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考察媒体在社会变革中的作用，可以从媒介议程设置能力的“独立性”和“影响力”两个面向着眼。依据此标准，本文筛选出了1978年以来中国媒体推动社会变革的十大事件。通过对这十大“媒介事件”的回顾和梳理，可以清楚地看到媒体在中国社会变迁中的重要作用：它们不仅记录和折射了中国社会变迁的过程，也是中国社会变迁的重要参与者和推动者。

从1978年至2008年的三十年间，中国社会经历了巨大的社会变迁。美国社会学家汉斯•格兹和怀特•米尔斯用“社会变迁”来指代“一段时间内，角色、制度或组成一个社会结构的秩序的出现、发展和衰落方面所发生的任何事情。”（Hans Gerth & C. Wright Mills，1953：398）中国媒体在三十年间社会转型过程中无疑起着重要的推动作用。考察媒体在社会变迁中的功能与作用，笔者认为可以从媒体的议程设置能力着眼。议程设置能力大小又可以从两个维度考察：一是独立性。二是影响力。独立性指媒体凭借自身的能力设置议题。影响力指媒体的议题在社会上引起广泛反响，取得了理想的传播效果。正是依据这两个标准，笔者筛选了1978年以来的媒体参与推动社会变革的十大“媒介事件”，通过回顾这十大“媒介事件”，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中国媒体在三十年社会变迁中打下了深刻的烙印。

【关键词】媒体议程 社会变迁 媒介事件 媒介参与

一、1978“真理标准大讨论”：媒体议程开启的思想解放运动

中国的改革开放首先是从意识形态领域开始的。“经济和社会政治的变迁，经常与意识形态的转变相联系”（Schatz & Gutierrez-Rexach，2002）。 意识形态是一个复杂的观念系统，其功能在于形成社会共识，为个体或群体进行某种行动(如制度创新)提供动力。媒体的重要功能就是意识形态的供给与传播功能，它在传播新思想，形态社会共识中起着重要作用。

1978年5月11日，《光明日报》刊登题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特约评论员文章。当日，新华社转发了这篇文章。12日，《人民日报》和《解放军报》同时转载。以此为发端的“真理标准大讨论”拉开了中国改革的序幕。许多人以为，真理标准大讨论是“政治议程”而非媒介议程。但实际上，没有媒体及媒体人的自觉参与，这场真理标准大讨论不可能取得成功。光明日报总编辑杨西光在《思想解放无止境———真理标准讨论十周年感言》一文中说：“这场讨论如果没有中央一些领导同志的指导和支持，没有新闻界、理论界、科学界以及广大实际工作者的团结一致，是不可能取得成功的。”（杨西光，1999：354）

从目前我们所了解的史料来看，这篇文章的出台并非“政治策划”的结果，而更像是媒体策划的结果。1977年的二三月间，南京大学的教师胡福明写了一篇批驳“两个凡是”的文章，题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9月初，胡福明将稿件投到了《光明日报》。这篇文章引起了《光明日报》编辑的注意，正是《光明日报》的同仁敏锐地判断形势，果断地刊发这篇文章才有后来的真理标准大讨论。“《实》文从组稿、发排到修改，主要是由《光明日报》的同志完成的，决定发表的是总编辑杨西光。社会上有人说这篇文章组织来以后杨西光不敢发表，所以找了中央党校的同志来修改，并最后送请胡耀邦审查同意后才发表。这不是事实。据我所知，杨西光是横下一条心要发表这篇文章的。”（陶铠，1999：225-236）。当时《光明日报》的编辑王华强也说：“据我了解，即使此文不送请胡耀邦审看，有的媒体因此就不转载、转播，杨西光也会义无反顾地把文章在《光明日报》上发表。”（王强华，2004）可见，《光明日报》同仁在这场真理大讨论中所起到的作用之大。文章发表之后很快就遭到了严厉批评和斥责。但邓小平高度评价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讨论。可见，在改革开放的先声“真理标准大讨论”问题上，首先是媒体基于政治判断设置了这一的议程，之后才得到政治上的首肯。这一切都离不开《光明日报》等媒体的积极参与。

二、1980“潘晓讨论”：媒介议题向社会议题回归的开始

1980年代的大门是“潘晓讨论”开启的，当年《中国青年》组织的“潘晓讨论”整整影响了一代青年的人生观与价值观。“潘晓讨论”是一个典型的媒介设置的议题，媒体在设置、深化议题上表现出强大的影响力。

