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9年中央军委委员构成与运动前期军队负责人异动考略

黄力民

1969年4月28日，九届中央政治局第一次会议批准中央军委和军委办事组名单，主席毛泽东，副主席林彪、刘伯承、陈毅、徐向前、聂荣臻、叶剑英，42名委员是：

丁盛、王秉璋、王树声、王效禹、王辉球、韦国清、叶群、皮定均、刘丰、刘兴元、刘贤权、许世友、陈士榘、陈先瑞、陈锡联、李天佑、李作鹏、李雪峰、李德生、吴法宪、张达志、张池明、张国华、张春桥、邱会作、杨得志、杜平、肖劲光、郑维山、冼恒汉、袁升平、梁兴初、黄永胜、曾绍山、曾思玉、彭绍辉、韩先楚、粟裕、温玉成、谢富治、谭甫仁、潘复生。

1969年军委合计49人，有的资料误以为42人，如徐金洲“论中共九大新的中央军委的组成”（《军事历史研究》2013年4期93-96页）称“本届中央军事委员会，由42名委员组成……”。

1969年军委的构成突破以往惯例，首次有各大单位主官、部分大军区兼职政委加入。

1967年8月17日成立军委看守小组，9月底改为军委办事组，军委秘书长职务事实上取消。1968年3月28日毛泽东指示：今后军委办事组由林副主席直接管，军委就是办事组，军委常委可以不开会了。1969年的新军委延续此方式，未设常委会，10名委员组成军委办事组，组长黄永胜，副组长吴法宪，成员叶群、李作鹏、邱会作、谢富治、李天佑、李德生、刘贤权、温玉成。

一、42名军委委员所在单位与职务构成

1969年军委42名委员所在单位与职务：

军委办事组组员叶群；

总参谋长黄永胜，副总参谋长李天佑、温玉成、彭绍辉；

总政治部（缺）；

总后勤部部长邱会作（兼副总长），政委张池明；

空军司令吴法宪（兼副总长），政委王辉球；

海军司令肖劲光，第一政委李作鹏（兼副总长）；

炮兵（缺）；

第二炮兵（缺）；

装甲兵（缺）；

工程兵司令陈士榘；

铁道兵政委刘贤权；

国防科委第一副主任、党委书记王秉璋（军委副主席聂荣臻兼主任，政委缺位）；

军事科学院副院长粟裕、王树声（军委副主席叶剑英兼院长、兼政委）；

北京军区副司令郑维山，副政委陈先瑞，兼政委谢富治（实职北京市）、李雪峰（实职河北省）；

沈阳军区司令陈锡联，政委曾绍山，兼政委潘复生（实职黑龙江省）；

南京军区司令许世友，政委杜平，副司令李德生，兼第一政委张春桥（实职上海市）；

济南军区司令杨得志，政委袁升平，兼第一政委王效禹（实职山东省）；

广州军区政委刘兴元，副司令丁盛，兼第一政委韦国清（实职广西壮族自治区）；

武汉军区司令曾思玉，政委刘丰；

福州军区司令韩先楚，副司令皮定均；

昆明军区政委谭甫仁；

成都军区司令梁兴初，政委张国华；

兰州军区司令张达志，政委冼恒汉；

新疆军区（缺）。

为何会有几位大军区副职出任军委委员？实际上，当年6月17日北京军区副司令郑维山、副政委陈先瑞晋升正职，7月广州军区副司令丁盛晋升正职，11月兰州军区司令张达志调任炮兵司令时福州军区副司令皮定均晋升兰州军区司令，表明这几项任命九大时已有内定或拟任。南京军区副司令李德生九大前实职安徽省一把手，九大升政治局候补委员，九大后留在北京参加国务院业务组、军委办事组工作，年底主持总政治部。

