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漫长的封建社会中，历代末帝大多沉湎于酒色，而明朝末帝崇祯朱由检则是个例外。他18岁称帝，17年后即亡国，后世对他的评价却不错。史书说他“承神、熹之后，慨然有为。即位之初，沉机独断，刈除奸佞，天下想望治平”。《明史》的作者张廷玉也说，崇祯“非亡国之君。而当亡国之运”。也有的史评家说他“宵衣旰食”、“殚心治理”，将其归于英主之类。

果真如此吗？史实的回答却是否定的。

大明王朝灭国三百多年来，流行的看法认为，明末最后一个皇帝朱由检18岁登极后即深谋远虑，谋定后动，在两个多月的时间里，一举翦除魏忠贤阉党，赠恤天启朝遭迫害的杨涟、左光斗等正直之臣。继之毁《三朝要典》为东林党人辩冤，并起用有谋略的良将袁崇焕总督辽蓟抗拒后金，表现了非凡的机谋和才干。

他开局顺手加之铲除魏忠贤阉党集团深得人心，一时有了“英容中兴之君”的美溢！但令人遗憾的是他如一株怒放的昙花，耀眼一刻后便光彩不再了。问题的成因虽十分复杂，政治大气候是首要因素，他的盲目自信、猜疑嫉贤、滥施酷刑之失也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此时的朱明王朝经过他祖父神宗、生父光宗、乃兄熹宗的惨淡经营，王朝的政治生态仍然每况愈下。民族矛盾、阶级矛盾进一步激化，各派政治势力都在为既得利益或瓜分更大的利益进行着殊死搏斗。更令朝廷头痛的是西北各地的饥民大起义已成燎原之势，整个晚明社会就像蓄满药石的火药桶，只要崩上一星火花就会引发无法避免的大爆炸。更为雪上加霜的是关外的后金政权，正以咄咄逼人之势不断寇边，觊觎大明神器。

在内忧外患不断，国是日非的背景下朱由检黄袍加身了。最初他确曾“宵衣旰食”，励精图治，决计再次中兴大明王朝。但由于他没受过从政训练，根本不懂得治国之道。加之生性疑忌，又急于求成心切，总想一口吃出个胖子。几个月后政局不见起色，他看谁都不得力，结果走马灯似的撤换大臣，或因小过罪人而大开杀戒。粗略统计他在位17年，共任命过50位内阁大学士(相当于宰相、副相)，可见他用人轻率之一斑。后来被他杀戮的相当于首辅的内阁大学士2人，他直接下令杀死的总督7人、巡抚11人，被迫自杀的1人。被他利用特务手段抓进监狱里关押、殴打、间接逼死、自杀或判刑、流放的巡抚和尚书、侍郎几十人。公元1641年，即朱由检当国14年后被关押在大牢里的三品以上的官员145人。这个数字见于官方史料，当时崇祯朝举国上下大约有文官一万多人，其中三品以上的文官远不到百分之十。人们不难想象如此多的高官被打入大牢，官场的阴森景象会是什么样？在上述“犯科”的官员中，贪赃渎职者当大有人在，治其以刑罚罪有应得。但事实证明，恰恰在这部分被关押的高官中，有人是无罪而且是有功大明之人，只是这年轻皇帝轻信谗言或得个小报告就大发淫威，被他十分情绪化的革职拿办，或随便安个罪名处以极刑了事。这种施政手段，造成人人自危，个个不敢任事的局面。过几年以后，当他看到这种人事调整没有给国家带来新的生机，相反，衙门间政事推诿、扯皮的风气依旧。更让他心惊肉跳的是农民起义军的锋芒所指已逼近北京；对后金的战争依然节节失利，而官僚集团的相互倾轧也并没随着魏党的消亡而敛迹。这些令人头痛问题的存在，使他陷入烦恼和空前的苦闷之中。面对不理即乱，理后更乱的政局，他坚信问题症结全在文武百官身上。反思几次后，感到登极不久作出的限制宦官出城，解除宦官兵权的决定错了，这不利于对各级官吏和军队的控制。冥思苦想后也没有新招法，重又袭用老祖宗用过的伎俩，首先在服侍自己的宦官中选拔亲信，培植鹰犬。然后利用东厂、锦衣卫这一整套庞大的特务系统，进行暗无天日的恐怖统治。这个念头一经定格，他便下令大肆招收宦官。由是，宦官人数急剧膨胀，待他末日来临之际，宫中宦官总数不下十万人，创造了中国前所未有的新纪录。

