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与中国研究所经过多年的时间的研究，于2008年出版了《中国民主的前沿探索》的周刊，现在陆续讲有关内容刊出，供广大读者阅读和指正。

一、全球民主化的发展潮流

20世纪人类在许多方面都取得了巨大的成就，给人类未来的发展留下了许多重要的遗产。就人类的政治制度而言，20世纪经历了王权、法西斯主义、社会主义、威权主义和民主主义政治。到20世纪末的时候，民主政治在世界范围内取得了广泛的认同和空前的胜利，成为世界各国至少在价值取向上的共同追求。其它的政治体制都已经或者终结、或者失败，或者在向民主的体制进行转型，即使依然存在的，也在标榜自己是真正民主的政治体制。因此，可以说20世纪是民主政治体制在人类取得胜利的时代。虽然著名学者福山所说的西方民主的胜利意味着“历史的终结”也就是就政治体制而言，民主体制是人类最终的体制[1]的说法遭到了许多人的批评，但是毫无疑问，民主体制的大发展是一个不容争议的事实，无论人们情愿与否，也无论国情差别多大，民主已经成为许多国家的事实，也成为地球上所有国家政治发展的目标取向（或至少是标榜的目标），没有任何一个政权敢公开声称自己是非民主的或者是反民主的。

根据亨廷顿在《第三波》一书中所提出的，20世纪世界的民主化发展过程经历了三个阶段，也就是三个浪潮。第一个阶段是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第二个阶段是二次大战以后，第三个阶段是从上世纪起70年代开始到世纪末的时候。

对民主化发展的研究来说，值得关注的是二次大战以后的民主政治发展情况，西方社会科学对这一阶段的研究和描述非常多。一般来讲，二次大战以后由于德国和日本的战败使得法西斯主义遇到了彻底的失败，战后由于世界政治地理的重新划分使得西方的资本主义和东方的社会主义都得到从未有过的机会，获得了很大的发展。有的人认为，从政治制度而言，由于在西方的资本主义社会当中有民主主义和威权主义两种形式，因此就政治制度而言，就实际上有了三种类型，即社会主义国家的极权主义和资本主义国家威权主义和民主主义。也有的学者认为实际上是两种政治体制，即威权主义和民主，而极权主义是威权主义的极端体现，是一种刚性的威权主义。这样二次大战以后的政治发展的历史发展就不仅是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之争，而且更应该是民主主义与威权主义两种政治体制之争。因此从人类社会的发展而言，就导致了是走向民主的政治体制还是走向专制和威权的政治体制的分歧。这种分歧就导致了人类社会的选择，是选择威权主义的政治体制呢，还是选择民主主义的政治体制呢？这种选择在很长时间里没有定论。这是第二波民主潮流的发展所面临的问题。

但是在第三波的民主发展潮流中，这种选择出现了明显的发展趋势，大部分国家转向了民主的政治体制。从上世纪七十年代中开始，在南欧从西班牙、希腊、葡萄牙开始，出现了向民主政体转变的发展趋势。这三个国家从西班牙的独裁者佛朗哥去世之后，开始了从威权主义向民主主义的转变。西班牙在南欧的转变，立即对受西班牙和葡萄牙影响非常大的南美拉丁美洲国家产生了巨大的冲击，新的一波向民主的转变在80年代在南美出现。到90年代，由于苏联东欧地区受“冷战”失败影响而出现了原有的共产主义极权体制瓦解，出现了中亚和东欧地区国家向民主体制的转变的民主化潮流。受此影响，非洲撒哈拉沙漠以南地区的许多非洲国家也出现了民主化的转型。亚洲地区在世界的这个向民主转型的发展过程中，不断出现了一个个国家和地区结束了威权主义，而向民主转型的例子。例如80年代的菲律宾、90年代的韩国和台湾地区、印尼等就是这样的例子。在这个民主发展的潮流中，全世界相当多的国家开始转变为民主的政治体制，人民享有自由，并且采用选举的方式选出政府的领导人，这就形成了亨廷顿所说的第三波民主。

如何判断一个国家是民主自由还是不是民主自由的，目前国际上多采用美国自由之家（Freedom House）的判断方法。自由之家依据两个变量，政治权利（political rights）和公民自由（civil liberties）来判断是否民主和自由。它将这两个变量都从1－7打分，1－1也即平均数1是最自由也最民主的，而7－7也即7是最不民主和自由的。根据这个指数，1－2.5为自由国家，3－5.5为部分自由国家，而5.5－7为不自由国家。根据自由之家的统计，1973年全世界的自由国家的总数为44个国家，部分自由国家为42个，不自由国家为65个；到1983年自由国家增加为52个，到1993年增加为72个，2003年增加为88个；在不自由的国家中1983年为58个，93年为55个，2003年为49个；部分自由国家2003年为55个。如果按全世界的人口数量来统计，在1992年自由人口的总数占全世界人口总数的24.83%，部分自由的人口总数为44.11%，不自由的为31.06%；到2003年自由人口的数量增加到44.03%，而部分自由的人为20.97%，不自由的人口为35%，其中不自由人口的总数2003年比1992年有增加，但是自由人口总数的增加来源于部分自由人口的减少，也就是说部分自由的人口转变为自由的人口。[2]

