强梁

我想以拙作《咏叹成吉思汗》七律，作为本文的领起：

灭国开疆枉自多，天骄无奈死神何。

衢街枕藉横尸骨，妇孺悽惶说战魔。

踏破山河驰铁马，凿穿欧亚挺琱戈。

强梁空有长生梦，一样金棺伴挽歌。

“强梁”一词，《汉语大词典》释为强盛勇武，强悍果决，强横凶暴。看来，用这个词儿来状写那位既有为又无奈，既令人震撼也让人恐惧，既遭人诅咒还令人自豪的“一代天骄”，还是形象而又贴切的。

当代史学家周良霄先生在《元史》一书中，引述世界史名著《史集》中的记载：

有一次，成吉思汗询问他的近臣，男子最大的乐趣是什么？臣属们都回答说：“男子之乐，莫过于乘健马，架名鹰，射猎禽兽。”

成吉思汗听了，说：“你们说得不好。镇压叛乱者，战胜敌人，将他们连根铲除，夺取他们所有的一切，使他们的已婚妇女号哭、流泪；骑乘他们的后背平滑的骏马，将他们美貌后妃的腹部当作睡衣和垫子，注视着她们的玫瑰色的面颊并亲吻着，吮她们的乳头色的甜蜜的嘴唇，这才是男子汉（最大）的乐趣。”

此则轶事，也见于《蒙古秘史》。

面对这番真实无隐地映现着成吉思汗强横凶暴的性格的谈话，我始而震惊，震惊于它的直白、露骨——在浩如烟海的史籍中，还曾有哪个封建帝王，会像成吉思汗那样，勇于坦露自己的心迹呀！继而思索如下两个问题：

成吉思汗的这种慓悍凶残的性格和冒险、进取的精神，是如何形成的？

即便成吉思汗对于坦露一已之私衷毫无顾忌，那么，他身旁的人们，包括那些史臣，还有蒙古族的史学家，何以会把这类也许有损于伟大光辉形象的话语记载下来，并使之流传开去呢？

就此，我想了很多。

——幼年的生活对人的一生往往会产生决定性的影响。铁木真（成吉思汗本名）一生下来，就饱经丧乱、流离之苦，遭受过无数次灾难性的打击。出生之前，其先祖就被金国皇帝钉死在木驴上；九岁时，他的父亲又被仇家暗下毒物害死；尔后，他便被同族人抛弃。从此，孤儿寡母一家人，便陷入了饥寒交迫的境地，整天四出游荡，靠拾野果、挖草根、捕鱼、捉鼠度命。在冷酷无情的环境中，在极度苦难与愤懑的煎熬下，铁木真为了争夺一条鱼，竟然亲手将他的庶母弟弟射死。

孩童时代，他根本没有欢乐和幸福，更不知友爱、和谐、怜悯为何物；多的是物质欲望，是征服、占有、抢掠的欲望；除了通过袭击、打斗、争夺、拼杀获得快活与满足，此外再没有其他内容可以充实、装点儿时的生活。

对于铁木真来说，灾难和困苦是一把双刃剑，既锻造了他的刚毅果决的个性、顽强拼搏的精神，磨砺了他的坚忍不拔的意志和超强的体力，增长了他的智慧与才干；同时，也扭曲了他的性格，硬化了他的心灵，使之变得无比残忍而凶悍。

这样的事例，古今中外，屡见不鲜。美国心理学家伊•马维克剖析了法国国王路易十三，认为他的无比残暴的性格源于儿童时期经常遭受父王的毒打，他“由挨打产生的施虐、自虐幻想，一定会在精神生活中占据很大部分”。他从两三岁起，就经常受到体罚、毒打，常于梦中惊醒，梦见一只野兽在咬他的屁股。此后，脾气变得越来越坏。自己挨打后，便把愤怒转移到别人身上，发誓：“我要把世界上的人都杀死，我要把上帝杀死！”成年后，当获得了实现施虐的各种机会，就嗜杀成性，极为残忍。

——残酷的连绵不断的迫害，激活了、强化了铁木真的复仇意志。他的仇家泰赤乌的首领，提防铁木真长大后为报杀父之仇施行反扑，于是，在他们一家走投无路的窘境中，又突然发动一次追捕袭击。铁木真捉住了一匹马，仓皇逃命，但躲藏到第九天，最后还是被抓住了。他的脖子上戴着沉重的木枷，从一个蒙古包转到另一个蒙古包，被巡游示众，肆加羞辱。每到一处营地，铁木真都用那双愤怒的眼睛目注着凶恶的敌人，他想看清楚他们的洋洋自得和成功的欢悦。心中暗自思忖着：只有那一张张以胜利骄人的面孔，可以告诉我失败是多么可耻，多么可怕。在这个只有十三岁的少年的心中，鼓荡着熊熊燃烧的复仇火焰。

在一个漆黑的夜晚，他趁看守人员喝得烂醉如泥之机，偷偷地跑掉了。重新获得了自由与生命之后，他把一切空闲时间，都用来苦练草原上的武艺。马刀被晨风吹得铮铮作响，闪着锋利而阴冷的毫光；那张用百年劲松制作的强弓，已被他那粗糙的手掌磨砺得光滑、崭亮。他暗暗发誓：一定要以更加残酷的暴力来反击命运的残酷；要以更加疯狂的复仇来摧残敌人，获得胜利。这种心理反应，一天天地在铁木真身上生根、发芽，在焦急中发酵，在愤怒里成长，最后，演化为汹涌澎湃的征服欲望和理由。

——人是环境的产物。成吉思汗长期生长在极度艰苦的社会与自然环境之中。在资源匮乏、产品单一的草原上，生齿日繁，需求不断增长，“粥少僧多”，从而构成了尖锐的供求矛盾。生存竞争空前残酷而激烈，唯有强者才能有望存活下去。正是这种极度艰难困苦的条件，促使成吉思汗生发出这样一个愿景：“要让所有青草覆盖的地方，成为我的牧马之地。”

法国历史学家勒内•格鲁塞在他的名著《草原帝国》中深刻地指出：

他们，伟大的野蛮人，出现于完全文明化了的时代，而在几年之间突然地把罗马世界、伊朗世界或中国世界变成为一堆废墟。他们的来临，他们的动作和他们的失踪，似乎是难以解释的，以至于实际的历史，将这些人看作是上帝降下来的灾难，对古老的各种文明的一种惩罚。

