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大部分关于地缘政治的讨论，均设想我们只能在单边主义和多边主义这两种维持全球秩序的策略之间作出抉择。这些讨论不理会世界民主运动的力量，不理会它们的控诉和它们的建议。但这些运动却对地缘政治和全球秩序的诸般可能性具构成性∕制宪的影响力。我们有必要返回地缘政治历史的某个时刻，去回顾它是怎么发展起来的，今天又如何陷入危机之中，还有在策略方面它给诸众提供了什么样的可能性。

地缘政治的危机

现代地缘政治产生在欧洲，它并在以下的意义上成了现实政治的一个显著领域：被封闭在自身狭小版图里的欧洲民族国家却在全球的广阔空间里开展出实际的权力关系。吊诡地，因为欧洲的政治传统将欧洲想象为极限的地平线，（亦即日落之处的“西方”，土地的尽头【原文为拉丁文】），它便声称要将其政治投射到全世界。欧洲必须摆脱自己的界限。从荷马的爱琴海到哥伦布的大西洋，空间的元素一直都在欧洲的自我定义（无论这一定义是从扩张的观点，还是从冲突的、悲剧的和强迫性的观点出发）之中占据一席之地。在古希腊和罗马时代，我们能发现控制城市外部的空间是维持城市内部和平和福祉的必要条件。在古罗马，实际上，这种外部空间的角色被转换成帝国扩张的动力。地缘政治的空间因此转变成一条轨道，一个指向主导性帝国阶级所定义的海外地域的命定的导向运动。于是，民族的和帝国主义的大空间（原为德语）便诞生了。

美国作为世界权力的崛起改变了欧洲传统的地缘政治，它把地缘政治从永久边界和有限空间的问题导向无边的外部和开放边界的问题，而焦点也随之集中到冲突的流向和移动的路线，比如洋流和大陆版块的断层。美国格调的地缘政治已经超越了固定空间的视野，变成为开放与封闭、扩张主义与孤立主义的交替或辩证。这确实是我们今天发现的地缘政治的当代观念。地缘政治可以认为边界是固定的，但边界同时也是行程中的门坎或节点。从这种意义来讲，战争始于一个人带着武器穿过边界；前进则意味着不带武器穿过同样的边界；商业则可以带着武器穿过边界，也可以不带武器穿过边界。无论从地理学、人种学和人口统计学哪一个角度来构想，地缘政治的边界都与自然边界无关。当地缘政治与自然边界相遇时，它或会把这些自然边界当成工具，又或会削弱这些边界，并随之启动一种迈向扩张或超越的滑动。

为了理解地缘政治的当前形式（并最终挑战它），我们必须避免诉诸自然主义、决定论或经济主义对（被古老欧洲地缘政治所规定的）边界的构想。取而代之，我们必须使用一种被不断跨越的弹性边界和门坎的概念，这种概念是典型的美国意识形态。我们必须理解，当代地缘政治实际上是建立在传统观念的危机的基础上的。我们说“危机”的时候，并不是说地缘政治处在了崩溃的边缘，而是说它在不穏和恒常被削弱的边界、身份认同和界限的基础上起作用。没有了这些边界，地缘政治便不能发挥作用，但它却必须持续移置和逾越这些边界，藉此创造出扩张主义和孤立主义之间的辩证。这就是危机的地缘政治。

当代地缘政治因此演示了相同的逻辑图式，这个图式规定了当代的主权理论和经济活动的现实：它有恒常处于矛盾和冲突状态的两面。这一内部冲突，如我们所说，并不是崩溃的信号，而是发展的动力。地缘政治分析假设危机是其基础，它并向各种决定着开放空间、边界和封闭空间的政治力量之间的冲突，开放其分析体系。我们的假设，毫无疑问是简化的，但却也是有效的，就是说这些地缘政治概念的内部冲突或矛盾，应该被认为是诸众（它是社会生产的力量）和帝国主权（它是权力和剥削的全球秩序）之间的冲突，是生命政治和生命权力之间的冲突。这个假设引导我们去观察各种正在转变的地缘政治范式，这些范式乃是对斗争着的诸众所提出的挑战的响应。在别的地方我们讨论过，例如，在70年代石油危机和金融危机之后和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之后，地缘政治框架在20世纪晚期的变化，乃是对亚非拉反殖民运动和反帝国主义运动的回应，也是对欧洲和北美大众的社会运动的回应（作者注1：参看《帝国》P260-279）。从印度、巴西、西雅图、热那亚的反对新自由主义运动到反伊拉克战争的运动，今天，在我们看来，这个地缘政治的危机在反抗现有世界秩序的斗争的视野中才能被最好地理解，我们在上一章里概述了这一斗争情况。这些危机的因素能决定地缘政治的未来发展趋势。而我们则必须觉察到，哪些策略的手段才能让诸众引发地缘政治的危机。

