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典选择了最好吃的广东人发作，选择了北京这样的官气城市爆发，它击中的是中国积弊已久的官僚文化。
一、 官僚文化之毒
素描一下，我们的政治文化：
好大喜功,宁要面子，不要里子，报喜不报忧；口号式的行政运作,口号震天响，事情怎么做却不了然；公共行政黑箱化，不透明可以掩盖真相，不透明可以显示权威；凡事以阴谋论、以意识形态论来观察事物；控制、筛选信息，以达到统一认识。细细分析起来SARS击中的正是这样的政治文化。
古代政府对待疫情，用的是感染者的牺牲来解决：烧死那些患瘟疫的人。
毛泽东时代处理瘟疫的方式：不公布，一旦发现疫情，包围也好，军管也好，总是内部处理，家丑不外扬，以免损害社会主义的形象。
到了八十年代，黑箱作业有没有变化？没有！即使要报道，也只会把大事说小，小事说无，形象面子总是主导行政运作。
到了九十年代，处理这类问题更看重稳定论。一切以不影响民心，一切不干扰正常行政运作，以不影响经济建设为出发点。
到了信息时代，全球化时代，谁又想过我们的公共制度适应这个时代了吗？
如果说卫生部对人民健康不负责任那未必，说他们对发病之初的工作不努力，那也未必，翻看卫生部长张文康的谈话，你可以看到政治文化的弊端在这位部长身上的流毒。“中国有能力控制非典”，“可以负责任地讲北京是安全的，戴口罩也可以，不戴也可以”，“如果都象香港那样报道，非乱不可”，“非典已有效控制”，张部长的铮铮誓言，拳拳之心，不可谓不令人钦佩。但细细品味，这位军医出身的部长潜意识里还有这样的观念在作祟：要求国际援助，岂不输了面子？（所以才有先拒绝世卫到广东检查，拒绝提供完整的信息），这是好大喜功在作怪。外国人借SARS妖魔化中国，借题发挥搞政治，那是张部长阶级斗争意识在作怪。更别说这位张部长对现代社会诸如传媒有认识，他相信的是能堵则堵，只要不会引起恐慌。这样的思维模式使我们栽得很惨，贻误了战机，酿成灾难。张文康的很多做法是建立在中国疾控中心的病源是衣原体结论之上的。其实这些科学家研究的样本很少，研究的方法也是大成问题。从他们的谈话看也有官僚作风的影子。我不知道中国疾控中心是研究机构还是卫生官僚机构。 SARS正是借官僚体制发作，这其实是一种人祸。
二、 政府的运作流程
我们的政府远远不是现代政府，政府的运转还受军事共产主义的影响，口号动员，动静很大，效果不彰。
过去，社会是单位的社会，动员有效，现代社会结构越来越多元，思想也多元。利益也多元，社会之基础发生了变化。动员、口号就会大打折扣。
西方行政运作已有一套成熟模式，并不是什么新鲜玩意儿。西方行政运作先是设计公共制度、公共政策，再辅之以运营流程。你说要扶助弱势，有一套政策吗？有达到政策效用的流程吗？非典冲击中国，香港、台湾一开始就公布患者单位、姓名、追踪隔离这套方法完全可以立即拿来。我们是摸着石头过河，走一步看一步，先口号，起不了作用了。再想想别人用什么方法来对付非典，其实完全可以开始就用一整套完整的方法、流程，即使病毒是未知的，对付的方法在世界卫生组织看来都是老方法了。
难道政府没有培训、设计流程的意识？政府培训的是各种意识形态的东西，大量的时间还在学习《资本论》，作为执政党，如何提高执政能力下的功夫真的不够。
不妨来看看这几年中国企业走过的道路。以前，年年有主题活动，“双增双节”、“扭亏增盈”，结果仍然是亏损。近十年，MBA之风盛行，企业在管理水平颇有进步，不搞主题活动了，竞争力却增强了。
