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国际体系正处在新旧国际体系演进的不稳定阶段，以文化为核心的软实力因素日益凸现。这不仅反映在国际关系理论研究中文化因素愈加受到关注，也表现在新兴国家群体崛起而带来的各种文化的复兴正在改变国际文化态势不平衡的现象。软实力竞争已成为构建新的国际体系的重要支柱和基础。中国正在以前所未有的深度和广度融入国际体系中，并对国际体系的构建和发展方向产生着越来越深刻的影响。中国需要加强对软实力的研究和投入，实现中国软实力的跨越式发展，为建构新的国际体系提供更多的软实力支撑。

[关键词]国际体系 转型 中国 软实力

冷战国际体系解体已近20年，新的国际体系却迟迟未能建立起来，国际体系正处在新旧国际体系演进的不稳定阶段。处于转型中的国际体系呈现出一些新的特点，其中最为突出的就是以文化为核心的软实力因素日益凸现。这不仅反映在国际关系理论研究中文化因素愈加受到关注，也表现在新兴国家群体崛起而带来的各种文化的复兴正在改变国际文化态势不平衡的现象。软实力竞争成为国家综合国力竞争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成为构建新的国际体系的重要支柱和基础。中国正在以前所未有的深度和广度融入国际体系中，并对国际体系的构建和发展方向产生着越来越深刻的影响。中国需要加强对软实力的研究和投入，充分发掘丰富的文化资源，实现中国软实力的跨越式发展，为建构新的国际体系提供更多的软实力支撑。

一、国际关系理论中的文化内涵

众所周知，“软实力”概念是美国哈佛大学教授约瑟夫·奈在上世纪90年代初提出的，随后在其发表的一系列文章和著作中，奈对这一概念进行了系统阐释。奈将实力区分为“硬实力”和“软实力”两种，硬实力主要是指支配性实力，包括基本资源（如土地面积、人口、自然资源）、军事力量、经济力量和科技力量等；“软实力”则是指文化、意识形态（价值观）以及社会制度等无形的力量资源，它能对其他国家形成吸引力和导向力，使它国羡慕、模仿，进而心悦诚服地追随。[1]“软实力”论提出后，尽管它在概念的界定和理论体系的构建上还存在着许多缺陷，遭到中外学者的许多质疑，但它毕竟对国际关系研究开辟了新的领域，在国际关系理论界引起了极大的反响。

自“软实力”论提出后，中国学者便给予了较多的关注，特别是近几年来，关于软实力研究的论文和著作不断问世，形成了一股软实力研究热。在如何界定软实力概念内涵上，中国学者有一定的差异。有学者认为它包括“政治系统和政治领导”、“民族士气和民族精神”、“社会的国际形象”、“国家的对外战略”、“确定国际体制的能力”以及“科学技术的发展”等六个方面。[2]还有学者认为软实力包括文化、观念、发展模式、国际制度和国际形象等五个核心要素。[3]也有学者主张软实力是包括核心价值、政治制度、文化理念和民族精神等要素蕴涵的力量资源及其内化于国家行为而产生的影响力和驱动力。[4]俞新天教授则提出，软实力内涵界定包括三个部分：一是思想、观念、原则；二是制度；三是战略和政策，并进而认为“软实力的核心是文化，而且主要是文化中的核心价值观”。[5]

虽然学者们对于软实力的内涵界定有一定的争议，但对于将文化界定为软实力的最重要组成部分或核心则大致是没有异议的。一般而言，学者们倾向于认为，长期以来国际关系理论没能对文化在国际关系中的作用给予足够的认识，或有意忽略，偶有提及，也始终未能把文化与经济、政治因素相提并论，这与当代文化对于国际关系的影响不断上升的趋势相去甚远。英国著名的文化学者和批评家爱德华·萨义德在谈到文化的重要性时曾指出：“文化成为了一个舞台，各种政治的、意识形态的力量都在这个舞台上较量。文化不但不是一个文雅平静的领地，它甚至可以成为一个战场，各种力量在上面亮相，互相角逐。”[6]加拿大著名文化学者保罗·谢弗也指出：“迄今为止，人们很少从文化角度来考虑世界体系，这是不可思议的。因为世界正经历一个明显的和生气勃勃的文化变革时期，文化日益成为在地区、国家和国际事务中越来越有影响力的力量。”[7]