但是，人类从来不曾是大地的儿子以外的东西，大地说明了他们，环境决定了他们，只要认识到他们的生存方式，则他们的动作及他们的行为便会即刻一目了然的。

——成吉思汗的强悍性格的生成，是万古洪荒的草原上特殊的社会与自然环境的产物。蒙古族在十二、三世纪的崛起和统一，以及整个社会的发展，始终是在出生入死的战争环境、拼搏状态下进行的。缺乏尚武精神，没有决战决胜的斗志，就不可能生存下去。因而，刚毅不屈，尚勇崇武，成为蒙古族共同的民族意识。史称：蒙古人“耻病死而尚阵亡，畏伤残而不惧死”。而作为部落联盟时代的最高首领，或者大蒙古国的天汗，其神圣职责即在于能够率领所部战胜攻取，对内保证部族的安全、富庶，对外能够击败一切敌人，并且夺取足够的财物，以维护、巩固自己的统治。否则，还有谁会追随你、服从你、拥戴你、崇拜你呢？

——这种特异的社会环境，特别是本人传奇的经历，不仅塑造了他的坚忍、残暴的个性，也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他的价值取向与理想追求。就是说，他之所以把“镇压叛乱者，战胜敌人，将他们连根铲除，夺取他们所有的一切”视为人生最大的乐趣，其源盖出于此。

儒家的“亚圣”孟轲，说“君子有三乐”：“父母俱存，兄弟无故（即良好的亲情环境），一乐也；仰不愧于天，俯不怍于人（即自身的品格修养、胸襟抱负），二乐也；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即社会责任与承担意识），三乐也”。这大体上代表了封建社会中一般读书士子的愿望。还有一本名为《延寿药言》的古籍，列举了读书人的四十件人生乐事，什么高卧、静坐、尝酒、试茶、阅书、临帖、对画、咏歌……应有尽有，唯独没有“杀敌”、“复仇”之类行为。这是两种悬同霄壤的生命存在方式。它们既体现着生命个体的规定性，更是社会文明环境的产物。

——由于成吉思汗“天神”般的领袖地位，及其所产生的巨大的感召力与影响力，他的这种个性与行为，已经作为一种文化传统基因，在整个社会中得以普遍传承，并为所有的追随者，也包括一些代表社会良知的知识分子所一体认同。在他们看来，这一切，都是极其自然，完全正当，甚至是值得崇尚、堪资颂扬的。所以，他们在口耳相传中、在记述先人的历史时，就会无所顾忌地、如实客观地记载下来。

记得历史学家钱穆先生说过，大部分的官方历史是官僚写给官僚看的，远没有铁木真的这些故事的率真坦诚。之所以如此，道理恐怕就在这里。

“三宝”

“三宝”这个概念，最先是由中国古代伟大的哲学家老子提出来的。他说：

我有三宝，持而保之：一曰慈，二曰俭，三曰不敢为天下先。

这是老子治国处世的基本原则，也是他的“无为”思想的具体应用。他以总结自己的切身经验的方式，告诫统治者对黎民百姓应该慈爱，不要去欺侮别人，要把自己看作与万物平等，要以百姓之心为心；告诫统治者应该生活节俭、政务清简，不得随意浪费人力、财力、精力；告诫统治者不要贪得无厌，为一己之私利而恃强凌弱，劳民伤财。由于他生活在群雄兼并、列国争锋的无“义战”可言的春秋之世，所以，他要求统治者不要穷兵黔武，玩火好战。在他看来，好战必亡，“强梁者不得其死”，“兵者不祥之器也”。

我想，成吉思汗终其一生，大概也没有看到或者听说过这种“三宝”之说。进一步说，即使他接触到了这些思想，也是绝对不能认同、不会接受的。因为他的行为、他的取向，恰好与之针锋相对，整个是“反其道而行之”。这当然同他的个性——猛烈的攻击意识和坚忍不拔、凶残强暴的性格有直接关系；同时也是文化传统基因、社会自然环境综合作用的结果。

当然，如果剔除老子所赋予的内涵，换上成吉思汗所皈依的思想准则、行为规范，我们也不妨利用“三宝”这个框架，来探索与概括他的内在精神世界。我以为，成吉思汗同样在奉行着一种可以称之为“三宝”的精神法则：一是主宰万有的“天命观”；二是异常强烈的复仇意识；三是鲜明的英雄主义情结。终其一生，他都以此三者为精神之母、胜利之本、力量之源，贯穿在六十余年的整个战斗生涯里。

蒙古族是我国的一个古老民族，生活在西起克鲁伦河、鄂嫩河、土拉河三河之源的肯特山，东至呼伦贝尔湖这片广阔的大草原上。据成吉思汗家族史记载，很古的时候，一只苍狼和一只白鹿，因受天命启示而相爱，尔后便在肯特山下、斡难河边定居下来，生下一个健壮、勇敢的男孩，名叫巴塔赤罕，后来成了蒙古族的远祖，也即成吉思汗家族的祖先。而肯特山顶上的光秃秃的花岗岩石，便是蒙古人至高无上的神祗——“长生天”的住所。这是一处圣洁无比的所在。成吉思汗一生中，不知多少次朝拜过这里，每当命运出现转折关头，他都要登山祈祷，拜求“长生天”保佑他遇难呈祥，战无不胜。

铁木真的青年时代，处于蒙古高原上战火纷飞、灾患频仍、四分五裂的公元十二世纪。此前，广袤无边的草原地带，部落星罗棋布，经过长时期的兼并、争夺，最后形成几个大的部落联盟：东部有塔塔儿部，北部有蔑儿乞惕部，中部有克列亦惕部，西部有乃蛮部，还有号称纵横家的扎木合为首的札答阑部，而少有大志的铁木真所在的蒙古部，只是其中比较弱小的一个。

他深知，在当时宗教盛行的社会环境里，尽管他有卓越的才能和非凡的勇气，但要在各个部落的激烈角逐中获取胜利，还必须凭借一种宗教的信仰，使自己变做一个受人崇拜与归附的精神偶象，显示出与众不同的独特优势。于是，他就积极借用“替天行道”、“汗由天授”的宗教观念，把自己的所作所为说成是“执行天意”，他在战争中获取的一切胜利，都是奉行“长生天”意志的结果。自觉不自觉地把自己看作天在人间的代表者、天意的执行者。