“潘晓讨论”（也叫“人生观大讨论”）由《中国青年》杂志社发起，《中国青年报》、《工人日报》两大报纸跟进，持续时间近半年。《中国青年》等媒体在发起、深化这场讨论中起到了重要作用。参与编辑了《一代中国青年的思想初恋---‘潘晓讨论’》一书的《中国青年》杂志编委会副主任彭明榜说：“组织讨论是《中国青年》抓重大思潮、让青年自己教育自己的一种传统方式，当时，青年中游行的口号是‘一切向钱看’，‘讲实惠’成为一种时尚。于是，它成为杂志的选题，交由编辑马丽珍主持。”但马丽珍有自己的想法，“她想从群工部收集来一摞信，多是青年人述说人生苦恼，看透社会，找不到出路等，模糊感到有一个新话题要产生。”（彭苏，2008）

潘晓来信就是《中国青年》的一个成功选题。1978年六七月份，在一次座谈会上，《中国青年》的女编辑马笑冬认识了北京第五羊毛衫厂的青年女工黄晓菊，她觉得黄晓菊的经历和思想很有代表性，便向她约稿。另一名女编辑马丽珍4月7日在北京经济学院找到二年级学生潘袆，也向他约稿。黄晓菊、潘袆的稿子交到了编辑部后，编辑部进行了融合、修改，作者署名为潘晓。在1980年5月11日的《中国青年》上，潘晓的读者来信《人生的路呵，怎么越走越窄……》正式发表。在这封信中，潘晓历数了自己受到的教育与现实相差太远所带来的困惑，引起了强烈的社会共鸣。出刊不久，编辑部开始收到读者参与讨论的来信。不足一个月就收到了两万多封信。到七八月间，潘晓讨论热到了极点，从第7期开始，《中国青年》将原来每期8页的专题版面扩大到20页，发表了许多讲述和潘晓类似甚至更为悲惨经历的来稿……“潘晓讨论”掀起的热潮远远超出了媒体的预料。在持续8期的杂志中，《中国青年》共编发了关于潘晓讨论一百多位读者的多篇稿件，约十七八万字；编辑部共收到来信来稿六万多封；讨论期间，《中国青年》的发行量由325万急剧上涨到398万。无数青年在这次讨论中受到思想的冲击和洗礼。新闻媒体在这次讨论中表现了强大的议程设置能力。一位媒体人在回顾“潘晓讨论”时如是说到：新闻媒体作为真正意义上的“公器”是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的。（张弘，2006）“潘晓讨论”的确在中国当代的媒介史上第一次彰显了媒体的社会影响力，也是中国媒体从政治层面回归到社会层面的开始，在当代中国社会及媒介变迁史上都具重大意义。

三、1987“关广梅现象”：首例深度报道引发的“姓资姓社”之争

中国的经济社会体制改革离不开新闻媒体的参与，1987年由《经济日报》报道“关广梅现象”就是一个媒体参与社会改革的经典案例。“关广梅现象”系列报道也首开上世纪80年代深度报道的先河，载入了中国新闻史册。

改革开放后，尽管新闻媒介开始加强经济领域的报道，但在八十年代，城市内的经济体制改革话题还比较敏感，很少有报纸敢做相关报道，《经济日报》却大胆尝试，从1986年下半年起，组织推出了一大批关于经济工作和生活中重大问题的深度报道和系列报道，通过大讨论的形式对城市经济改革予了支持。1987年6月12日，《经济日报》刊出了长篇通讯《关广梅现象》和《本溪市委、市政府的一封吁请信》，在全国掀起了一场商业企业实行个人承包、租赁等经营方式是社会主义的，还是资本主义的，即所谓姓“社”、姓“资”的大讨论。《经济日报》历时40多天进行连续报道，群众纷纷来信参加讨论，大大地解放了社会思想，推动了经济社会改革。时任《经济日报》评论部主任，后曾任《经济日报》总编辑的冯并在2007年接受中央电视台采访时坦言：“《经济日报》坚持参与并主导了这场中国经济改革思想解放的大讨论。我们的态度很明确，就是所有权没有变，只不过是经营权，管理层上发生变化，而且是在租赁的条件之下发生变化，租赁基本上是一种法律行为。那么在这个问题上，就谈不到姓社姓资。”（王晓倩，2008）实际上，正是这场关系着中国经济改革性质认识的大讨论，标志着中国经济体制改革进入了一个新的时期。

