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熙宁元年(公元1068年)，年仅二十岁的神宗皇帝赵顼承嗣大统，英气勃勃，志向非凡。他自幼痛心于皇祖皇宗们对辽和西夏的屈服退让，不满于朝廷、州县的萎靡不振，焦心于国家税收减少、财政紧蹙，有着富国安民、强兵雪耻的强烈愿望。亲政以后，他急于物色能安邦治国的英才，最终将目光锁定在已颇具盛名的王安石身上。此时的王安石年富力强，曾任多年地方官员，在朝中也几经沉浮，了解国政民情，虽未受大用，但在士大夫中享有极高声誉，独负天下大名三十余年。人们称赞他质朴节俭，不嗜酒色财利；赞美他视富贵如浮云，不以自身荣辱进退为意；钦佩他好学深思，深通经术，成一家之学。尤为重要的是，王安石几年前曾上书宋仁宗，力陈“理财为先”的改革建言，与神宗励精图治的雄心壮志，不谋而合。熙宁二年，神宗排除朝中大臣的反对和阻挠，果断地任命王安石为参知政事(副宰相)，筹备变法事宜。就这样，一场关乎国运兴衰、关乎民生顺逆的重大改革运动正式开始了。
然而，事不遂人愿，从熙宁六年秋开始，天下大旱，十个月滴雨未下，麦苗焦枯。农历四月，一个叫郑侠的小官、绘了一幅《流民图》以密件进呈皇帝，还附了一道奏疏，大意是说他负责看守安上门，每天在城门上看到为变法所苦的贫民扶携塞道，质妻鬻子，斩桑拆屋，于是将这些图景绘下来请皇帝圣览。请神宗观其图，罢废害民之法，“延万姓垂死之命。十日不雨，乞斩臣宣德门外，以正欺君之罪”。
神宗打开一看，不由得倒吸一口凉气，图上无数流民携儿牵女，身无完衣，四处啼饥号寒，口嚼草根野果。许多“身被锁械”而负瓦揭木，卖钱偿官，奄毙沟壑，累累不绝。酷吏威逼恫吓，怒目追索……神宗不禁为之潸然：以王安石如此能臣，一场富国强兵的大变法怎么会搞得百姓如此凄惨，民不聊生呢？
《续资治通鉴》记载：神宗接下了这份郑侠不惜以被治死罪的方式而密呈上来的《流民图》，放在衣袖内，反复观看，面色凝重。四月初六，神宗在度过一个不眠之夜后，下诏暂停青苗、免役、方田、保甲等八项新法。诏下，天降大雨，旱情解除。
传统王朝史书上多的是谶纬之说，并不怎么可信，郑侠的一番举动巧合因素很大。而且，后来经过吕惠卿等人一番政治动作，将郑侠送进了大牢，变法还是照常进行。但事实是无可动摇的，王安石大变法确实搞到了一种民怨沸腾的程度。然而，连首都汴京城的水果、芝麻，官府都能想办法刮出钱来，甚至连挑水、提茶都要到衙门去交费，“食土之毛，莫得免焉”。这种于封建王朝体制内的变法成色可想而知。
应该说，王安石的变法政策无一不从良好愿望出发，比如“青苗法”，本意上就是充分考虑到农民的利益的，而且，他在鄞县做知县时试验过，“贷谷于民，立息以偿”，效果不错。然而当他将此法推向全国，同比例放大，却南辕而北辙了。不识字的乡农们去申请青苗法的贷款，要经过以下程序：为了填写申请书，就要花钱请书吏；再拿到衙门去申请，碰到贪官污吏，中间不知要花多少打点费，而且贷款多少完全由官吏写。据史书记载，虽然变法规定的利息是二分，但经过中间贪官污吏的层层盘剥，最后贷款农民要返还的实际利息，竟达到原先设定的三十五倍，比高利贷还要高许多。于是逼得农民宁肯“哀求于富家大族，增息而取之”，去借高利贷，也不敢向政府贷款。“利民之政”变成了“扰民之举”。