从地域来看，目前世界公认的欧洲北美地区基本上是民主和自由程度最高的国家，时间也最长。但是在全球民主化的转型当中比较成功的是东亚地区，如果不包括日本的话，那么在第三次浪潮中的转型期中地区就包括了韩国、台湾、菲律宾、印度尼西亚等。这些国家和地区原都为威权主义政治体制，在威权主义统治时期，经济发展的速度都比较高，有些曾经达到了多年来平均增长率为7%-8%的水平，因此出现了许多高速增长的亚洲“小虎”，令世界震惊。目前除了新加坡以外，这些亚洲小虎都已经转变为民主国家。而在全世界最不成功的向民主转型的国家当中为中东地区的阿拉伯国家以及非洲撒哈拉以南的穷国，出现了许多“失败”的国家，既没有经济的高速发展，也没有成功的稳固的民主。这些国家转型失败很重要的原因主要来源于两个因素，一是文化上的原因，一是经济上的原因。而在民主化的转型过程中动荡比较大的是拉丁美洲国家，民主化的第二波中所出现的动荡大都发生在这里。前苏联东欧国家的民主化的转型也并不非常顺利，出现了许多的反复，发生了所谓民主的巩固和是否能持续发展的问题。因此这些地区在最近几年出现了一些所谓的“颜色革命”，究其实质，是对以前民主改革不彻底而出现的补课和持续发展的问题。

二、民主和民主化

全世界所发生的这个政治上的巨大转变，使得我们必须认真的理解什么是民主，什么是民主化？不然将无法理解这个变化。

尽管民主的概念早在古希腊时期就开始被提起，那时民主就是指的是人民的统治（rule of people），而且对民主理论的研究一直都是政治领域里面久盛不衰的论题。但是到现在为止民主都是一个最富有争议性的概念，很难有一个统一的获得大家普遍认同的定义。总的来说，民主作为一种政治理念有欧洲大陆和英美两大传统范型，前者以平等为导向，后者以自由为归宿。他们分别以古典民主论的代表——卢梭和密尔为自己的先驱人物，民主理论的历史就基本上是沿着这两大脉络并行的发展下来。自由主义民主观点更为关心如何限制公共权力以捍卫公民作为自由个体的基本权利，民主过程仅仅是以利益妥协的形式实现的。而以平等为导向的共和主义民主把自己理解为一个合作的、自治的共同体之平等成员的公民的自觉实践。

在对民主理念的争论过程中，民主理论界一直在做一种努力，那就是致力于挖掘民主当中具有普适性的要素，以求不依赖于社会环境而可以普遍适用。而在西方现代民主主义的主流观点中，代议制政府理念已经被当成了不证自明的真理，并且在民主实践中焕发出强大的生命力，在整个自由资本主义阶段，这种以议会为中心的民主政体被看作是最理想的治理形式。就像熊彼特所说，任何一个有经验主义取向的观察者都不可能在定义民主时不提到代议政府体制，而他在经典著作《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和民主》中对民主的定义——“一些个人通过竞争人民选票来获得（公共）决策权的制度安排”[3]已经被作为理论和政治评论界据以确认“民主”的通行标准。“公开、自由和公平的选举”是民主的实质，而且是不可或缺的必要条件，民主的其他特征都源于这一本质，这代表了大多数人关于民主的观点。在一个现代民族国家中，如果最强有力的决策者中多数是通过公平、诚实、自由和定期的选举产生，那么这个国家就有了民主政体。熊彼特的这个定义，将对民主的理解简化为制度化的选举过程，也就是民主最基本的定义就是领导人是否是由选举产生的。

现代民主主义认为，人民主权的现实机制是代议政治，即通过选举制度选出民意代表，由民意代表组成权力机关，代替普遍的人民大众行使对国家的统治，从而实现人民主权的思想。除了这种制度层面的民主，同时还要以法治和制衡为基石。法治强调一切依法办事，保障人民的基本权力，反对政治强人一言堂，为了防止权力的过分集中而导致的权力腐败。制衡则是同时应该在各权力系统内建立分工制衡和监督机制，以权力来制约权力，防止权力的滥用。现代西方的民主政治制度就是建立在法治和权力制衡基石上的代议制的民主制度。一般来讲，现在所谈到的民主指的就是这种民主体制，可以说这是一种经典的也是现代的民主体制。

