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美国“电视研究”，在新闻式批评、电视效果研究和人文艺术批评等三大知识传统的基础上，从1960年代末开始，经历了从知识领域到学科的过程，至1970年代中期逐渐成型。电视研究的“学科化”，是在一种“合力”的推动下完成的，不仅表现为各类知识之间的交互影响，还表现为不同社会力量之间的话语协商。本文通过梳理这一过程，对美国的“电视研究”的起源与现状加以宏观描述，期以与中国“电视研究”的学术发展做横向比较。
“电视”是不同知识领域共同关注的对象：传播学考察电视如何影响人的心理和行为，艺术学探讨电视的影像艺术，批评家细读电视文本，管理学钻研电视的产业经营。因此，“电视研究”是一个庞杂的知识领域。但同时，也存在这样一种趋势，“电视研究”总试图确立一个相对专门、自足的范围，惟其如此，相对于其他学术领域，它才能彰显出自己的独特性，成为一个稳定的知识门类。面对纷繁芜杂的学科交互性和自足性追求之间的矛盾，笔者提出两个概念予以区分——作为“知识领域”的电视研究和作为“学科”的电视研究。前者是广义上的，指所有从不同视域关注电视的知识；后者是狭义的，主要指以一些人文批评（如文学研究、电影研究、文化批评）学者，在新闻式批评的基础上，与传播学研究展开充分对话，而形成的新的学术传统。美国电视研究从知识领域到学科的“学科化”过程，从1960年代末期开始，至1970年代中期逐渐成型。本文通过梳理这一过程，对美国的“电视研究”的起源与现状加以宏观描述，期以与中国“电视研究”的学术发展，做一个大致的比较。[1]
【关键词】美国 电视研究 学科 起源 发展
美国“电视研究”的知识起源
作为知识领域的“电视研究”，在美国滥觞于1940年代，生发出三大知识背景：新闻式批评、电视效果研究和人文艺术批评。“新闻式批评”出现时间最早，指“由感觉敏锐而又见多识广的记者撰写，通过报纸或杂志发表的关于电视的报道或评论”[2]，涵盖了在大众纸媒上与电视相关的各类新闻、信息和评论，由新闻记者撰写，篇幅短小，面向广大读者，具有一定时效性。1946年，电视在美国开始崛起。同年，杰克•高尔德（Gould, Jack）和约翰•克洛斯拜（Crosby, Jack），分别在《纽约时报》（New York Times）和《纽约哈罗德论坛》（Herald Tribune）上开始发表电视批评，各大纸媒纷纷开设专栏。据统计，1958年，发行量超过五万份的日报中，有将近80%的报纸专门雇有电视批评的记者，这个比率远远高于其他栏目，如财经、地产、园林、教育、艺术等。[3]
很多新闻式电视批评，关注腥膻八卦、名人逸事，或者就是节目预告之类的，与严肃的批评相距甚远。但也有例外，少数报纸和杂志拥有出色的批评家，无论是在业界、知识界，还是在公众中都享有很高的声望。1960、1970年代最重要的代表有：《纽约客》（New Yoeker）的迈克尔•阿伦（Allen, Michael）、《星期六评论》（Saturday Review）的罗伯特•夏阳（Shayon, Robert）、《华盛顿邮报》（Washington Post）的劳伦斯•劳伦特（Laurence, Laurent）、《纽约时报》的杰克•古尔德和约翰•奥克莱（O’ Connor）等。
“新闻式批评”为电视知识在公众中的推广做出了贡献，而批评家对电视的思考，也成为日后研究的学术资源。此外，一些优秀的批评家进入大学，成为电视研究的开拓者。如，夏阳到宾夕法尼亚大学安嫩堡传播学院执教；美国“电视研究”学科的开创者霍拉斯•纽卡姆（Newcomb, Horace），在进入德州大学-奥斯汀分校之前，曾负责主持《巴尔第莫太阳报》（Baltimore Sun）的批评专栏；电视研究的理论奠基者雷蒙德•威廉斯（Raymond, Williams），1968-1972年间曾在BBC旗下的杂志《听众》（Listener）上负责批评专栏；[4]著名的电视史专家艾瑞克•巴尔诺（Barnouw, Eric），著有三卷本《美国广播电视史》，之前也是著名的电视记者。
