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傀儡，原义为土木制成的偶像，古称“木偶人”。后来，作为幕后受人牵线的戏具，用于表演人生故事，称做“傀儡子”或“傀儡戏”。据任半塘《唐戏弄》：“傀儡戏中，专以人生为主题，以老人为主角，散场之后，致使观众兴‘此生’与 ‘一世’之感，其有故事、有情节，有相当效果，不仅作龙钟踊踏，以博浅笑而已。”由此而衍生出现代的涵义——借指那些用以充当道具和摆设的政治玩偶。玩偶生涯，也是一种生命存在形式，但它却是没有重量的。
古代咏叹这一内容的诗文很多，其中最有名的是唐天宝年间梁鍠的《傀儡吟》：“刻木牵丝作老翁，鸡皮鹤发与真同。须臾弄罢寂无事，还似人生一梦中。”由于受到太上皇李隆基的赏识，遂得以广泛传播。事情是这样的：安禄山发动叛乱，直逼京城长安，唐玄宗仓皇西遁，太子李亨即位于山西灵武，是为肃宗。玄宗回来被迫逊位，当了太上皇，居于兴庆宫。当时，他们父子间的关系很紧张，李隆基颇不满于儿子擅自登极称帝；而儿子李亨在身边亲信的挑拨下，担心老皇帝东山再起，重新夺取皇位。意欲采取果断措施，又怕承担“不孝”的恶名；最后，由他所宠信的宦官李辅国出面，逼使太上皇迁至西内，并罢黜其多年倚重的几个旧臣，彻底孤立起来。这样，太上皇便失去了一切权柄与人身自由，像“玩偶”一样被人操弄于股掌之上，尝反复吟诵傀儡诗以自况，可谓寄慨遥深。
权柄，在这里是一个关键词。封建社会中，由于皇帝的权力最大，地位最高，所谓“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手握王纲，口含天宪”，因而，强藩、政要，社会上的各种势力，尤其是那些野心家、阴谋家、权欲狂，都要围绕着夺取皇权施展伎俩，明争暗斗，直至血肉拼搏。结果，造成许多帝王不得不扮演傀儡角色。他们的幕后操纵者，形形色色，或为异民族的侵略者，或为临朝称制、垂帘听政的太后、贵戚，或为阉宦、权臣，不管是什么货色，他们所死死盯住的无非都是一个“权”字。而作为政治斗争的工具与牺牲品的皇帝，则同玩偶一样，俯仰由人，一切听从摆布，手中权柄形同虚设。
翻开中国封建王朝的史册，著名的“傀儡明星”还真有那么一串串，其中最具典型性的应数清朝的末代皇帝溥仪。他有三点独特之处：其一，他是自公元前221年秦始皇称帝后的两千一百三十二年间，中华封建帝制的最后一个皇帝；其二，他是历代封建王朝中四百九十二个坐过龙墩的，唯一爬上过三次又摔下来三次，而且始终充当傀儡角色的皇帝；其三，他在三次傀儡登场中，分别由太皇太后操弄、野心家权臣拥戴、外国侵略者扶植，全面见识并经历了“傀儡人生”的各种生存状态、各种人生境遇，可说是集中外古今所有傀儡角色之大成。
二
溥仪承继光绪帝位而登上“九五之尊”。他也像光绪帝一样，是被慈禧太后选中的一个理想的玩偶；登极之日，他只有三岁，也是一个娃娃皇帝。有人统计，中国历史上两岁到十岁登极的娃娃皇帝，总共有二十八位。除去个别的后来成为一代英主，像清朝的顺治帝、康熙帝，其余多数都是末帝、殇帝、亡国之君，许多人还都扮演了傀儡角色。