在政治学著作里，关于民主最著名的定义是多元主义民主理论家罗伯特·达尔（Robert Dahl）在《论民主》中提出的，他扩充了熊彼特关于民主的定义，强调了三个方面的内容：（1）通过制度化的、自由的和公平的选举来进行有组织的竞争；（2）所有成年人在事实上拥有投票和竞选公职的权利；（3）出版、集会、言论、请愿和结社的自由。[4]后来他在这样定义的基础上扩充到五个标准来衡量检验一个制度是不是民主的：一、有效的参与。在一项政策实施之前，所有成员应具有同等的、有效的机会表达自己的看法，并且使其它成员知道自己的看法。二、投票的平等。每个成员都应当有平等的、有效的投票机会，而且所有票数应当同等计算。三、充分的知情权。即在合理的时间范围内，所有的成员都应当具有同等的、有效的机会了解各种备选的政策及其可能的结果。四、议程的控制。所有成员都可以发表意见行使自己对议程的控制权，如果剥夺了人们讨论议程的机会，就会造成政策的决定权实际上掌握在少数人手中的状况。五、成年人的公民资格。指全体常住居民、或大多数成年常住居民应享有的公民权利。这五个标准对一个民主制度是不可或缺的，缺少其中任何一个，民主就会走到自己的反面。没有有效的参与，决策的决定权将永远掌握在少数人手中；没有平等的投票，一部分人将必然会凌驾在众人之上；没有充分的知情，公众往往会成为无知者或被欺骗者；没有对议程的最终控制权，公众将面对侵害自己利益的决定而无能为力；没有成年人的广泛的公民资格，公众中将会有一部分被排除在外而对保护自己的利益无所作为。这些现实的制度设计是理想的民主标准的实际体现，适用于现代国家的治理方式。

为什么要用民主的方式来管理现代化国家，达尔列举了十项理由并作了详细解释：避免暴政、基本权利、普遍的自由、自主的决定、道德的自主、人性的培养、保护基本的个人利益、政治平等、追求和平、繁荣。民主的好处被论证了很多，总之，民主已经成为人类现代文明的重要特征，是任何在现代化进程的国家都不可避免的问题。达尔的解释实际上将熊彼特的立足于选举制度之上的民主扩大为保护和扩大公民自由权的方面，这在西方的理论中被认为是自由民主（liberal democracy）的看法,而熊彼特立足于选举之上的民主概念被界定为选举民主（electoral democracy）。熊彼特的概念要比达尔的窄。依据自由之家的调查，全世界在2003年，有自由民主的国家是88个，而选举民主的国家是117个。[5]这种不同步表明，选举民主的国家中有一些并不是真正的自由民主国家，这些国家虽然有了选举，但一是选举可能是有问题的，并没有真正的做到自由和公平的竞争选举，二是这些国家和地区的公民自由权受到了一定程度的限制，因而使得民主出现了问题。对于这个问题的看法，Fareed Zakaria认为这是一个“非自由的民主”（Illiberal Democracy），即由不同程度的全国选举，可以通过选举产生领导人，但是公众的自由受到一定程度的限制，例如，法治、结社新闻上的自由等。[6]这种现象在世界各地不同程度地出现。

20世纪70年代以来，伴随着第三波民主化浪潮，越来越多的威权主义国家走上了民主化道路，更加证实了民主是世界各国人民共同的价值取向，或者说是普世真理。相对于民主的概念，民主化更强调的是民主的动态实现过程，民主化是一个涉及起点和目标的有关制度变迁的政治转型过程，即政治体制形态由威权统治向民主政治的转型。这一进程往往是反复迂回的，而不是单向的、直线的和不可逆转的。因为民主化谈论的是民主的转型过程，因此民主化的过程就是一个动态的过程，它所涉及到的最重要的问题就是这种转型是在什么样的条件下发生，转型的形态是什么样的，发生了什么，能不能转型成功，转型的动力是什么，转型的标志是什么，等等一系列的问题。这些问题构成了民主化研究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方面。由于各国政治的复杂性，社会特点的不同，因此民主化的转型很有可能是不同的。

世界各国的民主化路径无外乎以下两条：一是西方民主国家的模式，即由于社会内部自身的自然发展逐渐引起人们在观念上随之而自然的发生民主性变化，尔后通过一定的途径把这种新形成的民主观念逐渐转化为现实的民主制度并不断的巩固和完善这种制度；第二种是由于外来的后发的非本社会或政治体系本身自发生成的因素促使政治体系首先发生转变即架构基本的民主制度，尔后通过各种途径和方式使得此制度下的人们的观念逐渐民主化，以使其最终适合并支撑改变后的民主政治体系，进而在此基础上使这种新的民主政治体系得到进一步的巩固和完善。后发展国家的民主化过程基本是按照这一途径，这些国家的政治民主化是在西方文明的冲击下开始的，民主化的过程一般包括威权政体的解体、民主政体的建立、民主的巩固与持久这三个阶段。