即使后来成为蒙古帝国的大汗，他也仍然大力宣扬他的成功是“天命攸归”。他说：

我做大汗，不是因为我有强健的身体，而是我顺从天命；我成为皇帝，不是因为我有超人的智慧，而是我仰赖天恩祖德；我扫荡群雄，全靠苍天的帮助。

从而使人认定：为成吉思汗效忠，就是为“长生天”效忠。他把“天命观”与忠君信仰巧妙地结合在一起，使之成为统摄一切的最高指导原则。这样，“天命观”既是一种为蒙古民族所共有的宗教信念，又成为一种世俗的价值观念与伦理准则。正是靠着这种强大的精神力量，使这位“力拔山兮气盖世”的战争之神，获得了渊源不竭的号召力和无远弗届的影响力。

为了终止战乱兵燹所造成的严重破坏，适应广大牧民渴望统一、安定的迫切要求，铁木真率领他的伙伴和部属，以“天命攸归”为号召，靠着勇敢、顽强的拼搏精神和高超的斗争智慧，从公元1183年起，经过二十四年的苦战，终于完成了整个蒙古草原的统一，结束了诸部林立、群雄角逐的局面，建立了东起呼伦贝尔草原，西至阿尔泰山的辽阔地域内，操着不同语言和具有不同文化水平的大汗帝国，逐步形成了勤劳勇敢的统一的蒙古民族。铁木真被加尊号为“成吉思汗”。这一年是公元1206年，他四十五岁。

伴随着大蒙古国的创建，专制主义的汗权相应确立，在军事、行政、法律、文化等各方面都创立了一套崭新的制度，从而走上了一个新的历史阶段。成吉思汗及其亲属、功臣和贵族，渐渐地变成了封建主，原来的奴隶和自由民就成为封建牧民。这样，整个蒙古草原上的游牧部落和泰加森林中的猎户，都只承认一个主人，即成吉思汗；只高举一面共同的旗帜，即九足白毛纛。作为军队的守护神的象征，大旗的边上缀有九角狼牙，牙端悬有九条牦牛尾。从此，成吉思汗便高举这面象征着守护神的旗帜，率领统一组成的大军，浩浩荡荡地南下了。

成吉思汗接受大将木合黎的建议，全面夺取中原，是按照先攻西夏、次图金源、再取南宋的步骤进行的。可是，就在第四次出征西夏、围攻它的都城这一年，突然发生了意外的变故：由四百五十人组成的庞大的蒙古商贸使团，和满载着黄金、白银、精美丝绸、珍贵毛皮的五百头骆驼的运输商队，当抵达西亚花刺子模国的讹答刺城时，被“见财眼红”的驻城守将，妄加以“间谍”的罪名，把商贸使团扣押起来，最后国王摩诃末下令，财货一律没收，人员全部处死。

成吉思汗得知这一消息后，复仇的火焰在胸中强烈地燃烧起来。他怀着满腔的愤怒，独自登上了蒙古的圣山，脱下帽子，把腰带搭在脖子上，将脸贴到地面，跪在地上向长生天祈祷，号啕、奋呼，经久不止。祷天既毕，下令大军即刻出征，向花刺子模实施报复性的打击。由于他适时抓住了“报仇雪恨”的由头，把握住这一战胜攻取的至宝，就使这场“西征”成为“出师有名”的正义行动，从而激发了全军的斗志，将士个个奋勇争先，为他这个伟大的统帅提供了强大的战斗力。

花剌子模位于咸海之南、阿姆河的下游，是中亚地区的一个古国。疆域辽阔，领土包括前苏联中亚细亚南部、伊拉克、阿富汗斯坦等地，成为雄据四方的强国。但这些地区，许多都是刚刚征服下来的，人心未定，危机四伏，内部统治很不稳定。加之，上层统治者横征暴敛，军行所至大肆屠杀，民众基础十分薄弱。而以“世界征服者”自居的摩诃末国王，却极端狂妄自大，野心勃勃，在经过多年战争征服了伊斯兰世界大片土地之后，很想紧步斡罗思的后尘，征服东方诸国。

公元1219年秋，成吉思汗率领的二十万蒙古大军，“车帐如云，将士如雨，马牛被野，兵甲赫天，烟火相望，连营万里”，很快就杀到了花剌子模的边境城市讹答刺城下，这里距今土耳其斯坦市仅有八十公里。守城的将领名叫亦难赤，正是双手沾满蒙古使团商人鲜血的刽子手。“仇人见面，分外眼红”。被愤怒的火焰燃烧着的蒙古大军，气焰高张，群情激奋。他们“视战争为宴席的佳肴，战斗之日为新婚之夜，把一口吞食刀剑看成是满饮一钟美酒，枪剌看作是美女的亲吻”。讹答剌的守城部队登上城头望去，“郊外已变成一片无数雄师劲旅的汹涌海洋，而战马的嘶叫，披铠雄狮的怒吼，鼎沸骚嚷，充塞空间”。（志费尼：《世界征服者史》）他们为这种先声夺人的气势所慑服，将领们竟吃惊得直咬手指。

战斗进行得极为激烈。进攻的部队在大汗的两个儿子察合台和窝阔台率领下，满怀着报仇雪恨的强烈愤慨，一个个龙腾虎跳，似乎通身注入了一种疯狂的魔力。而守城将士，面对四周铁桶似的包围，找不到一线逃脱之路；且又深知，即使他们放下武器，举起降旗，也绝对不可能得到宽恕，因而拼死固守，绝不丝毫懈怠。

战斗持续了很长时间，才把城池攻下。蒙古军像驱赶牲口那样，把城里的百姓全部逐出城外，然后进行疯狂的洗劫、掳掠。亦难赤则趁此机会，率领万余名将士，退守到预先准备好的城市内部的中心堡垒中去，继续顽抗了一个月，使城内的蒙古军遭到了很大伤亡。亦难赤在四面合围的情况下，带领两名贴身护卫登上屋顶格斗，待到两个护卫也倒下了，他就孤身拼杀，最后终被擒获。蒙古兵给他带上了沉重的铁索。成吉思汗下令，将熔化了的银汁灌注到他的耳朵、眼睛里，为被害的商人报仇。

