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制政府的政治改革大都是逼出来的，而逼出来的政改，又总是成少败多。此即政治改革的困局。所以，亨廷顿说，成功的政治改革家比成功的革命家更伟大，因为前者必定是高瞻远瞩、成熟老练的一流政治家，后者倒有可能只是误打乱撞、侥幸得手的冒失鬼。

实质性的政改是很难发动的。一个传统深厚、陈陈相因的政府，一个获得过诸多历史成就的旧政体，即使它已经腐朽堕落、百弊丛生、千疮百孔、支离破碎，但只要它仍然还在运转，哪怕只是病态的、畸形的运转，对其实施大幅改革的主张也是不受欢迎的：体制内的固步自封者、既得利益者必会群起攻之，把政改的企图当成离经叛道的胡闹和折腾而予以拒斥。这是因为，统治者和官僚阶级与旧体制有着荣辱与共的利害关系，只有在旧政体之中他们才感到舒适和安全，他们的思想、利益、政治经验和执政模式才能获得适应性与合理性。因此，除非遭受巨大、惨痛且一目了然、无可争辩的政治失败，否则，政治改革就难以成行。然而，真要到了因失败而被迫政改的时候，又往往为时过晚：矛盾已然激化，权威却已丧失，从容改革的时机和条件一去不复返了。

上世纪之初的“晚清新政”，恰好就陷入了这样一场难解难分的政改困局。起初，清政府并非没有从容行事的机会，如果它从1840年代（对英战败），或1864年后（攻克太平天国），至迟1895年后（甲午战败）就实施政改，它本来是有较多的缓冲时间、足够的腾挪余地，可以有条不紊地“廓清积弊”、“次第更张”。然而，朝廷和它的官僚们却不以为意，只准“洋务”，不许“维新”，只经改，不政改，因循苟且，得过且过，白白浪费了大把的政改光阴。直到庚子年拳民作乱，联军入京，“两宫蒙尘”，“仓惶西狩”，督抚离心，“东南互保”，谢罪赔款，颜面尽失，大清国的中央权威如江河日下，政治败象已一览无余，朝廷这才发出“罪己诏”，颁布“变法上谕”，拖延已久的政治改革终于上路了。

平心而论，1901年起步的晚清新政既不是“作秀”，更不是“骗局”，而是大刀阔斧、真抓实干的政治改革。比如：“官制改革”虽被高层的权力斗争所玷污，但毕竟史无前例地缔造了一套近代化的政府组织，并非一无是处；《钦定宪法大纲》虽师法日本，首重“君上大权”，却毕竟承诺“庶政公诸舆论”，将立法权赋予议会、与皇权分立（皇帝不得以命令改废法律），且规定了臣民有言论、集会、结社的自由，人身与财产不受非法侵犯等权利，这些也不能一概说成“涂饰耳目，敷衍门面”（梁启超语）；资政院虽“钦选”、“民选”各半，但毕竟不是等额选举，就是这个照猫画虎的资政院，也照样敢于弹劾军机、非议圣旨，并不见得比西方国家的民选议会逊色很多；各省的咨议局更是成了宪政先锋，兴教育，扶实业，办自治，监察督抚，请愿国会，其实也是有声有色。在政体改良之路上，1901年后的西太后、1908年后的摄政王，比戊戌年的光绪帝和康梁走得更远，其政改举措显然也更有章法，更有力度，更有层次感，更具持续性，更加稳健扎实。

然而，开局被动，则全盘不利；一步赶不上，步步赶不上。晚清新政的结局却是鸡飞蛋打、一塌糊涂。这场规模宏大的政治改革完全是越改越乱，所激发的新问题比它所要解决的老问题更多，所制造的新麻烦比它所要克服的老麻烦还大。而关键时刻为大清国掌舵的，却是缺乏政治经验的摄政王载沣和让全国人民极度失望的“皇族内阁”，他们无法在民情的波涛中驾驭改革之船，政局渐渐失控，革命一触即发。最后，武昌起义一声炮响，“仿行宪政”灰飞烟灭。

这是一段值得国人永远铭记的政改历史。有人说，是晚清新政为辛亥革命敞开了大门，政改是找死。这话不无道理，但并不正确。因为在新政之前很久，百病缠身的满清王朝早就日暮途穷、奄奄一息。欧美虎视，日俄狼顾，官乱于上，民变于下，民怨如海，士谤如潮，祸积有年，发于一时。换言之，不政改也只能等死。若要追问晚清新政的教训，怪只怪清廷在它还有威权、有能力的时候不图政改，当它远远落在了时代的后面，其势已孤，其危已重，政治改革当然也就力不从心、无以建功了。

2009-3-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