自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以来，西方政治理论界一直都非常关注对后发国家民主化进程的研究，第三波民主发展浪潮为民主化研究提供了大量的成功的实例，理论家们根据这些实例总结出了不同的民主化模式，得出的结论也是对这个动态过程的理论概括和抽象描述。对世界民主化理论和实践有重要影响的主要有：南欧模式、东亚模式、拉美模式、东欧模式、南非模式，等等。

在国外学术界对于民主和民主化的研究中，目前主流的西方学者对民主化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民主的巩固(consolidation)上，越来越多的学者看到，尽管在一些发展中国家按照西方民主国家的制度建立起了完备的选举制度，但是由于在这些国家西方背景文化的缺失，民主政治中还有很多虚假的成份，和真正的自由和民主的标准还距离很远。于是西方学者发出了“巩固第三波民主”的呼声，亨廷顿表示出了深深的对他以前乐观称为第三波民主的担忧。他说“在欧洲共党主义瓦解后的今天，此充满乐观的时刻已经远去了，我们的心情变得比较沉重，但也越发理智了……，我们必须对民主的未来展望有一番冷静的审视，并且认知到这股波及四十个国家的巨大的第三波民主化浪潮，可能正在丧失其继续向外拓展的动力，并从扩张的阶段进入到巩固的阶段。”[7]戴尔蒙德（Larry Diamond）写道，“一国即使举行定期、自由、公平的选举，并不能确保一国同时具备有民主政治的其他重要面向。另一个内容更丰富的民主概念，我们称之为自由民主（liberal democracy），其概念的内容包含个人和团体的自由权利的保护，多元化的民间社会和政党政治，文人控制军队，追求官员政治责任的制度，独立、公正的司法救济体系等。民主化，尤其是在发展中国家，是一个复杂的过程，在此过程中，不仅是某些结构性的因素对民主而言，是重要的，统治精英的政治策略，执政党与反对党的互动，以及国外的影响等，更在民主化的整个过程中具有核心的地位。”[8]

三、民主化产生的背景

在民主化的关注当中，对于什么样的因素导致民主的产生一直是学者们非常注意的研究题目。学者们一直在探讨导致民主化的相关条件，一般来说在什么条件下，才能开展民主化。对此，学者们并没有给出统一的看法，可以说没有一个单一的因素足以解释在所有国家或者是在一个国家中的民主发展，没有一个单一的因素对所有的国家的民主发展是不可或缺的。但是确实存在着对促成民主化的进程有积极作用的相关因素。亨廷顿通过对第三波民主化的分析，总结出与民主化相关的一些变量：合法性的衰落和政绩的困局；史无前例的全球性经济形成提高了生活标准，增加了受教育人数，扩展了中产阶级；宗教变革；外部行动者在政策上的变化；滚雪球或示范效应。ThomasCarothers近来提出影响民主化发展的五个重要的因素：经济发展的水平，即经济发展高的国家比较容易进行民主的转型；国家财富来源的集中程度，国家财富的来源越单一化，民主化就越难；以认同为基础的分化程度，人口的民族、种族、宗教的分界越清楚则民主化越难；历史上曾经有过政治多元主义经历的国家民主化相对容易；非民主的邻居国家会对另一个国家的民主化产生困难。[9]

以上的这些因素可以说都密切地影响了民主化的进程。但从世界民主化发展的过程来看，推动全球民主化产生和发展的因素有几个是大家都非常共同关注的，值得重点说明。这些因素一般来说在学术界有比较多的共识，他们对于研究和了解世界民主化的发展是有很大帮助的。

1、经济的发展

事实上，民主化的转变和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水平确实有很大的关系。再根据自由之家2004年的统计，GNI（人均国民年收入）低于1500美金的国家当中，只有16%也就是十五个国家是自由的，43%也就是39个国家是部分自由的，不自由的国家占到41%，即37个国家；在中等收入，也就是GNI达到1500-6000美金之间的国家当中，自由国家占66%，也就是35个国家，在这个分类中；部分自由国家占21%，也就是11个国家，属于此类；不自由国家中的13%也就是7个国家，在个分类中；在GNI超过6000美金的高收入国家当中，自由国家中的79%在此类中，而部分自由国家的10%达到这个水平，而非自由国家也有10%在这个范围当中。[10]这个数据说明经济发展的水平和一个国家的自由程度有很高的相关性，经济富裕国家多数为自由国家，而低收入国家多数为非自由国家。

