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7年四月，汪熙教授以近著《约翰公司——英国东印度公司》（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惠我，当时我刚出版了修订后的《欧洲文明进程》，觉得英国东印度公司的250年的历史是欧洲近代史不能绕过的，但我知识欠缺，只能写一个大致的轮廓。所以得到汪老此书，便立即披阅；不料遽患心衰，两个月后才从头到尾通读一过。得识这一段历史的全景，对于历史有兴趣的人，当然是一件很愉悦的事。
我读后首先感触的，是汪老以耄耋之年，在身体又欠佳的情况下，完成这部学术性很强的专著所表现出的治学毅力。这部著述实为我国西洋近代史研究一大创获。就我所见，我们还没有这样对英国自1600年起二百余年的“东印度公司”资料如此翔实厚重的专门著作。“东印度公司”于十七世纪初先后在荷兰、英国等西欧国家成立；在角逐过程中英国终于显露出最见锋芒的头角，从而在印度洋区域揭开了欧洲近代文明史由西向东的大幕。英国的1688年“光荣革命”又加速推动了文明的脚步。可以说，“东印度公司”的成立标示英国进入近代的起点，而其终结则标示英国步入资本主义的盛年。
英国“东印度公司”的资料在西方汗牛充栋，重要的在于选择具有能说明问题的材料，以说明这个从中世纪转向近代的朝代特征。下述七个章节，我以为，对全书起了“路标”的作用。它们是：（1）“教皇子午线之争”，接下来是西班牙无敌舰队败于英手，从此老牌海上强权易手；（2）“伦敦的罗斯柏瑞街——公司的筹备与设立”；（3）“英法在印度的斗争”，以法国势力从印度消退告终；（4）“东印度公司统治下的土地政策”，由此引发印度古老而固结的社会根基的动摇；（5）“一个庞大的英印帝国出现”；（6）“由商人经营向国家控制转移的东印度公司”；（7）最后以“维多利亚女王的公告”宣告东印度公司的终结，此时，英国已成雄踞世界的“霸主”，“东印度公司”已无实际意义。
汪老不仅写了英国东印度公司本身的250年的历史，而且写了印度在这一时期的变化。我认为这是本书的一大特点，因为英国凭借东印度公司在印度的行动，悄悄地动撼了印度传统社会的基础。马克思曾言英国之于印度的作用有二：一是动摇其凝结已久的社会结构，二是在此基础上建立现代的西方式的结构。这两个作用都实现了一部分，迄今仍可见其影响。
写这样的专著，充分调动史料是非常重要的。没有细节，历史的魅力就减少了。例如，从商人行为转为国家行为，本书逐一介绍了几个英国政府的“法案”：早期管理模式——国会逐步战胜王权的1773年“管理法案”；1775年修订的“管理法案”；1784年“印度法案”——从董事会手里转移到政府手里；1813年和1833年两次颁布的“法案”，等等。最重要的应属1858年的“改进印度管理法”。根据此法，东印度公司所属领土统归英国王室，印度事务大臣可直接在全印发布命令。几个“法案”连缀下来，一步一步地实现了由国家监督委员会统管一切，印度即由此变成不列颠王国的殖民地。
英国东印度公司的250年历史，对英国资本主义早期和其后的进程，提供了一个有力的侧证。在这期间，世人眼看着英国强大起来，它在岛内实现了贵族与王权的制衡，至“光荣革命”，再至“工业革命”，最终一路把英国推向近现代的法治社会。也是在此时期，自由空气得到流动生长的土壤，哲人和科学家叠出，文艺繁荣。培根、牛顿、洛克等等，以及在各个领域的实践，成为西欧大陆，如法国等出现的启蒙时代的榜样。
汪熙老累年治史，极重史料的汇集和选取。从史料入手是史学首要门径，然后才谈得上史识。汪熙教授谆谆告诉学生们：“正确的观点只能从历史事实中得出来，离开事实的观点十有八九是错误的，而且离开了事实也不可能产生正确的理论。”常见有论史与论的关系者，或云史从论出，或云论从史出。我想还是论从史出是正道。否则，拍拍脑袋便出“思想”，然后到史料中去实用主义地找“证据”，岂不是本末倒置吗？汪老在复旦大学美国研究中心主持“中美关系研究丛书”（已出三十种），便非常强调“史料、观点、构思、表达”的先后次序和贯通，着重提出：在史料问题上要防止“孤证”，“孤证”乃史学之大忌。这是汪老见道之论。史料所在，妍媸自见；史家据以得出的观点，自然不妨见仁见智，百家争鸣。
《约翰公司——英国东印度公司》一书有一学术贡献不可不提，即本文后的“附录”，中收“东印度公司大事记”（1450—1842），“历届全印度总督名单”（1774—1858），“历届英国首相名单”（1721—1865），“照片目录”（其中不少照片颇有史料价值），“参考书目”（中外文书达百数十种，外文书最早的有十九世纪六十年代的英人旅印日记）。“附录”所载，均可补益读者对本文的理解。
汪熙老治史，特别是在西洋近代史方面，给我们树立了一个勤耕不息的榜样。他经验阅历之丰、藏书读书之多、上下求索之勤、提掖后进之诚，灼灼可见。近几年我每次到上海拜会他，看他坐着轮椅打电脑、梳理资料、兴致盎然地讲述他正计划还将做什么，毫无倦意，我想，惟“壮心不已”四字可以当之。
草成此文，衷心祝老人健康长寿，为我国史学继续做出贡献。
2007年8月于京中芳古园陋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