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百年前，在寒冷的俄罗斯，看透世事沧桑的托尔斯泰在一个风雪交加的夜晚愤而出走，于寒冷的火车站中度过了生命中最后一个夜晚。
2008年中秋月圆之夜，在南中国的某城市，一名叫罗炼的家具厂学徒留下一纸手写字条后，悄然出走，至今不知所终。他在字条里写道：“终生役役而不见成功，苶然疲役而不知所向，讳穷不免，求通不得，无以树业，无以养亲，不亦悲乎！人谓之不死，奚益！”
罗炼是一名喜欢读庄子的24岁年轻人，5年前，他带着梦想南下广东打工，先后辗转于珠江三角洲，做过保安、油漆工，跑过太阳能和房地产生意。决然出走的罗炼至今下落不明，其留下“终身役役不见成功”的绝望宣言，也留下了梦想破灭的痛苦，并由此引发了强烈的社会共鸣。然而，当我回顾历史，将罗炼的出走同托尔斯泰的出走并置在一起时，却对当代中国年轻一代的精神生态问题产生诸多感慨。
当代青年背后的虚无主义精神生态问题
托尔斯泰虽是文豪，写了那么多书，却一生都不快乐，他有很高的理想，希望实现自己宗教般虔诚的理想，将庄园分给穷人；在无法同夫人索菲亚达成共识后，82岁的托尔斯泰毅然选择了出走。但托尔斯泰是对世界彻底看透看穿后的超然，是完成鸿篇巨制后的一种洒脱。而在我看来，罗炼这个年轻人却不应该出走。
人非草木，孰能无情。我不禁想，在罗炼决心以永远消失来结束自己漂泊生涯时，他的心中是否想起了自己的家庭，自己的父母或亲友？
我注意到罗炼的日记，他对父母有愧疚，说自己“形单影只，生活在无限的孤寂之中”，从这个意义上说，他很哲学。哲人说，哲学就是化作乡愁的一种冲动。这位青年就处于这种状态。歌德在同样的年龄曾经因为失恋而想到过自杀，但他却以一本《少年维特的烦恼》引发了全欧洲其他青年自杀的浪漫狂潮，而歌德自己，却活了将近90岁。罗炼的世界摆脱不了现实枷锁的束缚，他变得已无乐趣可言，他扮演着自己的理想人格或角色，却在现实的壁垒面前屡屡受挫。从他留下的片言只语来看，他的出走不是要逃避父母亲，不是逃避某个群体，而是逃避自我，逃避自己内心的空虚。这种虚无主义情结，使他认为人生丧失了意义。
如何治疗虚无主义？这是个世界性难题。这不是一个罗炼的问题，而是千万个罗炼的问题。罗炼代表了当代青年的精神焦虑，他们渴望得到尊重，渴望得到社会认同，渴望获得自己文化身份，渴望获得自己的幸福之路，罗炼的困惑不仅仅属于自己，而是代表了当代80后，90后年轻人的共同困惑。这种困惑背后隐藏的恰恰是东西方精神生态失衡的危机。
几年前，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向全世界公布了一组数据，1945年后，也就是美国文化和西方文化统治世界的半个多世纪，全世界出现了三个百分之一：精神病百分之一，自杀率百分之一，艾滋病百分之一。
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问题？在我的印象中，西方人往往具有非常稳定的价值观、世界观，每一个人对自己的事情总有颠覆不破的、自我认定的真理，甚至有一个非常翔实，而结实的一个立场。但20世纪中叶以后，这种“稳定”随着现代性被去魅与后现代主义的出现而打破了，人们尤其是年轻人丧失了非此即彼的真理观，与此同时他们处于一种世界观形成过程当中，时代风云变幻过程中出现了形形色色的精神生态问题。按照米歇尔•福柯在《疯癫与文明》中的说法，古典时代的疯子曾经是预言家甚至艺术家，现代以来的疯子却是不合格的“现代人”，成了被遗弃和控制的一群。其实非理性的情结甚至犯罪情结在每个人内心深处或多或少都有，只不过在现代理性化体制之下，非理性的东西反而被格外放大。
如今，肉身沉重而灵魂轻飘，似乎只要肉身安定了，让灵魂飘逝也无所谓。我们可以从俄国女作家拉祖莫斯卡娅的著名戏剧《青春禁忌游戏》中感受到精神信仰危机问题：在一个风雪交加的夜晚，四个即将毕业的高中生到老师家为她庆祝生日。他们唱起了生日歌并带来了生日礼物和祝福。然而当几个孩子表明了他们真实目的——考试成绩很差而想拿到老师手中的保险柜钥匙调换试卷。女教师在震惊中加以拒绝，明白了自己所信仰的教育已经完全失败，孩子们可以撕下面具为达到自己的目的而不择手段。为了彻底从精神上击垮老师，学生们开始了丑陋的表演：喝酒、甩东西、嘲笑真理和良心、讥讽女教师的处境，男学生竟然当着女教师的面假装强暴女学生。女教师的精神防线崩溃了，她意识到整个俄罗斯教育其实培养的是一群自私自利的小市民，在这场搏斗中她唯一凭借的是人类的起码良知，可是这太单薄了。为了阻止强暴女学生，她交出了钥匙并把自己锁进了卧室。老师的悲伤欲绝使其他的三个孩子突然醒悟，他们把钥匙挂在了女教师的卧室门口。天亮了，他们发现女教师已经吊死在卧室中。这一悲剧震撼人心！
可以说，当代教育的失败、精神的无所依、价值的漂泊感和金钱至上主义，是因为现代性在强调金钱、速度和时间的同时，抛弃了人类赖以生存诗意大地和精神拯救维度所致。那么，如何重新回到精神重构的新理性，回到原初生命源头大地之上，进入意义世界寻觅向本源靠拢的可能性？这已经成为全人类的普遍问题与未来使命。