晚清的光绪皇帝载湉，是颇具代表性的。同治帝载淳年仅十九岁就病死了，年少无嗣。作为生母，慈禧太后所最为关注的，是选择怎样的继统者她才能继续垂帘听政。按照常理，“载”字辈的皇帝过世，应该从下一代的“溥”字辈中挑选一人承继大统，但这样一来，慈禧就将被尊为太皇太后，相隔两辈，她便没有再度听政之理。于是，由她独自作主，在与载淳同辈里找出一人，而这个人又不能年岁很大，否则，垂帘听政也失去了足够的依据。这样，皇冠就落到了四岁的载湉的头上，是为光绪帝。
这个政治玩偶没有实权自不必说，而且，自从入宫以后，就连普通人的自由也享受不到了。为了驯服这个小皇帝，使他能服服帖帖地听从摆布，慈禧太后整天对他横眉怒目，疾声厉色，动辄喝斥骂詈，稍不如意，就长时间罚跪，有时还施以“杖责”。他每日要按照家规，定时向皇太后跪拜请安，不发令让他起来，他绝对不敢起立。慈禧外出时，他“必须随扈，炎风烈日，迅雷甚雨，不敢乞休”。这样，载湉从小就被慈禧吓破了胆，一见到她，如同豺狼狮虎照面，立刻浑身颤抖，色为之变。
慈禧太后的训政模式是：“必须永照现在规制，一切典礼规模，咸赖训政饬诫。”这无异于说，一切事件，要事先请示太后懿旨，然后才能在皇帝面前奏闻。待到光绪帝举行大婚典礼之后，慈禧碍于祖宗法制，为了掩人耳目，不得不住到颐和园去“颐养天年”；实际上，她仍然通过种种手段，继续总揽朝纲，千方百计干预皇帝独立行使权力。光绪帝名曰“亲政”，但朝中一切大事，都必须向太后“禀白而后行”；稍有违抗，就会横遭制裁。因此，史家说：“光绪帝作为西太后的一个傀儡，才有他存在的意义。不愿当傀儡，就绝不能当皇帝。”
而同是傀儡皇帝的溥仪，相对于他的前任光绪帝，有过之而无不及；不同之处，是他入宫后三天，慈禧就结束了人生之旅，一命呜呼了。当时，慈禧并未料到她会这么快就拉上了人生大幕，直到宣布溥仪嗣位那天，她仍然不想放弃手中的权力。光绪死后不过两个小时，她就吩咐监国的摄政王载沣：“所有军国政事，悉秉承予之训示裁度施行。”就是说，即使当了太皇太后，不便亲自参预政事，她还要通过百依百顺的摄政王的牵线，间接地操控小皇帝。随着太皇太后“归天”，这副摆布傀儡皇帝的担子，便自然地转到了溥仪的父亲载沣的肩上。其实，摄政王也只是个名分，到头来也是一个玩偶，他的幕后牵线人，则是总揽军政大权的野心家袁世凯。就这样，这个无知无识、浑浑噩噩的小皇帝，糊里糊涂地当了三年政治玩偶，而后又糊里糊涂地被赶下台，退了位。
当事人还清晰地记得，光绪三十四年十二月初二举行登极大典那天，天气奇冷，年仅三岁的溥仪，被人抬上了太和殿，放在又高又大的皇帝宝座上。由于紧张、害怕，他在龙墩上嚎啕大哭，连声叫喊：“我不挨（待）这儿！我要回家！我不挨（待）这儿！我要回家！”他的父亲、摄政王载沣扶着他，急出了满头大汗，一个劲地劝哄说：“别哭，别哭，快完了，快完了！”这番话，曾引起在场的王公大臣窃窃私议，认为太不吉利，乃是“不祥之兆”。民间也流传着顺口溜：“不用掐，不用算，宣统不过二年半。”果真，很快他就下台、完蛋了；而后便真的回到了老家——他的出生地醇亲王北府。
当时，根据“清室优待条件”，“大清皇帝辞位之后，尊号仍存不废。中华民国以待各外国君主之礼相待”，仍然留在紫禁城里过着异化了的帝王生活。但“光复故物”、“还政于清”的复辟活动，却在暗地里酝酿着、筹划着，由王爷、师傅、内务府大臣们指导着溥仪去扮演这种角色。“但是后来我逐渐地明白”，溥仪回忆说，“实现复辟理想的实际力量并不在他们身上，连他们自己也明白这一点。说起来滑稽，却是个事实：紫禁城的希望是放在取代大清而统治天下的新贵们的身上的。第一个被寄托这样幻想的人，正是引起紫禁城愤愤之声的袁世凯大总统”。