但事实上，自国际关系理论诞生以来，文化与国际关系理论之间的渊源关系就一直割舍不断，从某种程度上讲，重视文化因素是国际关系主流理论的共性，并逐渐占据了国际关系主流理论的中心位置。

对国际关系理论忽视文化因素的责难中，现实主义常常首当其冲，被视为强权和无限制争夺权力的典型，这显然是对现实主义的某种误读。英国现实主义理论大师爱德华·卡尔早就指出：“现实主义并非只是研究权力和自我利益的学问，也并不是从根本上无法包容以道德意识为动机的行为。政治行动的基础必须是道德和权力的协调平衡。忽视权力和忽视道德都是致命的弱点。”[8]卡尔还认为国际新秩序和新的国际利益的和谐只能建立在一个或多个上升大国的权力（包括军事、经济）和道德的平衡上。经典现实主义理论奠基者汉斯·摩根索也试图在道德价值和国家利益之间寻找平衡点，他在《国家间政治》和其他著述中都表示，国家所面临的国际环境不仅包括权力分配，而且包括思想氛围。国家利益只有受到国际接受的一套观念（包括道德价值）的约束才可被称为是“驯服的”国家利益；这套观念限制着个别国家权力冲动的释放。[9]在摩根索所阐述的国家权力的构成要素中，既包括地理、自然资源、工业能力、战备、人口等物质性的权力，同时也包括民族性格、国民士气、外交素质和政府素质等软性权力，而其中，外交的素质是构成国家权力要素的因素中最重要的因素。摩根索把外交推崇为一种艺术，“国家必须依赖于其外交的素质，使之为构成国家权力的各种不同因素发挥催化剂的作用。”[10]摩根索在书中还对国际道德、国际舆论和国际法对国家权力滥用的限制和约束进行了详细论述。还应特别要指出的是，现实主义并非一成不变，而是一个不断适应形势发展的过程，新古典现实主义就将规则、国际机制、国际组织、竞争与合作等包容了进来，重新界定了权力概念，体现了更多地文化关怀。

自由制度主义理论则强调了国际制度概念。所谓国际制度，就是“连贯一致并相互关联的(正式或非正式的)成套规则，这些规则规定行为角色，限定行为活动，并影响期望的形成”，[11]具体可指政府间国际组织和非政府国际组织、国际规制、国际惯例等。国际制度可以通过建立和主导国际规范，从而左右世界政治的议事日程，影响他人的偏好和对本国国家利益的认识，是软实力的重要来源。[12]

温特的建构主义国际体系理论更是从文化、身份、认同等社会学概念出发，借用结构分析和体系理论对国际体系进行了全新的理论阐释，更加突出了文化的作用。温特认为国际体系包含有三种因素：权力、利益和观念。权力分配在很大程度上是由利益分配建构的，而利益的内容在很大程度上又是由观念构成的，这种观念或共有知识即是文化。[13]温特提出至少有三种无政府“文化”，即相互定位为“敌人”的霍布斯文化、相互定位为“竞争对手”的洛克文化和相互定位为“朋友”的康德文化。国际体系结构处于何种文化状态，关键取决于国家之间共有的观念结构。

近年来重新受到国际关系学界关注的英国学派也特别强调观念、文化、规则以及制度等“软物质”的作用。英国学派认为在现代国际体系的历史中，存在着三种相互竞争的思想传统：霍布斯主义或现实主义传统，把国际政治视为战争状态；康德主义或世界主义传统，认为有一个潜在的人类共同体在国际政治中发挥着作用；格劳秀斯主义或国际主义传统，认为国际政治产生于一个国际社会之中。[14]英国学派特别关注的是国际社会，国家间的相互交往受到它们所组成的社会的规则和制度的约束，以促使它们在国际社会中实现共处与合作。相比较而言，英国学派更加强调秩序的道义和正义性，也具有更加明显的价值取向。