按照经济发展的水平而言，已经可以看出经济发展高的国家和民主有很大的相关，但是有一个值得争论的问题，也就是在相当多的威权主义国家的发展过程当中都取得了很高的经济增长率，例如葡萄牙、西班牙、墨西哥、巴西、韩国、印尼、台湾地区等。在威权主义统治时期，这些地方都有很高的经济增长率，一般都实现了长达多年的7%-8%的高速增长。为了实现高速增长，这些地方就需要有相对的政治稳定，因此这些威权主义都采用了控制社会、抑制民主发展的政策，毫无疑问这些社会和政治中政策的实行为经济增长和社会稳定提供了基础。但是也正是经济的高速增长同时又促使社会和经济的自由化程度增高，并最终导致社会结构和经济转型的发生，使得原有的威权体制无法适应而必须发生转变，在这个时候这些威权主义国家和地区都采用了民主转型的方式，推动了民主的发生，而且也都转型为民主国家。

毫无疑问，民主化的发展和经济发展之间有比较密切的关系，但是承认这种关系并不就是说这种关系是一种简单的线性关系。一个国家能否向民主转变要有很多的因素，现在学术界非常关注的是经济的发展的程度对于民主发展所产生的影响。从西方20世纪五六十年代发展起来的发展理论来看，无论是李普塞特（Seymour M.Lipset）、阿尔蒙德（G.Almond）、还是勒纳（Daniel Lerner）等，都基本认为经济的发展会带来政治的发展，政治发展的结果就是民主的实现。在他们看来，经济发展是民主发展的前提条件。依照这样的看法，第三世界国家民主的发展会出现一个线性发展的过程，由经济发展引起社会变化再导致政治发展并出现民主。这个理论是依据二次大战以后第三世界国家的一些经验而确认的，也就是依据民主发展的第二波的经验而确定的。但是在六十年代以后，这个乐观的发展主义理论遇到了挑战，主要是非洲和拉丁美洲的政治发展遇到了麻烦，经济发展的结果并没有实现预想的政治发展和民主的实现，而是出现了社会的混乱和贫穷的加大、政治的腐败和政府能力的下降，结果是造成了大量的军事政变，独裁者上台。于是这个乐观的发展理论在学术界遇到了很大的挑战，其中最主要的挑战来自于亨廷顿。他写的名著《变革社会中的政治秩序》对这种乐观主义进行了批评，并用事实指出，六七十年代全球民主化的发展过程逆向化，出现了倒退。随后西方学术界对发展主义的乐观态度进行了深刻的反思，出现了对于政治发展的一些新的理论解释。

但是之后随着全世界第三波民主的发展，学者们又开始重新审视发展理论，尤其是对于经济发展和政治民主化之间的关系进行了新的探讨，还是认为这两者之间有着密切的相关性。实际上从宏观发展来看，经济发展的结果会引起一个国家社会和政治的变化这是毫无问题的，但是在一个威权主义国家尤其是在一个极权主义国家经济的发展所引起的变化并不是简单的直接反映在政治层面上，在威权主义国家或者在极权主义国家，由于以前所有的资源都掌握在政府手中，政府控制了所有资源也就等于控制了所有的人，这个国家的人民必须按着政府的意志去做，否则没有政府资源的结果就表明这个人根本无法生活下去。因此这样的极权（威权）主义国家经济开始发展以后，首先在社会上产生的变化就是一个权力的变化，也就是经济权要从国家手中逐渐转变到社会以至个人手中，社会和个人可以决定生产什么，不生产什么。而经济发展的结果也同样会带来社会自由化的发生，也就是人们可以决定在哪一个地方生产，而不在哪一个地方生产，这样人们就要求有自由的迁居权，有一定的社会生存空间，以致要有一定的自由创造的空间。这样一来，对这些国家的人民来讲，经济发展带来的变化不仅仅是经济的变化，而是一个更深层次的经济自由化和社会自由化的发生过程，这种自由化的产生对于威权主义特别是极权主义国家的民主化产生过程来讲是有决定性作用的。这种自由化的产生就会连带着产生国家与社会关系的彻底变化，人们将要求一个宽松社会的出现，以形成和国家抗衡、讨价还价和制约的基础，这种经济和社会自由化的产生是民主化产生最主要的背景条件。实际上许多极权主义国家例如原苏联东欧国家之所以产生民主的很大的原因在于公民社会的出现，这个情况也同样是台湾、韩国等地区和国家出现民主化转型的背景。因此如果要在经济发展和民主化之间建立关系的话，对许多威权主义国家的转型来说这种关系在于出现了经济变化所引起的经济和社会自由化的发生，这种自由化的发展不可避免的要求政治自由化的出现，从而产生对民主化发展的压力。

因此民主化的发生，首先会在威权主义国家出现一个自由化的过程。这个自由化的过程是逐步发生的，但是又会是全面发展的。这个自由化过程的出现是民主化发展的基础，它的出现会带来民主化的发展，而且会伴随民主化一起发展。这个自由化的内容就包括了经济自由化、社会自由化、人权和思想的启蒙和解放等。