“关广梅现象”的深度报道从1987年6月12日到7月22日，共历时40年多天。期间，《经济日报》共发表评论员文章5篇，通讯4篇、消息7篇，关广梅本人来信1篇，小言论4篇、综述报道1篇、读者讨论稿件、信件56篇；期后，又发表跟踪抽样调查报告4篇，合计82篇。“关广梅现象”的报道也可以说是中国媒体深度报道历史的一个里程碑，它第一次显示了深度报道强大的社会影响力。这一组报道，引起国内外各界的强烈反响：全国各省、市自治区有1000多位读者来信，来稿参加讨论。美国、香港等地的华人读者也来发表见解。据不完全统计，美国、日本、苏联、港澳等国家和地区的20多家通讯社、报刊转载或评述了这一报道。国务院社会发展研究中心、商业部、国家体改委、中国社会科学院等部门在报道后派出调查组，调查研究“关广梅现象”。（《经济日报》，1987）

“关广梅现象”无疑是媒体议程设置的结果。 正是这种议程设置推动了中国的经济社会改革。媒体的社会功能表现在通过舆论引导形成社会共识，进而降低社会的交易成本，为社会行动提供认知基础，并以此推动制度创新。《经济日报》的这一次大胆尝试再次让我们看到了媒体在改革重要关头所起到的历史性作用。

四、1988“《河殇》”现象：电视媒体引发的文化反思

继“五四”以来，上世纪80年代的中国掀起了一股文化热和反思热。在80年代的思想启蒙过程中，媒体的作用不容低估。电视虽早在1958年就进入中国，但作为大众媒体的影响力是在80年代才逐步显现。1988年的电视纪录片《河殇》，在知识阶层乃至在全社会都引发了广泛讨论，电视媒体从来没有显示出如此的深度与影响力。正如论者所言：“《河殇》真正向人们展示了现代传播媒介的力量。”（斯人，1989）

《河殇》是中央电视台制作的六集电视纪录片，于1988年6月11日至28日在中央电视台播出，8月15日至21日又重播。该片对五千年中华文明进行了“现代性”诠释和梳理，从对中国传统文明的反思和批判入手，提出了华夏文明是“黄色陆地文明”，西方文明是“蓝色海洋文明”的观点，迂回地主张“全盘西化”和“私有化”，主张学习西方，既要补资本主义的课，也要补“民主与科学”课。 该片播出之后，在知识分子中和校园中引发了“河殇热”，包括学生在内的各社会阶层积极讨论中国未来的发展与出路。

《河殇》既是中国现当代思想史上的重要事件，也是中国电视史上的重要事件。它不仅第一次展示了电视媒体广泛的社会影响力，也让我们看到了电视媒体深度的一面。总撰稿人之一苏晓康说，《河殇》的编导者试图通过把理论思想信息大剂量地引入荧屏，与国人共同思考这样一个问题：“在二十世纪改革的大风险面前，我们将准备怎样的勇气、胆识和反省意识”？（石水，1989）他通过一个政论化的电视节目来传播这一思想，这无疑是一种新的启蒙形式。《河殇》顾问之一金观涛说：“《河殇》所进行的新的创造，属于新的文化运动，以往的思想启蒙运动传播的媒介全部是文字、书报、杂志。目前中国正好碰到了‘五四’以后又一个伟大的启蒙时代，它恰好以电视形式干预进来，使整个民族一起通过这一媒介共同创造新文化，来反省历史。”（石水，1989）的确，从《河殇》开始，中国电视媒体第一次以如此的广泛影响力，如此的思想深度有力地干预了现实，搅动了社会的思维神经。《河殇》的播放给全国知识分子和广大电视观众带来了巨大的内心震动，在政府高层也引发了“民族主义”与“全盘西化”的意识形态之争。由于电视媒体的介入，这个纪录片及其引起的讨论将八十年代的文化反思推向了高潮。“《河殇》专题片播出了，‘黄色文明落后论’在与‘蓝色文明’在的对比中问世了。不管其后如何禁播，也不管官方批判如何激烈，这一观念都无可遏制的弥漫了整个中国。”（崔文华，1988）

无独有偶，2006年11月13-24日，中央电视台播放了12集电视系列片《大国崛起》，可以看作是《河殇》在新时代下的“续曲”。和《河殇》一样，《大国崛起》一经播出就引发了极为热烈的讨论。 相隔二十多年的这两次文明论争，显然不是政治议程设置的结果，而是媒体议程的影响所致。包括媒体知识分子在内的知识界和传媒界在这一思想讨论中起起到了重要作用 。

五、1991“皇甫平”评论：舆论导向与改革观念的交锋

改革开放的进程充满险滩急浪。1989年的政治风波差点使改革中途夭折。改革如何走下去？在这一重大历史问题上，媒体再一次充当着一个“谏言者”的角色。1991年，由四篇“皇甫平”评论文章引发的一场思想交锋，搅动了舆论场。