从文化角度研究国际关系引起争议最大的则非塞缪尔·亨廷顿莫属。在亨廷顿看来，后冷战世界中人民之间最重要的区别不是意识形态的、政治的或经济的，而是文化的区别。文化的共性和和差异会影响到国家的利益、对抗和联合。未来全球政治的冲突是不同文化实体的人民之间的冲突，是发生在文明之间断层线上的冲突。[15]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固然因其理论缺陷遭到学界广泛的口诛笔伐，但他从“文明的历史演进”探讨合作与冲突，为国际关系研究提供了一个新的分析框架，特别是亨廷顿对全球文化发展趋势作出了较为客观的判断和分析。他认为，文明的格局正在发生转变，从长期以来占支配地位的西方文明开始向非西方的文明转移，全球政治已变成多极的和多文明的。西方文明的价值不在于它是普遍的，而在于它是独特的。因此，西方不应试图按照西方的形象重塑其他文明，而且，西方对其他文明事务的干预，可能是造成多文明世界中的不稳定和潜在全球冲突的唯一最危险的因素。多元文化的世界是不可避免的，维护世界安全则需要接受全球的多元文化性，而建立在多文明基础上的国际秩序是防止世界大战的最可靠保障。[16]

由此可见，文化与国际关系理论之间的相互联系是密不可分的，不仅如此，文化的重要作用也充分反映在国际关系实践的进程当中。在前现代国际关系中，诸如道德、秩序、规范、契约、和谐等的主张和思想并不鲜见。中国历代思想家及明君贤臣就提倡行“王道”而弃“霸道”，讲求道德与和谐，主张“和为贵”，强调“以德服人”，推崇“不战而屈人之兵”。中国古代所形成的“儒家文化圈”和“朝贡体制”，内中蕴含着某种“价值共同体”和“利益共同体”，因而能够绵延2000多年。而西方早期的思想家和君王也不乏理想主义的色彩，将道德、秩序、制度、规范、契约等因素视为治理国家的重要组成部分。所以，以文化为核心的“软权力概念实际上是与人类社会同时产生的思想，是与统治和治理密不可分的概念，并始终是权力的组成部分”。[17]进入现代国际体系后，虽然国际关系中的无政府状态是一种常态，但国与国之间的互动并非完全无序。国际体系的更迭虽然大多都是强权政治和战争的结果，但体系的维系却不能仅仅依靠强权政治和军事实力，更多的还是通过和会、国际条约、国际组织、规则、国际法以及共有价值观等来维系的，而冲突的根源也以价值观和制度之争为多。这一点特别明显地表现在二战后的雅尔塔体系中，对峙双方除军事威慑外，更主要的还是意识形态和发展模式的竞争。这种软实力的竞争甚至达到了一种前所未有的高度，并最终导致了冷战体系的瓦解。

二、国际体系转型中的文化趋向

从历史上来看，无论是前现代国际体系还是现代国际体系，其转型大都是通过大规模战争而实现的，方式是暴烈而迅疾的，新建立的国际体系主要体现了战胜者的实力、意识形态和价值观。如前现代国际体系的更替，威斯特伐利亚体系、凡尔赛-华盛顿体系、雅尔塔体系的演变等。但冷战的转型却不同于以往，它改变了战争催生国际体系演变的一般规律，方式是和平渐进的，但也使得新的国际体系的诞生显得特别的漫长。迄今，旧的国际体系解体已近20年，而新的国际体系迟迟未能建立起来，国际体系似乎仍处在一片“无秩序”的混沌状态中。学界所谓的单极世界、多极世界、一超多强，或既非单极、亦非多极的“无极世界”[18]，“新新世界秩序”[19]等多种论点，恰恰表明当前国际体系正处在新旧国际体系演进的不稳定阶段。同以往相比，当代国际体系转型呈现出一些新的特点，[20]其中最为突出的就是以文化为核心的软实力竞争成为国际关系中最重要的组成部分。

第一个特点是当代国际体系正处在和平转型的进程当中，世界各主要国家以软实力竞争为主要手段，力争在和平、渐进、有序的进程中建构新的国际体系。冷战的和平解体，并非硬实力碰撞的产物，而是软实力较量的结果，这为通过软实力竞争建构新的国际体系提供了可能。在这样一种转型过程当中，世界各主要国家的观念、制度观、政策都发生了深刻变化。就观念而言，和平与发展成为国际社会共有观念。按照温特的理论，观念不仅可以解释部分国家行为，更可以建构“物质基础”，而且随着行为体实践的变化，会带来观念的变迁，并通过行为体间的互动实践、相互学习和模仿，促成集体认同演变，实现国际体系的转换。[21]共有观念的形成促成了和平与发展时代的来临。就国际制度观而言，世界各国尽管认为二战后形成的国际制度（包括国际机制、国际组织和国际条约）尚存在许多不合理、不公正、不完善的缺陷，也已经滞后于冷战后国际形势发展的新现实，但均对其仍有相当的认同感，主张在现有国际制度框架内实现有序的互动，并对其进行不断改革、完善，而不是另起炉灶，重新打造。这就使得二战后所形成的国际制度仍然具有相当的合法性和合秩序性，在维护当代国际体系的和平与稳定方面发挥着积极的作用。就政策而言，各主要大国大都强调相互依存、互利共赢，倾向于通过和平手段调整相互之间的利益关系，通过协调合作来应对各种热点问题和全球性挑战。