成吉思汗率大军继续南下，穿越大山屏障，进入一座名叫范延（亦译巴米安）的城市。这里战略地位十分重要，而且，历史文化遗迹极为丰富，峭壁上布满了六个多世纪以来开凿的佛教石窟，一尊尊高达数十米的塑像，若有所思地凝视着对面的河谷、庄园。攻城伊始，成吉思汗爱如掌上明珠的孙子蔑忒干，光着头，骑在马上，勇敢地冲在最前面，结果被一支飞箭射死。为了报这“一箭之仇”，偿还这笔血债，成吉思汗发令：即日必须攻下城池，对所有喘气的，无分人和动物，包括还在母体中的婴儿，一律屠杀净尽；不许接受任何俘虏；不许掠取任何财物。为了使它变做一座“死亡的城市”，今后不会再有人居住，城中一切设施，都在摧毁之列。蒙古军严格地执行了这一命令，以致时至今日，这里仍然荒无人烟，了无生气。

法国历史学家格鲁塞在《成吉思汗》一书中，引用了多洛特的记述：

自从发生那起悲剧性的事件以后至今，在这个荒凉的死气沉沉的山上，一切仍是原样，破败的景象没有任何改观。我顺着一条小道艰难地攀登着，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爬上山顶。举目四望，所见无非废墟。在这一片废墟中，城堡主塔还立在那里，算是这个城堡的最高遗迹。这个地区气候十分恶劣，但七个世纪以来，恶劣的气候变化，剥蚀一切的凄风苦雨，都没有损坏这几堵普通的泥墙。狼藉的破砖碎瓦，简陋的陶器碎片，当年建筑用的卵石和采釉陶瓷碎片，彼此混杂在一起。在这片阴森可怖的混乱中，只有那彩釉陶瓷碎片还在闪烁着光彩，显示着当年波斯陶瓷的装饰图案和颜色。

成吉思汗在西征过程中，只要遇到哪个城市稍有抵抗，便会施行最残酷的报复。不花刺城在被围时，军民抵抗得比较激烈，结果，城池被攻陷之后，居民中的男子被斩尽杀绝，妇人和孩子都当了奴隶。蒙古军闯入清真寺中，将装《古兰经》的书柜弄过来代替马槽，那些经书则被乱弃于地，任由马匹践踏。最后，纵火焚烧了整座城市。

当成吉思汗攻下咸海岸边肥沃的绿洲、花剌子模首府玉龙杰赤后，愤恨于城内军民长达七个月的顽强抵抗，便将居民全部驱赶到野外，从中挑选出几万名工匠押送到东方去，青年妇女和孩子们都被纳入了俘虏队，剩下的一百二十万人则分配给军队屠杀，五万多蒙古兵每个人分到二十四人。最后，又决开阿姆河堤，引水灌城，整个市区顿成泽国。这样，有些市民即便是幸免于刀兵的劫难，也都全被淹死。至于发达的纺织业，繁荣的商贸中心，随着城市的彻底毁灭，也都转瞬间化为乌有了。

这支来自草原的、在凶狠残暴的军事统帅指挥下的征服者大军，每攻下一座城市，最终的也是唯一的目的，就是杀人屠城、掠夺财物。在那些“恃力而为”的军事贵族看来，屠戮与掳掠不仅不是罪恶行径，反而是胜利的象征，是值得永生炫耀与骄矜的英雄壮举。他们既体会不到农耕稼穑的艰难，更不知城市百业千行的惨淡经营为何物，因而对于凝结着多少代人心血的农业工程设施和城市建设成果，也缺乏应有的感情，不知道珍视和顾惜；只是靠着沸腾的感情冲动，带着当时仍很盛行的“血亲复仇”的狂热，动辄掘河、纵火，捣毁城池。狂飙所至，使西亚诸国遭受到空前的浩劫。

作为横绝一世的战神，成吉思汗怀有一种异常鲜明的英雄主义情结。在他的心目中，所最不能忍受与宽恕的，是下属对于主子的背叛；他极度鄙视奴颜婢膝的软骨头和俯仰由人的奴才性格；而最敬重的则是百折不挠、宁死不屈、意志坚强的勇士，即使置身于敌对营垒、甚至是专门与他作对的人，他也会格外高看一眼。据勒内•格鲁塞《成吉思汗》一书中记载：

花刺子模帝国王位继承人扎兰丁，带领一支骁勇的骑兵，踞守在哥疾宁城。蒙古西征军的一支部队在围攻附近的一座要塞时，被扎兰丁所部击溃，损失了上千人。这使成吉思汗十分惊诧，当即指派他的“义弟”失乞忽秃忽亲自率领三、四万人前去攻城。扎兰丁手下的将领，看到蒙古军其势汹汹，提议暂先撒退，以避锋芒。可是，扎兰丁却坚持寸步不让，决意拼杀到底。他命令骑兵全部下马，每个人都将马缰绳系在腰带上，手持强弓劲弩，列队站定，沉着地迎战进攻的敌人。当蒙古骑兵潮水般地涌来时，扎兰丁的军队一齐张弓攒射，矢如雨集，逼得蒙古军被迫后退。稍顷，失乞忽秃忽再次挥师冲杀过来，眼看就要闯入对方的阵地，这时，扎兰丁突然吹响号角，手下的骑兵忽喇喇地反扑过去，杀声震天。蒙古军遂大溃，各自策马奔逃，前路沟壑纵横，兵马纷纷颠扑，而扎兰丁的骑兵则挥刀猛进，大肆劈杀，使蒙古军遭致惨痛的失败。

成吉思汗闻讯后，亲自率军前往。两天急行军，马不停蹄，赶至哥疾宁城，扎兰丁却已神秘地消失。后来得知逃到了印度边境，成吉思汗下令部队全速前进，跟踪追击。这时，发现扎兰丁军队正在准备强渡申河（今印度河）。成吉思汗当即下令，部队布成长蛇阵势，作半月形包围圈，向敌军步步逼近。可是，当接近了扎兰丁时，成吉思汗却下令“不得放箭”，他想要活捉这个勇士。在走投无路的困境中，扎兰丁换乘了一匹健马，作最后一次猛冲，蒙古军便稍稍后退一些，这时，他又突然掉转马头，改向河的对岸冲去。他背负盾牌，手持军旗，纵马一跃，很快地便抵达对岸。成吉思汗立马岸边，深深为扎兰丁的骁勇、机智所折服。将士们要继续追捕，他摆手加以阻止。