从1950年代开始，传播学者用量化调查的方法，对电视进行“效果研究”。早期最有影响的是威尔伯•施拉姆（Schramm, Wilbur）和约瑟夫•克拉珀（Klapper, Joseph）。前者通在1958-1960年间进行的11次调查，得出结论：“对于大多数未成年人来说，在大多数情况下，大多数电视节目可能既不是特别有害，也不是特别有益。”[5]后者的研究成果于1960年由CBS资助出版，题为《大众传播的效果研究》。[6]研究结果显示，电视无法塑造公众的意见和行为，只能强化既有的观点。乔治•格本纳(Gerbner, George)的“文化指标”研究，更具影响力。从1968年到1983年长达15年的时间里，他用内容分析的方法，追踪分析3000多个节目和35000个角色，并就此调查观众的反映，提出著名的“涵化理论”——电视歪曲真实的世界，改变了人们的观念，使之感觉到生活在邪恶的世界中。总体而言，量化效果研究，把电视作为文化形式、影像艺术、意识形态表征等丰富多元的特性，简约为数据和信息，因而遭致众多批评。[7]广泛的学术争辩，对电视研究的学科发展起到了推动作用。
此外，需要特别提到麦克卢汉。1964年，他出版了《理解媒介：论人体的延伸》其中有专节对电视加以论述。他对“电视研究”主要两大贡献：第一，他在1960年代的北美红极一时，影响所及，延伸至新闻式批评和电视学术研究两个领域，极大地提升了“电视研究”在知识界的地位。第二，1970年代以后，传播学界一批学者秉承麦克卢汉的思考路向，发展成渐显声势的“媒介环境学”，把美国的“电视研究”推向了一个新的高潮。
传统人文学科中一批开明学者的呼吁和实践，对电视研究的“学科化”也功不可没。直至1950年代末期，电视在人文知识领域还备受歧视。1940年代，好莱坞创办的杂志《广播、电影、电视研究季刊》，于1958年改名为《电影季刊》，把广播、电视完全逐出门外，以仿效法国的《电影杂志》，期待办成一个关于电影艺术的学术刊物。[8]从侧面反映出，当时普遍的观点是，电视离“艺术”甚远。1960年代，一些知名学者，大力提倡电视批评和艺术研究，扭转一时之风气。最知名的代表，如，哥伦比亚大学的古希腊研究专家摩西斯•哈达斯（Hadas, Moses, 1962），提出营造“电视批评的气候”，认为，人们应该象对待书本一样去对待电视。[9]著名作家、文化批评家（1959）吉尔伯特•赛德斯（Seldes, Gilbert），早在1924年就出版名噪一时的《七种流行艺术》，认为应该摒弃所谓“高雅/低级文化”的成见，对流行文化进行研究。后来，更是亲历亲为，在报刊杂志上发表电视批评，还参与电视内容的制作，成为CBS第一位新闻节目的制作导演。
“电视研究”学科化的社会背景
电视研究要成为一门学科，前提是普遍观念的改变。观念之扭转，光靠学术界的努力是不够的，端赖于一股社会“合力”的推动下。这股合力，不仅仅表现为各类知识之间的交互影响，还表现为不同社会力量之间的话语争夺。“学术”本身，具有不正自明的权威性，在布尔迪厄看来，它就是一种“文化资本”。与电视相关的各种社会力量，往往从自己的立场出发，要求严肃正视电视，以提高电视在文化中的位置——或创办相关的博物馆、档案室、图书馆，或成立各种学术组织，或资助相关的学术研究——从而，间接或直接影响电视研究的学术化进程。从某种意义上说，这实际上是不同社会力量对“学术”话语的争夺。从1960年代开始，政府、新闻式电视批评家、电视媒体、大学都普遍意识到，“电视值得严肃对待（包括被保存、研究，或用于教育）”。
政府出于维护教育与文化生态的考虑，资助“电视暴力”、“电视与儿童”、“电视与妇女”等研究项目。此外，政府的管理机构FCC（联邦通讯委员会），意欲提高电视的“文化品位”。1961年，米诺•牛顿(Newton, Minow)出任FCC主席，发表著名演讲，用英国诗人艾略特的诗《荒原》为喻，对当时的电视提出严厉批评，称“坐在电视机旁，看到的是‘巨大的荒原’”、“电视应该强化文学、文化的色彩”。面对来自外界的批评，电视媒体试图干预、争夺批评的话语权：第一，创办学术期刊与杂志，建立起自己的批评标准；第二，提倡和资助严肃的学术研究，把电视批评驱赶到象牙塔里去；第三，成立学术机构，从事公共性的教育或学术活动。
1960年，CBS计划创办一个电视研究的季刊，但中途夭折。[10] 1962年，CBS全额资助，聘请罗伯特•夏阳为主编，出版一本关于电视批评的论文选集——《第八种艺术》，这是一部重要文献，极大推进了电视批评和研究的学术化进程。共收录了23篇文章，作者包括广有影响的新闻式电视批评家、名牌大学的知名教授、电视媒体的高管、优秀的制作人员。所有文章都有一个共同的主旨，呼吁更多的人来关注、批评和研究电视。《第八种艺术》的出现，表明了电视媒体、平面媒体等对学术话语的“关注”，从而与大学里的学者达成共识，一起来为“电视研究”正名。结局当然是双赢：媒体利用注意力资源和金钱，提高电视在知识系统中的位置，同时削弱新闻式批评的锋芒；新闻式批评家也得以从高节奏的常规化写作中解放出来，不再完全为报纸和期刊写作，更多地表达自己的思考；学者则借助于媒体，扩大专业的影响，在已有的学术机制中谋求应有的位置。
