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知道李昌平的人，几乎都是因为他那个给国总理的上书，“农民真苦，农村真穷，农业真危险”，警句传诵大江南北，黄河上下。当时的李昌平，是个管十几万人口的大乡的乡党委书记，上书之后，犯了官场的大忌，书记自然做不成了，只能自绝于体制，从中国最著名的乡党委书记变成最著名的“漂”，在深圳待了不久，就移师北上，做了“北漂”，在中国改革杂志社做记者，直到今天，他已经被河北大学收编，边做教授，边做香港乐施会的顾问，我依然不知道他的户口迁了没有，很可能，还在漂着。

漂着的昌平，有一副好面相，敦敦实实、不怒而威的一个黑胖子。最惹人注意的器官有两个，一是大眼睛，无论什么时候，总是闪烁着无辜的光芒，估计小时候到地里偷瓜，被逮住了肯定就这样闪着光来着。另一个是一张翘嘴唇，跟他辩论什么事，只要看见他的嘴唇高高翘起，那就坏了，非争个天玄地黄不可，永不言败。

跟昌平的交往，几乎就是一个吵架争论的历史，从坐到桌子上开始，就吵，一直吵到分手，如果没有约好下次再战的时间，那么再开会碰上，肯定还是吵，我一争，就爱激动，脸红脖子粗的，他一吵，也一样，但是奇怪的是，我们俩从来打不起来，估计是我们俩都胖，一拳打上去，跟打在棉花包上类似，所以干脆就不打了。只有在不吵的时候，吃饭吃开心了，或者喝茶喝开心了（昌平不喝酒），才会冷不丁给他一拳，可惜，他连眉头都不皱一下，一点反应都没有。

在很多人眼里，昌平是个左派，但我倒宁愿相信他自己的话，什么派都不是。或者说用左和右来给今天的人分类，有点方凿圆枘，不大合适了，如果非要给他分派，我倾向于他是乡建派，或者说农民派。很多年来，李昌平一直在三农研究的这个圈子里，手脚并用地做学问，发言无论外人看来左还是右，唯一不变的，就是总是站在农民一边说话，或者自以为是农民的一边在说话。他所谓的学问，似乎从来不追求学理上如何深奥，文辞上多么漂亮，看书也好，调查也好，变成文字发表也好，目的只有一个，能否让农民好过点。

据我所知，昌平的身体并不好，但他经常下到最偏远的乡村，爬几十上百里山路，走到人迹罕至的苗寨和瑶寨，一个项目、一个项目地做，从扶贫到田野考察。从他嘴里，我第一次听说山区的少数民族，女性大批下山进城打工，而男性找不到老婆。第一次听说国主导的现代化，怎样破坏了原住民的生活形态，却要他们单独地承担生态保护带来的代价。昌平的研究，经常话说出来有点偏激，但不能否认，他的问题挖得却很深，绝非我辈浮光掠影者所能望其项背的。

尽管当今农村研究的大小会议，几乎都有昌平的身影，如果一个自以为算有点档次的会，如果请不来李昌平，主办者会感到掉份。但是，迄今为此，尽管昌平头上已经挂上了一个河北大学什么中心主任的头衔，昌平其实还是一个学术圈里的边缘人。即使在有老外参加的国际会议上，李昌平依然会穿着一身农民的行头上台，有外套时是个廉价的夹克，没外套的时候，一个大汗衫。在众多西服革履的学者目光下，用他那口湖北普通话，侃侃而谈。

不过，话说回来，李昌平跟他昔日的同事笑蜀不同，笑蜀穿民工的衣服，就像民工，比民工还民工，但是昌平穿民工的衣服，却像乡镇干部——清廉的乡镇干部。当年孙志刚案出来的时候，这伙特意在深夜里满北京溜达，专找收容的人自报门，声称自己没有暂住证，劳驾有关部门收容，可是对方就是不理，无论昌平怎样纠缠，都不肯把他送去挖沙子。可见，当年乡党委书记的派头，怎么折腾还都在，有关部门火眼金睛，眼里不揉沙子，硬是没让他捣乱成功。

现在的昌平，大眼睛依旧无辜，翘嘴唇还是倔强，提醒所有想认识他的人，不用记别的，只要在大街上碰上一个人，脸上这两个器官完全符合我所描绘的特征，直接叫他李昌平就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