沸沸扬扬的中美舰船南海 “摩擦”事件，一度为奥巴马执政后相对平顺的中美关系平添变数。事实上，这件由美国国防部3月9日率先曝光的摩擦事件，与奥巴马的对华总体战略不甚合拍。两周前（2月20-22日），美国国务卿希拉里访华；一周前（2月2日）， 中美恢复了2008年10月以来中断五个月的军事磋商；中国外交部长杨洁篪即将启程访美。然而新任总统的对华“三把火”还没烧完，五角大楼就择机“爆料”，客观上是在给新政府的对华政策降温。
“武盛文衰”，汉氏献策
五角大楼在多大程度上是在“试探”或“干扰”新任总统的对华政策，是一个需要探讨的议题。有关美国海军“无瑕”号测量船主演的南海事件的决策内幕仍未公布于世。然而在美国外交、防务政策的制定、操作和理念层面，美国军方都是最重要的参与者之一，且具有相当的“自主权”。美国政治学泰斗汉廷顿在其成名作《士兵与国家》中首次提出，美国文官政府应当允许军界在专业化的和现代化等领域拥有相当的自主权，以换取军方对美国国家利益和文官政府的认可和服从；文官政府不必时时处处插手军界事务。[1]
汉廷顿为美国的军政关系确立的理论规范，有其历史原因，即美国冷战期间日益庞大和技术含量突飞猛进的军事力量，已经难以用传统的方式，即文官政府以美国主流社会的自由主义理念为美军进行“思想控制”。更加专业化、技术化的美军势必拓展其专业领域，而这对大都是“通才”的政界人士来说日益困难。军方的自主管理与自我调节势在必行。
汉廷顿的“药方”在多大程度上理顺了美国的军政关系，是一个见仁见智的问题,但至少提供了一个理论框架和理想目标。在此前后，美国军政关系中军人抗命和犯上的例子屡见不鲜，其中最有名的就是当年麦克阿瑟将军坐镇日本，在朝鲜战争初期我行我素，使美军遭受重大损失，并对杜鲁门总统不屑一顾，大有“將在外，君命有所不受”之势，迫使杜鲁门中途换将。朝战以后，美国军方的开支和规模进一步扩大，又与政界和商界打造盘根错节、无孔不入的军工集团，甚至连行伍出身的二战英雄艾森豪威尔总统也为之震动，在1961年1月17日的卸任演说中，艾森豪威尔总统警告美国军工集团对美国政治和社会的负面影响。汉廷顿的《士兵与国家》一书，致力于重新规范日益失调的美国军政关系，不失为及时雨，雪中碳。
导弹危机，总统“上当”
到肯尼迪总统时期，军界对总统身边的书生背景的所谓“出类拔萃”之辈不屑一顾。在1962年10月的古巴导弹危机期间，参谋长联席会议各路将领对总统任命的国防部长麦克纳马拉的指令阳奉阴违，坚持以军方的“标准行动条令（Standard Operational Procedure, SOP）”行事，即以舰炮对甲板上载有弹道导弹的苏联货船上空发炮警告。在麦克纳马拉看来无疑是在拿核战当儿戏。事实上，美国军方一直在伺机扩大事态，以实现军事上入侵古巴的最终目的，这与肯尼迪政府尽量控制、最终化解危机的设想南辕北辙。有关古巴导弹危机期间美国内部的“文武”之争，各种史料和研究不计其数，好莱坞在2000年还以《十三天》为片名，将美苏在冷战时期剑拔弩张13天 危机搬上银幕。
其实，美国军方在肯尼迪就职以前就开始酝酿入侵古巴，而此时中情局也在秘密训练流亡海外的古巴人，并在肯尼迪上任后不久即向新总统呈报入侵方案。九十年代末美国官方解密档案表明，肯尼迪对中情局的方案犹豫不决，[2] 请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莱曼·莱姆尼泽将军对该方案加以评估。而莱姆尼泽明知中情局的入侵计划漏洞百出，风险极大，却予以放行，从而导致1961年的“猪湾事件”的惨败， 令就职不足百日的肯尼迪政府尴尬万分。而军方的真正目的则是期待中情局的行动失败，军方即可“名正言顺”地大举入侵古巴。肯尼迪事后大有上当受骗之感，然而悔之晚矣，[3] 只能对亲信发牢骚说：“那些婊子养的只坐在那里一边吃水果沙拉，一边点头说没问题。”[4] 此后肯尼迪本人对中情局和军方极不信任，大力加强由麦乔治·邦迪领导的国家安全委员会的作用。在一年半以后的古巴导弹危机期间，肯尼迪启用其任司法部长的弟弟罗伯特·肯尼迪，通过克格勃在纽约的特工，直接与赫鲁晓夫单线联系，最终化解了危机。
美国军政间积怨之深，可见一斑。导弹危机一年后肯尼迪遇刺身亡（1963年11月22日），美国人至今仍在争论谁是真正的凶手，不时有人把矛头指向军工集团及其在政界的代理人，2003年威廉·派珀（William Pepper）所著《国家行为》（An Act of State）一书中，就明确地表达了这个意思 (尤其见126-7页)。
五角大楼，国中之国
汉廷顿的《士兵与国家》问世50年有余，作者所规范的美国的军政关系亦多有变异。不变的是美国军方和军工集团在美国国内和世界范围内的影响日益扩展。在美国政府各部门中，国防部的预算最多，2008年度达7，110亿美元，占全球军事总开支1.47兆亿美元的48%。[5] 如此天文数字的军费，支持着遍布美国及世界各地3000余处军事基地和设施，包括700余处分布于130个国家的海外基地（2006年数字），供养130万现役军人，70万文职人员，以及110万后备役军人。而五角大楼本身使用面积达34．4万平方米，走廊全长28公里，停车场可容纳8，770辆汽车，还有131座楼梯，691个饮水器，284个厕所，4200个挂钟。每天使用这些设备的雇员有2·3万人，每天要打20万次电话。相比之下，主管美国外交的国务院2008年预算仅90亿美元，为军事预算的1.26%。[6] 为此，现任防长盖茨曾打趣说，美军中的乐师人数都比美国外交官的数量多。[7]
南海撞机，防长不知