更糟糕的是，王安石过于自信，急于求成，在推行新法过程中采取“一刀切”的做法，下令各地必须贷出多少钱，给下面下指标。这样一来地方官员就硬性摊派了，除了一般的农民要其贷款，连中农、富农、地主都必须接受贷款。其实中农、富农和地主不存在春荒的问题，根本用不着贷款，但地方官员就是硬逼着他们贷款，因为要完成指标。这样一来，到了还钱的时候不要说一般农民吃不消，就是中农、富农也吃不消。自然，这项措施变成了官员的赢利手段，他们的权力寻租，也有了改革这一至高无上的借口。再有像“市易法”，本来是规定收购滞销货，后来就变成了专门收购紧俏物，这时的衙门已经变成了一个赚钱的机构，结果成了全官经商，官商作风愈演愈烈，官府几乎疯狂地与民间争利。
许多史书，都把王安石变法作为正面典型来歌颂，现在回溯探究，问题并不如此简单。怎么富国强兵，一向立意高远的王安石竟将变法定位于“理财”二字，最后就是一个钱字。在一个自然经济的农耕社会，一定时期财富总额是一定的，不在民间就在官家。一个“理”字，便把老百姓的钱“理”进了“官家”的口袋。当时几乎每次朝会，司马光、苏轼等人都要诘难王安石这个问题，王没法正面回答。但他有一套为变法立言的原则：天变不足畏，人言不足恤，祖宗之法不可守。
平心而论，王安石的“三不”原则确实是非常值得一书的，这是改革家大无畏的斗争精神。但反过来看，改革家非理性的过头的激情也于此暴露无遗。说句唐突古人的话，就是光顾自己一逞政治抱负，变法变得快活，而置百姓的生存于不顾。对于弱势群体的血和泪，王安石企图抱定“当世人不知我，后世人当谢我”的思想去硬生生地克服它，可这又哪里克服得了呢？
政治家是不会认错的。王安石主持的变法，成了大宋政界围绕新法是“利民”还是“害民”展开争论而形成的最大的一场政治角力，政见不同的臣僚纷纷发表看法，难以骑墙。原来的中书和台谏班子，多数是变法的反对派，所以，王安石主持中央政局之后，对这些部门进行了大清洗，仅从熙宁元年至四年就罢免了19位台谏，换上了自己的同党李定、薛昌朝、谢景温等，基本封杀了反对的声音。于是，轰轰烈烈的变法期间，或者是“台谏之臣，默默其位而不敢言事，至有规避百为，不敢居是职者”；或者是执政大臣“专用其亲爱之人”为台谏官，“或小有违忤，即加贬逐，以惩后来，必得佞谀之尤者，然后为之”。在这种功利目的前提下引进的台谏，往往多是察言观色、见风使舵之辈，有的声嘶力竭为变法呐喊助威，好也好，不好也好；有的扛着一个拥护变法的大招牌，行灭杀政敌、搜刮民财之事。如在“乌台诗案”中陷害苏轼的李定等人。南宋章如愚在《山堂考索续集》中谴责说：“安石作俑，始于钳天下之口。”
一方面是上层政坛上的清洗，另一方面就是对下层百姓的言论封堵。为了防止百姓不满而讪谤帝国伟大的新法，熙宁五年春正月，朝廷下令在首都设置逻卒兵丁，对百姓实行“监谤”，不许乱讲新法如何。就对历史进程的影响来看，此举也书写了以专制钳制言论自由的丑陋一页，其恶劣后果并不能因变法的“政治上正确”而一笔勾销。
王安石的文学名篇如《游褒禅山记》、《读孟尝君传》，立意高远、险峭，足以显现一种特立独行的风格：立论很高，行别人所不敢之险。但这或许只对文学有意义。放在政治上，老是“站着说话不腰疼”就很有问题了。政治主张再高，也不能漠视事实的掣肘。王安石作为大政治家，似乎缺少儒家传承的“平民关怀”，只要自己政见得以实施，百姓苦难便可不以为然。用现在的话说，这是必须付出的“改革成本”，弱势群体就铁定要为王先生震古烁今的变法做出牺牲。