副总参谋长彭绍辉受1967年七二零事件牵连被停职，九大时彭绍辉并无职务却安排为中央委员，当年8月恢复副总长职务，多半早已内定。

根据军委委员的实际单位、职务可概括军委委员人选组成原则：

军委委员必须是九届中央委员；

军委委员职务是总参谋部正副总长、总后勤部与各大单位主官；

空军、海军、大军区基本2人。

注一 总政机关于1967年7月始瘫痪，11月军委办事组政工组（负责人刘锦平、王宝功）取代其职能，1968年10月对总政实行军管。

注二 本年2月高等军事学院、南京军事学院、政治学院、后勤学院撤销，九大时军政大学尚未组建。

军委人选组成原则的例外情况是炮兵、第二炮兵、装甲兵没有军委委员，这与当时三兵种领导班子状况有关（详情参见下节）。

1968年8~9月湖南省军区司令龙书金、舟嵊要塞区政委曹思明升任新疆军区司令、政委，龙书金是九届中央委员、非军委委员。据有关人员回忆，军队系统九届中央委员名额分配有富裕，例如兰州军区除司令张达志、政委冼恒汉外，还有副政委高维嵩是中央委员，副司令李书茂是候补委员。昆明军区有政委谭甫仁，副司令陈康、鲁瑞林，副政委周兴四名中央委员，副政委蓝亦农是候补委员。龙书金未进军委、曹思明未进九届中央的具体原因不明（1973年时任司令杨勇、政委赛福鼎·艾则孜都是十届中央委员、军委委员）。

大军区的兼政委并非都任军委委员，例如北京军区兼政委刘格平（实职山西省革命委员会主任）是九届中央委员，不是军委委员。

时任副总参谋长王新亭上将虽是九届中央委员却没有进入军委名单。文革前期王新亭曾兼任军委副秘书长、总参党委书记、全军文革副组长，1966年下半年至1967年上半年军队文革局势混乱，王新亭可能负一定责任。九一三事件后王新亭调任军事科学院政委，未进入十届中央。

二、九大当年几个单位主官缺位的补齐

九大时，铁道兵司令张翼翔（九届中央委员）实任第七机械工业部军管会主任，因此未进入军委，铁道兵政委刘贤权在岗，任军委委员。当年5月刘贤权改任司令，原政治学院副院长、革委会主任宋维栻调任铁道兵政委。

九大当年8月冶金工业部副部长周赤萍调任福州军区政委，周赤萍是九届中央委员。

10月总参防化学部政委李真调任工程兵政委（原工程兵政委谭甫仁前已调任昆明军区政委）。

10月总政治部重建，装甲兵政委黄志勇、沈阳军区副政委田维新任副主任，12月由李德生主持总政恢复办公，次年4月李德生正式任总政治部主任。

1967年初炮兵领导机关发生“夺权”，政委陈仁麒等“靠边站”。不久形势反转，司令吴克华下台、陈仁麒复位，九大时陈仁麒是候补中央委员，可能因此无缘军委委员。当年11月，军委委员、兰州军区司令张达志调任炮兵司令。

1966年6月，公安部队领导机关与炮兵领导机关部分单位奉命组建第二炮兵领导机关，一年后正式任命炮兵副司令向守志为第二炮兵司令，公安部队第二政委李天焕、副司令吴烈为第二炮兵政委、第二政委。向守志在炮兵领导机关受冲击未到职，李天焕1968年3月“靠边站”，9月调北京卫戍区政委杨俊生任第二炮兵司令、党委书记。九大时第二炮兵有杨俊生、吴烈在位，杨俊生是候补中央委员，当年5月又回北京卫戍区任原职，吴烈未入九届中央。杨俊生离开后，九届中央委员、第七机械工业部军管会主任张翼翔接任第二炮兵司令。十大时张翼翔续任中央委员，仍不是军委委员，1975年4月降为军事科学院副院长。十一大时第二炮兵才有军委委员。

装甲兵司令许光达大将1967年卷入贺龙案被点名，未明令免职但已无缘于九大，九大当年6月3日去世，济南军区副司令陈宏接任装甲兵司令。装甲兵政委黄志勇是九届候补中央委员，不久调任总政治部副主任。陈宏1971年11月降任成都军区副司令，十大时装甲兵司令空缺，政委姚国民未进入十届中央。十一大时装甲兵才有军委委员。

1969年新军委组成时炮兵、第二炮兵、装甲兵均无人任委员，在任的炮兵政委陈仁麒中将、第二炮兵司令杨俊生少将、装甲兵政委黄志勇中将都只是九届候补中央委员，第二炮兵第二政委吴烈未入九届中央，两者间应有某种因果关系。

三、九一三事件前各大单位主官的调整

1969年5月阎仲川任副总参谋长。1970年6月副总参谋长温玉成降成都军区副司令，7月陈继德任副总参谋长。

1970年8月军政大学组建，兼校长黄永胜、政委张秀川。

1970年12月炮兵政委陈仁麒调任成都军区第二政委、成都军区副政委谢家祥升任第三政委。总参军务动员部长蓝文兆接任炮兵政委。

1971年5月装甲兵副政委姚国民升任政委（黄志勇调任总政治部副主任）。

昆明军区原司令秦基伟、政委李成芳1967年“靠边站”，昆明军区一度由副司令陈康代行职务，陈康虽是九届中央委员，却未进军委（1975年5月陈康被免去副司令、云南省委副书记）。军委委员、军区政委谭甫仁1970年12月被害，次年6月军区副司令王必成升任司令，九届中央委员、军区副政委周兴任昆明军区政委。1973年王必成、周兴同是十届中央委员、军委委员。