单边指令和邪恶轴心

现在，我们可以回到21世纪地缘政治的策略及单边主义和多边主义之间的选择。一般以美国为代表的单边主义者的地缘政治策略的首要工作，是使旧的国际秩序建制的危机更加深化。比如，为了能有效地统治全球，单边主义的策略一定是要削弱联合国的政治和法律地位。二战结束，联合国随之成立，它把世界主义统治的启蒙愿景跟在反法西斯战争中胜出的民族国家的民主协议连结起来。然而，存在了半个世纪之后，这个联盟明显地已被耗尽。在冷战的压抑和无力打破内部官僚机制的消磨下，联合国现已屈服在唯一的超级强权的管治之下。联合国，换种说法，已经变成了能够最清楚展示美国的全球霸权和单边主义控制的场所。吊诡的是，联合国竟同时被展示为（至少是）这样的场所：其权力的形式愈分散，它便愈能跟全球化的过程相配合。

随着冷战的结束，帝国的主权形式开始重新界定以前的敌人的边界，并组织起一个单一的网络来控制全世界。以往，对中东的围堵政策主要倾向于阻止社会威胁的进一步升级，但这时，这一政策则被转换成被称为「撤退」的军事行动以及对前苏联的军事渗透。其结果是，帝国的指令以半月形的模式从中东延伸到了东亚，从阿拉伯半岛延伸到了朝鲜半岛，穿过前苏联的中亚版图落到了菲律宾和澳大利亚的战略基地。这半个月形设定了新的、全球地缘政治的地平线。在美国及其延伸至世界各地的庞大而集中的军事机器的控制下，全球主权已采纳了一种帝国的形象。

然而，这种军事行动既没有完全认识到也没有摆脱内在的矛盾。还有大片的区域没有被直接纳入（可能永远也不会被纳入）这种单边主义的帝国政体。它们以强而有力的国家形构、有些甚至以自己的全球愿景抵制帝国。帝国的单边主义策略正是为了削弱这些抵抗的力量，把他们限制在一个地区的轴心，然后逐渐地把它们纳入全球层级体系之中。其实，有三个强大的战略性竞争对手是单边主义者无法绕开的：欧洲、俄罗斯和中国。由此看来，美国必须不断向它们施加压力。就此观点出发，我们应该明白美国的“邪恶轴心”论了，它不仅是对三个相对弱小的敌人的专政的直接警告，而且，更重要的是，这也是对站在这些敌人一边的较强的盟友的间接威吓。或许，这样我们就能理解伊拉克战争是对欧洲的间接攻击了----不仅在指导它的政治方式上，而且通过控制伊拉克的能源威胁欧洲的工业生产。同样地，或许我们应该明了美国对伊朗的警告是对俄罗斯在南半球的控制的间接威胁了。最后，另一件事也不难理解了：对朝鲜的警告是对中国的间接威胁和削弱，并提供了一个在东亚布置重兵的强大理由。这并不是说这些“流氓国家”并不能在它们国内和国外产生实在的威胁，而是说对这些个别“国家”的指认能产生一种附带的（也许是更重要的）作用，即挑战和削弱那些威胁到美国单边控制的基本的战略性竞争对手。这个战略目标因此填满了帝国地缘政治的整个军火库，其中包括对“先发制人”战争的运用、民族国家的层级组织过程以及在全球系统中对某些区域和大陆的分隔和孤立。

矛盾重重

帝国权力的单边主义策略，包括围绕三个基本因素组织起来的根本性的地缘政治重组。第一个因素是把各个世界权力归入各种区域性形构，并维持它们之间的层级关系。单边主义的地缘政治策略因此可以想象成一个以美国为轴心的巨轮，这个巨轮辗压到全球的每一个角落。从这个观点出发，每个地区都被定义为本土权力加上作为主导因素的美国的配搭组合。北大西洋地区被定义为西欧国家再加美国，拉丁美洲地区是拉丁美洲权力再加美国，太平洋地区是东亚国家再加美国，如此类推。