在整个西征进程中，扎兰丁是唯一坚持同成吉思汗抗衡到底的人。而成吉思汗不以为忤，反倒采取宽容大度的态度，放他一条生路。他还指示几个儿子，要学习扎兰丁的英勇顽强精神。但是，对于扎兰丁的部下，则像往常一样凶狠、严厉。他命令部队，向跳入河中的敌军将士放箭，将他们全部射杀；对留在此岸的部分残敌，包括落入蒙古军手中的扎兰丁的子女，都无情地处决了。

天命观、复仇意志与英雄主义情结——成吉思汗凭借着他的“三宝”，战胜攻取，所向无敌，一往直前。帛书甲本《老子》中有一句意味深长的话：“祸莫大于无敌”。清代学者魏源解释为：“盖兵至无敌于天下，则杀人必多，乃祸莫大焉者也。”综观成吉思汗西征始末，益发感到先哲此言的睿智与深刻。

在人类历史的推进过程中，伴随着文明进步的脚印，邪恶总是如影随形地紧跟在身后。蒙古军的西征，不论其初始的动机如何，肆行无忌地杀戮与掠夺，以破坏一切文明成果为职司、甚至为乐趣，总是一种蒙昧，一种邪恶，一种无法令人宽宥的罪行。

德国历史学家李斯特说过：

一个拥有权势的人，除了拥有更多的权势，还有什么能够吸引他？打败了所有的敌人以后，成吉思汗想要做的，就是去寻找更多的敌人。

但是，前路上已经没有敌人与之争锋了。强悍的蒙古西征军，只好逐步地向东北方向撤回。一路上，成吉思汗既满怀着胜利的喜悦，快意平生，志得意满；又不无孤峰峭立、四顾苍凉、英雄寂寞之感。他踌躇满志地说：“直到如今，我还没有遇到过一个不能击败的敌手。我现在只希望征服死亡。”

英雄无奈

史载，成吉思汗是在一场铺天盖地的白色乳雨过后诞生的。呱呱坠地之时，他的小脸上映现着血色的光华，眼睛里闪射出火花来，右手中攥着一个像红宝石似的血块。随着雨过天晴，一道拱形的奇异的白虹，出现在茫茫大草原的上空，经久不散。

早年的铁木真，曾经三次遇险，据说，都是由于得到天助，最后转危为安。第一次险情，前面已经叙过。抛弃了铁木真一家的泰赤乌部首领，为了斩草除根，把他捉拿到手，计划在巡游示众之后，就把他处死。结果，他趁着看押人烂醉如泥的当儿，机智地逃脱了。怎么就那么凑巧，不早不晚，偏偏在这一天，看守就醉了酒呢？在他看来，是冥冥之中有天意安排。

不特此也，他逃出之后，被一位名叫锁儿罕失剌的好心人，掩藏在装满羊毛的大车里。追赶的人逐户搜查，最后来到他家，翻箱倒柜搜了个遍，也不见踪迹；回头看到一辆装满羊毛的大车，便动手去扒车上的羊毛。眼看就要暴露了，主人若无其事地对来人说：“你们这种搜法实在荒唐，这大热天里，就是有人藏在里面，还不早就闷死了！” 搜查者觉得有道理，他们原本也不想在那闷热而又脏臭的羊毛上作文章，听他这么一说，就返身走开了。在这危如累卵的千钧一发之际，居然得以解脱。人们都说，如果不是暗含着天助，哪里会有这神话般的幸运！

铁木真第二次遇险，是在穷追泰赤乌残部时，赶到斡难河边，被敌人射伤了脖颈，血流不止，昏迷过去。一位叫者勒篾的战士，按照蒙古族的疗伤经验，小心地用嘴吸吮出他伤口里的淤血，然后擦洗干净。他一清醒过来，就说：“我的血快干了，口很渴。”者勒篾乘敌人熟睡之时，潜入敌营，带回了酸奶。铁木真喝过后，元气有所恢复，发现身边汪着一滩血水，这才知道是者勒篾一口口吐出来的，心中感动万分。

还有一次获救，就更是奇突、惊险。铁木真与王汗决裂之后，处境极度艰难。敌对的克列亦惕部，决定在他有效组织防御之前，第二天拂晓进行突袭，将他擒获。其中一个小头目当晚回家，无意中同妻子谈论起了这件事，碰巧被前来送马奶的牧人巴歹听到了。巴歹回去后，就把这个消息透露给同伴乞里失黑。两人出于对铁木真的仰慕，立刻借助夜色的掩护，飞马前去通报消息。这样，铁木真又得以侥幸脱险了。

史书中还记述了这样一个传说：

有一次，成吉思汗带着一帮人出去打猎。他们一大早便出发，可是到了中午仍没有收获，只好意兴阑珊地返回帐篷。成吉思汗心有不甘，便又带着皮袋、弓箭以及心爱的飞鹰，独自一人走回山上。烈日当空，他沿着羊肠小道向山上走去，一直走了好长时间，口渴的感觉越来越重，但他找不到任何水源。良久，他来到了一个山谷，见有细水从上面一滴一滴地流下来。成吉思汗非常高兴，就从皮袋里取出一只金属杯子，耐着性子用杯去接滴下来的水。当水接到七八分满时，他高兴地把杯子拿到嘴边，想把水喝下去。就在这时，一股疾风猛然把杯子从他手里打翻，到口边的水被弄洒了，他不禁又急又气。忽然抬头，看见自己的爱鹰在头顶上盘旋，才知道原来是它捣的鬼。尽管非常生气，却又无可奈何，只好拿起杯子重新接水。当水再次接到七八分满时，又有一股疾风把水杯弄翻了。又是他的爱鹰干的好事！成吉思汗顿生报复心：“好！你这只老鹰既然不知好歹，专给我找麻烦，那我就好好整治一下你这家伙！”