第二个特点是当代国际体系正处在权力从传统大国向新兴大国群体持续性地转移进程当中，其中尤以软实力的相对转移影响最为深远。冷战结束以来，美国一直处于世界权力的顶峰，但美国的强大实力与其极端的脆弱性令人不可思议地并行发展，从“9·11”到伊拉克战争，从“卡特里纳”飓风到金融危机，美国内政外交问题不断，掌控世界和设定议程的能力在持续下滑，结果导致“世界的权力越来越分散，而不是越来越集中”。[22]与此相对应，则是新兴大国群体性的崛起，[23]这不仅表现在中国、印度、俄罗斯、巴西以及其他新兴国家近年来在全球经济高速增长中发挥的领头作用越来越大，与传统大国之间硬实力差距在不断缩小，更重要的还表现在这些国家软实力的迅速增长和影响上。新兴大国群体性崛起必然会给国际体系带来新的价值观和理念，在构建和共建国际体系中发挥积极的作用，并在战略选择上作出自己的安排，其成功的发展模式和发展道路也将为其他发展中国家提供非西方模式的参考。[24]

第三个特点是当代国际体系转型与日益深化的全球化和区域化相互交织，正在改变国际文化态势。经济全球化和区域化的发展，一方面使民族国家受到越来越严重的挑战，全球性、区域性和地方性等非国家行为体的涌现导致国际社会日益多元化，冲击着民族认同，出现了如美国学者罗兰·罗布森所称的人的身份与认同的一系列相对化。[25]另一方面，面临着这种人的身份与认同相对化的严峻挑战，民族主义也在复兴，国家认同、民族文化重新得到强化和再构造。“他者的崛起”，带来的不仅仅是经济的繁荣，还有充满活力的社会、生机勃勃的文化以及强烈的民族自豪感，从而使得文化的强弱之势有所偏转，更趋向平衡，文化的多样性更加突出。这种文化的多样性并不弃绝所有属于现代或西方的东西，但它开始重新思考、更新和弘扬自身优秀传统文化和价值观，其结果是出现了真正意义上的各种文化双向和多向传播和交融的局面。

第四个特点是转型中的国际体系面临着许多全球性问题和全球性挑战，由此形成了“全球意识”和“全球价值”等新的文化现象。全球化的日益深化也带来了全球性问题和全球性威胁，如恐怖主义、贩毒、有组织犯罪等非传统安全威胁，地震、海啸、飓风等自然灾害，SARS、疯牛病、禽流感等流行疾病，环境污染、温室效应等环境问题，能源危机、国际金融危机等消极后果。全球性问题日益突出，任何国家都难以独善其身或独自应对，从而促成了“全球命运共同体”观念和意识的产生，也带来了法律的国际化和各国政策的全球协调。各国在政治心理、政治观念、政治态度上相互认识、相互理解、相互渗透、相互认同的程度逐步加深，政治文化共同性因素日益增多。[26]

当冷战体系以一种令人惊异的方式结束时，西方世界曾欣喜若狂，普遍相信并预言人类将进入一个趋同时代，自由民主可能形成“人类意识形态进步的终点”与“人类统治的最后形态”，并将构成“历史的终结”。[27]但20年来的历史进程表明，趋同时代未能如期到来，国际体系仍然处于转型之中，国际文化态势发生偏转，软实力竞争成为国际竞争的主要领域。正如俄罗斯外长谢尔盖·拉夫罗夫所说：“多年来第一次，思想市场上出现了不同价值体系和发展模式之间的竞争性环境。”[28]转型中的国际体系之争，“无异是力量对比之争，但也是理念之争。明确国际体系进步的方向，顺应时代发展的潮流，力量会由弱到强；反之，力量会由强到弱。”[29]软实力竞争的要义在于良性竞争，消除观念上的矛盾和分歧，促成共有观念的产生，改革和提高国际制度的合法性和有效性，加强和深化国际协调和合作。这也是国际体系转型能够和平实现的关键所在。