为了控制军队，从崇祯二年(1629)十二月起，派乾清宫太监王应朝监视京城军队。派太监冯元升去核实各路军队人数，据此数目让户部发军饷。又派太监吕直代表圣上前去慰问守城将士，继之任命吕直提督九门及皇城门。到了崇祯四年十月，又索性恢复太监监军制度，派往边镇的叫“监视”，派往内地的叫“监军”，并且赋予他们极大的权力。试想太监们窃取了军权，这支军队的战斗力必然大打折扣，统军的将领们能心悦诚服地听命于他们的瞎指挥吗？太监监军后，他们还有权随时向皇上直接密报，对统帅们捕捉到的最佳战机无端阻挠、掣肘。更糟的莫过于还在暗中派厂卫人员去军队，用特务手段监控将领们的一举一动，在军队与皇权之间埋下了离心离德的祸根。

崇祯在位期间，常以“恤民疾苦”相标榜，但老百姓却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当年皇室、官僚广占民田，正税之外，又有三饷(辽饷、剿饷、练饷)加派，赋税繁重，民不聊生却是不争的事实。崇祯十三年，陕甘和河南等地大旱，饥民们将可食的野菜挖尽，树皮剥光，灾区路尽饿殍，甚至有易子相食的现象发生。崇祯接到各地官吏请开官仓济饥的报告不断，却不予理睬。当李自成率军重入河南时，义军以“迎闯王，不纳粮”作号召，饥民纷纷从军，一时成为燎原之势，官军则一路败逃。试想在大灾之年，崇祯若想到百姓的疾苦，真想救民于水火的话应有举措，假设能开官仓救济饥民的话，无疑是得人心之举；假设他将库帑中积存的银两，拿出一点点在州郡开设粥棚的话，不致于饿死那么多平民百姓……严格地说，历史过程是不许后人假设的，因为事后诸葛亮，你想的招数再好，于当时当事是没有任何补益的。李自成攻入北京后，“查没的明廷内帑，就足够这个新政权两年以上的全部支用”。（顾诚《明末农民战争史》）可见明末国家并不存在财政上的空亏，却仍连年横征暴敛，对老百姓榨骨吸髓，崇帧“恤民疾苦”的说教，太苍白无力了！

明史记载，崇祯称帝之初，确有忧患意识，对关外异族的进犯尤为警惕，希望增强蓟辽的防守力量。在群臣的举荐下，他任命袁崇焕为兵部尚书，督师蓟辽。袁赴任时，他还设盛宴款待，亲赐尚方宝剑，“令其便宜行事”。袁崇焕果然有勇有谋，不辜负圣上的期望，他尽心竭力整顿蓟辽防务，加固城墙，筹集粮草，训练兵勇，作长期固边的准备。其间对违抗军令、懈怠防务的兵将予以制裁。后来又果断地处死了据地称雄的总兵毛文龙；又改革军政管理办法，与登州、莱州、天津建立了军事防守联盟，互为依托。对所辖的50余万步兵、8万骑兵，日事操练，令寇边的后金多次受挫。

后金国主皇太极是位知兵善战的风云人物。当看到袁崇焕在宁远一线布防严密，入关逐鹿中原的大计不得进展时，决定改变主意，采取绕过袁的防区，取道蒙古然后穿过喜峰口，一举夺取京城北地护卫城市遵化，进而挥师南进，直逼北京。