“皇甫平”本名周瑞金，当时《解放日报》的党委书记，正是由于周瑞金的自觉努力，《解放日报》成为名副其实的中国思想解放运动的重要阵地，“皇甫平”这个名字也因此成为中国改革开放进程中一个响亮代名词。1990年底，邓小平关于“社会主义也有市场经济，资本主义也有计划控制”等一系列讲话让周瑞金敏锐地意识到了时代发展的动向，作为媒体人的他觉得必须用自己的笔为改革开放鼓与呼。1991年2月15日（辛未羊年正月初一），《解放日报》在头版发表署名“皇甫平”的评论：《做改革开放的“带头羊”》，3月2日，第二篇“皇甫平”的文章《改革开放要有新思路》发表，3月22日，第三篇“皇甫平”文章《扩大开放的意识要更强些》发表，第四篇“皇甫平”文章《改革开放需要大批德才兼备的干部》于4月12日见报。四篇文章相互呼应，形成了一个鲜明推进改革的完整的舆论先导系列。

这组文章的出台，尽管是循着政治气候而作的，但周瑞金及《解放日报》在其中所扮演的重要角色不容忽视。实际上，这一组文章发表前并没有送审。周瑞金回忆道：“1991年4月23日，我以报社总编室名义给市委写了一个报告，并亲笔给当时市委三位负责同志写了一封信，详细汇报了文章组织及发表的过程、北京及全国各地读者及理论界的反应等。当时市委三位主要负责人批阅了报告，他们没有批评文章本身，只是对文章发表事先没有送审提出意见。对此，我作了自我批评，承担了责任。”（周瑞金，2008）可见，皇甫平的系列并非政治授意写出来的，而是媒体工作者基于自身的信念及对形势的判断而写的，之后才成为一个政治议题，与政治议题合而为一。从媒体与社会变迁的关系角度看，《解放日报》“皇甫平”系列文章发表的意义就在于它在政治层面的声音发出来之前，已在社会上造成了很大的舆论影响，让各种声音得以表达、交锋，在当时的政治形势下，围绕这一问题形成了一个“观点的自由市场”，成为思想解放运动的先声。这对于改革开放的推进至关重要。正因为如此，在1992年上海和全国的好新闻评奖活动中，“皇甫平”系列评论以高票无可争议地获得了一等奖。

2004年8月，“郎旋风”的刮起拉开了改革开放第三次论争的序幕。这场争论通过网络等媒介上升为全社会广泛参与的一场关于改革开放何处去的大讨论。2006年春节后，“皇甫平”再次以一篇题为《改革不可动摇》的文章引起海内外广泛关注，之后，“改革不可动摇”的观点再一次得到政治高层的肯定，这和媒体的舆论导向显然有着某种重要的关联。

六、1994“焦青天”来了：“中国特色”舆论监督之路的开启

1994年4月1日《焦点访谈》节目的诞生不仅是一个意义深远的媒介事件，也是一个意义深远的社会事件。十几年来，《焦点访谈》以它的四千多期节目，走出了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舆论监督之路。国家领导人曾亲自过问《焦点访谈》报道的问题并督促查办，而成千上万的中国民众更是把《焦点访谈》视为自己利益的代言人。一个电视栏目能如此深刻地影响到一个社会的方方面面，这在中国乃至整个世界新闻发展史上都是罕见的。

“焦点访谈现象”是转型期中国社会所特有的媒介奇观。解读这一现象，可以看出其具有的丰富的政治社会学内涵。90年代以来，中国社会的各种社会矛盾迅速积压，在现有的社会体制内，“下情上达，上情下达”都十分困难，转型社会政治沟通渠道不畅的问题较之以往更为突显。《焦点访谈》栏目的推出无疑起到了这样一个“揭示矛盾，化解民怨”的作用。正如敬一丹在解释《焦点访谈》的定位时所言：“我国正处于社会转型期，大量失范行为，腐败现象的发生，各个阶层的群众自然对此拥有一定的知情权和发言权，非常希望找到一个公开表达自己内心真实想法的地方，而《焦点访谈》无疑在一定程度上满足了群众的这一愿望。”（梁建增，2002：166）它在中国缺乏制度化的政治沟通渠道的情形下，起到了一个政治沟通的功能。通过这样一个媒介渠道，官民社会得以沟通，一些社会问题得以暴露出来并得以解决，有效地缓解了社会矛盾。其所承担的政治与社会功能并非一般的电视栏目所能比拟的。

