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李瑾

答：倪梁康

1、先问您几个比较个人化的问题。您认为最有意思的哲学家是哪一位？为什么？

答：这的确是比较个人化的问题。费希特曾说，是什么人，就会选择什么样的哲学。一旦我列出自己喜欢的哲学家，也就在某种程度上透露了自己是个什么样的人。但我对这个问题不是不愿回答，而是不能做一个最终确定的回答。因为随着我的在学术研究中注意力焦点的变化，对各个思想家的基本认识也在变化。当然我至少可以说，眼下对我最重要的思想家是康德、笛卡尔。而让我最感兴趣的、或者说，至此为止让我花费时间最多的是胡塞尔，还有其他现象学家。

至于为什么的问题，说起来要话长一些。我去年出版的一本书《自识与反思》可以说就是对这个问题的回答。我在书中想讨论一个问题：西方文化是在近四百年内才开始明显地突出于它自己原有的文化以及其他区域的文化，它所倚重的科学理性等观念也是在这四百年的时间内才在世界的文化群落中获取了主导的地位，并且至今还占据着这个位置。我想研究的是：在这四百年的变化过程中，哲学和它的理念究竟起了什么样的奠基作用？若涉及到具体的人，简短说来，康德、笛卡尔所提出的思想和方法，最典型地代表了这一时期西方哲学的精要，代表着使西方哲学成为西方哲学的东西。胡塞尔则是这个传统的集大成者，且有许多新的突破。如果我们在中国文化的语境中试图思考、理解、借鉴西方的东西，那么就要对这些思想和方法进行深入的研究。

2、您个人从哲学（学习、思考和研究）那里所得到的最大裨益，或者说最深的感受是什么？

答：哲学（名词的哲学）是不能学习的，因为没有现成的哲学摆在那里让我们学。马克思也说，真理并不是一座现成大厦，我们在它面前除了顶礼膜拜之外就什么也不能做。但我们至少可以学会哲思（动词的哲学），即通过了解以往哲学家的哲学思考，从中获得一定启示，或者是方法的启示，或者是问题的启示。因此，哲学和（譬如说）数学是有区别的。即使逻辑性很强的人也不一定能成为哲学家。哲学不是学习一般的思维技巧和诀窍，更不是学习小聪明，而是学习去窥视和领悟大智慧。从对象上说，学习哲学可以把你引向博大精深之思的领域，从方法上说，学习哲学可以让你掌握一种或多种思考的方式。在上面的意义上，哲学不能学，但又不能不学。

3、曾经对自己从事哲学这一学科／行业有过困惑和疑虑吗？如果有，您是怎么走过来的？

答：初期是有困惑的。我不算是哲学科班，属半路出家。开始时我常常觉得哲学家作为职业必定是痛苦的，作为业余爱好则可能是快乐的。这和我在没有专业从事哲学之前的感受有关。这次看到网上的朋友们讨论得很自得，也就会生出这种念头。恐怕有许多专业人士都会深羡业余“爱好者”的快乐。但今天的哲学问题要比这些讨论复杂、艰深得多。柏拉图说，存在是什么？你不问我，我还知道，你若问我，我就茫然了。奥古斯丁又说，时间是什么？你不问我，我还知道，你若问我，我就茫然了。他们为此殚思竭虑。智慧的痛苦和痛苦的智慧！现代哲学家如胡塞尔、海德格尔对时间的分析，也绝不比爱因斯坦、霍金等科学家的时间思考更轻松。这有时会成为哲学家的宿命甚至厄运。所以有哲学家都是疯子之说。

当然我现在可以说，从事哲学，是我的幸运，也成为我的命运。我在其中得到的乐趣远大于痛苦。感谢哲学！

4、论坛里这场关于哲学的讨论的缘起是一个题为“大学里的哲学专业应该停止招生”的帖子。我认为，讨论中有两个问题不容回避。第一，从事理论研究现在属于社会分工的一种，很多人对这一“工种”的合法性表示怀疑，这就要讲到哲学从事者要不要承担某种社会责任？如果说哲学从事者形成了一个群体，那么您认为，在这个群体中真正严肃的那些人，他们希望哲学做什么？回答什么？他们是不是赋予了哲学某种使命和责任？如果是，是什么？