1946年，由新闻式电视批评记者、电视媒体的高级管理人员、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的教授共同发起成立ATAS（“电视艺术与社会”学会），在经过一番明争暗斗后，1957更名为NATAS（“全国电视艺术与社会”学会）。这是一个业界、学界、批评家共同参与的学术组织，但实际上为媒体所操纵，成为电视网进行“公关” 活动的重要平台。该协会的主要工作有三：一、评审和颁发一年一度的“艾美奖”；二、出版学术性的研究杂志，开展学术活动；三、举办电视教育的公共活动，如创立电视博物馆和电视档案馆，普及电视知识。
1961年，学术刊物《电视季刊》面世，是NATAS寻求与大学合作的结果。该刊物由NATAS出资，纽约的锡拉兹大学承办，刊登会员单位的文章，作者包括业界人士，学界专家和批评家。但是，正如其宗旨所示，“建立自己的学术标准，以表达媒体组织的最高理想”，[11]它的学术取向以服务业界为前提。从好的方面说，这个杂志为各个知识领域的电视研究提供阵地；从坏的方面说，不伦不类——对教授们而言，太商业化了，对一般读者和从业人员来说，又显得太学术化。
1965年，NATAS启动一项计划，打算在纽约大学、美国大学、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UCLA）三所学校的图书馆，设立专门的电视档案室，为学术研究提供便利。[12]1968年，UCLA成立了全美最大的电视档案馆。此后，很多大学的图书馆，国立图书馆、电视网都开设电视档案馆，保存各种节目和资料。一般来说，档案馆是为学术研究所设置，而博物馆则主要是面向公众以普及电视知识的。1960、1970年代，出现了一些电视博物馆，其中规模较大的有位于纽约的广播电视博物馆（MTR）、以及位于芝加哥的电子传播博物馆（MBC）。电视档案馆和博物馆的出现，不仅在资料上为研究提供方便，而且，通过挑选、归类和保存，电视的历史和传统得以形成。
“电视研究”的知识整合
1970年代，美国“电视研究”出现知识整合的趋势。推动这一趋势的先行者是雷蒙•威廉斯（Williams, Raymond）和霍拉斯•纽卡姆等（Newcomb, Horace）。1972年，威廉斯到斯坦福大学的访问，接触到美国的商业电视，正是在留美期间，他开始“正视”电视，进行系统专门的研究，撰写了 《电视：科技与文化形式》一书，成为该领域的经典之作。威廉斯首先回顾了电视的科技史，然后依次分析电视的管理制度、节目形式、传播特点、社会影响。谈到如何看待和研究电视的问题，威廉斯对麦克卢汉的媒介观和法兰克福学派的“文化工业”理论，提出批评。前者从媒介科技的角度去看电视，忽略了“电视”本身，是一种“技术决定论”；而后者则带有某种“偏见”，把电视看成是意识形态的符号体系。威廉斯认为，电视的出现不仅仅是科技发展的产物，也不完全出于统治者的意识形态需要，在某种程度上，也满足了个人的需求。
威廉斯对盛行于传播学领域的效果研究提出批评：“‘大众传播’的观念已经引发一场灾难，因为‘大众’完全变成了广大‘受众’的同义词，从而阻止了研究者对具体的传播成则和传播形式进行分析。”[13]主流传播学对电视的研究，的确存在这样的问题，只关注电视对受众心理和行为的影响，至于电视本身究竟若何，不置一词。有感于此，威廉斯专门考察了电视文本的传播特点，提出”流程”（flow）的概念取代“节目”。意指电视除了“节目”以外，其他影像符号（如广告、片花、过渡性画面和音乐等），也不容忽视。它们同等重要，共同组成一个连续不断的整体。“流程”的概念，不仅是对“电视”的重新认识，即“电视是如何呈现在受众面前的？同时也是对“看电视”的一种关注，即“传播者与受众存在何种关联？”因为，“流程”归根结底，是观众看电视时一种应接不暇的感觉。威廉斯试图把对效果研究、文本分析结合起来：既主张传播效果研究应对文本予以关注；也提醒文本批评，应该注意到受众的接受。