一番变法，让朝廷的财富堆积如山，要专门新建五十二座财库来存放。而老百姓的境况如何呢？让王安石自豪的“摧兼并，济贫乏”的青苗法，本来是一种充分考虑到农民利益的低息贷款，但实际操作下来却演变成了很可怕的官家垄断的高利贷。陕西农民向官家借陈米一石，到还的时候是新的好小麦一石八斗七升五合，“所取利近一倍”，翻了个大跟头。“虽兼并之家乘饥馑取民利息，亦不至如此重”，弄得连“中户以下大抵乏食”。中等收入的家庭吃饭都成了问题，更不用说绝大部分的贫民了，于是“妇子皇皇，如在汤火之中，号泣呼天，无复生望”。而原本目的在减轻贫困农民负担的免役法，也因问题多多导致全面失败。官员贾蕃在东明县(属开封府)时试行免役法，故意把农户的等级提高，把四等农户提升为三等(按规定，四、五等农户免纳役钱)，意味着把免纳役钱户提到要纳役钱户中，从而激起了民户的不满。东明县乡农了解情况后，有一千多人纠集进京“上访”，跑到王安石住宅前闹事。这在整个变法过程中决非个案。
事实证明，把理财、言利、搞钱当成变法的内核，注定了这场怀着理想主义初衷的变法，势必要背着扰民和聚敛的恶名走向失败。
变法有两种：好的是通过变法，人民百姓走上富裕之路，由此催生出真正的国富民强；而糟糕的，则徒有堂皇高远的名义，不仅不能解决社会问题，反而让平民百姓生活更加困苦。商鞅“废井田，开阡陌”，从而为秦一统天下打下根基。而王安石变法有点相反，尽管数字飙升，政绩遍地开花，但以更严密的措施去管制、搜刮百姓，国富民穷，如此变法究竟有多大意义？朱熹说：“介甫之心固欲救人，然其术足以杀人。”形象之极。而最大的后果，是赵宋王朝人心的离散。四十多年后，北宋亡国。
再好的变法，也不能以牺牲普通百姓的生存为代价，于是有了芝麻级人物郑侠以生命一搏绘制的《流民图》。而名臣士子如欧阳修、苏轼、司马光等也无不反对。其实，在没有王安石变法之前，他们也是改革派。见变法如此苛峻，他们只好做“保守派”了。而政治上缺乏雅量的王安石更将这些“保守派”一一逐走，于是“君子都走了，小人就来了”，变法本来就有问题，小人们再在其中上下折腾，结果可想而知。
这时候，一个政客式的王安石“浮出水面”——神宗也感觉剥削太重，心中不安，于是将大臣奏议中言及民间不满新法的内容告诉王安石，王却大不以为然。帝曰：闻民间殊苦新法……安石曰：祈寒暑雨，民犹怨咨，此无庸恤。
在这里，人们几乎看不到那个在诗文词章中体恤民疾、赈济困乏的王安石的影子了。这位中国历史上惟一不愿让人抬、不坐轿的宰相，拒奢华、拒纳妾的宰相，也是惟一死后无任何遗产的宰相，一个本来应该大写的儒者，对平民百姓的利益居然如此视如无睹，真是莫大的悲哀！
但是，人格的公论与民心的向背无关。一种变法，无论其“富国强兵”的主旨如何宏大，如果是建筑在民生凋敝、民心涣散的基础之上的，它就显得可疑。而就变法者而言，无论其操守如何无瑕，心气多高，文学品格如何不俗，如果不在变法中解决一个“以民为本”的终极问题，他只会走向悲剧性的结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