1971年1月华北会议北京军区司令郑维山、兼政委李雪峰被撤职，总政治部主任李德生兼任北京军区司令，谢富治兼第一政委、纪登奎兼第二政委。4月，九届中央委员、南京军区副司令张才千升任副总参谋长，军委办事组增补成员张才千、纪登奎（两人非军委委员）。这些都属于林彪、陈伯达案的处理措施，应视为九一三事件后大调整的前奏。

九届军委组成及九一三事件前的局部调整表明，此一时期军队三总部、各大单位班子情况相对平稳。

四、文革前期军队系统主要负责人“迫害”情况

依据1969年军委委员的构成分析，可以较为准确地统计文革前期（以九大为节点）军队系统主要负责人的异动情况。

1965年12月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处理罗瑞卿问题，罗瑞卿军队职务被停止，一般视为文革前奏。1966年5月政治局会议标志文革开始，总政副主任梁必业卷入罗瑞卿案被撤职。

5月政治局会议文件《五一六通知》指出“……必须同时批判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文化领域的各界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清洗这些人，有些则要调动他们的职务……”文革前期高层在如何区别处置“党里、政府里、军队里”的问题上，有关军队系统文革运动的部署与规定经历了多次反复，1967年8月还发生中央文革成员王力、关锋、戚本禹被逮捕关押，以遏制揪斗“军内一小撮”的蔓延，但军队系统文革运动依然势头不小、波及面广，发生总政部瘫痪、军管。

《五一六通知》所称“清洗”，现今资料多表述为“迫害”、“打倒”、“陷害”、“冲击”、“靠边站”、“点名批判”，又以“迫害”一词使用频率最高。这些用语表述的实际含义十分复杂，包括关押、隔离、免职、停职、降职、审查、批斗、不能正常工作、劳动改造、非正常死亡等等，各人具体情节通常难以界定。

文革期间少有组织处理结论，或虽有组织结论又历经反复而未完全执行，研究者须一一甄别确定。例如《“文化大革命”中的人民解放军》（李可等，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9年）第356页误记1971年9月郭林祥是成都军区第三政委，其他资料亦称1965-1971年11月郭林祥任成都军区第三政委，实际情况却是郭林祥1967年4月始羁押于北京卫戍区，当时没有明令免职，1973年6月郭林祥才复职成都军区政委。又如资料所称李成芳1962-1975年任职昆明军区第二政委，实际情况是李成芳1967年中即下放到湖南省一农场劳动改造，1975年从农场复出赴任第五机械工业部长。总政治部1967年7月始瘫痪，1968年10月被实行军管，叶运均“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届总政治部主任”（《党史研究与教学》1990年1期89-90页）称肖华1963年任职，然后是李德生1971年10月3日任职，忽略了总政治部中断的特殊经历，以致有的资料理解为肖华任职时间是“1964年-1967年12月”，傅钟任副主任是“1954年-1985年3月”。