然而，我们必须考虑这些世界政治力量关系的不可预知性，认识到这些区域性形构在行动时也可能与帝国指令的层级整体相冲突。帝国权力的地区模型并会偶尔被各种地区权力的坚持己见的举措所破坏。因此，欧洲联盟在各种反复进退的运动中，有时亲近美国为首的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另一些情况下又倾向于同俄罗斯进行大陆联盟，也可能有其它倾向于欧洲自治的政治意愿。前苏联国家也同样摆荡于效忠美国的方案、大欧洲联盟方案和复兴旧式地缘政治路线（例如在俄罗斯和印度之间）等不同的取向之间。我们大可以把在“中产阶级民主”中所作的具创造力的中国试验，理解为一个以亚洲中心的全球化为目标的地区自治宣言。这种区域性的发展和摆荡同样存在于世界其它地区，例如，拉丁美洲的以巴西和阿根廷为中心的地区自治计划正渐渐浮现。谁又曾想象过中东的地区自治计划？在所有这些情况下，区域性形构在帝国的单边主义地缘政治中扮演着一个矛盾的、双刃剑的角色，即既是统一秩序中的必要方面，也是潜在的、可能破坏这个秩序的自治力量。

单边主义策略的第二个因素则涉及经济生产以及帝国秩序的跨国“贵族”所遭受并将持续遭受的危机。在这种情况下，国家之间的矛盾是没多大关系的，问题在于那些在全球资本主义阶级不同部门之间的利益冲突中浮现的断层线，它们在伊拉克战争中尤其清楚地暴露出来（比如，可以认真想想，像乔治˙索罗斯这样的商业巨头也发出了明确的反战声音）。单边主义军事政策制造了全球的战争和冲突状态，已经强烈地损害了全球生产和贸易的流通。总括而言，我们可以说，美国所追求的单边主义武装全球化已经产生了新的边界和障碍，阻塞了前几十年建立的全球经济网络。从贵族政治观点来看，现时全球经济管治的最重要的危机已经被一个事实揭示出来，那就是它在当今世界引入了如此少得可怜的生产潜力。全球有大量的、越来越多的人口生活在贫穷之中，被剥夺了受教育的权利和其它机会。无数的国家被国家债务所困扰，而其生命资源亦因此被吸干。事实上，越来越清楚的是，世界上的大多数人被排斥在基本的经济生产和消费流通之外。以此看来，贵族政权危机不但涉及到跨国工业主义者，而且影响到全球经济秩序的生产主体。这些断层线的症兆延伸自，对美国权力的单边主义运用的轻蔑的简单表述以及对美国试图建立竞争性区域形构的公正性缺乏信心。在从2001年9月11日的袭击到2003年伊拉克战争这段期间，以前那种世界贵族政权之间的牢固忠诚和共有的政治和经济利益的瓦解过程，已被戏剧化地展示出来。贵族统治危机严重影响地缘政治的一个表现就是各种通行货币之间的竞争。举个例子，欧元的地位从弱到强的过程以及其带给作为世界商业货币储备的美元的首个威胁均表示欧元已成了一个新的布雷区、一个必须尽快解决的帝国秩序内部的问题。

单边主义者的第三个因素是它必须维护本身的秩序，它需要全球治理的模式，并需要寻求安全的环境。帝国的美国单边主义版本借着军事力量而被贯彻执行，但美国在阿富汗和伊拉克的军事活动已经证明它甚至无法达到安全和稳定这些最小的目标。相反地，它在不断地制造冲突和战争。.再者，军事操控并不足以保证全球安全。经济和文化关系也同样是重要的，而世界大部分地区频繁出现的社会不平等状况和极端贫困也同样重要。如果美国不能跟其它世界主要金融权力达成协议的话，它便无法成功贯彻其单边指令。此外，如果最贫穷国家的经济发展得不到保证的话，全球安全的局面也将不再可能出现。它明显地不仅仅是经济问题，而且是社会、文化、政治上的均衡和冲突问题。实际上，全球化的各种目标和地缘政治的各种策略形式还有待更深入的讨论。