自由化和民主化的概念是被西方学者做了严格区分的。自由化的目标更为缓和，更为渐进，时间有可能更长，甚至在有了选举的民主之后，自由化也可能没有最终实现。这就是前边所讲自由之家所做的选举民主和自由民主的国家不同步的原因。自由化要求专制政体放松限制，扩大个人和集团的权利，民主化的目标却不仅限于获得更多的社会、政治权利，而是要求在合法性基础上进行全民公决，建立民选政府。

奥唐诺（G.O.Donnell）和施密特（P.C.Schmitter）将民主化的进程划分为三阶段——自由化，民主化与民主的巩固。自由化可以被看成是领导精英的尝试，在不改变实际权力关系之下，进行威权体制的控制性开放，透过领导精英扩展民众的个人自由，如承认言论和结社自由，来减低既存的紧张状态或为政权争取民众更广泛的支持。因此个人自由所获得的扩展，但却不一定实现广泛的参与政治决策过程。民主化被理解为民主制度的建立，保障政治的竞争和民众广泛地参与。有关民主制度的设立方面，就包括自由和秘密的选举、普通选举权以及政党竞争，民主化也包括民主政治制度，例如三权分立的制度架构的建立等。[11]

2、文化的背景

在民主化的研究中，大概最有争议的就是文化背景的问题。

在早期的发展主义来看，无论是哪一种文化背景并不重要。在他们看来，经济的发展一定会带来文化的发展，文化的发展包括了诸如识字率的提高、教育的普及、媒体的广泛传布等。在这样的现代化的背景影响之下，无论是哪一种的传统文化都一定会出现变化，出现从传统向现代的转变，并最终在政治上出现民主的政治体制。从他们的研究来看，无论是基督教、天主教、佛教、伊斯兰教、儒教还是不发达地区的民间信仰都无一例外的会发生这样的变化，这就是现代化的过程。而且一些天主教和伊斯兰教的国家从传统向现代发展的例子证明了这样的发展过程是确实存在。亚洲特别是东亚地区的政治发展也同样证明了这种过程的存在。但是当理想主义的发展观由于现实的矛盾和冲突遇到了挑战，实际上现代化的发展遇到深层次的文化背景的时候，简单的识字率和教育的普及不一定会使那个文化产生现代化的冲动，却反而容易产生对现代化的反弹，在民主化的过程中也是同样的。亨廷顿认为从宗教的背景来看，基督教新教的国家走向政治的现代化比较容易，但是天主教的国家，例如南欧的西班牙、葡萄牙以及拉丁美洲国家走向政治现代化的曲折就表明一些特定宗教对于现代化的抵制态度。之后在《第三波》中，亨廷顿认为天主教的国家在政治发展上跟了上来，但是伊斯兰教和西方文明冲突在很长的时间里难于解决，换句话说，也就是伊斯兰教国家要建立民主国家是非常困难的。[12]

对于儒教和政治民主发展的关系，在中国的一些学者中，认为儒教是很难和现代化相融合的，也就是儒教的文化背景使得儒教背景的国家很难发展起民主来。这样的观点有一段时间很流行。但是到了七八十年代以后，这样的观点逐渐发生了变化。日本的例子在先表明儒教是可以和民主相适合的，台湾和韩国在实现了民主化的转型以后，认为儒教文明可以和民主相适应的看法逐渐流行。福山在他的关于儒教和民主关系的文章中指出，从世界各国的华人文化来看，很难证明儒教文化不能和西方的民主相适应。[13]

按照国际上对民主发展的理解，一种工具性的而非大一统的文化、社会多元化和强大的中介团体等对民主的发展是起到推动作用的。[14]Fareed Zakaria也认为，像印度的多元文化背景就是适合民主发展的，印度的民主就是在种族、文化的冲突中发展，实际上按照他的看法，这种多元文化的背景在历史上促成欧洲民主的发展，也是未来民主发展的动力。[15]一个多元化文化背景的国家，由于不同的文化间的矛盾、冲突和合作，使得这样的国家容易建立民主的政治体制来处理这样的文化上的问题，而一个单一文化传统背景的国家则不容易建立民主的政体。