威廉斯对电视的思考，具有一定的普适性，但主要根基于欧洲的理论传统，建立在对英国电视认识的基础上。他虽然也接触过美国电视，但时间很短，没有进行过专门、具体的研究。本土学者霍拉斯•纽卡姆是第一个对美国电视展开研究的，1974年，他出版《电视：最流行的艺术》。如题所示，作者要把电视当成艺术来研究 ，探讨“在一定文化语境中被生产出来的电视，如何获得它的美学品质，以及这些美学品质在将来会有什么样的变化。”[14]。纽卡姆采取类型分析法，区分了九种电视类型：1、情景剧、家庭剧；2、西部片；3、神秘剧；5、医生律师剧；6、探险节目；7、肥皂剧；8、新闻节目、体育节目和纪录片；9、新型电视节目，并联系社会现实，剖析类型的演变、文化意义和美学特性。
纽卡姆认为，类型是流行艺术“模式化”的表现，但并不意味着电视就是粗劣的陈词滥调，相反，电视是复杂、变化的，反映了大众的情感和观念。因此，观众会从已有的生活经验和文化立场出发，以自己的方式去理解电视。毋宁说，电视就是一种“文化论坛”。[15] “文化论坛”是对”流程”观念的深化，因为，观众正是从纷繁芜杂的电视”流程”中去寻找意义，进行话语实践的。和威廉姆斯一样，纽卡姆试图在传播学与人文批评两个知识领域中寻找到平衡点，即，电视既是传播媒介，同时也是文化表达的媒介。
电视史的研究也大有斩获。截至1970年，艾瑞克•巴尔诺完成三卷本《美国广播电视史》，电视从飘然而逝，到进入博物馆、档案馆，再被载入书册，真正变得“有据可查”，培养了学者们对该领域的兴趣，一种自觉的学科意识在1970年代中期凸显出来。艾斯本“传播与社会”研究中心，于1975、1976年分别召开了“作为社会力量的电视”和“作为文化力量的电视”两次学术会议。正如该中心主任理查德•阿德勒(Adler, Richard)所言：“电视通常因各种名目而遭致批判，暴力、粗俗、琐屑，但很少象文学、电影、戏剧及其他艺术形式那样，得到细致的分析和睿智的批评”，[16]有感于此，他们谋求引入语言、艺术、文化的视角，发展出一种严肃的学术批评。威廉斯、纽卡姆和艾斯本会议，对电视研究的学科定位，看法是一致的。那就是，在知识整合的基础上，使之成为一种具有人文取向的新型学科，同社会学、传播学、心理学等区分开来，同时，也异于传统的文学研究、戏剧研究、电影研究。
此外，跨学科的知识整合，还包括欧洲的学术传统，其影响可以追溯到德国的法兰克福学派。霍克海默、阿多诺的“文化工业”理论，认为电视是资本主义意识形态控制的“大杂烩”，二战期间，因受纳粹迫害，阿多诺流亡美国，曾同“经验-实证”传播学代表拉扎斯菲尔德有过短期合作。但对于美国的电视研究来说，法兰克福学派对电视过于严厉的批评，是一种必须清除的“偏见”，而其中的政治经济学分析方法，倒是被继承下来了。
对电视研究影响最大、最富成效的，是英国的伯明翰学派。从1970年代开始，继承雷蒙•威廉斯开创的文化研究传统，斯图亚特•霍尔（Hall, Stuart）、约翰•费斯科（Fiske, John）、约翰•哈德利（Hartley, John）、戴维•莫利（Morley, David），在电视研究领域成果斐然，对美国学者的影响很大。最早介绍“文化研究“方法的是，安•卡普兰(Kaplan, Ann)，1983年，她在罗格斯大学主持召开题为“电视与视频艺术观念”的学术会议，会后出版的论文集《关于电视：批评的方法》，是早期电视研究的重要文献。[17]
“电视研究”的学科发展与困境
秉承1970年代开创的人文批评传统，经过近30年的发展，美国电视研究领域，形成了一个相对稳定的学术社群。早期一些重要的研究者，除了前文提到的霍拉斯•纽卡姆、艾瑞克•巴尔诺、安•卡普兰以外，重要的研究者还有——威廉•博迪(Boddy, William )的“黄金时代”电视史研究、[18]珍妮•福伊尔(Feuer, Jane)的类型研究、[19]林•斯皮格尔（Spigel, Lynn）的“电视与家庭”研究、[20]罗伯特•艾伦(Allen, Robert)的电视理论研究、布鲁斯•格龙贝克（Gronbeck, Bruce）的电视批评研究等。从研究路径来看，大体有三。第一，文本批评，指运用意识形态、叙事学、符号学、女性主义、后殖民主义等理论，进行意义阐释和社会批评。第二，类型分析，借鉴电影研究方法，进行节目批评、类型发展研究、类型的文化意义等。第三，文化研究，考察媒体、受众、社会组织围绕电视所产生的权力关系。
