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年轻时候曾经想当个教员，在77岁时还对斯诺说“我历来是当教员的，现在还是当教员。”在毛泽东诞辰110周年之际，把他从神圣的祭坛上请下来，不是只宣扬他的丰功伟绩，而是认真思考总结其一生的奋斗、指挥、工作、领导经历，回过头来看一看、想一想、问一问，他的哪些决策是最佳的，哪些是次优的；哪些决策是正确的，哪些是错误的；哪些是英明的，哪些是荒唐的；哪些是正常的，哪些是反常的；给我们在世的各位同志当个全面的（包括正面和反面）教员，从而使中国今后发展的道路更少一些曲折，更多一些顺利；更少一些代价，更多一些成绩。在此提出22组共110个问题，权作引玉之石。
一、毛泽东33岁时对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是否马克思主义、唯物主义的？这些观点和方法对以后的革命是否有非常强的指导作用？这种分析方法以及诸如“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类问题在经济建设时期的现在还适用吗？如果不适用，为什么？如果适用，用来作什么？
二、毛泽东34岁时对湖南农民运动的考察是深入的、其《考察报告》是很革命的吗？民主革命时期必须要发动农民、依靠农民、搞农民运动吗？我国现在的“三农”问题还具有严重性吗？现在的农民还要不要“发动起来”、“组织起来”？“三农”问题的解决最终是靠政府，还是靠农民自己？
三、中国无产阶级革命为什么不能从城市发动并取得胜利？当时年青、弱小的共产党与强大、正统的国民党就是不能正常对话与合作吗？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井冈山之路是中国革命成功的唯一道路吗？中国的政治文化就是“有我无你”、“你死我活”、“唯我独尊”吗？新中国成立后的继续革命之路和经济建设之路对这条成功的革命之路有没有路径依赖？
四、遵义会议确立了42岁的毛泽东在党内的领导地位，这是“优胜”选择的结果吗？后来的实践证明毛泽东确实是军事和政治的“天才”领导吗？他对根据地的经济建设是否也是天才的领导、也有巨大的贡献？他的绝对权威是什么时候树立起来的？这此后他掌权期间还有没有召开如同遵义会议那样实行“优选”的会议？
五、毛泽东44岁时所作的《实践论》和《矛盾论》是他的代表性哲学著作吗？其中的 “实践”、“认识”、“感性”、“理性”、“对立”、“统一”、“内因”、“外因”等主要观点和论断现在还有没有现时意义？目前中外有哪些新的哲学理论是对它们的继承和发展？哪些理论可以否定或代替它们？已经有八十多年历史的中国共产党还会重复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的错误吗？
六、经过艰苦卓绝的二万五千里长征，毛泽东领导的陕北根据地是否成为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中心？毛泽东关于反对“速胜论”和“亡国论”、提出“持久战”的论断以及对西安事变的方针态度是明智、策略和远见卓识的吗？西安事变后的国民党政府在抗日战争中究竟起着多大作用？日本侵略与中国反侵略对日本及国民、对中国及国民产生了怎样深远的影响？抗日战争的胜利使得中国、中国共产党及毛泽东本人的地位有多大提升？
七、武装斗争、统一战线、党的建设是中国共产党克敌致胜的“三大法宝”是完全正确的吗？武装斗争就是“打外敌”、统一战线就是“合友力”、党的建设就是“练内功”，这样概括可以吗？这是否要以正确认识、区分敌人和朋友为基础和前提？现在国内建设和国际外交中如何扬弃性继承和创造性运用这些经验？我们现在做的有哪些成绩、还有哪些欠缺和不足？
八、毛泽东倡导的理论联系实际、密切联系群众、批评自我批评是共产党的三大优良作风吗？它们在革命战争中起到了什么重要作用？它们在如今的经济建设时期还有没有现实意义？群众中流传的“理论联系实惠、密切联系领导、表扬与自我表扬”确实反映某些部门的实际情况吗？这种作风与“官本位”是何关系、该如何克服？
九、毛泽东49岁时主持的延安整风确实大大加强了共产党的领导吗？整风期间“团结——批评——团结”的方针得到完全贯彻执行了吗？它对党的民主集中制建设有何长期和深远的影响？对党的知识分子政策的制定和执行有何重大影响？他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上的讲话》的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是什么？
十、毛泽东52岁时代表共产党到重庆与国民党蒋介石谈判了43天，能否争取到更好的结局？为了国内的团结、和平与民主，共产党与国民党争斗了28年，最后的大摊牌、大决战是绝对不可避免的吗？当决定性的三大战役和渡江战役全部胜利后，能否阻挡住蒋介石逃往台湾之路，或者一鼓作气把台湾拿下来？如果国民党在台湾继续掌权是否就不会发生“台独”问题？对民进党搞“台独”、“公投”，能否通过宣传发动台湾民众和平而又成功地阻止住？
十一、土地改革把地主的土地分给贫农，它的革命性、合理性与合法性到底怎样，革命性与合法性如何对立统一？它比抗日战争时期的“减租减息”妥协性是否小些、对抗性是否大些？土地改革的性质是新民主主义的还是社会主义的？它对新中国以后的土地政策有何直接或间接的影响？农民的土地既然是新政府给的，那过一段时间新政府再收回去成为集体或国家的，农民还有权利阻挡或能够挡得住吗？
