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摸着石头过河”是对中国以往改革过程的形象描述，也是30年中国发展模式的典型概括。事实也的确如此，中国30年市场化的经济改革就是一步一步“摸”出来的。
30年前，中国领导人要解决经济发展这一大课题。那时，他们没有现成的经验和方案可循，也不知道会有这个“共识”那个“疗法”产生，甚至对“看不见的手”的实际效用也心存疑虑，但他们有一个明确的目标和信念，那就是：中国人民“再也不能这样活”，共产党的领导地位必须在民生改善方面得到证明！
于是，他们毅然决然地作出了社会主义改革的初始选择：首先在农村实行以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为核心的责任经济改革，解决吃饭问题，而后采用经济实验区的方法，将责任经济的原则逐步植入工业经济体系当中。有了这样的初始选择和“第一推动”，中国经济开始转入一个新的轨道。在这个新的轨道上，遇到什么问题就想什么办法，具体问题具体解决，见招拆招，逢凶化吉。
试验性地碎步前进
今天看来，一个国家的转型改革确实是一个长期的过程，期间需要不断地作出选择和修正。有了初始选择，“路径依赖”的原理开始发挥效用，经济发展便步入了新的轨道；在之后的运行中，还会遇到一连串的选择机会，每到重要关口，仍需要有新的“第一推动”。
正是由于邓小平等一批领导人始终把自己乃至一个政党的命运与中国改革和发展捆绑在一起，有勇气有魄力去突破既有的理论教条和体制束缚，敢于重新界定社会主义，把“平均”、“大集体”、“公有制”、“国家计划”等概念拆分出来，从而不断制造“第一推动”，才有今天所谓的“中国特色”和“北京共识”。
毫无疑问，30年经济改革为当下和今后的中国改革提供了宝贵的经验，这些经验至少应该包括：政治领导人把民富国强作为施政目标，坚持不懈；政府工作以“三个有利于”为标准，大胆探索，勇于创新；领导团队正视和立足现实，将宏大战略转变为具体的行动方案，通过试验性改革来解决现实问题。
如果把中国比喻为一驾快速行进的马车，那么，经济改革与政治改革就如带动这驾马车的两个轮子。这些年来，围绕改革问题似乎一直存在两种思维的较量：一种是先设定某种框框，预设某些禁区，然后在这种框框和禁区之内改革。这种思维限制了实质性改革的步伐，产出了一些新概念和新说法，可能会消磨部分民众对改革的信心。
另一种是本着“以人为本”、“以民为本”、更好地为人民服务的大方向，尽可能放手创新来探索改革道路，通过“摸索”和“试验”来形成中国特色。其实，与当初的经济改革一样，政治改革也没有现成模式，更没有万全的方案，它只能在实践探索中逐步明确。这种探索的过程，正是“摸石头”的过程。只有“摸”才能“摸”出政治发展的中国特色来！
有人认为，中国目前的政治发展不需要“突变”，但需要“突破”。经济改革的经验告诉我们，在政治发展问题上，也得本着“猫论”和“摸论”的精神，采劝摸着石头过河”的方式，试验性地碎步前进。
利益集团让公众对改革失去信心
30年来，“改革开放”作为一面旗帜，为中国共产党继续执政注入了新的合法性权威要素。但最近几年，公众对“改革”二字的热情有所下降，“改革”的社会动员力也大为降低。
仔细分析，下面几种情况可能让“改革”一词的动员力大打折扣，让“改革”的光环大为失色：
1)民众期盼已久的改革举措千呼万唤不出来；
2)改革一直停留在美好概念和漂亮辞藻层面而长久没有落实；
3)出台的改革举措与民众预期相差甚远；
4)改革让民众受益但同时给特权留下更大获利空间；
5)改革政策因明显扭曲而适得其反。
造成上述状况的因素是多方面的，但其中最关键的恐怕在于利益集团的博弈。从政治学的角度分析，利益集团、利益部门这样的“分利集团”的存在，使政府改革政策变成了它们谋取和维护其利益的手段。正是由于利益集团的博弈，改革举措偏离民众的利益和需求，久而久之，使公众对改革失去了信心和耐心。公众对政府改革缺乏信心和耐心越普遍，突发性群体事件和针对公权部门的恶性案件的发生频率就越高。试想，一个人在遇到麻烦的时候，如果他对法律途径不抱希望，对公权部门也缺乏信任，那他会作出何种反应？
