达赖是个很特殊的“宗教领袖”。他穿着僧袍，在世界各地出现，但是他接触的人大多是完全不懂藏传佛教的政客。他们的话题往往不是谈经论典，而时常是有关西藏的政治安排，中国的“人权状况”等。这些话题与西方那些最偏执的政客对中国的指责惊人一致。达赖似乎比罗马教皇更加迷恋政治。这可能与旧西藏的政教合一传统有关吧。

众所周知，旧西藏是一个政教合一的封建农奴制社会。西藏和平解放之前，达赖喇嘛位于西藏地方政权金字塔的最高端。在那个时候，达赖喇嘛就不仅是一个宗教人士。在西藏广大信教群众心目中，他是神，是转世活佛，具有极高的威望和影响；而在西藏世俗的社会生活中，他是统治者。正是考虑到这一事实，毛泽东主席以及其他党和国家领导人在西藏和平解放之后出面做了许多工作，耐心等待，希望达赖喇嘛能够发挥他的作用，在中央政府的领导下，逐步实现西藏社会制度的改革。对此，达赖曾经是同意的。1955年，在出席了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并当选为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后，向毛泽东主席当面辞行之际，他就明确表示回到西藏后“一定打开以往应付的局面，……努力工作。”然而，4年之后，他却踏上了流亡国外的路。

如果说50年前的达赖就不仅是一个宗教人士，当了政治流亡者的达赖就更加不仅是一个宗教人士，甚至主要不是一个宗教人士。试看其50年来的流亡生涯和社会活动，从来就和政治密不可分。他的大部分主张，例如上世纪60年代之后提出的“西藏独立”、80年代以来提出的“大藏区”、“高度自治”等等，都是政治性的。至于最近表示自己“能够接受共产党领导下的西藏的社会主义制度”，更让人感到他多年来并不认同中国的政治制度，而且如果他不认同，西藏的社会主义制度、共产党的领导和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就不具备合法性。这些年来，他频繁会见各国政要，在一些国家的国会发表演讲，对于包括西藏在内的中国形势妄加评论，哪里是一个佛教僧人所应该做的！在今天的世界上，从来没有哪个宗教人士跟各国的政要走得这么近，就连教皇也尽量避免对各国的政治进程、领土纠纷和议会选举产生影响，而达赖则似乎无所顾忌。至于对外国记者声称中国在西藏实行的政策“造成600万藏人的愤恨和不满”，鼓动少数藏传佛教僧人带头制造事端，然后再四处渲染“西藏境内的紧张局势”，等等，岂是一个自称主张非暴力的宗教人士所应为？

西方确实有很多人对西藏的现状不够了解，然而达赖喇嘛应该清楚———今天的西藏远比旧西藏好得多，今天西藏的人权状况，也是旧西藏所根本无法比拟的。但他并没有把全部真相告诉世界。这种刻意的误导，不符合佛教徒“不妄语”的戒条，恐怕是与他的政治诉求分不开的。

西藏是达赖喇嘛的故乡，他理应为西藏人民的福祉尽心尽力，倡导民族和谐。但与中央政府一直强调民族团结形成鲜明对比的是，达赖的许多言行都在煽动民族对立，与西方某些势力联合向中央政府施压。我们看不到达赖对中国西藏和藏区的和谐稳定有任何推动，看不到他为西藏人民的利益福祉做任何努力。我们看到的达赖，就是与中央政府唱反调、挟洋自重的政治流亡者，就是西方用以对付中国的一个筹码。这在当今世界知名宗教人士中可以算一个绝无仅有的例子。

无庸讳言，直至今日，达赖在西藏和藏区的一些藏传佛教寺庙和信教群众中的影响依然存在，特别是在格鲁派僧人中还有很大的影响。这种情况是由西藏特殊的社会历史条件造成的。正因为考虑到这一点，30年前，还在改革开放之初，邓小平就约请达赖的二哥嘉乐顿珠来京，商谈其返回祖国、“落叶归根”的问题。随后，胡耀邦代表中央向达赖方面提出了著名的“对达赖的五条方针”，表示诚心诚意欢迎达赖喇嘛和跟随他的人回来定居。但是也告诫他们对中央应该开诚布公，“不要采取捉迷藏或做买卖”的办法。一句“对过去的历史可以不再纠缠，……大家忘掉它，算了”，显示了中央的诚意和胸怀。上世纪80年代初，中央甚至曾经指示西藏自治区党委，在向西藏干部讲一讲达赖问题的同时，“不要形成在社会上公开点名批判达赖”，真可谓仁至义尽。假如后来达赖不再从事损害国家利益的政治活动，不在班禅转世等问题上与中央政府对着干，不再坚持其分裂祖国的立场，他的流亡生活也许早就结束了。

笔者以为，达赖喇嘛错就错在一直不肯承认自己对于形势的误判，总是以为外国人能够帮助他保持或者恢复旧西藏那样的政教合一制度。即便认识到了外国有些势力是在利用他，他也仍然宁愿相信自己也可以利用对方，并且试图通过影响西方的民众来左右某些国家的政要，为此不惜歪曲西藏历史，糟蹋祖国形象。但是，历史终究不是任人随意打扮的小姑娘，各国政客也都有各自的利益需要维护。西藏这些年经济社会各项事业的发展进步、总体的稳定，各族群众日益富裕祥和的生活，都证明西藏现在的政治安排符合西藏人民的利益。如果达赖真的为了西藏人民的幸福着想，就应该把自己彻底变成一个宗教人士。（作者是中共中央党校教授，环球时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