另外，被冲击者的个人因素也不易确定，至少不是所有被冲击者的情况都符合《五一六通知》的指向，或者说大动荡时期最高层难以关注到每个被冲击者的具体遭遇。

本节统计文革前期军队系统主要负责人“迫害”等情况，为准确反映当时的现实，统计对象限定于几个条件：

文革前期曾任总参正副总参谋长、总政治部正副主任，其他各大单位主官，但不计院校革命委员会主任；

短暂受“迫害”后解脱者未列入统计；

九大时已不在位、没有进入九届中央；

兼大军区政委情况未列入统计；

代理职务情形较复杂，一般不计。

统计时间自1966年5月政治局会议梁必业被撤职始，至1969年4月九大为止。

文革前期（1966年5月-1969年4月）军队系统主要负责人“迫害”情况：

总参谋部代总参谋长杨成武，副总参谋长张宗逊、张爱萍；

总政治部主任肖华，副主任刘志坚、徐立清、梁必业、傅钟、袁子钦（1968年去世）、刘西元；

空军政委余立金；

海军政委苏振华；

炮兵司令吴克华；

第二炮兵司令向守志（原任炮兵副司令，实际未及到职），政委李天焕；

装甲兵司令许光达（1969年6月3日去世）；

铁道兵司令李寿轩，第一政委吕正操，政委崔田民；

军事科学院第一副院长宋时轮，副政委钟期光（军委副主席叶剑英兼任正职）；

高等军事学院院长李聚奎，政委李志民；

南京军事学院院长张震，政委王平；

政治学院院长莫文骅；

后勤学院政委阎捷三；

北京军区司令杨勇，第二政委廖汉生；

武汉军区司令陈再道，政委钟汉华；

成都军区司令黄新廷，第三政委郭林祥、第四政委甘渭汉；

昆明军区司令秦基伟，政委李成芳；

福州军区政委刘培善（1968年去世）；

新疆军区司令兼政委王恩茂（注：王恩茂是本名单唯一的九届候补委员，九大后曾下放劳动，之后任安徽省芜湖地区革委会副主任，1973年未进入十届中央，且非因林彪案）；

内蒙古军区司令兼政委乌兰夫（1966年8月华北局会议后撤职，一年后内蒙古军区降为省级军区）。

以上合计39人，内有八届中央委员、候补委员13人：杨成武，张宗逊、张爱萍、肖华、苏振华、许光达、吕正操、宋时轮、钟期光、杨勇、廖汉生、王恩茂、乌兰夫。

南京军区首任政委唐亮是八届候补中央委员，1963年离职病休，1969年九大时仍安排为候补中央委员，1972年5月出任军政大学政委。虽有资料称文革期间唐亮受“冲击”、“迫害”，此处未列入统计。1967年1月中央文革成员、全军文革副组长关锋任总政治部副主任一事，是否有正式命令或虽有任命但未到职，现今尚未确证，此处不论。吕正操其实是铁道兵兼第一政委，实职铁道部部长，由于铁道部当时定位于准军事机关，吕正操前职总参谋部军事交通部长，铁道兵兼第一政委与大军区兼政委的含义应大不相同，因而列入上述统计。

一些资料记载九一三事件后1972年建军节纪念会始有军队受迫害者复出、复职、平反（例如《“文化大革命”中的人民解放军》140页：“8月1日，国防部举行庆祝建军45周年招待会，一批遭受长时间批斗、羁押的人民解放军将领出席”），实际在九大后、九一三事件前已有军队“迫害”干部的降职安排，上述39人就有原总政治部副主任刘西元任兰州军区副政委（1969年7月），原南京军事学院院长张震任武汉军区副司令（1970年12月），原副总参谋长张宗逊任济南军区副司令（1971年1月），军委办事组曾考虑最早撤职的原总政治部副主任梁必业任安徽省军区第二政委，但未能通过。39人最迟复出者第二炮兵政委、曾为军委办事组成员李天焕1979年4月才平反，未再任职。铁道兵司令李寿轩平反后亦未再任职。

五、后记

1973年8月十大后中央军委提交新军委组成名单，1969年军委保留28人，其时林彪、叶群、陈毅、李天佑、张国华、谢富治、谭甫仁7人已去世，未保留的王秉璋、王效禹、王辉球、刘丰、李作鹏、李雪峰、吴法宪、邱会作、郑维山、袁升平、梁兴初、黄永胜、温玉成、潘复生14人，除王效禹、潘复生外都涉及林彪案。1977年十一大时，1969年军委委员又有丁盛、刘兴元、刘贤权、陈士榘、张达志、张池明、张春桥、杜平、冼恒汉、曾绍山、彭绍辉11人未进入新军委。

1973年十大后提交的军委组成名单包括主席、副主席5人，委员58人。与1969年军委不同的是，军委委员并不限定是中央委员或候补委员（例如空军副司令张廷发、新疆军区副师长高焕昌非中央委员、候补委员），首次加入一线指挥员代表10人（詹海英、孙玉国、杨育才、胡修道、王昭堃、张贵武、张英才、陈代富、郝忠云、高焕昌）。军委办事组已在1971年10月3日为军委办公会议取代，1973年新军委仍设军委办公会议，没有常委会。1975年再撤销军委办公会议，改设军委常委会。

1977年十一大后产生的军委由63人组成，设常委会、秘书长。委员构成去掉了大军区兼政委与一线指挥员代表，列入国防工办主任。新军委委员只有三分之二是中央委员，多人的职务实为“拟任”，常委会加设列席常委，这些是军队干部处于大调整状态而显现的特点。

1982年十二大后产生的军委回到文革前的最简模式，只有9人组成，即军委领导与三总部负责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