北京危在旦夕。袁崇焕得知后，火速率军入关驰援。处在危急中的朱由检闻知袁崇焕统兵来救，十分惊喜，当即颁诏嘉奖，又命袁节制各路援军。

袁统兵抵京后，改变了北京的防守弱势，使后金处于不利的地位。就在这时，北京城内突然流言四起，有说袁崇焕拥兵纵敌，才使北京受到威胁的；有说他暗中与敌媾和，与后金订立了“城下之盟”等等。多疑多忌的朱由检听到后，十分恐惧，便对袁产生了疑心。

皇太极则利用崇祯的多疑妄动心理，施展借刀杀人的离间计。于是谎称他与袁有密约，故意大声说给部将高鸿中听，本意是让已俘虏在金营的明朝两位太监听清楚。后来又故意放松看押，让其中的杨姓宦官溜回北京。杨宦官逃回北京，对崇祯细说他在敌营里所听到的袁崇焕已与金主订下盟约之事。皇太极还把这些谎言写在密信上，暗投德胜门和永定门外，这便（下转80页）（上接75页）是京城流言四起的由来。

崇祯听罢杨太监的情报后竟信以为真，不假思索，不经司法审讯，即刻传令拿下，当众宣布袁崇焕通敌叛国，命锦衣卫将袁投入大狱，未几，凌迟处死于北京西市甘石桥。这个离间计全过程简单得有点离谱，但崇祯却辨不出真伪，竟冤杀大将袁崇焕自毁长城，灭己锐气，敌国称快。后来清朝史臣谈论此事，认为崇祯“年少昏聩”，误杀忠良，“自崇焕死，边事更加无人”（《明史》），从此后金的兵锋所至“如入无人之境了”。

崇祯十七年（1644）三月十七日，李自成率义军攻到北京城下，此时崇祯始知大势已去。三月十九日清晨，闯王的义军从彰义门杀入内城。崇祯闻报，急令传各部大臣进宫，但无一人应召。这位孤家寡人便慌忙与贴身太监王承恩登上煤山（今景山），远望着城外和彰义门一带连天烽火，喊杀声不绝于耳，不觉心惊肉跳起来。是进？还是退隐？他没有主心骨了。接着又匆匆返回乾清宫写下诏书，命成国公朱纯臣统领诸军并辅弼太子。又命周皇后、袁贵妃和三个儿子入宫，叮嘱后事。他先对周皇后说：“你是国母，理应殉国。”皇后泣曰：“臣妾跟从今上18年，陛下没有听过妾一句话，以致有今日耳。陛下命妾死，妾怎能不死？”言毕解带自缢而亡。随后与袁贵妃拜别说：“你也随皇后去吧。”袁投环自缢。接着又砍杀自己15岁的长女安乐公主，流着泪说“尔为何要降生到帝王家啊！”说罢取左袖遮脸，右手拔出刀狠劈下去。公主本能地举臂自护，结果右臂被砍断，顷刻卧地，呻吟哀号。崇祯见此惨状，浑身哆嗦，再也没有勇气砍杀女儿了。然后他咬破手指写了一通给李自成的血书，大意是说自己所以有今天，都是被臣下所误，现在死了更无脸到九泉下见祖宗，只有取下皇冠，披发遮面，任尔等分割尸身，千万不要伤害黎民百姓云云。他将血书藏入衣襟，慌忙再登煤山，自缢于一棵老槐树上。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血书从反面揭示出他死不认账的心态，对自己的过错没有丝毫的反省和检讨，国家行将灭亡之时，他才感觉到不要伤害黎民百姓的重要性，而且又是忠告李自成的，更暴露了他“恤民疾苦”说教的虚伪性。传统的史学精髓在于臧否历史人物时多取“盖棺定论”的方法。三百年后审视晚明的这段历史，崇祯虽不是荒淫的暴君，他的猜疑轻信、刚愎自用的悲剧性格，确实是位不合格的帝王，如果不是他操持国柄的话，晚明的历史也许是另一种写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