对于如此庞大的官僚机构，就连两任防长拉姆斯·菲尔德也感到力不从心。拉氏作风强悍，为人苛刻，是华盛顿圈内有名的铁腕人物，曾在福特和小布什总统期间两次就任国防部，创下最年轻（43岁）和最年老（74岁）防长的记录。2001年拉氏再度接管国防部后，理应轻车熟路。然而上任不足百日，即发生中美南中国海撞机事件，而身为防长的拉氏对美机（EP-3E）沿中国周边“例行”飞行一事浑然不知。
据美国著名记者伍德沃德（Woodward）2006年出版的《鸵鸟政策：战争中的布什，第三部》（State of Denial: Bush at War, Part III）一书第4章记载(第28-31页)，这位美国海军飞行员出身的防长在公开场合谴责中方飞行员动作“鲁莽”，极力为美国间谍飞机的行为辩护。关起门来，拉氏则大发雷霆，对其所不知的海军的“例行”飞行追根寻底，不仅要“揪出”授权者，还要求对整个情报行动的目的、手段和价值重新评估。
在此之后数月中，拉氏力图“整肃”五角大楼，使美军“消肿”，同时裁减过时和昂贵的武器研发项目。虽然这些努力有所斩获，然而阻力重重，怨声载道。拉氏对此十分失望，又无可奈何。9／11事件发生的前一天，拉氏对五角大楼雇员“训话”时表示：
今天的议题是一个对美国安全构成严重威胁的敌人。这个敌人是世界上中央计划体制最后的堡垒之一。它以五年计划的强制方式，从一国之首都发号施令，力图使其指令跨越时空，达及五洲四海。这个敌人对自由思想和新颖思维的打压不竭余力。它干扰美国的国防，使在美军服役的男女公民处于危险之中。
也许这个敌人听起来像是苏联，但苏联已不复存在。而今天的这个敌人则相当狡猾和残忍。也许你们认为我是在描述世界上所剩无几的老朽的独裁者，但那些独裁者亦来日不多。无法与这个敌人的实力和规模相提并论。
这个敌人近在眼前，它就是五角大楼的官僚机构。[8]
如今拉氏已远离政坛，告老还乡。南海撞机八年，弹指一挥间。白宫又临新人新政，中美舰船在同一地区再度对峙。一前一后，一上一下，美国政府内部扯不清的文武之道，不能不给人以无限的想象空间。各种迹象表明，中美在南海的角力在可预见的未来会继续下去。对于奥巴马政府与军方的种种纷争也许不必过度解读，因为美方此时此刻总是一致对外。然而要化解危机，就须知彼知己，把握机遇，以掌控中美关系的主线。
北京《世界知识》杂志2009年4月第8期首发，作者在此略有改动，并恢复原稿中的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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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1] Samuel Huntington, The Soldier and the State: The Theory and Politics of Civil-Military Relation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57).
[2] 见Aleksander Fursenko and Timothy Naftali, One Hell of a Gamble: Khrushchev, Castro & Kennedy, 1958-1964 (New York: W.W. Norton, 1997), 第84-5页。
[3] Peter Kornbluh, ed., Bay of Pigs Declassified: The Secret CIA Report on the Invasion of Cuba (New York，1998)。
[4] 见Ernest Ro. May and Philip D. Zelikow, eds., The Kennedy Tapes: Inside the White House During the Cuban Missile Crisis (Cambridge, Mass., 1997), p. 28。
[5] 引自Center For Arms Control and Non-Proliferation网页, http://www.armscontrolcenter.org/policy/securityspending/articles/fy09_dod_request_global/。
[6] 引自Pentagon Facts and Figures, http://pentagon.afis.osd.mil/facts.html；Steven Hook, U.S. Foreign Policy, 2nd ed. (Washington, DC: CQ Press, 2008), 第157，176-77页。
[7] David Sanger, “A Handpicked Team for a Sweeping Shift in Foreign Policy,” New York Times, November 30, 2008, http://www.nytimes.com/2008/12/01/us/politics/01policy.html.
[8] 引自Jeremy Scahill, Blackwater: The Rise of the World’s Most Powerful Mercenary Army (Nation Books, 2007), 第50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