十二、朝鲜战争初期不可控、不可知和不可测的成份有多少、有多重？我国政府决定派志愿军出兵抗美援朝是经过中央集体充分讨论和深思熟虑的吗？中国的军事行动能否更少些、外交手段能否更多些？中国志愿军的牺牲代价能否更小些、胜利战果能否更大些？当时国家民族利益和国际主义道义的考虑怎样综合平衡会是更佳的选择？
十三、新中国初期对农业、手工业和私营工商业的公有制改造是实行国家工业化的必由之路吗？国家工业化除此之外有没有别的如经济杠杆调控和用法律约束的道路可走？这种改造是符合社会经济发展规律、还是仅符合当时社会政治发展的要求？它们当时的成功对以后的社会经济发展奠定了怎样的基础？现在大量的国有企业效率低下、需要改制是不是那时的后遗症？
十四、毛泽东64岁时发动的整风反右运动其实质是什么？他真的忘记了他自己多年来一直强调的“容许不同意见”、“兼听则明”、“言者无罪”等信条了吗？那么多人被打成“右派”、被长期专政，对社会发展和经济建设造成多大的危害？他个人认定的社会主义道路肯定就是真正的社会主义道路吗？新中国的宪法为什么不能切实保护国家公民合法权益、共产党的民主集中制为什么不能有效制止领导者个人独断专行？
十五、毛泽东65岁时提出的“总路线”为什么不说“建设祖国” 而说“建设社会主义”？他发动的“大跃进”、“人民公社”是不是“搞早了”、“搞糟了”？为什么即使象彭德怀那样的革命功臣提不同和反对意见不能成为合法的“反对派”而只能沦为无产阶级专政的“阶下囚”？毛曾自比秦始皇，新中国的“主席”与两千年前的皇帝有哪些本质上的相通和不同之处？三年困难时期中国非正常死亡几千万人，经济处在崩溃边缘，主要领导人应该承担什么行政责任和法律责任？
十六、与“人非圣贤，孰能无过”一样，人非圣贤，孰能无私？提倡“为公”精神难道不应该建立在维护个人正当权益的基础上吗？大力鼓吹“无私”的人自己真实相信、真能做到、真正是出于“无私”的目的吗？毛泽东号召“纪念白求恩”、“向雷锋同志学习”，真的是自命为圣贤、并想把群众提高成“毫无自私自利之心”、“六亿神州尽舜尧”吗？如果“思想改造”和后来的“狠斗私字一闪念”搞成“人人无自信”、“人人只自危”、“人权尽丧失”，这样塑造的人格、人性是正常的还是扭曲的、健康的还是病态的？
十七、毛泽东60岁时对“两类矛盾”的划分是法律性的还是政治性的？他说要“百花齐放”，又只要“香花”，锄去“毒草”，其具体标准由谁来掌握？他说要“百家争鸣”，又说只有“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两家，最后结果是否只有他“自己一家”、别无分店？如果一说“民主”必先强调“纪律”、一说“自由”必先强调“集中”、一说“人性”必先强调“阶级”，是否导致那时民主集中制“四个服从”实际执行的结果就是最终让大家都服从他一人？“自由”、“民主”、“真理”有没有普遍的独立的意义、应不应该加以广泛的普及宣传教育？
十八、毛泽东73岁时亲自发动和领导的“文化大革命”是“历史的必然”吗？当年“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两个司令部”斗争与“革命造反”的理论和实践是毛泽东一时冲动的产物还是内心真实的思想？“横扫一切牛鬼蛇神”、“触及人们灵魂的大革命”等惊心动魄的标语口号给当代人的打上了怎样的心灵烙印？毛泽东与陈伯达、与林彪、与江青等“四人帮”的关系并与整个运动的关系讲清楚了吗？如何全面、客观、公正地评价当年的“红卫兵运动”？
十九、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是为了接受“再教育”改造自己、是为了战天斗地改造农村、还是主要解决城市青年就业问题？一代人的青春时光和知识尊严受到了怎样难以忍受的践踏和蹂躏？多少家庭的平静生活和团圆岁月被搅和得残缺不整或踪影全无？后来的返城运动是对上山下乡的彻底否定还是螺旋式发展？城市与农村究竟应该是一种怎样的良性互动关系？
二十、毛泽东对民主党派的“长期共存、互相监督、肝胆相照、荣辱与共”方针真正实行了吗？十年动乱期间这些民主党派都在哪里、都干什么去了？他们为何不能阻挡住在常人看来明显的倒行逆施、又如何“荣辱与共”？要真正切实做到有效的“互相监督”，各方面需要哪些主客观条件？这些必要、充分条件又如何创造出来？
二十一、《党章》确定的“毛主席最亲密的战友、最可靠的接班人”林彪转眼之间变成要谋害他“三忠于”、“四无限”的“导师、领袖、统帅和舵手”的杀手，这个一百八十度的转弯对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的思想观念究竟造成了怎样的混乱和澄清？80多岁的毛泽东刚启用邓小平工作、全面整顿不久又反击“右倾翻案风”，再把邓小平拿下去，此时的他还有清醒明智的执政头脑和驾驭全局的执政能力吗？他挑选的“你办事，我放心”的接班人只让他一个人放心就可以胜任吗？即使是“四人帮”的垮台不也是“宫廷政变”式的结果吗？国家新领导人的产生应该需要怎样公开、公正和法定的程序？
二十二、毛泽东自己最得意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 的理论导致全国范围、空前程度的十年浩劫，其意义、代价和恶果到底有多大？为什么新中国建立二十七年都未建立起一个长治久安的秩序？十年动乱所带给后人的经验、教训都总结得足够了吗？巴金老人极力主张建立的文革博物馆到底要不要建、能不能建、到何时才建？现在的青年一代要不要对我国的文革历史有所认识、应该有什么样的概念和认识？
2003年12月20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