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 要】 哲学史就是关于“形而上者”的思想史；而其它思想史则是关于“形而下者”的思想史；但思想史还应有一个更本源的视域，那就是关于那种先行于形而上者、形而下者的观念层级的视域，也就是那种未被理论化、甚至未被意识到的、类似于所谓“集体无意识”的领域。这种视野更为宽阔的思想史，可称之为“观念史”。作为“研究对象”的“思想的历史”乃是基于“主—客”观念架构的，而这种观念架构及其双方则均渊源于当下的生活感悟，“思想史”由此而可能。

【关键词】 思想史 思想 历史 生活 观念史

在中国学术界，有两个争论问题其实是密切相关的：一个是史学界“思想史”领域的两种研究范式问题；另一个是“思想史”与“哲学史”的关系问题。这两种争论都被归结为“研究对象”的问题。这两种争论之所以密切相关，是因为不论思想史、还是哲学史，它们的“研究对象”的边界至今还是晦暗不明、模糊不清的，总是存在着交错地带，所以总是不断地出现“越界”行为。

本文意在阐明：哲学史其实就是关于“形而上者”的思想史；而其它思想史则是关于“形而下者”的思想史；但思想史还应有一个更本源的视域，那就是关于那种先行于形而上者、形而下者的观念层级的领域，也就是那种未被理论化、甚至未被意识到的、类似于所谓“集体无意识”的视域。这种视野更为宽阔的思想史，可称之为“观念史”。这就是说，哲学史属于思想史，思想史属于观念史。

本文还将阐明：作为“研究对象”的“思想的历史”乃是基于“主—客”观念架构的，而这种观念架构及其双方则均渊源于当下的生活感悟，“思想史”由此而可能。这是因为，思想及其历史总是被当下思想着的事情，而此当下的思想不过是当下生活的一种显现样式；因此，过去的思想及其历史其实是当下的一种生活感悟，而被涵摄于当下的生活之中。

一

众所周知，侯外庐主编的《中国思想通史》的问世，产生了广泛深远的影响，确立起了“中国思想史”的一种传统的研究范式。但侯外庐并未专门探讨“思想史的研究对象”这个问题，而仅仅在序言中很简要地说过：

这部中国思想通史是综合了哲学思想、逻辑思想和社会思想在一起编著的，所涉及的范围比较广泛；它论述的内容，由于着重了基础、上层建筑和意识形态的说明，又比较复杂。[①]

这一段话的后半段其实是说的思想史的方法论问题（这里是历史唯物论）；惟有前半段才涉及的思想史的研究对象问题，但并没有予以展开。所谓“思想史的研究对象”问题被正式提出来，是在《哲学研究》1983年第10期组织的一个关于“中国哲学史与思想史的关系”专栏的讨论中。其中属于“侯派”“正统”的，是张岂之的观点，认为：

思想史就是人类社会思想意识的发展史。当然，思想史也不是包罗万象的，仍然有一定的范围，或称之为科学的限定。只有以理论形式出现的思想内容才是思想史的研究对象。所以，确切地说，思想史就是理论化的人类社会思想意识的发展史，思想史就是研究人类历史上社会思想意识发展、演变及其规律的学科。[②]

按照侯、张二人的说法，一方面，思想史的对象是非常宽泛的，不仅包括了“社会思想”，而且包括了“哲学思想”（较广义的可涵盖“逻辑思想”）（其实“社会思想”这个概念颇为模糊）；然而另一方面，思想史的对象又是颇为狭窄的，它仅仅指这样一种思想：“理论化的”、亦即“以理论形式出现的”思想。

我们知道，近年来，葛兆光对这种传统的思想史研究范式发起了挑战，称之为“思想家的思想史或经典的思想史”[③]，其研究对象仅仅局限于“思想家”的“经典”。而在葛兆光看来，思想史的研究对象应当是一个更为广阔的领域，即所谓“一般知识与思想”。他说：

一般知识与思想，是指最普遍的、也能被有一定知识的人所接受、掌握和使用的对宇宙间现象与事物的解释，…… 是一种“日用而不知”的普遍知识和思想，作为一种普遍认可的知识与思想，这些知识与思想通过最基本的教育构成人们的文化底色，它一方面背靠人们不言而喻的终极的依据和假设，建立起一整套有效的理解，一方面在日常生活中起着解释与操作的作用，作为人们生活的规则和理由。[④]