《焦点访谈》既媒体人追求媒体创新的一种努力，同时也是适应政治发展需要的产物，是媒体人自觉的将“为受众服务”和“为党和政府服务”相统合的结果。在1994年《焦点访谈》创办之初，新闻评论部主任孙玉胜曾这样表达这个栏目的定位：“《焦点访谈》要突出舆论监督的特色，不过有一点必须明确，尽管我们是做舆论监督的，但是我们的位置要摆得非常正，我们不能以在野党的位置来看待监督出来的问题，向政府发难；也不能像时下粤派比较流行的‘生猛海鲜’，搞得那么‘生猛’，过把瘾就死。而是要本着一种建设者的思维，抱着解决问题的态度帮助政府来工作，绝不是添乱。”（梁建增，2002：10）《焦点访谈》就是围绕这一节目定位展开运作的，在选题上它遵循着三个原则：“领导重视”、“群众关心”和“普遍存在”，这使它成为联系政府和群众的一个媒体纽带。正是从《焦点访谈》开始，中国电视新闻媒体在政治与社会变迁中所起到的作用才越来越大。《焦点访谈》因此成为有中国特色的政治传播媒介。在中国的政治发展与社会变迁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七、2001“南丹矿难”：首例媒体揭露的重大灾难事故

2001年的广西“南丹矿难”是中国社会变迁中一个重大灾难事件，与之前许许多多的灾难事故不同，“南丹矿难”是建国以来首个由媒体独立揭露的矿难事故。没有媒体锲而不舍地探求事实真相，这一黑暗一角将永远无从揭开。从媒体发展的历史看，南丹矿难也成为调查性报道和舆论监督的一个典型范例，媒体的“环境监测”功能再没有比这一次事件表现的更为鲜明。

2001年7月17日，广西南丹大厂矿区下拉甲坡矿出现透水事故，造成81名工人死于非命。事发后，南丹县的主要领导与矿老板竟恶意串通，长达半月之久瞒报矿难消息。一周后，广西新闻界开始前往调查，但当地的政府部门一律三缄其口，最早到达矿区暗访的记者甚至遭到武力追杀。7月下旬，互联网上首次以“据传”、“据不愿提供姓名的人士透露”等方式批露了南丹“7.17”事故。一时各路记者云集南丹，人民日报、广西日报、广西电视台等媒体也纷纷以内参形式将南丹事故向高层领导反映。顶着矿区打手的刀和枪，顶着某些政府部门的冷脸和白眼，报纸、电台、电视台、网络的各路新闻记者发挥各自的优势，终于全力用手中的笔揭开了矿难黑幕布一角。

“南丹矿难”让我们看到了媒体在揭示社会真相上的力量，让我们看到了媒体专业主义精神的彰显，同时也让我们看到了媒体的智慧。新闻“异地监督”开始成为媒体对付“黑幕”的重要武器。南丹矿难发生后，广西媒体受到限制，但通过联合外地媒体，事实真相最终得以批露。《羊城晚报》接到消息后，组织发了一个整版的关于“南丹矿难”前期调查的报道，将南丹发生特大矿难而且瞒报的事实披露出去，引起举国震动。与此同时，人民网记者庞革平等人也以集体笔名“任桂瞻”（意即《人民日报》广西记者站）也开始在人民网上发稿，一鼓作气推出了150 篇报道，和10余篇述评，大大扩大了事件的影响力。（赵世龙，2004：153）

“南丹矿难”的真相最终得以昭告天下，几乎完全是媒体进行舆论监督的结果。据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负责人证实，媒体揭露的南丹特大矿难,是我国第一例首先由新闻记者揭露的重大灾难事故。这次舆论监督的意义还在于它促进了中国国家安全生产法的立法进程。2002年6月29日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就是一部凝聚着包括南丹矿难深刻教训在内的新法典。“南丹矿难”让我们看到了中国媒体的独立性及其影响力的强大，在重大突发灾难事故中，媒体的议程设置能力第一次显得如此强大。实际上，在这之后的历次重大灾难事故中，我们总能看到媒体的身影，尽管困难重重，媒体揭露事实真相的努力从来没有停止过，一次又一次地将转型社会中的各种问题呈现在社会面前。

八、2003“孙志刚之死”：媒体监督与社会互动终结一部恶法

2003年的“孙志刚案”注定要成为中国社会法治化进程中的一个重要“关节点”。孙志刚案的意义已同公民权利、社会正义紧紧地联系在一起，而这一切，都始于一篇叫《被收容者孙志刚之死》的深度报道。