再简要提及学术组织、刊物和活动的情况。1980年代初，“电影协会“更名为“电影与媒介研究协会”（SCMS），属下的刊物《电影杂志》顺利成章地成为电视研究的重要阵地。除此之外，《大众传播的批判研究》也大量发表电视研究的论文。1984年，第一次“电视研究国际会议” （ITSC）在美国召开；1986年，第二次会议在伦敦召开（2005年也在伦敦召开）。英语世界的电视研究者互动声气，已经成为不可分割的整体，从麦克卢汉开始，很多知名学者往来于北美之间、环大西洋两岸，其中包括雷蒙•威廉斯、约翰•费斯科、约翰•哈特利、卡普兰、洪宜安（Ang, Ien）等人。
作为新兴学科，电视研究在美国依然困难重重，突出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首先，在整个学术体制中侧居边缘。电视是否当值严肃的学术研究，这个疑虑似乎并未完全排遣。从1970年代开始在大学开设电视的相关课程，但大多数是公立学校。几十年过去了，常青藤联盟的学校，至今仍在回避电视的课程。有些学者因而哀叹，“电视是美国学术研究中的坏东西”。[21]与此同时，电影研究则要幸运的多，从1950年代的“作者电影”研究开始，在学术体制中占到应有的位置。此荣彼枯，电影有一个更“低级”的电视在垫底。
其次，面临“新媒体研究“的挑战。新媒体以网络数字技术为基础，声画传播的手段更加多样化，对于竞争激烈的传媒产业来说，其中蕴含着无限商机，甚至引起各国政府的重视。适应这种发展趋势，新媒体研究迅速成为热门。大学里增设了相关的专业和课程，学生趋之若鹜；申请课题相对容易，经费资助极为可观；各种学术会议上，学者们挂在嘴边以为时尚。有些学者开始质疑，新媒体研究到底“新”在何处？人们忽略了这样一个事实，“新”媒体实际上只是一种传播技术。然而，似乎研究网络中的任何东西（包括电视），都要比研究电视来得更先进，其实研究的问题都一样。比如说，如何阐释网络（电视）影像内容，网络（电视）如何影像人们的行为。[22]新媒体研究中的“新”，在很多研究者那里，未必是应对媒介发展变化的学术意识，而是迎合媒介研究的科技乌托邦思想，“新”仅仅意味着更高级、前沿的学术理念和视野，很多人借此来跑马圈地，以获取更多的资源。电视研究的人文批判传统，从1970年代开始，刚刚才有些眉目，在新媒体炫目的技术更新和诱人的利益驱动之下，其根基摇摇欲堕。可以说，一些基本的理论问题都还没来得及深入探讨，突然之间，传统的电视研究似乎已经过时了。
再次，从研究方法上来看，电视研究也遭遇到困境。从威廉姆斯、纽卡姆开始的学科整合，有一个重要诉求，是要关注电视文本，使之真正成为“电视”的研究。正如林•斯皮格尔评价的那样：“过去三十年里，电视研究最大的成就是，使电视从一个‘宏大’、‘抽象’的媒介领域中脱离出来，探讨电视文本与日常生活之间的互动关联。”（注释同上，第85页）问题是，从“大媒介”中独立出来后，电视的独特性在研究中是否被彰显出来？ 答案并不乐观。正如前文所述，作为学科的电视研究主要有三种研究路径：文本批评、类型研究与文化研究，都是从其他学科中借鉴过来的。文本批评借助文艺理论、类型研究借鉴电影研究，文化研究则直接来自于英国的文化批评。由于电视本身涵括各种文化形式，研究方法的借鉴是必要的，但是，“电视”研究之所以为“电视”的研究，其独特性如何彰显？美国“电视研究”学科发展中存在的问题，与中国极为相似，这是后话，另文再叙。
[注释]
[1]参见，易前良：《中国电视研究的学科化及其现状》，《中国电视》，2009年第一期。
[2]Smith, Ralph Lewis. (1979). A study of the professional criticism of broadcasting in the United States: 1920-1955: Arno Press, Pix.
[3]Himmelstein Hal. (1981), On the small screen, New York: Praeger Publishers, P.29.
[4]Newcomb Horace. (1997), Encyclopedia of television, Chicago: Fitzroy Dearborn Publishers. P.1844.