一个新的大宪章？

越来越清楚的是，美国以军事、政治、经济指令为中心的，单边的或“君主政治式的”全球秩序部署已无法维持下去。美国再也不能“独断独行”了。这个危机给予“全球贵族”一个可乘之机，这些“全球贵族”是指跨国公司、超国家机构、其它具支配地位的民族国家、和有权有势的非国家组织。

这是“大宪章”的时刻。我们还记得英国的历史，13世纪初，英国国王约翰再付不起他的外国军团冒险的经费，他再也不能维持社会的和平。当他向贵族们要求资金和支持时，贵族们反过来要求君主服从法律规定，并提供宪法的保证，就这样，大宪章签署了。换句话说，君主同意放弃严厉的单边主义立场并积极与贵族合作。今天，我们的全球“君主”也面对着一个相似的危机：不能支付其战争经费，不能维持和平秩序，也不能提供合适的经济生产手段。今天的“贵族”就此登上舞台，为了换取他们的支持，需要一个新的社会、政治、经济的安排，这远超过当代多边主义的观念----一个新的全球秩序。

今天的“大宪章”的内容会是什么？世界贵族们需要什么？和平和安全明显是最重要的目标。结束单边主义的军事冒险和似乎没完没了的世界战争状态是起码的条件。然而，对全球贵族同样重要的是，恢复全球生产动力，并把全球人口都归拼进生产和交换的循环之中。消除贫困、宣布免除贫困国家的债务等被优先考虑的事项在这一语境中并非什么慈善行为，相反，这些工作旨在发掘蕴藏在世界之中的生产潜力。另一个要优先考虑的事项是扭转私有化的过程，创造能接近必需的生产性资源的共有通道，这些资源包括土地、种子、信息、知识等。使资源公共化对于扩张和更新创造和生产潜力是极为必要的，从农业到互联网技术都是如此。

我们已可辨识出一些能引导贵族们创造出新的大宪章的运动。比如，在墨西哥肯坎世贸会议中，“22团体”所要求的公平的农业贸易政策，就是在这个方向上要求变革全球体系的重要一步。更普遍地，巴西的路拉政府试验性地连接起拉丁美洲地区的跨国连盟，它并在更广泛的意义上指出了全球重组的可能性基础。以这种方式在南半球的政府中取得领先地位，是贵族政权在全球经济系统中重新落实其更新生产动力和能源的计划的一条可行的路径。

定位贵族统治的第二种资源是由诸众的声音所提供的，这些声音反对当前的战争状态和全球化的现行模式。像我们已经详细叙述过的那样，这些在街道、社会论坛、和非政府组织中的抗议者不仅表示了其反对当前体系的失败的怨愤之情，而且提供了无数的从制度变革到经济政策的变革建议。清楚的是，这些运动将一直对抗帝国的贵族政治，从我们的观点看来，应该就是这样罢。然而，从贵族的利益出发考虑，这些运动却被理解为用以规划当今全球政策的潜在联盟和资源。一些运动提出的变革要求和一些把全球诸众联合起来成为活跃力量的方法，无可否认，是制造财富和安全必不可少的力量。与最为进步的南半球政府一道，反全球化运动是最有前途的现存力量，它能为全球的更新计划确定方向、产生一个取代失败的单边主义的政体的另类选择，并为新的大宪章奠定了基础。

全球的贵族，我们应该清楚，在任何意义上都并不代表诸众。贵族统治的计划，即使有一个新的大宪章存在，也不是指向民主政治而是指向另一个形式的帝国管治。诸众现在会、将来也必定会保持跟贵族政权的敌对关系。然而，这样说吧，我们仍然应该认识到贵族政权在面对美国的单边主义时所遭遇的危机，确实为全球范围内的民主议题提供了战略性的机会。在最弱最贫困的发展区域里的工业贵族和有生产力的诸众之间，在生产秩序和现存劳动力的潜能之间众多的不均衡点上，在力图终止全球战争状态的考虑上，存在着各种可能的联盟。

现在我们可以开始思考全球宪政的替代策略的可能性了。可否与贵族政权结盟，藉此提出一个反帝国的方案？在地缘政治的战术和策略的领域里，指望诸众能明智地指导我们迈向反帝国的目标又是否合理？许多症兆开始指向这个方向。当摆脱贫困的运动与反叛结合在一起时，当移民打开了混种的空间和新的人类学及文化形式时，当解放战争与由下而上的外交手段联系在一起时，当全球贵族在了解到世界失序的多重因素之后、被迫重新考虑诸众的隶从问题、并最终与他们建立起联盟的时候，这时，就会有颠覆全球秩序的可能性。简言之，对于我们来说，贯穿帝国地缘政治秩序的各种激烈的冲突，包括全球贵族和单边主义策略之间的矛盾，为诸众提供了建议另类制宪过程的可能性，这些过程不再具有资本主义强制命令的特征，而是对解放步调的追随。