3、全球化的发展

在第三世界国家走向民主化的过程当中，对外开放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而对外开放的动力来源于全球化发展的压力。在当今世界经济全球化的发展过程当中，所有的国家，尤其是对于第三世界国家来讲，经济上必须对外开放,否则一个封闭的经济环境不可能使得本国的经济发展起来。而在跨国公司进入每一个发展中国家的时候，跨国公司所要求的法律环境、社会环境（例如在所在国家建立外国商会）、制度环境都会接踵而至。按照现在的国际上的标准，这些外国投资者也要将国际上通行的劳工标准、人权标准等带入所在国家并要求所在国家的政府和企业按照这些国际标准来做。这样一来，就实际上将社会自由化带入所在国家并且将人权观念问题也同样带入不同文化背景的发展中国家。这些跨国公司和一些私人小公司不一样。小型私人公司不一定遵守国际标准，而往往用裙带关系、腐败等来推动他们的业务发展，但是大型跨国公司必须要遵守国际标准，并由公司所在国的法律所限制。因此，当这些国际的人权标准、制度标准、法治标准等都进入所在国家的时候就对所在国原有的社会、政治和经济体制以及文化标准都产生了非常大的冲击力量，并要求原有的标准发生变化以适应国际标准的需要。

一些大的国际组织例如世界银行、国际货币组织、世界贸易组织以及一些地区性的组织例如亚洲开发银行、美洲开发银行等等，都会对所在发展中国家产生巨大的政治压力。如果发展中国家要加入这些世界组织并且接受他们的贷款和优惠政策条件以满足本国经济发展的需要，就必须要接受这些国际组织的标准，并且调整本国的法律和政治环境以适应这些国际组织的需要，这样才有可能接受国际组织的帮助。从这点而言，许多发展中国家就必须推动国内政策以及国内体制的变化。这样，就产生了一种在国内发生变革的可能性。实际上许多国际组织都是以民主为前提条件而要求援助接受国的，因此受援国家必须推动政治变革，而尤其对于那些中小国家来说就几乎是没有选择的余地，必须接受一些民主的条件推动改革。例如柬埔寨作为一个小国家来讲，是由原来的共产党加以统治的。但是由于长期的经济萧条和战乱，柬埔寨要想在经济上发展起来就必须接受西方的援助并接受全球化的需要，改变国内的政治体制，因此柬埔寨原共产党就只好接受了民主选举，允许国内成立反对党进行竞选。

除了经济的发展的需要之外，许多西方国家还明确地提出必须以接受民主为前提条件，才可以提供经济和社会的援助，在这些西方国家当中以美国和欧盟所起的作用最大，尤其是美国的作用更大。美国已经将人权和民主列为外交政策首要目标之一，并且向外输出民主，美国的这一做法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讲影响非常之大。而在另外一个方面讲，在全世界的民主化潮流当中，美国扮演了一个重要推手的作用。冷战结束以后，美国成了全世界唯一的超级大国，由于它本身是一个自由民主国家，因此他将自己的发展模式推广到世界，起到了一个民主传教士的作用。由于美国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的强大影响力，美国在全球推动民主的发展也同样取得了成功，像911以后美国用军事力量打败了阿富汗的塔利班和伊拉克的萨达姆，接着在这两个国家修改了宪法，推动了民主选举，并且引起了中东伊斯兰国家可能出现的新一轮民主化潮流的可能。实际上离中国很近的台湾、韩国、菲律宾、马来西亚、泰国的民主发展也都和美国有密切的关联。因此美国的存在和她的外交政策将有可能推动世界民主化潮流的进一步发展，并将这个民主化加以扩大。在苏联东欧的瓦解当中，起主导作用的当然是本国的经济社会发展而导致的要求民主的力量的胜利，但是在背后，西方国家的影响是不可忽视的。在所谓的“颜色革命”中，欧盟、美国和前苏联东欧国家例如匈牙利、波兰等也都起到了很大的作用。因此从民主发展而言也出现了一个全球化的发展潮流，就是在这些民主国家的推动之下，一个全球的民主化的发展潮流在不断扩大，势必要对那些非民主的国家产生巨大的国际政治压力。

说到全球化的影响，在民主发展中的国际示范效应是非常重要的。所谓的示范效应，就是一个和多个国家发生民主化以后，会对相类似的国家或者周边国家发生影响，这种例子非常多。例如东欧国家的民主化潮流是互相影响的，几年前在中亚和东欧出现的“颜色革命”也是互相影响的。这已经成了国际化民主潮流的一个重要的产生原因。

在世界的民主化的发展趋势中，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在推动民主的发展，就是到目前为止的历史证明，民主国家之间没有战争。这对渴望和平的人类来讲，是一个巨大的吸引力。这个看法是由康德先提出来的，现在得到了普遍的认可。[16]因此，西方国家或者发达国家在全球推动民主的发展，其背后的一个很重要的考虑因素就是民主国家之间没有战争，因此要建立一个和平的世界秩序，在世界各国建立民主的政治体制是不可少的。