2003年3月17日,就职于广州一服装公司的大学毕业生孙志刚逛街时因“未携带身份证件”,被广州市黄村派出所带回讯问并以“三无人员”的身份被转送到市收容遣送中转站，在收容站内被毒打致死。4月25日，《南方都市报》以《被收容者孙志刚之死》为题，首次披露了孙志刚惨死事件。次日，全国各大媒体纷纷转载此文，并开始追踪报道。孙志刚案遂成为社会焦点，媒体报道形成了强大的舆论场，最终促使政府相关职能部门深入调查并严厉查处“孙志刚案”，并最终废除了《收容遣送制度》。“孙志刚案”遂成为中国法治社会进程中一个具有标志性意义的媒介事件和社会事件。

“孙志刚案”无疑是媒体监督与社会互动结合作用的结果。在这一事件中，媒体、法律工作者、公众、政府形成了一个良性的互动，正是这种“互动”终结了一部恶法，也使“孙志刚案”成为我国媒体监督与社会互动的经典案例。媒体的介入和参与无疑起着关键作用。孙志刚案最初得以呈现在世人面前并引起世人关注，完全是基于媒体对这一案件新闻价值的判断。没有媒体独立的议程设置，就不会有孙志刚案的深远影响。《被收容者孙志刚之死》的采写者陈峰描述自己的写作动机：“那是一个很偶然的机会，我常去一个名叫‘西祠胡同’的BBS，这个大BBS里，有一个小的讨论区‘桃花坞’，里面有很多来自全国各地媒体的朋友。孙志刚死在广州的消息，最早就是被一位北京学传媒的研究生——一个非常善良的姑娘在这里公布的。她说一个同学的同学，莫名其妙地死在了广州，家人正在四处奔波想弄明白原因。不知道这则消息为什么没有别人追问，但是出于一个记者的习惯，我还是打电话与那位研究生联系。”（陈峰，2005）就这样，陈峰后来做出了那篇影响深远的深度报道《被收容者孙志刚之死》。这篇深度报道堪称当代新闻史上的经典。回顾孙志刚案，可以说，如果没有媒体的引导，没有借助于媒体形成的理性的公共讨论，就不会有收容遣送制度的废止。但我们也该看到孙志刚案也绝非媒体或社会对于国家的完胜，因为媒体所呼吁的违宪审查机制被回避了，人大常委会的审查程序也似乎不了了之。正如论者所言，在这一事件中，“国家在公众舆论面前是有策略有限度的退让回应，背后依然隐含着其更为强大的一面。公众舆论在展示其巨大力量的同时，也展示了它的力量的限度。”（龙欢，2007）

九、2005“超女旋风”：首次全民参与的电视娱乐

2005年，湖南卫视的超级女声创下了中国传媒史上的奇迹。900万短信投票，4亿观众的狂热追看，平面、电视、网络媒体“海陆空”式的全面跟进，使超级女声成为中国历史上首个全民参与的电视娱乐节目，其本身的意义远远超出了“娱乐”二字。

《超级女声》一定程度上改变了我们的和文化生态和社会生态。其意义首先在于它最大限度的开放了大众的参与，使电视真正成为一个“草根媒介”。“超级女声” 承载了平民阶层的梦想，其的突出特点在于打破了原有的选秀程序，不问出身、年龄，专业资格，人人都有机会。“平民性”、“草根性”与“个人主义”通过这档娱乐节目有机结合起来。

其次，《超级女声》的意义还在于它解放了女性的身体和我们的审美观念，塑造出了一批全新的娱乐偶像和一种全新的娱乐精神。《超级女声》的出现无疑重新定义了电视媒体的角色与功能。它的“去政治化”、“去道德说教”的娱乐精神既满足了物质丰富时代人们的精神需求，也为渴望成功的平民百姓提供了一个自我实现机会和舞台。它的出现，昭示着“政治挂帅”时代的远去和“娱乐至上”时代的到来。

第三，《超级女声》的意义还在于其形式上的“民主外壳”(海选+PK)使它具有了深刻的社会学内涵，在政治和文化领域引出了诸多争议。评论家朱大可认为：超级女声以“拇指投票”（手机投票）的方式开了“文化民选”的先河。它首次允许民众参选、投票和建构自己的偶像体系。（朱大可，2005）当然，也有学者以“民粹式民主”来形容“超级女声”的“投票选秀”，（许纪霖，2005）而以低俗化、商业主义与权力的合谋来指责超女的就更不在少数。