三、加强中国软实力建设的几点思考

改革开放30年来，中国硬实力发展极为显著，特别表现在经济实力方面，成为促进全球经济快速发展的引擎之一。相应地，中国软实力也得到了极大的提升，特别表现在中国所倡导的外交理念、对外政策和中国的国际行为模式方面。在外交理念上，中国倡导了许多新观念和新思想，包括和平发展、国际关系民主化、多极化、合作共赢、新安全观、和谐世界等。在外交政策上，中国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坚持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坚持互利共赢的开放战略。在国际行为模式上，中国积极融入到全球化进程中，积极参与多边事务，支持和推动发展援助等。[30]

但同时我们也应清醒地认识到，尽管中国的软实力伴随着硬实力的飞速发展而有了较快的进步，但程度还相当有限，无论是在价值观、意识形态、社会制度上，还是在发展模式和为国际社会提供公共产品的能力上都还有所欠缺，软实力建设远远落后于硬实力的发展。这不仅与中国硬实力的快速发展现实不相适应，也与软实力竞争已成为国际体系转型与构建的主要领域的现实不相适应。这就需要我们加强认识，采取有效的应对措施，加大力度，促进软实力的跨越式发展。

首先，中国应当充分认识软实力建设的重要性，大力发展软实力。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受困于经济的贫穷落后，步上了一条追赶式的发展道路，过于追求经济增长率，忽视了软实力的相应发展，导致了软、硬实力发展的严重不平衡。软实力与硬实力既相对独立，具有不同的概念内涵和功能，又相互依赖。一方面，软实力依赖硬实力而存在，硬实力上升，可以催生软实力；相应地，硬实力下降，也可能导致软实力的下降。前者如伴随着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硬实力的发展，是中国国际地位、国家形象和影响力等软实力的相应提升；后者如苏联的解体，导致了俄罗斯国际地位、国家形象和影响力等软实力的急剧衰退。另一方面，软实力上升，可以弥补硬实力的不足；相应地，软实力下降，也可能会造成硬实力发展的受阻或衰退。前者如上世纪50年代的中国，硬实力明显不足，但却因倡导和平共处五项原则而广为国际社会所赞赏，并使之成为指导国际关系的基本准则；后者如美国发动的伊拉克战争，因其对国际法、国际制度、国际关系“准则”的公然蔑视而广受批评，并使其身陷战争泥潭而无法自拔。软实力与硬实力这种相互之间的复杂关系，既要求我们首先要重视硬实力发展，为软实力建设奠定坚实的基础；又要求我们要高度重视软实力建设，为硬实力发展提供有力的支撑。近一两来，一些全球民意调查显示中国国际形象起伏不定，即与中国软、硬实力建设不匹配有着极大地关联。贫富悬殊、环境恶化、官员腐败、诚信缺失等“阿喀琉斯之踵”，使得中国国际形象严重受损，也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中国硬实力的进一步发展。中国需要转变视角，更加重视并加大软实力建设投入，尽快扭转软、硬实力发展不平衡的局面。

其次，中国应当大力加强核心价值体系的建设，为国际社会提供更多的共享价值观。核心价值观是软实力的核心，也是当前国际竞争力的核心。这种核心价值观，应当是以本国深厚文化为基础，同时也是与世界各国核心文化价值观交流综合的结果。应当说，在核心价值观问题上，任何一个民族、国家和文明都有基本正面的取向，也都有提供核心价值观的潜能，这就为各国核心价值观的交流、传播和共享奠定了基础。核心价值观应当是超越政治制度、意识形态的普世价值，具有广阔的世界视野，因而能够为其他民族、文明、国家人民广泛认同、理解与欣赏。如中国所倡导的“和谐世界”理念，固然有中国文化传统的基本精神，是中华民族不懈追求的理想境界。同时也要看到和谐理念具有深厚的人文渊源，体现了人类社会所共享的普世价值观，表达了不同民族、不同国家、不同文化、不同宗教对理想社会状态的一种共同追求。正如胡锦涛在一次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提高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能力专题研讨班上的讲话中所指出的：“实现社会和谐，建设美好社会，始终是人类孜孜以求的一个社会理想，也是包括中国共产党在内的马克思主义政党不懈追求的一个社会理想。”[31]正因如此，才使得和谐世具有更强的文化亲和性和说服力，也易于为世界所接受。党的17大报告号召，要把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作为提高我国文化软实力的首要任务，这在当前国际体系转型中显得尤为重要。如果一个国家能够把它的核心价值，发展成为国际社会的价值观念、价值取向和价值标准，并能够变为各国愿意遵守的道德律令和行为准则，无疑将能够极大地提升其软实力，占据“道德制高点”。