其实，这种寄托也是大谬而不然的。袁世凯惦着复辟倒是不假，但他想的却是自己当皇帝。只是，好景不长，仅仅八十三天，还没等龙墩坐热乎就被气死了。继任民国大总统的是黎元洪，段祺瑞出任国务总理。于是，紫禁城里的“小朝廷”又派人前去祝贺，寄希望于新的权贵。黎元洪也派了代表答谢，并将袁世凯要去的皇帝仪仗送回了紫禁城，“小朝廷”的内务府又开始活跃起来，拟旨赐谥法、赏花翎顶戴，又授什么“南书房行走”，又给太妃们选秀女，忙得个不亦乐乎。而在国民政府那面，两巨头之间的矛盾逐渐趋于激化，军阀割据、纷争，日甚一日。
在这种形势下，一向效忠清王朝的北洋系军阀、直隶总督北洋大臣张勋等人，认为皇清复辟的时机已到，遂于1917年（民国六年）6月14日，以调停为名，率领三千名“辫子兵”进驻北京，康有为也不甘寂寞，赶忙化装成乡下老头，揣上事先拟好的复辟诏书，潜入了紫禁城。于是，一场复辟清王朝的闹剧开演了。
伴随着“宣统”年号宣告恢复，溥仪便又重新登上了皇帝宝座，颁发了一系列封官授爵的诏书。当时北京城里，一片乌烟瘴气，警察们通知各户悬挂龙旗，居民们一时找不到，就用纸糊的来应付；一些遗老遗少纷纷放下了头上已经盘起的辫子，找出压在箱底的蟒袍，或者到估衣店里租买，然后匆匆赶到皇宫，准备入朝受封承赏。结果，满街上奔走的都是一些仿佛“从画上走出来的人物”，到处是拖着辫子的袍袍褂褂，花翎顶戴。报纸出版了报道复辟消息的“号外”。只是，这场闹剧开场突然，收场也快，不到十二天，宣统皇帝便又被赶下了台。
三
尔后，溥仪又是昏天黑地、纸醉金迷地混了几年。直至1924年11月5日，民国政府修正了清室优待条件，其中重要一款是“即日移出宫禁”。这样，溥仪连同他的“小朝廷”便被冯玉祥的国民军驱逐出紫禁城，回到了他的出生地、由国民军把守着的醇王北府。
据溥仪自己讲，当时，他面临着三种出路可供选择：一种是按照新的《条件》规定的，放弃帝王尊号，抛开固有的野心，做个仍然拥有大量财宝和田庄的“平民”；二是争取“同情者”的支援，取消国民军新订的条款，全部恢复袁世凯时代的旧的优待条件，或者“复号还宫”，重新返回紫禁城，仍然过着原来那样的生活；三是走最曲折的路线，“借助外力以谋恢复”。最后，在“亲日派”的怂恿和支持下，他作出了第三种选择，被野心勃勃的日本关东军物色为理想的傀儡角色。
这时的溥仪，已经步入青年时期。为了实现这“第三种选择”，他从走进北府大门那天起，一直到离开天津去东北之前，日夜筹划着“借助外力以谋恢复”，可说是殚精竭虑，费尽心机。而日本关东军以武力强占了我国辽东之后，也正在加紧策划建立傀儡政权。在日本人看来，要侵占中国，必须先物色一个政治傀儡以为“遮羞布”。这叫做“欲渡河而船来”，于是，二者珠胎暗结，一拍即合。