娱乐毕竟是娱乐，娱乐永远不是政治。然而因为超级女声的商业化行为而否定其社会象征意义，显然也失之简单。“超女”的游戏规则与内含的个人主义、竞争主义已经远远溢出娱乐，而渗透到社会的方方面面。“海选”、“PK”这些名词已经远远溢出了娱乐领域。《超级女声》表现了大众传播媒介超强影响力，其意义还在于它推动了中国电视媒介的改革与创新。“超女”在全国范围内推动了电视真人秀的升温。“我型我秀”、“加油好男儿”、“梦想中国”、“绝对唱响”、“第一次心动”等走的都是这条路线，将娱乐和商业主义、成功的欲望、竞争的理念及民主的评判统统结合在一起，使娱乐节目呈现出一种复杂的光谱。这些节目的出现一方面加剧了精英们所批评的文化“低俗化”，使社会心理进一步功利化与粗鄙化，但另一方面也营造出一种竞争、参与、民主的理念与精神，这种复杂的文化图谱对于中国社会心理、价值观念的变迁将起到重要的影响作用。

十、2007“华南虎”事件：网络媒体与公权力的博弈

“华南虎事件”被国内外诸多媒体评为2007年度“最焦点的社会新闻”不是偶然。不论从中国媒体发展的历史来看，还是从中国公民社会的成长来看，华虎事件都是一个重要的标志性事件，网民及网络媒体的议程设置能力得到前所未有的体现。

2007年10月12日，陕西省林业厅公布了安康市镇坪县城关镇文彩村村民周正龙用数码相机和胶片相机拍摄的华南虎照片。数小时后，质疑虎照真伪的帖子出现在色影无忌论坛。围绕着照片的真假，媒体、专家、公众质疑的声音从网络上汹涌而起。

自2003年孙志刚事件开始，网络就开始发挥它在重大公共事件中的作用。而2007年的“真假华南虎事件”中，网民及网络媒体的影响力更加空前巨大，可以说华南虎事件就是一次网民与公权力的博弈。“从虎照面世，到被质疑、被追究，乃至一步步逼近真相的过程，可以让我们看到，过去一直肩负议题设置和追究真相之责的媒体，在很大程度上已经将上述责任让渡给了以网络为工具和传播平台的网友，以及网友背后为其提供动力和支持的民意。”（郭赫男、颜春龙，2008）网络的存在一方面使分散的公众更加容易集结，形成一个公开的舆论场，也使人们能够集中利用全社会的知识资源和信息资源，提供事实、思想意见和技术论证。在这个意义上，华南虎事件其实是一种“网络公共新闻”，充分体现了“公民新闻”的本质特征。“此时，公民新闻从新闻联系公民，演化为公民参与新闻，再演化为公民支配新闻。”（杜骏飞，2008）

华南虎事件也充分体现了媒体议程对政府议程的博弈与颠覆，彰显了媒体的独立性与影响力。这一事件的最初议程是政府部门来设置，陕西林业部门希望通过媒体的传播，让社会知晓其发现华南虎的事实。不过，媒介议程很快就突破了政府议程的设置与控制，当网络上的质疑声音出现后，在媒体的引导下，公众的注意力已不再集中于发现华南虎的事实，而是集中于“虎照是否真伪”，之后演变为“谁在撒谎”、“有无腐败”、“政府的公信力”等议题上来。可以说，华虎照事件是媒体在理性和责任感的驱动之下，一场对事实真相、更是对公权力的不懈追问。

2008年6月29日，陕西省政府终于对外公布了关于“华南虎照片事件”的调查处理情况。卷入此事件的13名政府机关相关人员受到行政处分。9月27日，虎照造假者周正龙涉嫌诈骗罪和非法持有弹药罪两罪并罚，获刑两年零六个月。事情至此似乎已尘埃落定，但对于“周正龙是否顶包，是否有幕后黑手”的疑问与进一步的真相追查仍在继续，可以想象，网络、传统媒体及其他社会阶层的互动将继续下去。网络的力量、媒体的力量、公民新闻的力量还将在中国社会的变迁与转型扮演更加重要的角色。

C.赖特•米尔斯说：“要想理解小环境大结构之间如何相互作用，理解在这些有限环境中起重要影响的大事，我们就得处理历史资料。”（C.赖特•米尔斯，2005：154）对历史事件的疏理往往能为我们理解当下提供了有益的视角。1978以来三十间的“十大媒介事件”不仅折射了中国社会变迁的过程，也为我们理解社会变迁的内在机制提供了启示。改革开放三十年的历程实质上也是中国社会转型的过程，在这一社会转型过程中，媒体通过议程设置，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与影响力。“十大媒介事件”就是这一历史进程中的十个“关键节点”。随中国社会变迁进一步加剧，已植入于社会结构中的媒体还将继续发挥重要的影响力，继续扮演中国社会变迁的记录者、参与者以及推动者的重要角色。

（作者简介：潘祥辉，男，1977年生，浙江大学传播研究所博士后，浙江传媒学院教师，主要从事媒介社会学研究。）

[参考文献]

[1]Hans Gerth & C. Wright Mills(1953).Social Change: The Advent and Maturation of Modem Society .London: Routledge.