于是，成吉思汗一声不响地拿起水杯，再从头接那一滴滴的水。当水接到七八分满时，他悄悄取出尖刀，拿在手中，然后把杯子慢慢地移近嘴边。老鹰再次向他飞来，成吉思汗迅速地掣出尖刀，把鹰杀死。不过，由于他的注意力过份集中在老鹰上，却忽略了手中的杯子，不慎掉进山谷里。成吉思汗无法再接水喝了，不过他想到：既然水从山上滴下来，那么上面也许有蓄水的地方，很可能是湖泊或山泉。于是他拼尽气力向上爬，终于攀上了山顶，发现那里果然有一个蓄水的池塘。成吉思汗兴奋极了，立即弯下身子想要喝个饱。忽然，他看见池边有一条大毒蛇的尸体，这时才恍然大悟：“原来飞鹰救了我一命，正因为它刚才屡屡打翻我杯子里的水，才使我没有喝下被毒蛇污染了的水。”

马基雅维里在他那部闻名世界的《君主论》中，有过这样的论述：

人是被命运女神和上帝所控制的，自由远不是绝对的，因为命运女神的力量是强大的。……但命运之神是一个女人，她会受到男性品质的诱惑，她尤其为真正有男子气概的人的德行所感动，并受其左右。”

过去说，“神鬼怕恶人。”原来，命运之神也是钟情于强者。中国古代诗人也曾咏叹过：“时来天地皆同力，运去英雄不自由”。

古往今来，一切英雄豪杰都逃脱不了由旺健到衰老直到死亡的自然规律，成吉思汗又如何呢？

在中国历史上，孔夫子属于意志上的强者——“知其不可而为之”，“不知老之将至云尔”。而“千古一帝”秦始皇，则不仅是意志，就行为而言，也称得上是真正的强者。那么，成吉思汗呢？便是“强中更有强中手”。他与秦始皇隔着“时间之河”遥遥相望，分头生活在同一向度的空间里。在成吉思汗的字典上，根本就没有“不可”与“衰老”这类字眼，至于“死亡”，似乎更与他绝缘。所以，尽管他相信天命，却并不相信命运女神能够控制他、左右他。

但是，岁月终竟不饶人啊！随着年龄的增长，他的身体、精力，在一天天地敲打着他的意志，一再地发出挑战性的警告信号。也许正是从这时候开始，成吉思汗渐渐地懂得了什么叫做“无奈”。

率军出征中亚，其他普通的人不要说了，即使是戎马一生的成吉思汗，也是破天荒的一次。作为一位历尽艰辛、饱经忧患、百对战疆的年近花甲的老人，进入一个完全不同于蒙古大草原的陌生环境，特别是即将面对的是素以野蛮、强悍著称的花刺子模帝国，总是一场严峻的考验。

在出发前的那些日子里，尽管成吉思汗嘴巴硬朗，绝不吐露一个“难”字、“险”字，但宫中上下还是弥漫着一种无法掩饰的忧心与悬念，只是没有谁敢于开口罢了。后来，大汗的宠妃也遂终于忍不住了，冒着触犯天威的风险，对大汗说出了人们共同的心里话：

我汗将翻越巍峨险峻之山岭，渡过宽阔汹涌的江河，出征远行，平定诸国。然而，凡是有生之物都不可能长生，人寄身于天地间，同样也难以久留。倘若陛下在进军中，伟岸的身躯突然像参天大树一样骤然倒下，届时，那万里江山、普天下的百姓，将要托付给谁？在我汗所生的英杰四子中，陛下想要由谁来接班？这绝非我个人的一已之见，而是陛下诸子、诸弟以及广大臣民所共同关心的大事。愿陛下早作圣裁。

出乎人们的意料，听过也遂的这番话，成吉思汗不仅没有震怒，反而点头称是，可见，他的心里也正在筹思着这个问题。他说：

由于我未尝继承先祖之遗业，所以也就忽略了预立储君的问题；未尝遭遇过疾病和死亡，也就没有想到会有树倒梁颓之结局。多亏爱妃加以提醒。

经过一番周密的思考和议论，成吉思汗当下确定：由他最为钟爱的稳重沉着、头脑清醒的第三个儿子窝阔台来做未来的接班人。并且，从长远考虑，宣布：诸子以后要各治一方，各守封疆，以防患于未然。

从此，生死问题开始在成吉思汗的头脑中占据了位置。即使在尔后的西征途中，在战火纷飞的疆场上，他也没有放下这份心思。

他记起当日在中原战场上，曾听说有一种“长生不老之药”，秘方掌握在道教魔术师手里。后来，有人告诉他，一位类似高级萨满的人物，名叫丘处机，道号“长春真人”，已经三百岁了，有长生延命的秘法，且又博古通今，才能超群。他决心把这位神秘的人物罗致到身边来。他想借助这位“真人”的神力，掌握古老的秘方，实现长生久视，征服那不知什么时候就会降临到头上的死神。于是，派遣侍臣刘仲禄备下轻骑素车，携带他的手诏，前去敦请丘处机出山。

说起这位丘真人来，可算是大有来头，大名鼎鼎的。不仅成吉思汗想要见他，内地的金宣宗和宋宁宗两位皇帝也都曾发出征召，但都被他借故回绝了。这次，震慑于成吉思汗的声威，为了保全自身及其教派，即使出于勉强，也只好前往应召。他挑选了十八名弟子，于公元1220年初，开始了前路漫漫的长途跋涉。他们先是到了燕京，这时才知道，成吉思汗已经远在数千里之外的中亚地区。尽管略有悔意，但他迫于大汗的压力，也不得不以七十二岁高龄，勉力前行。当然，他也有所期待，希望通过此行，能够做一些度世济人的善事。经过两年多的奔波，他们师徒一行，终于赶到了昆都斯（今阿富汗北部），见到了事先等候在那里的成吉思汗。

在丘真人想像中，这位叱咤风云、骄横一世的蒙古大汗，一定是浑身透着杀气、两眼射出凶光、威风凛凛、步履生风的。可是，映入眼帘的却是一位眉舒目展、满脸堆笑的老人，无论如何，也难以把他同嗜杀成性的凶神恶煞联系起来——然而，那一切一切，却是天天都在发生的千真万确的事实。他的个子很高，前额宽阔，横着几道平行的绉纹，红脸膛衬着灰白色的胡髭，还有鼻翼两旁那“八”字深沟，也算是一道晚年的风景。身材有些发胖，看上去还算健壮，但已经谈不上神完气足了。从道家养生的角度看，这是虚耗过度、真元亏损的反映。