当时，溥仪的周围活跃着几派势力：有以旧臣陈宝琛为首的“还宫派”，有以罗振玉为首的寄希望于外国、主要是日本的“联日派”，也有的主张联络、收买军阀，即“用武人”一派。这里既有前清的遗老，也有民国的政客，包括了各色人等，当然，中心人物还是溥仪自己。“联日派”中有两个人起了特殊作用：一个是做过清朝驻日本神户领事、深得溥仪信任的郑孝胥。起先他并不属于某一派，好像哪一种主张他都考虑过，也曾赞成，又曾反对，因而遭到各派人士的排斥，弄得“姥姥不喜欢舅舅不爱”。但当他拿定了投靠日本人这一主意之后，由于他的才能、魄力与老谋深算，一切反对派就都不是他的对手了。另一个人是罗振玉。他曾长期居留日本，与日本人有着特殊的关系。这两个人原本是相互对立的，现在，共同的目标把他们联结在一起。经过他们从中斡旋，最后在日本关东军策划与操纵下，于1932年3月9日，溥仪傀儡登场，就任了伪满洲国执政，两年后改称“满洲帝国皇帝”，前后历经十三年，算是过足了一把“皇帝瘾”。
但是，日本人并没有做出帮助他恢复大清王朝的承诺，只是让他以“满洲国”的“康德皇帝”的身分充当关东军掌上的的玩偶。完全秉承主子的意旨，溥仪在“建国十年诏书”中宣称，“仰赖天照大神之神庥，天皇陛下之保佑”，“奉天承运之祚，垂统无穷，明明之鉴如亲，穆穆之爱如子”。“宜益砥其所心，励其所志，献身大东亚圣战，奉翼亲邦之天业，以尽报本之至诚”。这“如亲”、“如子”，正画出了儿皇帝的嘴脸；而“亲邦”云云，则源于梅津美治郎的谕示。他曾责令下属训导溥仪：须知“日本是父亲，满洲国是儿子，所以当称日本为亲邦”。既然是父子关系，那么，整个伪满洲国政权，就应由日本关东军控制，各级伪职皆由关东军各级军官兼任；溥仪的所有对外讲话，事先都要由关东军拟稿，然后，一字不差地照本宣科；他的活动范围也受到严格的控制，连走出宫门的自由也没有。
溥仪佞佛，平日供奉一尊佛像，是从紫禁城带过来的。可是，关东军司令官却告诉他，不能信仰这类外国的宗教。日满精神为一体，信仰自然应该同一。日本的宗教就是满洲国的宗教，应当把天照大神迎过来，立为国教。一次，溥仪要去奉天祭祀清朝的祖陵，日本人知道后，立即加以拦阻，理由是他是满洲国的皇帝，并非清朝皇帝。溥仪解释说，他是爱新觉罗的子孙，祭的是爱新觉罗的祖先。不管他如何辩说，最后仍然未获批准。事情竟闹到这种地步，自己的祖宗祭不了，却要把别人的祖宗认做自己的祖宗，溥仪也觉得“此情难堪”。但为了维护一已的地位与人身安全，只能点头称“是”，不敢讲半个“不”字。
十多年间，他由开始时对日本人充满感激之情而变为心中暗藏着不满，再进一步发展为整天提心吊胆，忧心忡忡，唯恐大难临头。就这样，一直挨到1945年日本鬼子投降，他也成了苏军的俘虏，1950年移交中国政府，监押在祖上的龙兴故地——抚顺的战犯管理所，1959年获得特赦。
就溥仪为了重登帝座，竟卖身投靠，甘当异族侵略者的儿皇帝来看，他和五代时的石敬瑭十分相似。石敬瑭借助契丹国太宗皇帝耶律德光的力量，从唐明宗的儿子李从珂手中夺得了皇位，建立了后晋傀儡政权。表面上称做皇帝，但一切都须听命于异族主子。不仅丧失了国格，对契丹俯首称臣，割让“燕云十六州”，每年要向契丹主子进贡三十万匹锦帛，逢年过节要派使者敬送厚礼；而且，还丧失了人格，主动叩拜在耶律德光的膝下，尊之为父皇，而自称为儿皇帝。这一年他已经四十有五，却称只有三十四岁的耶律德光为父皇，真是无耻之尤。
四
玩偶生涯也是一种人生样式。既然叫做“人生”，必然要涉及到命运问题，涉及到对人生际遇、生存状态、生命价值的追问与反思。这样，问题就出来了：溥仪的“傀儡人生”究竟是怎样造成的？
