童年的回忆，或美好，或辛酸，几乎都会伴随人的一生，那种烙印有的会变成一个人的心理结构，时时左右你对事物的看法，甚至支配你的行为。

我想撷取几个童年的片断来分析自己的心路历程。

自幼生长在重庆的一个小镇，那个小镇在抗战初期叫南华县，聂荣臻元帅就在那里的小学念过几年书。后来日军大轰炸，从繁华的驿站变成了一个破落的场镇。文革的风风雨雨投射到这个小镇上，演绎出小镇人的怪异心理。

这个三千多户家庭的小镇没有工业，大多数家庭也没有什么生财之道，可以叫做纯居民。所谓赚钱机会无非是为当地的粮店搞点搬运，卖点农民需要 的农具而已。所以居民们对资源的争夺异常激烈。哪家的鸡被偷了，恰恰哪家的锅又冒出肉香，这时候，居民的冲突就开始了。刻薄的语言，恶毒的川骂，闹翻天的泼妇，这些都是小镇人生活的主要内容。

如果碰巧，镇上来了辆吉普车之类的东西，大人们会骂“狗日的坐了这个车，屁股不痒了吗？”如果车没人照看，恐怕就会缺灯泡，缺螺丝，玩皮的我可能就拧下过上百台汽车的灯泡。如果趁好，有小镇的女人坐了小汽车，相信不到两个小时，大人小孩都会传播“司机与XX乱搞的”谣言，有的还编得活灵活现，看你以后还敢不敢去坐别人的汽车。

现在来看以前，觉得很荒唐，小镇上的人像困兽一样守在那破旧的街道。生活无着，机会没有，见不得别人有什么好事儿，那时侯不说吃肉（通常一两个星期打一回牙祭）就是吃面，也不能端到大街上吃，吃了肉，大人会叫小孩把嘴擦干净，免得有油腥子冒出。如果邻居觉得你们家富有，恐怕就有人会举报你家是贪污犯。我父亲是粮站的一个主管，解放初期就接受地下党的马列宁主义教育，他喜好写文章，也爱看书看报。他是小镇上第一代拥有收音机的人，他经常提着收音机，放着“马儿呀，你慢些走”，招摇过市，就像今天的大款开着跑车，放着摇滚一样神气。如果我们家的孩子招惹谁家，他们就会把关于我爸收音机的顺口溜喊出来，搞得你抬不起头来。

很小的时候，我就听过美国之音，看参考消息，幼小的心灵充满了对大城市的向往。一次次的运动，使我家倍受冲击，几乎可以叫“运动员之家”，从小就暗暗下决心要通过读书离开这种让人不安的地方。 我相信，这样的地方在四川举不胜举，对童年所呆过的地方，几乎交织着爱与恨的情结。成年之后，我经常比较不同的环境，不同的地方的人文心理，四川或重庆人文心理都有几条是非常令人生厌的东西：怨人穷恨人富，欺软怕硬，“ 半夜吃桃子按到软的捏”，四川人一般都会有一些心计，所以有川耗子之称。

在这样的地方生长过，童年的阴影时刻伴随着自己，也仇恨过人，后来觉得别人不会因为你的仇恨而不有钱；也欺负过人，后来觉得欺负那些无助的人也不是什么本事；也有算计人的心眼，后来觉得算计不能长久，到不如交“一辈子的朋友”，与其小气，不如大气，平和交友，诚信交友。 我想自己的净化超越自己，修炼自己。去掉内心的阴暗心理，才能变成一个现代人。

多年来我观察从恶劣环境成长出来的人，坚韧，刻苦，进取是他们的优点，但是其心理状况却不太潇洒，不太随意，有的人即便成了大人物也改变不了自己儿时形成的阴暗心理，自卑而自尊，如果你的眼神对他有所怠慢，他就有可能收拾你，仇恨你。有的人事业或许很成功，心理状况却如困兽般敏感而小气，特别是那些经历过文革的人负面心理尤其厉害。现代化恐怕容易达到，但人的现代化却是异常的艰难。民族因为受过外敌侵略，容易有悲情情结，遇到什么事情，都会拿以前来比照，自卑自尊自负，有浓厚的被挤压感。作为个体的人一样，在逆境成长起来的人也是容易自尊得像美丽的瓷瓶，也容易碎掉。

为了一个伟大的目标，就有可能压抑人性，在宏大目标的重压下也就容易导致心理畸变。比如：战后日本，为了国家的振兴，全民族憋足劲，像机器一样劳作，人性却不能正常的释放，才导致了日本奇怪的一些心理，比如：自虐倾向。同样，一些农村孩子为了跳出龙门，寒窗苦读，几成题虫，终成气候，但在大学里农村同学的心理问题最多，对环境的不适应，对变动社会的恐惧，不安，都很大程度影响他们成长。

大多数人忠于童年，同理大多数人也忠于自己成年后的经历，家长有过什么样的经历也希望自己的子女有类似的吃苦经历，以磨练成长，却常常忘记了鼓励自己的孩子去创新；政客有什么经历，也时常希望他的臣民按他的指引办事。思维的状态还是在“前结构”，用旧知识同化新知识，就像张文康受旧的疫情通报制度影响，对透明公开几乎以“守门员”的心状对待而酿成大错，也象张召忠用以前学过的“人民战争”理论解释现代化战争，预测伊拉克有巷战，地道战，恶战，结果无视人心向背，残忍统治的萨达姆什么战没打就顷刻倒台，张召忠也就闹了天大的笑话。我也见过一些高级干部，穿着名贵的服饰，坐着高级的轿车，举手投足，思维模式却受苦难童年的影响，骨子里却还是一个农民的坯子。

人应该忠于过去，特别是尊重那些经历中沉积下来的道德情怀，但是更多的是要因应现实做出调整，把心理状态调整到面向未来，创造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