第三，中国应当积极参与国际制度的改革与完善，推动国际制度的创新性发展。制度是软实力的重要来源，体现出制度设计者的观念和文化理念，它主要通过服务和惩罚功能制约和影响着行为体的行为。同时它还具有建构功能，通过将制度所体现的观念和文化理念渐渐内化为行为体观念和认同的一部分，建构和重塑行为体的身份和利益。[32]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已经参与了几乎所有全球性的和相关的区域性国际制度，完成了从国际体系的“革命者”到“参与者”的身份转变。这虽然是中国同外部世界互动的一大转变，但中国主要还是表现为国际制度的被动参与者，缺乏国际制度创制权和创新能力。在当前国际体系转型加速进程当中，中国还应当完成第二次转变，也就是从国际体系的“积极参与者”到“积极的建设者”的角色转变，在国际组织、国际机制改革方面争夺话语权，注入中国特有的文化理念和价值观。当前国际制度正在酝酿变革，这也为中国发挥建设者角色提供了契机。中国应当进行战略谋划，确立长期性和阶段性目标，先易后难，重点突破。胡锦涛主席在出席二十国集团领导人金融市场和世界经济峰会上提出，国际金融体系改革应该坚持全面性、均衡性、渐进性、实效性的原则。[33]这四项原则也应当成为中国全面参与国际制度改革的原则。所谓全面性，就是要总体设计，全面参与，既要参与政治层面的联合国机制改革，又要参与经济层面的国际金融体系、贸易体系的机制改革；既要关注国际体系层面的机制改革，还要关注各领域层面的和地区层面的机制改革。所谓均衡性，就是要加强同各利益攸关方的充分协调，平衡体现各方利益，特别是要体现新兴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利益。所谓渐进性，就是要循序渐进，先易后难，分阶段实施，以保持国际制度改革的和平与稳定。所谓实效性，就是要讲求效果，促进国际体系的和平转型。

第四、中国应当在对外政策上区分不同的对象，灵活的运用不同的实力资源，加强对外政策的文化内涵。软实力和硬实力虽有“非物质”的和“物质的”区分，但二者之间并非完全绝对，而是动态的和可相互转换的。同样一种力量对于不同对象或者使用方式不同，产生的软、硬效果也就会不同，关键在于如何使用。[34]例如当军事力量用于国际维和、灾难救援时，它所带来的就是软实力的上升；而当它被用于侵略战争或武装干涉时，就会造成软实力的下降。这就要求我们既要充分发挥软实力的作用，同时又要善于对“硬实力”进行“软包装”，将“硬实力”进行“软运用”。近年来，中国在联合国的授权下，积极参与了世界上许多国家的维和行动。中国的维和部队因其严明的纪律、高尚的风格和专业素质而广受赞誉，使中国的国际形象得到了极大的提升。中国改革开放以来飞速发展的经济实力同样也是一种“硬实力”，但中国利用这种强大的经济力积极推动东亚经济整合，和东南亚各国签定自由贸易协议，大大改善了中国在该地区的形象并增加了中国的影响力。中国的发展道路也日益受到国际的关注。因此，中国在对外政策中应当善于用丰富的中国文化资源赋予外交深厚的文化内涵。中国对周边国家地区的睦邻富邻政策以及力促国际政治形势走向和谐的政策，就是中国传统的“和”文化的传承与弘扬。[35]中国外交政策中的文化内涵越深厚，越容易获得别国的理解、认同与欢迎。