[2]Mills, C. W(1959). The sociological imagination.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3]Schatz & Gutierrez-Rexach(2002).Conceptual Structure and Social Change: The Ideological Architecture of Democratization. Westport, CT: Praeger.

[4]杨西光(1999).思想解放无止境——真理标准讨论十周年感言.载光明日报50年丛书：光明日报历任总编辑文选.北京：光明日报出版社.[Yang xiguang (1999). Emancipation endless — speech on the tenth anniversary of the criterion of truth. Guangming Daily 50 Anniversary Series: The Former Editor-in-chiefs of Guangming Daily Selected Works. Beijing: Guangming Daily Publishing House.]

[5]王强华(2004).我所了解的“真理标准”一文发表经过.炎黄春秋，(8).[ Wang Qianghua(2004). What I know about how the article of "truth standard" was published. Annals of Chinese (Yanhuang Chunqiu), (8).]

[6]陶铠(1999).光明日报与真理标准讨论.北京：光明日报出版社.[Tao Kai(1999). Guangming Daily and the discussion on the criterion of truth. Beijing: Guangming Daily Publishing House.]

[7]彭苏(2008).28年“潘”+“晓”.南方人物周刊，(2).[ Peng Su (2008).28 years "Pan" + "Xiao". Southern People Weekly，(2).]

[8]张弘(2006).《中国青年》：那一场人生观大讨论.新京报，2006-11-23.[ Zhang Hong (2006)."Chinese Youth": the great debate of philosophy about life. The Beijing News (Xin Jing Bao)，2006-11-23.]

[9]王晓倩(2008).关广梅：姓“社”还是姓“资”.扬子晚报，2008-05-12.[Wang Xiaoqian(2008). Guan Guangmei: Whether it is named after "Socialism" or "Capitalism". Yangzi Evening News，May 12.]

[10]斯人(1989).从《河殇》看传播.新闻记者，(2).[Siren(1989). To View the Communication From "River Elegy". Shanghai Journalism Review,(2).]

[11]石水(1989).关于河殇.中共山西省委党校学报，(1).[ShiShui(1989). About “River Elegy”. Journal of the CPC Shanxi Provincial Committee Party School,(1).]

[12]崔文华编(1988).海外《河殇》大讨论.黑龙江：黑龙江教育出版社.[Cui Wenhua(1988). The great debate of "River Elegy" in overseas. Heilongjiang: Heilongjiang Education Publishing House.]

[13]周瑞金(2007).1991：思想交锋的难忘之年.经济观察报，2007-08-12.[Zhou Ruijin(2007).1991: Unforgettable year of the confrontation of ideas. Economic Observer Newspaper, August 12th.]

[14]梁建增(2002).焦点访谈红皮书.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Liang Jianzeng(2002).Red Book of Focus Interview. Beijing: Culture and Arts Publishing House.]

[15]赵世龙(2004).南丹矿难：个案剖析新闻战.载调查中国——新闻背后的故事.北京：中国方正出版社.[Zhao Shilong(2004). Nandan mine: Case Analysis of the news war. Probing China — the story behind the news. Beijing: Chinese Fangzheng publishing house.]

[16]陈峰(2005).一切发生在意料之外——孙志刚事件采访记.今传媒，(3).[Chen Feng(2005). All occurred in the unexpected — Notes of my interviewing in the Sun Zhigang case. Today’s Media，(3).]

[17]龙欢(2007).公众舆论:国家与社会的互动——孙志刚事件的再分析.社会科学论坛，(3).[Long Huan(2007). Public opinion: the national and social interaction — re-analysis of the Sun Zhigang case. Forum of Social Sciences，(3).]

[18]许纪霖(2005).戳穿“超女民主”的神话.南方都市报，2005-08-29.[Xu Jilin(2005). Expose the myth of "Super Girl democracy". Southern Metropolitan Newspaper(Nanfang Dushi Bao)，2005-08-29.]

[19]郭赫男，颜春龙(2008).“华南虎事件”的传播学意义解读.新闻知识，(3).[ Guo Henan, Yan Chunlong (2008). Interpretation of the communication significance about "South China Tiger Incident". Journalism Knowledge, (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