这种观点确实极大地拓展了思想史的对象域，不仅包含“精英”的“雅”的思想，而且尤其包诉诸“大众”的“俗”的思想，而不再局限于那种“理论化的”、“以理论形式出现的”思想。但这个对象域也并不是漫无边际的，葛兆光明确说：它必须是某种“一般”的或者“普遍”的东西。这就意味着：不仅并非任何一个张三李四的“思想”都可以进入思想史，而且并非任何思想家、哲学家的思想都可以进入思想史（我们知道，有些被学者们研究的“思想家”、“哲学家”的思想并没有对“一般”“普遍”的社会生活及其历史发生任何实际的影响）。然而令人疑惑的是，葛兆光又说：

人们都在思想，无论这种思想伟大或者渺小，也不管这种思想能否进入记忆或被人遗忘，它们与那些后来想起来就肃然起敬的思想一样，曾经在同样流逝的历史时间中存在过。[⑤]

显而易见，这里的表述就与前面所引的表述发生了矛盾。按照这里的说法，因为“人们都在思想”，所以，只要是“曾经在同样流逝的历史时间中存在过”的思想，就有资格进入思想史。姑且暂不讨论何谓“思想”、什么样的想法足以称之为“思想”，这样一来，思想史的研究与写作其实就成为不可能做到的事情了，因为没有任何人能记录所有曾存在过的“思想”。

而更根本的问题则是：究竟何谓“思想”？如果说“‘思想史’顾名思义要说的是思想的历史”[⑥]，那么，我们显然首先必须明确的是：什么是思想？

这个问题，与本文开始提到的另一种争论“思想史与哲学史的关系”问题是密切相关的。

二

那么，思想史与哲学史之间是怎样一种关系呢？

根据国家质量技术监督局1992年颁布的、作为国家标准的《学科分类与代码》，哲学史和思想史是分属于两个不同的一级学科的：在一级学科“哲学”下，设有“中国哲学史”、“东方哲学史”、“西方哲学史”等二级学科；在一级学科“历史学”下，设有二级学科“专门史”，其下设“思想史”方向。

这样的学科分类等于是在告诉我们：哲学史不是思想史。这已经是人们司空见惯、习焉不察的一个观念了，似乎这是理所当然的事情。但是，这个学科分类观念蕴涵着一个原本显而易见的预设，却是人们始料未及、未必能够接受的：哲学不是思想。

哲学不是思想吗？这就涉及上文提出的问题了：究竟何谓思想？

我曾在拙著中谈到，汉语“思想”这个词语可以指称三种不同层级的观念：[⑦]

（1）形上之思 这样的思想就是所谓“形而上学”（Metaphysics），也就是所谓“纯哲学”，尤其指“本体论”（Ontology或译为“存在论”）。简而言之，哲学就是关于“形而上者”的思想。在中国哲学传统中，所有一切存在者、即“万物”，区分为“形而上者”和“形而下者”，这也就是《周易》所说的：“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周易·系辞上传》[⑧]）哲学思考形而上者，即是“形上之思”。形上之思的历史，也就是“哲学思想”史，即通常所说的“哲学史”。按照前引侯外庐的说法，思想史是“综合了哲学思想、逻辑思想和社会思想在一起”的，这也就是张岂之的说法“思想史的研究范围比哲学史宽”[⑨]，那么，换句话说，哲学史显然就是思想史的一个部分或者一个层面。

（2）形下之思 除哲学思想外，“思想史”之“思想”通常是指的下面这种意义的各种各样的思想，例如政治思想、经济思想、法律思想等等，它们都是关于“形而下者”的思想。这种意义的思想，其实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张岂之所说的“理论化的”思想；另一类则是葛兆光所说的并不一定“理论化的”思想。但这里还是有一个边界，这就是上文曾谈到的张论和葛论的一个共同点：这种思想必须是实际影响了“一般”或者“普遍”的社会生活及其历史的思想（侯、张认为那是意识形态对于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的反作用），而不是任何一个张三李四之所思所想。