四、对中国民主的期待

中国自从30年前改革开放起，经济、社会、文化等方面都出现了深刻的发展和变革，同时中国的政治也发生了重大的变化。中国政治的发展和变化涉及到中国改革开放的发展前景，因此不仅中国人，而且国际社会都非常的关心中国的政治发展和民主发展的问题，特别是希望中国也能够像其它国家一样发展成为一个现代化的民主国家。在《巩固第三波民主》一书中，戴尔蒙得表达了继第三波民主浪潮之后中国能否引发世界第四波民主浪潮的关注，并说“中国大陆将是决定下一世纪初的十年间，民主政治能否继续扩张的关键国家。”[17]政治民主化已日益成为人类文明的主流。中国不可能置身世外，终将会融入这一潮流之中，这一点是确定无疑的。那么中国的社会政治发展对全球化的民主浪潮的反应程度到底是如何，作为一个人口占世界四分之一的大国，中国能否和以何种方式融入全球的民主化进程，将一个目前被世界公认的还没有实现民主的国家转型为一个民主国家，这已经成为世界关注的问题。

对中国是否已经开始了民主化的进程这个问题，西方和中国的学者们和观察家还没有达成统一的意见。按照美国自由之家的看法，他给中国在政治权利方面所打的分数是7，而公民自由上所打的分数是6，平均分数是6.5，属于不自由的国家一类,而且毫无民主可言。[18]但是也有的学者却对中国的民主化进程报持乐观的态度，认为中国前期经济的巨大进步为民主化建立了良好的经济基础、社会条件和文化结构，而且民主化已经起步，[19]例如人们的观念发生了深刻的变化，社会出现了强大的要求民主改革的阶层力量，因此，中国已经不可避免地开始了民主化的步伐。但是也有学者认为中国的民主化的进程还没有开始，民主的道路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可以说，国际上对中国民主的发展与否产生了巨大的争议，而且这种争议也还会继续进行下去。如何看待中国的政治发展和民主化的进程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事实上，这个导论中所谈到的理论和实践上对民主和民主化的描述和争论都可以和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发展变化相联系起来，对理解中国民主的发展有所帮助和启发。中国有独特的悠久的历史和文化传统，但是作为人类社会的一员，她的发展变化也会和世界同步，受世界的影响，她不可能是孤立的。因此世界民主发展的经验和教训对中国是有所帮助的，反过来，中国走向民主和现代化的经验也会对世界有所影响。因此世界关心中国民主的发展前景从某种意义上讲是自然的，因为这关系到人类社会的自身，关系到人类社会长期稳定和平发展的根本问题。

注释：

[1] 弗朗西斯·福山.历史的终结及最后之人.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

[2] ed by Aili Piano and Arch Puddington . Freedom In the World 2004: Rowman &Littlefield Publishing Corp,2004: 4-5.

[3][美]熊彼特.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和民主. 绛枫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79：337。

[4] Robert A. Dahl.Polyarchy: Participation and Opposition:Yale University Press,1971:43.

[5] Robert A. Dahl.Polyarchy: Participation and Opposition:Yale University Press,1971:5.

[6] Fareed Zakaria.The Future of Freedom.New York :W.W. Norton, ,2004：17-21.

[7]田宏茂，朱云汉.Larry Diamond. Marc Plattner.巩固第三波民主.台北：业强出版社，1997：49-50.

[8]田宏茂，朱云汉.Larry Diamond. Marc Plattner.巩固第三波民主.台北：业强出版社，1997：3.

[9] Thomas Carothers.The “Sequencing” Fallacy.Journal of Democracy, 2007,1(18) :24.

[10] Thomas Carothers.The “Sequencing” Fallacy.Journal of Democracy, 2007,1(18) :11.

[11] O’Donnell, Guillermo and Philipp C Schmitter.Transitions from Authoritarian Rule: Tentative Conclusions about Uncertain Democracies.Baltimore: John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86.

[12][美]亨廷顿.第三波——２０伖纪后期民主化浪潮.刘军宁译.上海：上海三联书店，1998.

[13]$Fukuyama.The Illusion of “Asian Exce?tionɡlism” //in Edit?d by?Larry Diamood(and Marc F.Platt?er.De?okracy in Ecst Isia.John Hopkins"University Press,1998;226.

[14][美]亨廷顿.第三波——２０世纪后期民主化浪潮.刘军宁译.上海：上海三联书店，1998:45.

[15] Fareed Zakaria.The Future of Freedom. New York :W.W. Nor|on, 2044:76．

[16] Georg Sorensen.民主与民主化.陈酉潭．陈志玮译.台北：韦伯文化事业出版社，2000。

Natan Sharansky with Ron Dermer. The Case for Democracy.New York Public Affairs , 20а4.

[17]田宏茂，朱云汉.Larry Diamond. Marc Plattner.巩固第三波民主.台北：业强出版社，1997：43.

[18] ed by Aili Piano and Arch Puddington . Freedom In the World 2004: Rowman &Littlefield Publishing Corp,2004: 129.

[19] Bruce Gilley.China’s Future Democracy.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20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