早有不少学者对中国正在形成的新的利益博弈格局和权贵资本结盟的现象发出了警告。利益集团化、利益部门化、利益地方化，使政府与利益集团、上级机关与下级机构、上级政府与下级政府之间形成了复杂的博弈关系。在这种博弈过程中，“上有政策，下有对策”，改革领导人旨在深化改革的努力，经过利益集团、利益部门、地方机关乃至个别官员的反复消磨，不是减缓了政策的流速，就是改变了政策的流向。利益集团在改革中所扮演的角色让很多改革的成果被吞噬，使许多改革政策变味，让百姓对改革举措感到心寒。
现代社会有两套规则很是关键：一是市场机制，一是民主机制。“拉美化”在许多威权国家之所以普遍，原因就在于它们只实行了第一套规则，而没有推广第二套规则。百姓难有通过政治渠道改变市场规则的力量，无法通过切实的制约手段来限制利益集团侵占公共利益，于是，利益集团凭借自己的实力，造成赢者通吃的局面，并巧妙利用各种手段，影响公共政策，使自己在与代表公共利益的政府的博弈中占据有利地位，从而使“政府俘获”得以可能。
把社会需求转变为政府的政治需求
鉴于上述情形，中国许多专家学者都致力于推进国家的民主法治进程，试图找到恰当的途径，实现稳定有序的社会转型和政治变革。于是，在既有的体制框架内，强化人大的职能和作用、完善和实施民主选举制度、实现以司法独立为目标的司法改革、建设服务型政府、推进党内民主、建设公民社会和开展基层民主试验等，就成为人们经常热议的话题。
上述意见无疑各有道理，也不失为有效的主张和建议。但是，任何一个现实主义者都明白，观念认同和道德倡议的作用总比不上利益驱动的力量。这就提出一个问题：怎么才能把这种观念认同和道德倡议转变为一种现实力量？
19世纪法国思想家托克维尔在比较当时欧美政治法治化时，曾给出的一个结论是，政治法治化的进展不仅取决于民众的需求程度，更主要地取决于政府的需求程度。政治法治化的进展是政府、社会和个人共同需求的结果。换句话说，如果一个国家的法治化进展还不够理想，那主要是因为政府对它的需求不足。托克维尔的分析或许可以解释为什么有些国家法治化进程会如此艰难。不过，我们也可以引出另一个结论，那就是，要想促成某种变化，必须首先使这种变化变成政府自身的需求。也就是说，拉动政府需求才是促成政府发展变革的根本。
如此说来，凯恩斯的理论可以在这种意义上得到创新使用：拉动国民内需刺激经济发展，拉动政府需求刺激政治发展。如果这个观点值得肯定，那么，由此可以引申的结论就是，要推动民主法治进程，就要把社会的需求转变为政府的需要。因为，任何制度的建立和有效实施，都必须以主要利益方的认同和积极配合为前提；民主政治的最终确立，必须以官员由“被动态”变为“主动态”为条件。因此，把社会需求转变为政府各级官员的政治需求，此乃政治改革得以推进的条件，而责任政治的实施可能就是问题的关键。
继续改革“不差钱儿”
市场经济+民主政治=善治，国际社会正反两面的经验都证明，好的市场经济需要民主法治来保驾护航。
任何改革总会遇到阻力。这种阻力既可能源于观念因素，也可能来自利益考量。围绕改革而产生的理论和政策纷争仅仅是它的表现形式。当年，在推进市场化改革的过程中，邓小平等老一代领导人凭借自己的领导权威，力排众议，平息纷争。今天，在新的形势下，要打破既有的利益格局，力保改革的合理方向，继续推进改革。
中国的问题“不差钱儿”——并不是找不到解决方案，也不是缺乏有效资源，更不是缺乏基本共识。要破解上述悖论所造成的困境，就需要拿出政治勇气和魄力，坚决果断地为启动新一轮改革施以新的“第一推动力”。
（原载于瞭望东方周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