（3）本源之思 汉语“思”、“想”乃至“思想”，原指一种情感行为，义同“思念”。我曾举过《红楼梦》里的两例：

那士隐夫妇，见女儿一夜不归，便知有些不妥，再使几人去寻找，回来皆云连音响皆无。夫妇二人，半世只生此女，一旦失落，岂不思想？（《红楼梦》[⑩] 第一回）

宫里嫔妃才人等皆是入宫多年，抛离父母音容，岂有不思想之理？在儿女思想父母，是分所应当。（《红楼梦》第十六回）

这种情感之思会转化为领悟之思，我称之为“生活领悟”。这种领悟之思其实是比形下之思、形上之思更先在、更先行的思想。这其实就是葛兆光所谈到的“百姓日用而不知”（《周易·系辞上传》）的思想，这其实是科学之思、伦理之思、哲学之思的源头活水。而社会生活中的这种“一般”或者“普遍”的领悟之思，人们可能会将其命名为“社会观念”、“社会心理”、“文化心理”等等，类似于某种“集体无意识”，它们不仅未被“理论化”，而且甚至根本就没有被“意识到”，而是潜存于诸如葛兆光提到的历书、图像、档案、类书、唱本等等之中[11]（其实还远不止这些“史料”或者“文献”形式）。

总而言之，关于思想史的“对象”或“史料”，我们应该具有更为宏阔的视域。

三

前引侯外庐的说法，思想史“论述的内容”“着重了基础、上层建筑和意识形态的说明”。这当然是一种历史哲学的表述，也就是说，传统思想史范式乃是直接以历史唯物论作为自己的方法论的。按照这种范式，思想史就应该是意识形态史；而且，这种意识形态，按张岂之的说法，乃是“以理论形式出现的”、亦即“理论化的”“社会思想意识”。我们记得，马克思在叙述其历史唯物论原理的时候，明确地列举了一些“意识形态的形式”：“法律的、政治的、宗教的、艺术的或哲学的”等等。[12] 但马克思并没有说过这种意识形态的形式必须是“理论化的”，例如艺术当然不是理论化的东西，倒毋宁说是情感化、感悟化的；因此，相反，马克思说：

思想、观念、意识的生产最初是直接与人们的物质活动，与人们的物质交往，与现实生活的语言交织在一起的。…… 意识在任何时候都只能是被意识到了的存在，而人们的存在就是他们的实际生活过程。[13]

马克思的这个思想常常被人们忽略：思想最初直接就是存在；思想就是生活。然而传统的思想史范式却仅仅是指称的“理论化的”意识形态的历史。葛兆光所批评的正是这样的传统范式，称之为“精英”的“经典”意识。

不仅如此，葛兆光批评道：“历史对于精英与经典的历史性的位置确认，常常是因为‘溯源的需要’、‘价值的追认’、‘意义的强调’等等原因引起的。”[14] 换句话说，精英的经典之所以被纳入思想史，其实是出于后来的思想史家的理解与阐释；言下之意，这样的“思想史”其实并不是客观的思想史，而仅仅是思想史家眼中的“思想史”。所以葛兆光说：

如果把历史时间中出场的知识与思想等历史进程称作是“思想史”的话，对于这个思想过程进行的任何描述，都只是应该加上书名号的《思想史》，当思想史被后人加上他们的想象、理解和解释，用文字记载下来而成为《思想史》的时候，它就已经成了“在历史时间中制作思想路程的导游图”。[15]

葛兆光这里其实是在主张一种客观的、关于“历史时间中出场的知识与思想等历史进程”的思想史，而反对那种主观的、出于“想象、理解和解释、用文字记载下来”的思想史。然而这就涉及一个更为重大、更为根本的问题了：历史、包括“思想的历史”何以可能？

在这个问题上，显而易见，葛兆光的视域其实跟许多思想史研究者、包括侯张二人的视域是一样的，亦即还停留于这样一种传统的视域之中：客观的“思想的历史”。因为它是客观的，所以它才可能成为我们这种“研究主体”对面的“研究对象”。所谓客观的，就是“不以人们的主观意识为转移”的，而绝不是那种“因为‘溯源的需要’、‘价值的追认’、‘意义的强调’等等原因引起的”东西。