总结一下罢，让我们回到最初的问题。谈论地缘政治仍然有意义吗？犹如我们所言，地缘政治在传统上是关于边界的理论。它确实是个矛盾的理论，因为它装作是全球性的，但在推论的各个转折处和视野的各种限制下，它均只指涉着“中心”和“边缘”的对立。今天，帝国的地缘政治没有中心也没有边缘，它是帝国体系内部关系的理论。帝国的公共法律取代了地缘政治，一如战争的艺术取代了警察。确实，我们已从民族国家的政权过渡到帝国的统治，已从固定的国家权力层级过渡到移动的和多层面的全球组织和网络关系。当然，仍然有某些力量想把单边的命令强加进来。分布于全球的航海和军事基地亦非无关紧要。然而，这幅图画，像一幅埃舍尔的画，是完全不稳定的，随着视角的变换，它能被快速地倒转过来。单边布置的兵力突然被揭露是脆弱的，它所标举的中心显示为容易遭受任何形式攻击的最大漏洞。为了维系自身，帝国必须创造权力的网络结构，以便不让任何一个控制中心落单，不排斥任何外在的区域或生产性的力量。换句话说，当帝国形成后，地缘政治便不再发挥作用。不久，单边主义和多边主义策略会同样被证明是无效的。诸众将不得不站起来面对挑战，并为世界民主宪章发展一个新的架构。

插话：偶像破坏者

一千五百年前，当罗马帝国的中心由罗马东移到拜占廷时，它的政府结构也同样发生了重大变化。(作者注See Silvia Ronchey, Lo stato bizantino, Turin: Einaudi, 2002 and Hélène Ahrweiler, L’idéologie politique de l’Empire Byzantin, Paris: Presses universitaires de France, 1975.)较早的拉丁模式有一个分为三体的政权：皇帝和贵族一起统治，国民议会（即民众议会）对其进行权力制衡。之后出现了拜占廷模式，恰恰相反，它把权力统合进单一治权中，国王崛起了，这个神圣的皇帝凌驾于贵族政权和民众控制之上。拜占廷的皇帝是个新摩西，他传下了直接来自上帝的法律石板；他是新的飞升到天堂的伊莱贾，因此在他的政府基督般的救赎使命中，他是人神之间的唯一中介。在拜占廷帝国，权力就此变得圣洁，其合法性直接导源于神明。皇帝和高级教士，世俗权力和教会权力，趋向融入一个整体之中。

拜占廷能够保持这种集权力量，并反对拉丁模式的分权统治和一切民主精神或民众抵制，其武器之一便是禁制各种神圣形象，亦即偶像破坏论。公元726年，拜占廷皇帝利奥三世推出了一个法令，禁止他的臣民拥有任何偶像和神圣形像，亦即一切被理解为救赎中介的东西。所有的偶像都要被粉碎。教会的辩护理由是偶像崇拜亵渎了上帝，转移了对上帝的真正崇拜，这个论点让人明确记起了《圣经》中金色小牛的故事，故事讲述犹太人崇拜金色小牛，但摩西却毁坏了这个偶像：“你不能为自己的偶像雕像，不能为任何与天上的东西相象之物雕像……”（出埃及记，20：4）。偶像破坏论不仅是一个宗教计划，更是一个政治计划，或者，更准确点说，宗教计划和政治计划是统一的，是同一回事。关键的是，“再现”本身的权力。

如果你在8世纪前，在摧毁偶像的狂热爆发之前，步入一个拜占廷长方形会堂，你会在后殿看到一幅巨大的镶嵌画，画的是全能救世主耶稣飞升的形象，周围环绕着十二门徒和神启的象征。面对神明如此具迫力的再现形象，你会为自己的渺小而感到讶异，但是，对于偶像破坏论者来说，这些高大的权力形象仍然是不够的。帝国的臣民甚至不可通过全能救世主的形象或占有偶像而获得悦乐；朝拜上帝之像以期有获救希望的机会也被禁止了。即使在最小的想象的角落里，偶像的图像也可以提供一条分享神圣事物和模仿神明的路径。换句话说，美学的再现服务于某些政治再现的载体。坚持偶像破坏论的君主必须禁止获得权力和救赎的哪怕是最小的机会。上帝必须与诸众完全隔离，以便国王成为两者之间的唯一连接，唯一的救赎途径。