经济崛起中的不和谐：东方文化沉默无声
反观中国，三十年来的经济崛起，却在文化上产生了一定的离心力。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东方文化就是以中国为首的东方文化，长期以来，中国没有把自己的文化精神提炼出来，供人类参考，于是中国文化和西方文化的对话断了链条，产生了一系列问题。一些富人渐趋忘乎所以，一些穷人也丧失自我，一些知识者也忘掉自己铁肩担道义的天命职责。民族的精神生态出了问题。在这个意义上，罗炼这个喜欢读庄子的年轻人其实为我们留下了这样一个问题：在新世纪的中国，如何提炼出活生生的文化？究竟要靠什么来支撑13亿人的精神世界？
我很惊诧，在这个24岁年轻人留下的信中，居然有庄子的《齐物论》思想。要知道如今的年轻人先秦诸子几乎都不读，更何况较为难读的庄子？中国文化已经在整体西方化，在中国现代化的过程中出现了断裂，如今新东方如此火爆，学洋文的比学古文的人都多，母语的天平已然失衡。孔子说，朝闻道夕死可也。罗炼已经悟道了，但这个道悟得早了些，也偏了一些。罗炼这批孩子生活在东西方文化的夹缝当中，他们会接受萨特式的存在主义——他人就是地狱，他人就是狼，要拼命努力做人上之人；一方面又读了一些古籍，例如《庄子》中的逍遥游精神。但也读得不到位，起码庄子看破生死贫富的乐观主义他没有能够汲取。庄子是快乐的，就连妻子死后，庄子还鼓盆而歌。庄子没有那么忧伤或痛苦。
我不同意一些朋友把“齐死生”“等富贵”视为绝对真理。死和生是不一样的。我们每个人只有六亿分之一的可能性降临在世界上。母亲怀胎十月，历经百病千灾，使我们降生于世。疾病能夺去无数婴儿的疾病，还有车祸、兵役、瘟疫等等，好不容易长到罗炼的年纪，委实是一棵小苗、一粒种子，渐渐就能长成参天大树，为自己身边的人遮蔽风雨，进而为他人为家国做事。
归根结底，在中国文化中儒释道三者并重，儒家强调仁爱，道家注重逍遥，佛家贯穿慈悲。儒家的仁爱之心尤其重要。人生必得经历自然人过渡到社会人，再有社会人过渡到审美人，任何强行的超越或不切实际地幻想往往以悲剧告终。儒家传统中“父母在，不远游，游必有方”，罗炼母亲去世，父亲生病，更应该担负起家庭的重任。但罗炼却只看到了精彩的外面世界与贫乏的自我世界之间的反差，留下了“讳穷不免，求通不得，无以树业，无以养亲”的慨叹后一走了之。在这个技术时代，术不专功无以养亲，然一走了之，谁复尽孝？
回归人间：仁爱让人即凡而圣
回到开篇提到的虚无主义问题。虚无主义不是疾病，不能靠医生治疗，也不能靠某种外在的宗教信条诊治，只能反求诸己，修身修炼。当你的内心修炼成炉火纯青后，便能抵御人世间任何艰难困苦。从日常生活中激发大爱，爱父母，爱自己，用这种大爱将自己变得博大，“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来实现自己的理想。
我一直在想，真希望这个孩子能听到一首歌，那首临近春节就在街头巷尾传唱的《常回家看看》，那种辛酸与振奋并存的状态，才是儒家文化滋养下我们民族最可宝贵的精神品格。哪怕有千万个理由，赚钱出国抑或穷困潦倒，都应该回家看看，因为父母是我们生养死葬的根。罗炼并不自私，他的逃避源于某种文化断裂与胶着下的烦恼与焦虑，真希望罗炼能回家，在春节期间去看看自己的老父亲。在另一个时空里，也许罗炼会感恩生养死葬的大地，从逍遥当中走出来，走得更加脚踏实地，更加坚定，会战胜自我并从此变得博大，爱家人，爱群体，爱自己身边的农民工兄弟，从弱势走向强势，从内心虚无走向天地之乐。
罗炼的悲剧似乎证明了“知识无用论”。但我想：知识尤其是哲学、美学、文学，本质上就是无功利的，知识不能改变命运，它只是发自内心的体悟，是对人生有限性的体会，帮助你去发掘内心的价值。知识不能让你高人一等，却能让你自我超越。我曾经有个朋友，在文革期间被迫害，将他关进了2平米的房间，睡觉睡不直，站也站不好。一关就是八年，而他的选择呢？他要了两本书。一本是中文版马克思选集，一本是德文版的马克思选集。八年时间，他居然在2平米房间里自学了德文，出狱以后他成为了响当当的哲学家和翻译家。那个环境还不比罗炼生活着的天地还小吗？如果一个人连死都不怕，他还怕活着吗？
我们的媒体有一个误区，总拿亿万富翁或俊男靓女做例子，普通人在这种宣传面前，感觉到在巍巍高山面前，自己一个小坡怎么去生活？人要学会分步走完人生，目标太高大，徒增烦恼而已。就像我写书时，一想康德写了三大批判，海德格尔全集有42卷，自己才写了几本？自己就不想活了？但要是这么想的话，老子写了几本书？老子出关飘然西去之时，留下5000字而已，但这5000页足已顶上5000本书都不止。于是我想：以一当十，以一当百，不要好高骛远，但求点点滴滴。
人，应该好好活着。罗炼应该回家，和父母亲好好聚聚，尽尽孝心，然后养好自己的孩子，这才是为人之道，为父之道，为子之道，这才是中国人的和谐之美。希望罗炼和罗炼们能暂时放一放自己那份苦恼，来尽一份孝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