这不禁使我们想起《大英百科全书》对于“历史”的解释：

历史一词在使用中有两种完全不同的含义：第一，指构成人类往事的事件和行动；第二，指对此种往事的记述及其研究模式。前者是实际发生的事情，后者是对发生的事件进行的研究和描述。[16]

但事实却非常清楚：谁也不可能见到那种“实际发生”的“往事”；人们能够看到的总是“对此种往事的记述”。我们无法看到客观的历史；我们看到的总是历史的文本。这是一个严峻的事实，是史学界至今不得其解的一个严重的困扰问题。

于是，在这个问题上，人们很容易想起克洛齐的那句名言：“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在他看来，“历史经常是一种叙述”[17]；这里的关键在于“没有主体和客体的区别”[18]。然而克洛齐的历史哲学恐怕同样有问题，因为，我们不可忘记的是：克洛齐是一个新黑格尔主义者，因此，那个吞没了一切存在者、包括历史的东西，既不是什么客观的东西，也不是什么主观的东西，但也不是什么“存在”本身、生活本身，而是黑格尔式的绝对“精神”。

在这种克洛齐式的思想方式的背景下，人们自然不难想起柯林武德的那句名言：“一切历史都是思想史。”他认为：

每个历史学家都以自己为中心，根据他自己的角度来观察历史，因此他看到了别人所看不到的某些问题；而每个历史学家都根据他自己特有的观点，也就是从他自己特有的一个方面来观察每个问题。[19]

历史学家不仅是重演过去的思想，而且是在他自己的知识结构之中重演它；因此在重演它时，也就批判了它，并形成了他自己对它的价值的判断，纠正了他在其中所能识别的任何错误。[20]

柯林武德的历史视域不同于克洛齐的地方在于：不是某种绝对“精神”，而是一种“个体透视”。这是一种带有浓厚的经验论色彩的历史哲学观念，而克洛齐的则是一种先验论的历史哲学。

柯林武德这样的历史哲学观念，不由使我们想起陆九渊的著名命题：“六经注我。”在他看来，“六经皆我注脚。”（《陆九渊集·语录上》[21]）不过，陆九渊所说的“我”亦即“吾心”，并非柯林武德所说的历史学家“自己”这样一个经验个体，倒更接近于克洛齐的“精神”，即具有本体地位的某种一般意识，亦即传统儒学所说的“本心”，本质上是一种先验的设定。历史、包括思想的历史只不过是这个先验意识的一种自我展现形式而已。

但我们知道，不论是先验论的、还是经验论的哲学观念，都会遭遇难以克服的理论困境。20世纪以来的思想视域，早已超越了这样的传统形而上学的观念。

四

其实，不论是在西语、还是在汉语中，“历史”这个词语之所以竟然同时具有“客观”的历史存在、主观的历史“叙述”双重含义，这并不是没有来由的，而恰恰传达出这样一个消息：两者其实是一回事。历史总是被叙述着的历史；思想史总是被当下思想着的思想史。

然而这样一来，我们似乎重新回到了“主—客”架构：我们仍然预设了叙述的双方，即历史的叙述者（主体）和被叙述的历史（对象）。确实，事实上，“主—客”架构显然是不能取消的，否则我们无法进行任何面对客体、对象的主体行为，无法进行任何科学研究，无法进行任何历史学、思想史的研究。然而同样明显的是：仅仅从“主—客”架构出发也是不行的，我们会陷入“认识论困境”，无法穿透主体意识的边界，通达那个客观的、“不以人的主观意识为转移”的对象。

其实，真正的问题在于更进一步的追问：“主—客”架构是何以可能的？这就是说，不仅作为对象的历史及其文本、而且作为主体的研究者或者解释者是何以可能的？在这个意义上，所谓“研究对象”这个提法也是值得讨论的。在这个问题上，我曾通过阐释孟子的“论世知人”思想（《孟子·万章下》[22]），批判了陆九渊的“六经注我”的先验论观念，提出“注生我经”，即“我”（解释者）与“经”（被解释文本）都是“注”的产物，而“注”其实不过是当下生活的一种样式，而归属于生活本身。[23] 对此，柯林武德可能已经有所领悟，他说：

