的遭遇战形式以及中国军队的隐蔽行动误使美军情报部门判断与之交战的只是中国的小股、非正规部队，进而第2次战役遭受中国数十万野战部队打击后美军又立即全线撤退。

（三）、毛泽东以最高统帅而兼国家元首，理当对战争的政治解决更加关注并将军事行动纳入政治框架。本文前已述及毛泽东对前线作战行动的直接指挥，后果之一可能是冲淡对政治目标的追求。第3次战役后彭德怀反映志愿军“伤亡很大…兵员不足，供应极差，体力削弱”，1951年1月11日毛致电彭同意“撤至仁川及汉江以北休整两三个月”83。彭德怀考虑到联合国军攻势很猛而己方困难极多再于1月27日与金日成朴宪永高岗邓华联名致电毛泽东建议拥护联合国1月13日限期停战决议、北撤15-30公里84。同日军委和联司确定“西线组织防御，箝制敌主要进攻集团，在东线则让敌深入，尔后集中主力实施反击，争取歼灭伪军一两个师并向敌纵深发展，威胁西线敌军翼侧，迫其停止进攻”85。

1月28日毛泽东突然改变先前态度致电彭德怀，以严厉武断的措辞指示“必须立即发起第四次战役，以歼灭2万至3万美、李军，占领大田、安东之线以北地区为目标，……战役之后，敌人可能和我方进行解决朝鲜问题的和平谈判（即先谈判后停火方案，事实上行不通）”86（值得指出的是，此电见于《抗美援朝战争记事》而《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2册未收录，实情待考）。毛泽东此电与实际情况相差甚远：第4次战役实为对联合国军进攻之防御战（防御中有局部反击），目的是“迫其停止进攻”，当然不可避免有战线的后移，但可以奠定第5次战役的发起前提，以后战局的发展亦大致如是；毛泽东要求到达的大田、安东之线在38度线南150-180公里，即使规模宏大的第5次战役也没有将此列入进攻目标。

1951年1月31日彭德怀致电毛泽东、高岗并抄送金日成，再次委婉说明第4次战役的一些不利情况：“消灭敌两三万后，敌利用技术优势，我亦不能取得两三个月的休整。第3次战役即带着若干勉强性（疲劳），此（第4）次战役则带着更大的勉强性。如主力出击受阻，朝鲜战局有暂时转入被动的可能”87。鉴于战场的严峻情况，2月下旬彭德怀回国紧急晋见毛泽东劝说毛对战争指导方针作重大调整，方才形成“战争准备长期，尽量争取短期”“能速胜则速胜，不能速胜则缓胜”的策略，并现地决定汉江南岸防御作战的第50军撤回北岸。但3月1日毛泽东致电史达林“朝鲜战争有长期化的可能”却仍没有谈及政治目标与军事目标的调整88。

（四）、1950年10月19日由彭德怀率领入朝的4个步兵军3个炮兵师2个工兵团均为作战部队，另以东北军区后勤部组建前方指挥所编入志愿军序列。经过三次战役的实践，后勤中运输、补给等基本问题由于不能就地筹措而难以解决，彭德怀认为后勤系统设置须有新思路。1951年1月5日彭德怀、洪学智、周纯全即建议“志愿军后勤部与东后统一组织，改称后勤司令部，前方设精干的指挥部”（致军委并高岗、李富春、贺晋年电89）。“后勤司令部”不仅是名称的改变，更是战争后勤思想的进步——后勤不是机关而应当是部队。但北京方面反应很慢，2月4日周恩来提出组成以周纯全为部长李聚奎、张明远为第1、2政委的东北军区后勤部领导机构，周纯全等驻前方，李聚奎等驻后方，张明远往来前后方的方案，就此征询彭德怀意见，并请彭考虑在前方是否需要成立志愿军后勤司令部90？22日才有军委致电彭德怀高岗任命周纯全为东北军区后勤部部长李聚奎、张明远为第1、2政委，张明远等在前方组成后勤指挥部91（注：此时彭德怀就在北京，当有积极推动）。25日彭德怀在周恩来召开的军委各总部负责人会议上痛陈前线将士之艰难、指斥后方勤务之迟缓无力时情绪激动，致使会议无结果而散，嗣由周恩来再主持军委会议研究后勤支援问题。彭德怀28日返回前线后3月11日再急电周恩来“现运输条件未改善，部队仍经常吃不上饭，就地筹粮亦不可能”92。又迟至5月19日军委才下令“着即成立志愿军后方勤务司令部”93并规定相关体制与隶属关系，6月以东北军区后勤部前方后勤指挥所为基础正式组建志愿军后方勤务司令部，以志愿军副司令洪学智兼司令、周纯全任政委，初步形成战斗部队、战斗支援部队（炮兵、工程兵等）、后勤支援部队的三层次构架。