[5]Schramm, Wilbur & Lyle, Jack & Parker, E. (1961). The television in the lives of our children, CA: Stanford University. P.1.
[6]Klapper, Joseph T. (1960), The effects of mass communication, NY: Free Press.
[7]参见保罗•赫施与格本纳在《传播学研究》（Communication Research） 1981,8(1)上的争论。
[8]Rowland Willard D. and Watkins Bruce. (1984), Interpreting television, CA: Sage Publications. P.17.
[9]Hadas Moses. (1962), Climats of criticism, edited by Shayon R., The Eighth arts, Canada: Holt, Rinehart and Winston. P.15-21.
[10]Shayon, R.L. (1962), The eighth art. NY: Holt, Rinehart & Winston. P. VI.
[11]Spigel, Lynn, The making of a TV literate elite, edited by Christine, Geraghty. (1998), The television studies book, NY: Arnold. P.75
[12]Kompare, Derek. (2005). Rerun nation: how repeats invented American television, NY: Routledge. P.113.
[13]Carey, J. (1975). Communications and culture, Communication Research, 2(April 1975): P.175.
[14]Newcomb, Horace. (1974), Television: the most popular art, NY: Anchor Press. P.24.
[15]Newcomb, Horace.（1976). The critical view, NY: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P.561.
[16]Adler, Richard P. (1982). Understanding television: essays on television as a social and cultural force. New York: Praeger Publishers. Pxii.
[17]Kaplan, Ann. (1983). Regarding television: critical approaches. LA: The Film Institute.
[18]Boddy, William. (1990). Fifties television: the industry and Its critics. Urbana and Chicago: University of Illinois Press.
[19]Feuer, Jane, Kerr, Paul. (1984). MTM: quality television. London: BFI Pub.
[20]Spigel Lynn. (1992), Make room for TV, Chicago and London: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1]Hilmes, Michele, The bad object: television in the American academy, Cinema Journal (2005). Fall. P.111
[22]Spigel, Lynn, TV’s next season? Cinema Journal, (2005), Fall, P.8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