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一切都似乎被赋予了宿命的色彩。从年初一场充满预言气味的雪灾，到年尾宏观经济毫无预兆的跳水；从海外的金融海啸，到国内的泡沫崩裂，这一年的日历上写满“令人惊怵”。

虽然纪年将2008与2009分成了两个截然不同的部分，但就事件本身的逻辑而言，即将来到的2009年，必定是2008年的某种延续。在弥漫着不确定性的2009年，危机似乎已是其中唯一的确定性。也因此，反危机将是200 9年最重要的主题。

按照中国人的智慧，所谓“危机”即是危中之机。这显然是一种积极进取的态度。不过，在我看来，要想化危为机，险中求胜，首先要弄清楚危机的性质。在当下舆论的视域之中，这场正在逐渐深化的危机主要是一场外生性的危机，由美国而起、继而传染到中国。但从更宏大的全球视野来看，这种“外生性”的说法却是一个有害的误诊。

上世纪90年代冷战结束之后，伴随着跨国公司以及跨国金融机构的迅猛扩张，全球产业和经济循环发生了一次深刻的重构。大致可以描绘为一个由巴西、澳洲、俄罗斯这样的资源大国提供原材料，由中国、印度以及其他低成本人口大国提供中间制造，由美国、欧洲等发达国家提供最终消费的产业循环。

与此平行但更加隐性的另一个循环则是，以美国投行为首的跨国金融机构通过其强大的融资能力(包括诸如次级贷款等各种所谓的金融创新产品)吸引全球过剩储蓄以弥补发达国家消费能力的不足。这样的全球经济结构在上世纪90年代迅速构造完毕后，在最近几年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其能量早已穿越民族国家的主权边界而自成一体。中国90年代中期之后的超级增长，实际就是这种全球性重构的一个结果和组成部分。

在这个视野中，所谓美国金融危机本质上就不再是一个民族国家的经济危机，而是目前这个无远弗届的全球资本主义体系的危机。作为这个体系不可分割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体系的危机即是中国本身的危机。既然从体系的扩张中赢得了超级增长，就一定会在体系的收缩中遭受重大打击，这是再自然不过的事情。

针对本次危机，第二个需要明确的是，其与十年前亚洲金融危机的不同。后者发生在全球体系的边陲地带，没有发生在作为体系中心的发达国家。因此，只要作为体系动力的发达国家的需求仍然完好，体系就很快能恢复正常。这也正是我们在十年前看到的故事。不幸的是，2008年的危机恰好是发达国家的需求由于长期透支而发生了猛烈坍塌，其影响不可同日而语。

虽然到目前为止，我们还不能确知，这次全球体系危机究竟是周期性收缩，还是一次系统性崩溃。但所有证据都向我们表明，发达国家的需求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难以修复。有鉴于此，中国目前还刚开始的经济下滑可能也不是短期的。作为反危机的主导者可能就必须具备比过往三十年里任何时候都更加充分的心理准备以及更加坚强的神经。

最后，但也最重要的是，必须明确：2008年开始的经济危机归根结底是中国经济增长模式的危机。在过去的三十年中，中国凭借其独特的政治禀赋在全球经济格局重构中走出一条低权利成本的增长模式。但其对公民权利的压缩，也直接导致了中国经济结构的极端扭曲。包括最广为人知的分配结构严重失衡，以及由此带来的内需严重不足。而经济增长中所谓的“ 高外向型依赖”和“高投资依赖”都是因此而生。不过，当一个模式发展到极致以至于不能继续发展时，被迫改变的时机就将来临。我们相信，2009年就是这样一个绝佳的时机。也只有从这个角度观察，2008年不期而至的危机，才可能是危中之机，险中之机。毫无疑问，它也是已经日渐式微的中国改革重获新生，再次出发的绝佳机会。

本文写于2008年岁末，发表于《中国改革》杂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