第五、中国应当积极推进公民社会和非政府组织的发展，增大公民社会和非政府组织在建构国际体系中的话语权。公民社会是指围绕共同利益、目标和价值建立起来的非强制性的行动团体，包括非政府组织、社区组织、妇女组织、宗教团体、专业协会、工会、自助组织、社会运动团体、商业协会、联盟等。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公民社会和非政府组织迅速发展，成为影响全球事务发展的重要因素之一。其作用主要体现在推动全球民主治理、对政府和政府间国际组织的行为进行监督、提供信息服务和特定公共产品服务、影响国际议程的设定、调解国际间的冲突，等等。当今国际体系，公民社会和非政府组织已经日益广泛地参与到了国际事务，并且正在成为构建未来国际体系的一支重要力量。中国在建设公民社会和非政府组织上的明显缺陷，使中国丧失了一个关键的软实力工具，束缚了中国的公众外交。中国应当转变对公民社会和非政府组织的观念，促成中国公民社会和非政府组织有组织、有秩序和国际性的发展，在国际体系转型和建构中发出强有力的声音。近两年来，中国公民社会和非政府组织有了长足的发展，中国公民社会和非政府组织雏形已经形成，并在许多国际事务上展示了强大的力量。特别是在2008年，中国民间力量在揭露西方媒体在西藏问题上抹黑中国，在汶川大地震中发扬互助人道精神，在北京奥运会上弘扬奥林匹克精神等方面都发挥了重要作用。借助这一有利契机，推动中国公民社会和非政府组织健康理性的发展，将会极大地弥补中国软实力的不足。

当前国际体系转型正处于加速进程当中，权力正在不可遏止地由西方向非西方的“他者”转移。相较于硬实力的转移，软实力的转移更形突出，软实力的竞争也成为权力竞争的主要因素和建构新的国际体系的基础。改革开放以来，中国软实力虽有所上升，但还有明显的不足，已经成为中国参与国际竞争的软肋，亟需加以弥补。中国并不缺乏软实力资源，悠久的中华传统文化，新中国建立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建设社会主义道路的成功经验，都蕴涵着丰富的软实力资源。但软实力资源并不等于软实力，也不会自动地转化为软实力，需要不断地发掘、整理、总结、提炼。同时，中国还需要更加积极主动地采取开放的文化政策，推进文化对话、交流与融合，在相互学习、借鉴和综合中，不断提升自己的软实力。唯有如此，中国才能加强观念创新能力和制度创新能力，在国际体系构建中嵌入中国的文化理念和制度理念，影响并引导国际体系的发展方向，发挥出更加重要的建设性作用。

注释：

[1]奈关于软实力概念的论述可参见：Joseph S.Nye.Jr, “Soft Power”, Foreign Policy, Fall 1990. Joseph S.Nye.Jr, Bound to Lead: the Changing Nature of American Power, New York: Basic Books, 1990. Joseph S.Nye.Jr, The Paradox of American Power：Why the World’s Only Superpower Can’t Go it Alone,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2. Joseph S.Nye.Jr, Soft Power, The Means to success in World Politics, New York: Public Affairs, 2004. Joseph S.Nye.Jr, “Think Again: Soft Power”, foreign Policy, February, 2006。关于“Soft Power”的翻译，国内学者大体有“软力量”、“软权力”、“软国力”和“软实力”四种译法。本文采用“软实力”的译法，并认为这四种译法虽有所不同，但其内涵指向并无根本不同。

[2]王沪宁：“作为国家实力的文化：软权力”，《复旦学报》（社科版），1993年第3期。

[3]门洪华：“中国观念变革的战略路径”，《世界经济与政治》，2007年第7期，第13页。

[4]刘杰：“中国软力量建设的几个基本问题”，载上海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院编：《国际体系与中国的软力量》，时事出版社，2006年，第103页。

[5]俞新天：“软实力建设与中国对外战略”，《国际问题研究》，2008年第2期，第16页。这也是学者间具有比较广泛共识的三个要素。参见秦亚青主编：《观念、制度与政策——欧盟软权力研究》，世界知识出版社，2008年，第5页。

[6][英]爱德华·萨义德著：《文化与帝国主义》，三联书店，2003年，第4页。

[7]保罗·谢弗：“从文化观点看新的世界体系”，《现代外国哲学社会科学文摘》，1997年第12期，第14页。

[8][英]爱德华·卡尔著，秦亚青译：《20年危机(1919-1939)——国际关系研究导论》，世界知识出版社，2005年，第93页。

[9][美]汉斯·摩根索著，肯尼斯·汤普森、戴维·克林顿修订，徐昕等译：《国家间政治：权力斗争与和平》（第7版），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8页。

[10]参见[美]汉斯·摩根索著，肯尼斯·汤普森、戴维·克林顿修订，徐昕等译：《国家间政治：权力斗争与和平》（第7版），第9章，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148-188页。

[11]Robert O.Keohane, International Institutions and State Power, Boulder: Westview, 1989,p.3.转引自秦亚青：“权力·制度·文化——国际政治学的三种体系理论”，《世界经济与政治》，2002年第6期，第7页。

[12]Joseph S.Nye.Jr, Bound to Lead: the Changing Nature of American Power, New York: Basic Books, 1990, pp.33-34.