表面看来，似乎是历史老仙翁对他开了个恶意的玩笑，亦即带有一定的历史偶然性。如同古书上说的，人生譬如一棵树上的花朵，它们被风一刮，纷纷落下，有的通过窗帘，飘到花团锦簇的床褥上，有的经过篱笆，落在臭气熏蒸的粪坑旁边——所谓“飘茵、坠溷”，似乎纯属偶然。扩大而至宇宙万有，看上去，纷繁复杂，茫无头绪，像是杂乱无章的偶然堆积；实际上，内在却有一条因果相续的有序链条，有迹可察，有章可循，存在着一定的规律性，也就是说，都是事物合乎逻辑的发展结果。正如近代著名思想家梁启超所说的，人们遭受的任何际遇和承受的任何后果，都不是无端的，不是突如其来的，其间必有业因。一个人究竟应该承受什么样的命运，完全是由他自造自得、自力自择的结果。应该说，溥仪的三岁登基，冲龄践祚，是身不由已的；但后来的先后两次的傀儡登场，则全部应该由他自己负责。
溥仪确实是有“皇帝瘾”的。当他被逐出紫禁城时，国民军北京警备司令鹿钟麟曾经问他：“溥仪先生，你今后是还打算做皇帝，还是要当个平民？”答复是：“我愿意从今天就当个平民。”“我本来早就想不要那个优待条件，这回把它废止了，正合我的意思，所以，我完全赞成你们的话。当皇帝并不自由，现在我可就得到自由了。”一番话博得了国民军士兵的掌声。谁知，这竟是一通言不由衷的堂而皇之的谎言。他的真实想法，是：“我要‘自由’，我要自由地按我自己的想法去实现我的理想——重新坐在我失去的宝座上。”
1926年，溥仪与张学良同在天津，他们混得很熟。张学良劝他把身上的皇袍脱掉，辞掉周围的皇室旧臣，说：“你身边那些老臣围着你，就是在揩你的油啊！”张还劝他“到大学去念书，如果嫌南开不方便，可以远走，到美国去念书”。他们每番见面，溥仪老爱打听军队的情况，问这问那，张学良就说：“你打听那玩意儿干什么？你呀，应该好好地做一个平民。你若是老想着当皇帝，早晚会把脑袋混掉。”由于溥仪自有其政治主见，这一切金玉良言，他一句也没有听进去。
他还顽强地固守着“过去那一套”。本来早已离开了帝座，可是，仍然以“万乘之尊”自居，每日接受随侍与遗老们的朝拜。他从小便习惯了别人给他跪地磕头，哪怕是年岁大他十几倍的清朝遗老和亲族中的长辈，他也都安之若素。他在天津张园自设了“行走”办事处，仍然以“宣统皇帝”的身分称孤道寡。往来文书中，凡是遇到他的名讳，还照样坚持“敬缺末笔”。这使人想到《晋书》中那个自称为“太平皇帝”的王始，已经到了临刑受戮的时刻，有人问他的父兄所在，他还不忘摆“冒牌皇帝”的谱儿，说：“太上皇帝蒙尘于外，征东将军、征西将军（兄与弟）为乱兵所害。惟朕一身，独无聊赖。”实在是堪笑又堪悲的。
五
在溥仪的脑子里，有个根深蒂固的观念，就是只有“祖宗”，而没有“祖国”。他的理论是：“我在，即大清在”，“我就是国家和大清的化身”，这样，临死时才有资格、有勇气喊上一声“太祖高皇帝万岁”。 溥仪后来回忆，在他被驱逐出紫禁城之后，有一次，骑车来到故宫的筒子河边，突然想起了紫禁城里的龙墩宝座和明黄色的千重宫殿，顿时，复辟和复仇的欲望一齐涌上了心头，“不由得心如火烧，我眼里噙着泪水，心里发下誓愿：将来必以一个胜利君王的姿态，就像第一代祖先那样，重新回到这里来”。为了实现复辟的愿望，他曾采用过拉拢军阀、收买政客、任用客卿等多种手段；当这些全然不见功效之后，日本人便开始在他的心里占据了重要位置。