其实，公共制度、公共政策的调整、设计也应该是这一届新政府给社会带来最大变化的方式。几年前，笔者呼吁中国最缺的不是高楼大厦，最缺的是软体，中国政府最需要补的正是软体的一课。
三、 把北京变成公民社会、服务社会
北京有一流的医学人才、一流的医院，为什么这个城市反而经不住SARS进攻？
根本的原因是：这个城市的城市文化决定的，是这个城市的高度政治性决定的。
北京是一个等级社会，社会是按等级来运作的，它的医疗设施服务对象是有级别的，再加上上至官僚下到百姓都牛B，都是爷，“爷们”能做好服务吗？医生也是爷，得非典的人恐怕大多也没级别，中央电视台一位记者得了非典要几经周折甚至捅关系捅到卫生部才能住到医院，这样的医疗体系能应对非典吗？
任何号称现代化的城市，如果它缺乏服务精神，其实都称不上现代化。
四、 以开放动态思维处理信息
我们的行政运作还有一个大弊端：管制信息、筛选信息，也并不会分析信息。
官僚架构，处理信息有一定的思维定势，比如：有灾难，为何不报？怕有责任，即使报，也尽量不影响自己的政绩。有些信息上报的目的是讨好上级，增加自己的政治资本。官僚系统的信息本身就容易失真。高层决策人物不能掌握关键信息，总是与复制信息打交道，必然影响决策。
即使有了真实信息，怎么分析，怎么处理，以怎样的价值取向、思维方式去分析也是我们没有解决好的问题。
最近，国防大学教授张召忠天天在电视台分析伊拉克战争，他的评论、预测，大摆乌龙，“几十万军队怎么不见了？我想是战略撤退”，预测还会有激烈的战争，一个训练中国最高级别军事人员的战略学教授何以谬误频频，其实，他是同情萨达姆，恨铁不成钢，希望萨达姆能有所作为；再者，他常常用人民战争的理论来解读现代战争，与张文康用旧的疫情报告制度、旧的思维模式处理公共卫生事件如出一辙。
关于分析信息，我观察了几年，发觉我们可以大量的案例来证明，我们分析事物出问题常常是这几个原因：
用古代谋士的方法分析现代事物；
寻找现实案例去印证上边的口径；
用阶级分析方法去看待事物；
用一厢情愿的情怀去预测事物的发展。
谈到行政机构处理信息，不妨关注中国的智囊机构。
西方社会的智库很少有官办的，即使官办，但不会是官僚机构化的。国务院发展中心是部级机构，研究员的成果还不是要层层上报才能达到高层。一旦官僚化，真实或者与政府相左的东西就难以上达。美国总统除了国务院体系之外，有国家安全顾问。香港政府除了利用大学、社会的研究机构外，也有与政府紧密合作的中央政策组，这个小组也有二十多位顾问作为董建华的智库。
因为社会事物越来越复杂，呈现智能化的分工。只靠行政系统的分析显然不够。中国政府应该大力倡导、促进智库文化的发展，社会发展的方案应该由智库来完成，执行交由政府。
现今政府并没有利用智库的习惯，信息也以保密为由不让智库获知，外交就是外交部的事，经济就是计委的事，卫生就是卫生部的事，外边人休想参与，国家的事那就是他们部门的事，因为智库难以得到信息，当然就休想对事情有完整的认识，也就无法起到智囊的作用。这种状况，在非典之后该改一改了。
五，非典之后，改良会增多
政治评论员马玲，李铭在《亚洲周刊》撰文指出，非典之后会有政改的大动作，是政治改革的契机。我以为：不能忽视中国现今的社会环境和政治运作的惯性。非典之后更多的是改良。比如：突发事件会尽速报道，但政治性评论仍然受限；公共卫生系统会更完善，但难以触及更深的层面。政治惯性并不会轻易改变，现实的发展往往是与一些公共知识分子的愿望相违背，还是那句老话中国的事急不得。不过整个社会的科学管理将会更加进步，中国将会更加好起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