历史的过去并不像是自然的过去，它是一种活着的过去，是历史思维活动的本身使之活着的过去。从一种思想方式到另一种的历史变化并不是前一种的死亡，而是它的存活被结合到一种新的、包括它自己的观念的发展和批评在内的脉络之中。[24]

柯林武德这段话中包含着一种洞见：是当下的思想使过去的历史存活着。但是问题在于：假如这里的“思想”就是指的他所说的那个“以自己为中心”的历史学家的思想，柯林武德也就重新陷入了某种主观主义的“六经注我”的泥潭。

我们还是必须回到那个更为本源的问题：不仅对象性的、客观的历史文本，而且主体性的、主观的历史学家是何以可能的？不仅客体、而且主体是何以可能的？于是我们只能回到作为所有一切东西的大本大源的存在——生活。如果说，历史、包括思想的历史都不过是当下的思想、或者解释的显现样式，那么，这种当下的思想、或者解释也是生活的一种显现样式。如果说，文化的差异不过是生活的共时显现样式，那么，历史的变动也不过是生活的历时显现样式。这就是说，思想史不过是当下思想的一种显现样式、亦即一种当下生活的一种显现样式而已。历史研究、包括思想史研究的主体和对象，都是在这种显现中生成的，亦即都是当下生活感悟的产物。

Life as the Resource of Thoughts and its History:

On the Questions of “History of Thoughts” and its “Object”

by Huang Yushun

Abstract: History of philosophy is a history of thoughts about “the metaphysical substance”, while other histories of thoughts have been that about “physical things”. However, in histories of thoughts there should be another more resourceful horizon prior to the metaphysical substance and physical things, that is has not been theorized even a ware of, which is like so-called “collective unconsciousness”. Such a history of a wider field of vision could be called “ a history of ideas”. “History of thoughts” as “the object of study” is based upon the structure of concept of “subject-object”, which and the both sides in which spring from the feelings and comprehension of life, there from “history of thoughts” is possible.

Key Words: History of Thoughts; Thoughts; History; Life; History of Idea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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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侯外庐：《中国思想通史》，北京：人民出版社1963年版。

[②] 张岂之：《试论思想史与哲学史的相互关系》，北京：《哲学研究》1983年第10期。

[③] 葛兆光：《中国思想史·导论》，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3页。

[④] 葛兆光：《中国思想史·导论》，第14页。

[⑤] 葛兆光：《中国思想史·导论》，第77页。

[⑥] 葛兆光：《中国思想史》，第一卷，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2页。

[⑦] 参见黄玉顺：《爱与思——生活儒学的观念》，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三讲“思的观念”，第95-128页。

[⑧]《周易》：《十三经注疏·周易正义》，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版。

[⑨] 张岂之：《试论思想史与哲学史的相互关系》。

[⑩] 曹雪芹：《红楼梦》，人民文学出版社1957年版。

[11] 葛兆光：《什么可以成为思想史的资料》，《开放时代》2003年第4期。

[12] 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83页。

[13] 马克思：《德意志意识形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30页。

[14] 葛兆光：《中国思想史·导论》，第12页。

[15] 葛兆光：《中国思想史·导论》，第51页。

[16]《简明不列颠百科全书》，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6年版。

[17] 克洛齐：《黑格尔哲学中的活东西和死东西》，商务印书馆1959年版，第76页。

[18] 克洛齐：《黑格尔哲学中的活东西和死东西》，第69页。

[19] 张文杰等编译：《现代西方历史哲学译文集》，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年版，第167-168页。

[20] 柯林武德：《历史的观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6年版，第244-245页。

[21] 陆九渊：《陆九渊集》，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版。

[22]《孟子》：《十三经注疏·孟子正义》，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版。原文：“颂其诗，读其书，不知其人可乎？是以论其世也。”

[23] 黄玉顺：《注生我经：论文本的理解与解释的生活渊源——孟子“论世知人”思想阐释》，《中国社科院研究生院学报》2008年第3期。

[24] 张文杰等编译：《现代西方历史哲学译文集》，第256页。

（《湖南社会科学》2009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