[13][美]亚历山大·温特著，秦亚青译：《国际政治的社会理论》，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178－181页。

[14]赫德利·布尔著，张小明译：《无政府社会》（第2版），世界知识出版社，2003年，第19页。

[15][美]塞缪尔·亨廷顿著，周琪、刘绯等译：《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新华出版社，2002年，第6-7页。

[16][美]塞缪尔·亨廷顿著，周琪、刘绯等译：《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新华出版社，2002年，第360-372页。

[17]秦亚青主编：《观念、制度与政策——欧盟软权力研究》，世界知识出版社，2008年，第2页。

[18]“无极世界说”是近年来西方学者所提出的一种新的观点，较早提出此说的是美国纽约大学历史学家尼尔·弗格森，并得到了美、英、法、德、日等国学者的一定认同。相关论点可参见Niall Ferguson, “A World Without Power”, Foreign Policy, July/August 2004; Richard N.Haass, “The Age of Nonpolarity: What Will Follow U.S. Dominance”, Foreign Affairs, May/June 2008; Remarks by Dr.John Chipman, http://www.iiss.org/publications/the-military-balance/military-balance-2007-press-launch。中国也有学者较早提出了类似的观点，参见叶江：“经济全球化与国际经济政治新格局”，《探索与争鸣》，1998年第4期。

[19]Daniel W. Drezner, “The New New World Order”, Foreign Affairs, March/April 2007.

[20]杨洁勉教授在其新作中将转型中的当代国际体系的特点总结为：和平转型、地区演变、领域渐进、梯次前进、总体整合。参见杨洁勉等著：《大体系——多极多体的新组合》，天津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39页。

[21]参见[美]亚历山大·温特著，秦亚青译：《国际政治的社会理论》中文版前言和第六章，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

[22]理查德·哈斯：“世界‘无极化’，必须对多边主义进行重塑”，新加坡《联合早报》，2008年4月23日。

[23]美国《新闻周刊》国际版主编法里德·扎卡里亚将这一现象称之为有别于西方世界和美国的“他者的崛起”，参见Freed Zakaria, “The Rise of the Rest”, http://www.newsweek.com/id/135380/pag

[24]杨洁勉：“新兴大国群体在国际体系转型中的战略选择”，《世界经济与政治》，2008年第6期。

[25][美]罗兰·罗布森著，梁光严译：《全球化：社会理论和全球文化》，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39-41页。

[26]周晓阳、张多来著：《现代文化哲学》，湖南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201-204页。

[27][美]弗兰西斯·福山著：《历史的终结》，远方出版社，1998年，第1页。

[28]转引自Robert Kagan, “The end of the end of History”, The New Republic, April 23,2008。详文可参见：http://www.carnegieendowment.org/publications/index.cfm?fa=view&id=20030&prog=zgp&proj=zusr。

[29]俞新天等著：《强大的无形力量：文化对当代国际关系的作用》，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序言第3页。

[30]杨洁篪外长在撰写的论文中，对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30年外交所取得的巨大成就和成功经验作了全面而深刻的总结。杨洁篪：“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外交”，http://news.xinhuanet.com/politics/2008-09/17/content_10047420.htm。

[31]胡锦涛：“深刻认识构建和谐社会的重大意义”，《人民日报》，2005年2月20日，第1版。

[32]秦亚青主编：《观念、制度与政策——欧盟软权力研究》，世界知识出版社，2008年，第53页。

[33]“胡锦涛G20峰会发表讲话提出四项改革举措”，http://news.xinhuanet.com/fortune/2008-11/17/content_10368553.ht

[34]郑永年、张弛：“国际政治中的软力量以及对中国软力量的观察”，《世界经济与政治》，2007年第7期，第9页。也可参见：Li Mingjiang, “Soft Power and the Chinese Approach”, China Security, Summer 2008, p.5.

[35]秦晓鹰：“中国外交的文化内涵——《为了世界更美好》读后”，《学习时报》，2007年10月1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