见面礼之后，成吉思汗便单刀直入地向他求索长生之术，丘处机也像是相识已久的故交，答复得简单而斩截：“世上只有卫生之道，而无长生之药。”就是说，长生不死是不可能的；但通过健康养生，可以获得长寿。成吉思汗并未因此而感到失望，反倒赞赏丘处机的诚实无隐。在尔后的三次讲道中，总是以“丘神仙”呼之。

他们之间建立了友好、亲密的关系。丘处机讲道，侧重三个方面：长寿之道，清心寡欲；一统天下，不嗜杀人；为治之方，敬天爱民。丘处机说，道家主张：敬天爱民以治国，心境安闲以养身，清心寡欲以抗衰老，这是百试不爽的秘方。

他针对成吉思汗妻妾成群和现实神色的状况，特意告诫说：

养生之道，无非是清心养气，固守精神。气全则生，气亡则死，气盛则壮，气衰则老。庶人一妻，尚且损身；况乎天子多畜嫔妃，宁不深损！贪欲好色，则丧精耗气，乃成衰惫。陛下宜加珍啬。一宵一为，已为深损，而况恣欲乎！

他知道，成吉思汗根本不可能做到禁欲，便降格以求：“虽不能全戒，但能节欲，则几于道矣。”

一次，成吉思汗在塔什干的一座山里狩猎，穷追一只受伤的大熊，不慎从马背上跌了下来。狰狞狂肆的大熊就在他的对面，竟然没有猛扑过来，使他侥幸得脱。丘处机劝说他：

“此次坠马，乃天戒也，以后再不要经常行猎了。”

成吉思汗说：“神仙说得极是，朕亦深省。只是射猎自小所习，一时难以戒除。”

他还向丘真人询问了地震与雷电的原因，真人则以“上天示警”答之。

在论道过程中，丘处机还乘机提出一些有关治国安民的建议：

“只有统一中原地区并能善加治理，方能称为大国；而要治理好中原，则必须施行仁政，爱惜民力，让人民休养生息。”

成吉思汗当即召集诸子和其他蒙古王公贵族，要他们很好领会丘真人的教谕，并能照着去做。看到丘处机年事已高，成吉思汗允准他返回故国，并带领文武百官，在城外数十里夹道送行。临别时，与丘真人相约，希望日后在国内再次会面。这时正值公元1223年的春天。

他绝没有料到，此次竟成永别，四年后，两人在同年同月里辞世。

死者已矣

成吉思汗于1226年秋天，率军征讨西夏国。冬季，在一次出猎中，他胯下的红鬃烈马受到惊吓，昂首腾足，将他掀倒摔伤。当夜，他就发起了高烧。随行将领都奏请大汗立即回去养伤，待伤愈后再来攻打也不迟。无奈大汗一生逞强、赌胜，心想：如果这样回去，定会遭到西夏君臣的耻笑。恰好，这时一个去西夏探听情况的人回报，那里的一个大臣竟然当众讥笑大汗，说他根本没有本事对付西夏。成吉思汗听了，恼羞成怒，拍案而起，当即表示，宁可死在这里，也决不退兵，遂扶病上马，继续指挥部队向贺兰山挺进。

进军西夏，所向披靡，各路兵马很快就到达了中兴府，把这个西夏的首都围得水泄不通，旦夕之间，即可拿下。只是，成吉思汗的伤病已经一天天地加重，身体更加虚弱，再也没有了昔日的威风。炎热的气候，加上水土不服，又染上了斑疹伤寒，这就更是雪上加霜。到了1227年农历七月十二，终于命归黄泉。其地在六盘山下的清水县，得年六十六岁。

去世的几天前，他知道属于自己的日子已经屈指可数了，于是，赶紧把几个儿子召集到身边，心情沉重地说：

我的病势很重，看来是无法医治了。幸赖长生天之庇佑，我已为汝等创建此庞大帝国。现在，汝等中需有一人继承汗位，以支撑这一坚实的宝座。如果汝等人人都想争汗位，互不相让，则必将遭遇我所讲过的那条多头蛇的下场。

兄弟数人清楚地记得，大汗曾多次讲述过：在一个大雪纷飞、北风卷地的夜晚，一条多头蛇为了御寒，想要钻进洞里去。可是，由于惧怕寒冷，身上的每一个头都想尽先钻进去，结果互不相让，足足争斗了一夜。最后，这条多头蛇竟冻死在洞口。

当下，窝阔台等一齐跪在地下，说：“我们俯首听从父王的吩咐。”

成吉思汗说：“很好。那就让窝阔台继承我的汗位。因为他足智多谋，富有雄才大略，在你们中间尤为出色。”大家异口同声说：“遵命。”于是，共同立下了拥戴窝阔台继承汗位的文书。

接着，成吉思汗又部署了经他深思熟虑的灭金方略：

金朝的精兵在潼关。潼关南据华山，北靠大河，难以一举攻破。如能借道南宋——宋金为世仇，必能同意，则可出兵直捣开封。潼关数十万金兵必将千里赴援，纵能赶到开封，也必然兵疲马乏，不能作战，开封城指日可破。

窝阔台遵循这一方略，七年后终于灭掉了金国。

成吉思汗嘱咐左右，他死后，要严密封锁消息，待西夏国王前来朝拜时当即把他干掉，再把城内军民全部杀光。他要以屠杀整个民族来作为自己的葬礼。

尽管这一切一切，都会按照他的愿望圆满地实现，应该说是快意恩仇、死而无憾了；但是，弥留之际，他仍然带着无限的依恋，而且不无伤感地说：

朕之子孙后代，将衣金衣，就美食，跨宝马雕鞍，拥绝色美妇。然而，彼等将不记忆，此等荣华富贵所赖何人而有之也……

这倒应了“生非容易死非甘”那句古话。看来，即使像成吉思汗那样叱咤风云、豪气冲霄的强者，也同样贪生畏死，难割难舍。因为，生是权力与富有的象征，意味着拥有一切，支配一切；而“死，人之终也”（荀子语），是了断，是枯竭，是丧失，转瞬间一切化为乌有。“死而后已”，实际是“死而即已”。