这个拜占廷权力的构想在欧洲现代性的奠基过程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即使在欧洲想象与拜占廷历史事实不太相符的时候也是如此。也许有人会说，拜占廷的权力形象在现代早期的俄罗斯重现过，那时，西泽的名号旁均伴以“恐怖”这绰号。这并无任何新意可言，因为类似的做法曾在拜占廷的偶像破坏斗争中存在过，那时，主权已开始把自己装扮成具备“恐怖”的特质，并声称主权切断统治者和被统治者的关联。这就是绝对主权的构想，它曾经引起孟德斯鸠和伏尔泰的愤慨；这也是爱德华˙吉本和亚当˙斯密在构想其解放计划时所反对的权力形象；后来，海德和尼布尔更戏剧性地以他们对自由的浪漫和过度的激情对抗了拜占廷。简言之，欧洲现代性中的解放传统，部分地，是在反对自大的拜占廷权力时建立起来的。

然而，这一拜占廷权力的构想已经在某种程度上延伸到了我们的时代。今天帝国主权的政治理论同样充满着拜占廷式的残酷。道德统治权的观念在教会权力和世俗权力的共生体中被合法化，虽与帝国所有世俗和启蒙的现代构想相对立，拜占廷权力却的确仍然存在于我们的世界中。20世纪的日丹诺夫主义和麦克阿瑟主义政治家已在反复申述：教士的意识形态教条不能与统治权力相分离；如今，我们又在那些鼓吹“正义战争”、“先发制人的战争”的理论家口中听到类似的说法，他们打算以这些战争反对那些不确定的、甚至无从知晓的敌人，并以“安全”和“零度容忍”等修辞来对付大都市中的诸众。更重要的是，我们开始听到一些政治领导人一度提出这样的主权观念，这个观念同样声称能够切断统治者和被统治者之间的关联，重新创造了一个绝对和自治的权力观念。他们是新的偶像破坏者！

但是，形势是更为复杂的，因为今天的偶像破坏者还吊诡地僭越了偶像爱好者的位置。新的主权权力努力要切断统治者和被统治者之间的关联，他们通过形象的运用、通过媒体景观、通过信息控制来达到这一目的。拜占廷的诸众在偶像那里找到的希望和救赎的元素，现在似乎已从所有的形像中被掏挖得一乾二净。

反对这些新拜占廷权力，我们必须振臂高呼，像大马士革的约翰一样，他的论神圣形像在击败破坏偶像论方面比其它任何文本的贡献都要大。拜占廷关于破坏偶像主义的争论经常被理解成复制品与原件之间关系的争论，并把柏拉图主义和教父神学结合起来。（作者注：参看，例如吉哈特˙莱特，“希腊神父与拜占廷偶像破坏论者关于偶像观念的论争”，敦巴顿橡树园论文，第7期，剑桥：哈佛大学出版社，1953，P1-34）但大马士革的约翰的论点却集中在上帝道成肉身的论题上，他认为上帝创造的肉身是人类与上帝的物质联系，因为这一肉身是可被再现的物质。这个论争清楚地用神学术语进行操作，但至关重要的是，它确实是一个指向权力形像的政治斗争。我不同意，约翰写道，国王以残暴的方式僭越了教士的职位。（作者注：大马士革的约翰，论神圣形像，戴维˙安德森译，纽约：圣维拉地马神学院出版社，1980）他坚持，教士的职位----被称为社会的创造性力量、价值合法性的来源和自由的存在----是属于诸众的。没有哪个主权会被允许清除偶像的图像，正是这些偶像的图像打开了通往热爱自由的想象。没有哪个主权会被允许破坏原属诸众的希望和救赎的载体。相反，如果君主变成了暴君，如果君主的权力变得绝对和不可置疑，这时，主权本身才是必须遭到攻击和破坏的对象。

翻译：刘旭 译校：张历君

原载：许纪霖主编：《知识分子论丛》第4辑《帝国、都市与现代性》 江苏人民出版社，2006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