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法是逐渐接近道的艺术，所以说“技进乎道”。

最高的道是天地之道，东西方之有哲学——philosophy这个词，表明我们爱智慧，是因为我们每个人都会面临死亡，如果我们都不死的话，我们可能就不那么爱智慧了，因为无论聪明与否，都是长命万岁的。正因为有死亡，而且每个人只能活一次，高明而聪明的人就要思考自己生命的一百年，“生年不满百，长怀千岁忧”。他不但要忧自己，还要忧这个社会，忧这个群体。作为一个中国人，不仅要忧自己，忧自己的父母，更要忧自己的国家。当面对国家忧患之际，自己纵然家藏万贯，也会觉得不安宁。这就是一种天地之道，他需要超越自己长不过五尺，食不过三顿，死后不过一坟头，但心怀天下。如果心中没有胸襟，他也能靠技法写也能画也能卖，但是格局狭窄境界太小。正如学校教育从小学、中学、大学，到硕士、博士、博士后，但在毕业时培养出了精神高迈的人没有？培养出了真正有治国方略的智慧之人没有？培养出了伟大的人没有？没有，可见学校可以给人知识，但是迈出校门以后的“修为”却是一生的事。只有那些不醉心于名利的人，才能眼界极广道行极高。面对着这些高人时，那些世俗功利的书家，眼睛无光，行为不端，言辞可耻，形象欠佳，正是反证出他们与道的疏离。应该迷途知返了——道不远人！

在书法文化中，道和技不可分离。这意味着一方面，书法家既要悟得很高，还要笔墨表现得很妙。很多人内心没有，仅仅靠一两下子的技法，也能维持生计，但是仅仅是维持生计而已。有的人文化底蕴很厚，但笔下技法没有，写不出画不出也不行。内心有了，他可以做一个“面壁十年图破壁”高僧，“不着一字，尽得风流”的道家，但他做不了书法家。进一步说，书法技术到了很高时接近于道，但还不是“道本身”。有些人认为书法是个好玩的事，等他进了这个行就会有深刻的沉重感。灵魂沉重之后而突然醒悟，进而创造出了新价值，那就善莫大焉。

在我看来，当代书法家应坚持自己的文化身份，摆正自己的文化位置并放逐一些贪婪心思，才有可能挽救书法文化危机而逐渐靠近书法经典和艺术正脉。有些人在搞书法，但不具备书法潜能和感悟力，自然会被规律淘汰。历史就是遗忘就是清仓，就是因此强迫人因为文化匮乏而将精神上溯，与历史上的伟大人物精神相接相通相对话。

中国的书画如果要振兴和创新，在形式上应该重新标举“书法经典”的高度，同时通过线条和块面的形式结构构成超越于现代和传统的“新书法观念”；在精神高度上，应该有儒道释和新世纪价值观的整合；在东方身份上，一定不能为了任何“他者”（others）而让渡自己的“文化身份”。只有把东方书法经验创化成为人类经验的艺术家，才可能成为不仅是东方艺术家，而且是世界艺术家——东方书法经验一定会成为人类经验！我们今天看毕加索等西方的大师，我敢说一句话：只要今天谁能够沉下心来在文化深层潜沉，谁就是未来的东方书法的毕加索，也是世界的毕加索。

文化衰微时代似乎都呼唤着能够力挽狂澜的大师，中国艺术的希望究竟在西方洋人还是在自我振兴呢？这个问题考验着书法理论界。王阳明说“五百年而王者兴”，他为什么不说二十五年就兴一王呢？大师是不会密集出现的，因为他们是稀有资源，是匮乏的；只有小人才会成批地出来。中国书法在艰难困苦和沉重之后仍有大希望，这有待于中国一大批书法家和理论家艰苦卓绝的思考和勤奋的创作，在一代人前仆后继守正创新，而非骂倒传统抄袭西方。那些走偏锋的书法家用自己一生的错误，告诉后人此路不通。西方大哲海德格尔以“林中路”表述之：森林中的路，有迷途、断路、绝路、引诱之路，但最终只有一条路“正路”能够到达“林中空地”。这意味着，只有那些坚持“守正”——从经典中升华出新的书法境界，“创新”——将中国书法经验逐渐世界化而成为人类的审美经验的书法大师，才真正代表了中国书法乃至世界书法的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