黑格尔老人说，死亡是自然对人所执行的必然的无法逃避的“绝对的法律”，也就是庄子所说的“天刑”。对这一“性命之理”，成吉思汗从前是不承认的；但自西征以来，特别是会见丘真人之后，他已经逐渐地觉察到死神的套杆在身后晃动。只是不肯乖乖地束手就擒，而是把征服一切的欲望作为助燃剂，去继续点燃生存欲望的火焰，用以取代对死亡的忧虑与恐惧。

“功成身退”，原本是自然界的极为普遍、极为正常的现象。日出月没，暑往寒来。千花万木，都是在时序交接中悄然退去，毫无恋栈、迟回之态。唯有人贪心无厌，欲海茫茫，活着要成为“长明的灯盏”，咽气了也要作“不坏的金身”。即使从理性上承认死亡的必至性，但当死亡真的临头时，仍会感到无边的失落。用老百姓的话说，叫做“死不起”。而且，生前拥有的越多，死的时候就丧失得越多，痛苦也就越大，就越是“死不起”。对于那类一意攫取、不知止足者而言，生而必死的规律，实在是太残酷了。

记得《射雕英雄传》中，成吉思汗与郭靖有过一番对话，很有味道。虽属小说家言，但借用钱钟书先生的话说，其“遥体人情，悬想事势，设身局中，潜心腔内，忖之度之，以揣以摩，庶几入情合理”。

“靖儿，我所建大国，历代莫可与比。自国土中心达于诸方极边之地，东南西北皆有一年行程。你说古今英雄，有谁及得上我？”

郭靖沉吟片刻，说道：“大汗武功之盛，古来无人能及。只是大汗一人威风赫赫，天下却不知积了多少白骨，流了多少孤儿寡妇之泪。”

成吉思汗双眉竖起，举起马鞭就要往郭靖头顶劈将下去，但见他凛然不惧的望着自己，马鞭扬在半空却不落下，喝道：“你说甚么？”

郭靖心想：“自今而后，与大汗未必有再见之日，纵然惹他恼怒，心中言语终须说个明白。”当下昂然说道：“大汗，你养我教我，逼死我母，这些私人恩怨，此刻也不必说了。我只想问你一句：人死之后，葬在地下，占得多少土地？”

成吉思汗一怔，马鞭打个圈儿，道：“那也不过这般大小。”

郭靖道：“是啊，那你杀这么多人，流这么多血，占了这么多国土，到头来又有何用？”

成吉思汗默然不语。

郭靖又道：“自来英雄而为当世钦仰、后人追慕，必是为民造福、爱护百姓之人。以我之见，杀得人多却未必算是英雄。”

成吉思汗道：“难道我一生就没做过甚么好事？”

郭靖道：“好事自然是有，而且也很大，只是你南征西伐，积尸如山，那功罪是非，可就难说得很了。”他生性戆直，心中想到甚么就说甚么。

成吉思汗一生自负，此际被他这么一顿数说，竟然难以辩驳，回首前尘，勒马回顾，不禁茫然若失，过了半晌，哇的一声，一大口鲜血喷在地下。

成吉思汗的葬礼，由幼子托雷主持。人们“用梡木二片，凿空其中。类人形大小合为棺，置遗体其中。加髹漆毕，则以黄金为圈，三圈定”，做成了成吉思汗的金棺。他们杀死了最好的马，供大汗在阴间享用；同时，又从那些容色可爱、顾盼多姿的处女中，选出四十名殉葬。墓地是由大汗生前自己选定的，位于肯特山的萨里川，距离他的出生地大约有六天的行程。

下葬后没有留下冢堆，而是驱赶马群将地踏平，来年春草绿遍，一望平川，没有任何踪迹可寻。只是由于安葬时曾就地宰杀过一只小骆驼，当再次致祭时，将它的母亲牵来，从母驼嗅血悲鸣中，可以验知其地为大汗之葬所。但是，随着岁月的迁流，沧桑迭变，后辈人已经茫然不晓。于是，成吉思汗之灵骸所在，遂成为千古之谜。

其实，“人死如灯灭”，一瞑之后，万虑皆空。中国古代的名家提出过“白马非马”的命题。顺着这个思路，也可以问一句：“死人还是不是人？”答案应该是十分简单的：死亡之前是人，人死之后，作为尸体，只是一个社会的符号。就社会属性来说，对死人是无法进行具体分析的，人们只能把它们放在一个过去的统一的范畴中加以认识。头角峥嵘、不可一世的秦始皇、汉武帝，也包括“一代天骄成吉思汗”，当他们成为尸骸之后，就同普通的贩夫走卒的尸骸，没有任何实质上的区别。

当然，作为伟大的政治家、军事家，他们在历史上所留下的足迹——他们的丰功伟业以及给后世所带来的正面、负面的影响，并不会湮没于岁月的尘灰，随时间而褪色。

著名蒙元史专家杰克•威泽弗德有这样一番论述：

伟大的历史人物不能被整齐地卷塞在书皮之间，也不能像受压的植物标本被熨平。……当事件本身从人们的视野中淡去后，它们的影响还将长期存在。就像一口钟的振荡声一样，在停止敲击之后，我们仍可以感觉到它。成吉思汗离开历史舞台已经很长时间了，但他的影响将持续地萦绕在我们这个时代。

成吉思汗的名字，在欧亚许多国家中又是恐怖的象征，是一个沉重得令人两股颤栗的话题。他的西征大军，一路上焚烧劫掳，屠杀大量无辜平民，丧生者多达数千万，而当时全世界的人口总数也只有四个亿。冷兵器刀箭的杀伤量，竟然超过了二十世纪两次世界大战。说起来怵目惊心，真堪发指！

当然，也应该承认，伴随着蒙古大军的西征，客观上打通了亚欧之间的壁垒，扫除了东西方陆路交通的人为障碍，促进了经济、文化交流，推动了人类社会文明的进步。由于东西方交往的频繁，距离的缩短，中国的创造发明如火药、纸币、驿站制度等得以输出到西方；而西方的药品、织造品、天文历法等现代科技也随之传入了中国。诚如勒内•格鲁塞所言：

将环绕禁苑的墙垣吹倒，并将树木连根拔起的风暴，却将鲜花的种子从一个花园传播到另一个花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