注释

1 中国军事博物馆：《抗美援朝战争记事》（北京：解放军出版社，2000），页17

2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87），页591~592

3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册，页601~614

4 《抗美援朝战争记事》，页23

5 《抗美援朝战争记事》，页24

6 《抗美援朝战争记事》，页25

7 《抗美援朝战争记事》，页26~27

8 《抗美援朝战争记事》，页33

9 《抗美援朝战争记事》，页39

10 《抗美援朝战争记事》，页42

11 《抗美援朝战争记事》，页80

12 《抗美援朝战争记事》，页19

13 《抗美援朝战争记事》，页23

14 《抗美援朝战争记事》，页27

15 《抗美援朝战争记事》，页33

16 《抗美援朝战争记事》，页30

17 《抗美援朝战争记事》，页47

18 《抗美援朝战争记事》，页215

19 谭铮：《中国人民志愿军人物录》（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1992），页288

20 张銍秀：《阵中实录》（北京：军事科学出版社，2000），页171

21 张銍秀，页177

22 黄力民：<高岗在朝鲜战争中的活动与作用初探>(2007.07.27)，学术中华网站，

http://www.xschina.org/show.php?id=10116

23 《抗美援朝战争记事》页240

24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册，页598

25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册，页610

26 《抗美援朝战争记事》，页71

27 王焰主编：《彭德怀年谱》（北京：人民出版社，1998），页449

28 《抗美援朝战争记事》，页44

29 《抗美援朝战争记事》，页74~75

30 《抗美援朝战争记事》，页82

31 王焰，页498

32 王焰，页516

33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册，页597

34 《抗美援朝战争记事》，页23

35 《抗美援朝战争记事》，页25

36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册，页651

37 《抗美援朝战争记事》，页36

38 《抗美援朝战争记事》，页38

39 《抗美援朝战争记事》，页39

40 《抗美援朝战争记事》，页40

41 《抗美援朝战争记事》，页41~42

42 《抗美援朝战争记事》，页44

43 《抗美援朝战争记事》，页51~52

44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册，页761~762

45 《抗美援朝战争记事》，页63

46 《抗美援朝战争记事》，页65

47 《抗美援朝战争记事》，页27

48 《抗美援朝战争记事》，页35

49 《抗美援朝战争记事》，页37

50 《抗美援朝战争记事》，页43

51 《抗美援朝战争记事》，页47

52 《抗美援朝战争记事》，页53~54

53 《抗美援朝战争记事》，页40

54 《抗美援朝战争记事》，页41~42

55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2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88）， 页248

56 《抗美援朝战争记事》，页89

57 《抗美援朝战争记事》，页93

58 《抗美援朝战争记事》，页76

59 张銍秀，页170

60 《抗美援朝战争记事》，页82

61 《抗美援朝战争记事》，页85

62 《抗美援朝战争记事》，页89

63 《抗美援朝战争记事》，页82

64 《抗美援朝战争记事》，页92

65 《抗美援朝战争记事》，页105

66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2册，页239

67 《抗美援朝战争记事》，页108

68 《抗美援朝战争记事》，页112

69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2册，页322

70 《抗美援朝战争记事》，页94

71 《抗美援朝战争记事》，页14

72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册，页584

73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册，页575~576

74 《抗美援朝战争记事》，页15

75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册，页596

76 《抗美援朝战争记事》，页18

77 《抗美援朝战争记事》，页12

78 徐焰、吴少京：《抗美援朝战争画卷》（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0），页10

79 军事科学院军史研究部：《抗美援朝战争运动战若干问题研究》（北京：军事科学出版社，1994），页3

80 王焰，页445

81 《抗美援朝战争记事》，页15

82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册，页588~589

83 《抗美援朝战争记事》，页66

84 《抗美援朝战争记事》，页75

85 国防大学编写组：《中国人民志愿军战史简编》（北京：解放军出版社，1986），页45~46

86 《抗美援朝战争记事》，页76

87 《抗美援朝战争记事》，页77

88 《抗美援朝战争记事》，页92~93

89 《抗美援朝战争记事》，页63

90 《抗美援朝战争记事》，页81

91 《抗美援朝战争记事》，页92

92 王焰，页483

93 《抗美援朝战争记事》，页1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