答：我把你的这个问题再分为两个问题：一、作为哲学家，我们是否带有社会责任？二、哲学本身是否含有社会责任的因素。

美国的社会学家刘易斯•科塞把理念人或知识分子大致分为两类，或者更确切地说，具有两类趋向的人：一些人可能更多从事戏谑(playfulness)，另一些则是最真诚的先知。我把这两种人称作“思想激情型”和“责任焦虑型”的理念人。他们在思想史上频频出现。前一种类型的理念人很像艺术家，他们沉浸在纯粹的知识活动中，感受思维游戏的乐趣。这些人是一群康德式的或老子式的人物。而后一类人更多是以责任意识为其突出标志。他们极为严肃地看待理念，而且把理念的终极意义看得远远比它们的实用价值更重要。这些人是一群苏格拉底式的或玄奘式的人物。涉及到你的问题，那么前者的直接社会责任意识较少，后者则反之。

如果要问哪一种哲学家更符合哲学本身的理念或理念人本身的理念，我倒更倾向于第一种。因为“理论”在其古希腊哲学的发源地中的原本意义就是静观，即不带自己兴趣地旁观而非情绪地投入，即使在思考与自己切身的问题时也是如此。否则我们会“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当然这并不妨碍哲学家的静观结果会对社会发展产生影响，但这已经属于效果史的问题而非哲学本身的问题了。

为了避免误解，我还要指出一点，虽然哲学不完全等同于理论，虽然“爱智”中的“爱”也属于一种激情，然而这种激情不同于对智慧的结果和功效的追求。所以质问哲学有什么用，就像质问爱情有什么用一样。从经济学的观点来看，爱情大概是最不经济的事情了。同样，若把母爱归结为养儿防老的用处，也必定没有理解母爱的真谛。

5、第二，必定只有一部分人适合以学术为业，但是，是不是每个人都应该接受一定的哲学教育呢？您对当前中国高等教育中的哲学教育怎么看？中等教育，具体地说，高中的哲学教育，您又怎么看？如果愿意的话，您可以具体到教材或者科目来谈。

答：中学的哲学教育目前确实存在问题，中学的一些哲学考试题在我看来已经接近玄学或经院哲学的命题了。从网上的相关讨论中也可以看出，这些教育的遗留痕迹很重。当然这不仅仅是中学的哲学教育有问题，例如语文教育也问题很多。这在总体上与现有的应试教育方式和其他许多问题有关。而中学的哲学教育说下去还与大学的哲学教育相关，因为中学的哲学教育者本身就是在大学里培养出来的。我想有识之士不是没有看到问题，而是一时无法解决它们。但中学的哲学教育和其他的教育一样必需，不能因为它有问题就放弃它，就像我们不能因为空气里有细菌就拒绝呼吸一样。恰恰相反，正因为有问题，我们才更需要用心去对待它、解决它。例如我想建议，是否应当把高深的辩证法放在大学教育的内容中，而在中学的课堂上加入更多基本的形式逻辑训练内容。如此等等。

至于是否每个人都要学习哲学？对这个问题的回答就像每个人是否都要学习历史一样不言而喻。区别只是在于，哲学教育代表了理论抽象能力的培养，历史教育代表了传统经验背景的传递。哲学代表了一个民族的最高抽象思维能力，从效果来看，它决定着一个民族能否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这也是恩格斯的看法。而且只要看一下世界文明史就很容易得出这个结论。

当然，专业的哲学研究者可以说是少而又少。据统计，哲学是中国大学中最小的学科，在校人数占全国总在校人数的0.2%，约1.5万人。远远无法与欧美日等发达国家相比，也无法与台港的现状相比。而在这些哲学生中间，能够成为专业哲学研究者的估计不到1%。在这个意义上，哲学系不是专门用来培养哲学家的，就像中文系不是专门用来培养文学家的一样。但即便从功利的角度看，在非专业哲学的领域里，哲学生中成功人数的比例也丝毫不逊于其他学科。也就是说，即便是在实证精神和实用精神主宰的今天，培养哲学生仍然不是一个亏本的“买卖”。

总的说来，我认为有关这方面的讨论至少应当区分三个层次的问题：1）哲学是什么？2）哲学是否应当具有功用和如何具有功用？3）目前的哲学教育是否算是成功的？前两个问题是思辨的，哲学家更有发言权。最后一个问题是实证的，教育部门和统计部门更有发言权。如果把三个问题混在一起，只会造成越说越乱的局面。

6、很多人感到与哲学距离很大，一听到这个词的第一反应常常是“深奥”。您认为社会需不需要一种类似“科普”的“哲普”，让人们不至于反感哲学。哲学可以写得通俗一些吗？有好处吗？