据他自己讲，自从出宫进了北府，就不断地得到日本人的“主动关怀”，亲切照应，从而增长了对日本人的信赖。随着时日的增加，这种信赖在脑子里潜滋暗长着；到了天津之后，更是一天天地膨胀、发展、成熟，直至把日本人看做实现未来复辟的唯一可能依靠的力量。这是他投靠日本人、甘当汉奸与儿皇帝的心路历程和思想根源。
他自己多年的阅历，特别是蒋介石的发家史，以及孙殿英东陵盗墓的诸多实例，使他坚定了一条信念，就是欲求成事必须手握兵权。因此，他决定派遣身边最信任的亲族子弟去日本学习军事。在他的弟弟溥杰东瀛投军之后，他曾写过这样一首诗：“久欲奋双翼，继游于东方；奈为俗营牵，日夜交彷徨。勾践志报吴，薪卧兴胆尝。”他把自己比作勾践，流露出强烈的复辟愿望；而把希望寄托在东方的日本人身上。
“九一八事变”对于中国人民来说是一场大灾难，可是，在溥仪看来，却是他重圆皇帝梦、开启新纪元的良机。他认为，满洲是他祖上的龙兴之地，当年进军关内、跃马中原、完成统一华夏的伟业，正是从这里起步的。他也要据此而重兴祖业，再造家邦，因而急于要同日本特务头子土肥原取得联系，以便早日出关，赶赴东北。郑孝胥劝他不必着急，日本人肯定会主动找上门来的。果然，像卡夫卡所说的，“一只笼子正在寻找一只鸟”，关东军很快就派人来与之接洽，表明他们对他的浓厚兴趣；说他们进军东北“完全没有领土野心”，是诚心诚意要帮助他“在满洲建立新的友好政权”。而他则主动给日本陆军大臣南次郎写信，宣称：“我朝以不忍目睹万民之疾苦、将政权让与汉族，今者欲谋东亚之强固，有赖于中日两国提携，否则无以完成”，主动向日本侵略者输诚相与，卖身投靠。那些天里，他兴奋异常，夜不成寐，“心里盘算着复位的时间，想象着登极大典的场面，越想越高兴，浑身的血液都像沸腾了起来”。
十四年间，在东北人民的反抗、痛骂、怨恨和呻吟声中，他为了满足复辟的欲望，驯顺地为日本主子效劳，按照日本侵略者的要求，签订了《日满密约》，内容包括：“将满洲国的国防及维持治安权委托于日本；日本军在国防上认为必要时，得以管理满洲国的铁路、港湾、水路和空路等，并得增设；对于日本军所需的各种设备，满洲国须加以援助；推荐日本的贤达之士为满洲国参议。”这样，从经济到军事，从治安到国防，从设备到人事，从天上到地下，日本主子通过他的手拿走了一切想要攫取的东西。而他所得到的酬劳，就是在洋爸爸的卵翼下当个屈辱的儿皇帝。
在那水深火热的政治旋涡里，他把自我、尊严、灵魂、气节丢失净尽，包括普通人的正常生活与人生乐趣，通体罩上了凄怆、惨淡与悲凉。诚如元人姚燧在散曲《醉高歌•感怀》中所咏叹的：“荣枯枕上三更，傀儡场头四并。人生幻化如泡影，哪个临危自省！”
人类社会是一种强调重量的空间，在这个空间里，重量与价值同构。因此，太史公有“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之说。其实，生，更是如此。那类傀儡人生，虽说也同样阅历了春花秋月，经受过七情八苦，但其实质，却是一种没有重量的生存。从这点来说，这种“生”岂不是真正意义上的“轻于鸿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