答：“深奥”一词，已经是一个褒义的、手下留情的描述了。如今对哲学的贬义评价显然更多，比如“晦涩”、“玄虚”、“枯燥”甚至“无味”等等。事实上，康德完成《纯粹理性批判》之后，许多人、包括当时大语言学家赫尔德都读不懂，因此他批评康德故意在为难读者、有意在考验读者的理解力和忍耐力。当然，今天我们（至少是专业哲学家）会认为康德的书是比较容易理解的。但这是在新康德主义学者做了大量的诠释工作之后。

哲学的确常常给人以这样的印象。所以许多大哲学家的精髓思想只是被一些专业研究者所熟识，很少受到大众的关心，更多的则被大众遗忘。但我常想，为什么许多科学家、尤其是基础理论的科学家就不会受到这样的批评呢？我们今天翻一翻各类专业学术书刊，即使里面写的全是中文，外行人能读懂的还不知是否有万分之一。为什么我们不会去批评那些基础理论家，不去要求他们写得通俗些呢？这恐怕是因为人们对哲学有一种特别的期待。这个期待可能与哲学原有的中心位置和现有的边缘位置有关，可能起源于时代精神的变化，至少它并不是自古以来就有的。严格地讲，哲学有什么用的问题是十九世纪以来才有的。即使在东方有些不同，老子被认为可以助我们独善其身，孔子被认为可以助我们兼济天下，但那仍然是效果史的问题，离思想家本人所思考的功利目的相距甚远。

说到底，哲学能不能普及，是哲思者个人的事情。随个人的能力、意愿不同，他表达思想的文字或许可以达到普及，或许无法达到普及；他个人或许在进行哲学思考的同时可以成为小品文栏目的作者，或许不能。但和科学一样，哲学思考的目的并不在于普及，而是在于努力地探索世界和人生的真谛。所以尼采说，智慧就意味着孤独地沉思。

最好的哲学家不一定是最通俗易懂的，最普及的哲学家也不一定是最好的。真理和多数之间没有内在的联系。这和微软是最普及的却不一定是最好的操作系统道理相似，也和爱因斯坦的理论可能是目前最好的但不是最容易理解的道理相似。而在哲学领域甚至可以说，总想着普及的哲思者就很难是最好的哲思者了。即使是在更容易普及的文学艺术领域也有类似的“纯粹”和“媚俗”之说。

其实阳春白雪和下里巴人的故事古已有之，这里实在无需再做老生常谈。令人诧异并且值得考虑的倒是：我们今天为什么还要一再地论证这个问题？

7、您对哲学和文学的关系怎么看？

答：从风格上说，哲学有两个近邻，一是文学，二是科学。或许是因为两个邻居的影响，文学性和科学性成为历史上哲学思想的两个内涵因素；或许是因为与两个邻居的关系太近，哲学在历史上始终与两个邻居发生冲突。这些冲突有时表现为外部的冲突，即哲学思想与文学思想和科学思想的冲突；有时则表现为内部的冲突，我们可以称之为文学的哲学家和科学的哲学家之间的冲突。这两种冲突也常常混为一体，例如，荷马与柏拉图、达尔文与尼采、爱因斯坦与雅斯贝尔斯、胡塞尔与海德格尔、德里达与奎因等等，他们之间的分歧在一定程度上就是这些冲突的写照。

在我看来，就思想风格和思想力度而论，文学的至高境界是深邃、悠远，科学的最高境界是明晰、清澈。哲学往往是两者兼而有之，或者说，常常在两者之间徘徊。

8、如果对哲学真的感兴趣，仅凭努力刻苦和学术训练，就能学得出名堂吗？

答：这要看您说的“名堂”是指什么？如果说是指成为严格意义上的哲学“家”，那么我想回答应该是否定的。如果是指成为哲学教授或哲学研究者，那么倒是有可能的。康德和雅斯贝尔斯都有类似的说法，我深以为是。至于哲学家和哲学研究者的区别，几乎无法提供一个确定的标准。但我想大致可以按Th. 库恩的划分，将他们定义为提出新的思维范式的哲学家和常规的哲学研究者。

9、最后一个问题，如果让您重新选择，您还会选择哲学吗？

答：很难说。我此生就没有选择哲学，而是哲学选择了我。原先我想当文学“家”，现在我想当哲学“家”，日后我或许还想成为宗教学“家”。我没有那种专业偏见，即只认为自己所学是最重要的。抽象的理论思维能力只是至关重要的人的基本素质中的一种。我曾经说过，哲学家、这尤其是指近代以来的专业哲学家们，并不见得比其他的思想者更高明，正如康德并不见得比歌德更伟大一样。但我认为，如果我再次选择了哲学，我仍然不会后悔，而且可能会做得更好。

载于：《南方网•南方社区•岭南茶馆》，2003年4月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