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当代文学的场域里，总有一些身影在那里徘徊，若隐若现，他们既是一些逃离者，又是一些否决者。他们与潮流无关，却要顽强地反抗潮流。用他们绝对的姿态，绝对的书写，给这个场域施压，然后转身离去。2004年，刘恪又以他惯有的姿势显灵，一部厚厚的《城与市》（百花文艺出版社，2004年）近50万字，仅有三千册的印数，这真是胆大妄为的行为，孤傲而倔强，永不妥协的态度。让人敬畏啊！现在还有谁有这样的勇气蔑视印刷术呢？有谁怀着这样的誓死的决心写作如此狂傲不覊的文本呢？刘恪，这个湘西汉子，一个从涌现出无数革命家的地域产生出来文学子嗣。他还是要革命，无望地要革命，要在写作中革命。这部小说受到著名的理论家王一川教授和青年评论家吴义勤的高度评价，在这部书封底，王一川写道：“这部小说作了迄今为止最为大胆和独创性的跨体实验。时间将会证明它不仅是当代中国先锋文学的集大成之作，而且也是整个中国现代文学史的世纪性杰作，极有可能成为21世纪文学写作一种充满魅力的美学典范。”吴义勤写道：“从检验中国作家叙述水平的角度来看，这样的文本在整个先锋文学史也是独一无二的，它标示的是中国作家在叙事实验方面所能达到的最后可能性，在此领域，它既是一个集大成者，也是一个终结者，它将无法被超越。”显然，这部作品获得了二位严谨认真的理论家的高度肯定，其评价的词汇包括了文学史中最高的等级：“世纪性杰作”、“集大成”、“典范”、“无法超越”……等等。这些语词当然不仅仅是对这部作品进行评价，同时也是对一种越来越稀少的先锋性写作的嘉许鼓舞；也包含有对传播销售前景富有人性味的祝愿。无论如何，对于艰难而寂寞的先锋实验写作来说，这种赞许与祝福是绝对必要的。对于我的写作来说，这二段文字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性，它使我的言说也变得自由而理直气壮，免去了我高举豪华词汇要付出的巨大辛劳。我是如此喜爱这部作品，我担心一些夸张的词语也会脱口而出，因为有那二段文字，我可以没有顾虑地轻松自在地做具体的阅读工作。
要透彻分析这部“典范”式的作品并非易事，吴义勤已经捷足先登写了长篇序言，对其文体实验和内在意义作了几乎是全方位的阐释。看得出，吴义勤的阐释精辟而深刻，仅仅是因为这是一部“集大成”式的作品，因此，它使任何阅读都有延伸的余地，也许它需要经历长期的无数次的读解，才会显露一部分意义。很显然，这是一个超级文本，它概括了小说、散文、诗歌、戏剧、随想录、理论阐述……等多种体裁，可以说是对王一川的跨文体实验理论的全面呼应。一个人要同时掌握几种体裁并不容易，但刘恪似乎得心应手。他对叙述、结构和语言的把握，确实是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是一次先锋文本的全面概括与总结。我阅读它，确实是一项长期而艰巨的任务。但它却引起了我的强烈好奇，如此复杂的文本，有什么办法破解它的最基本叙事？它是完成的或完全的吗？也许一句根本的纲领性的东西，牵引着文本的构成，实际上是文本在逃离它，它使文本无法构成，无法完成？我被我的想法吓了一跳，这有点冒险，就象刘恪的小说叙事一样。我在他后面摸索，就象盲人摸象。
盲人摸象是对象的身体的触摸，这个比喻表明我也是对刘恪的文本进行表面的触摸。对于文本，我经常偏爱它的表面，那些光滑的流线型的表面，它们有局部的美感。这部小说是这样专注于身体，姿、次女、黄旗袍、乳房、雪白的身体，黑夜中的和光亮中的、记忆中的、梦中的和历史中的身体……，如此庞大的文本，就是这样在身体上进行，在身体中消失。
虽然我没有作过详细统计，但每一章节都有关于身体的描写，这是不容忽视的现象。关于身体的意象，构成了小说叙事的动机和中心，构成叙述转折的关节，构成修辞的起源与展开。这里身体是具有历史性的身体，身体的历史化是关于生命起源、历史存在、个人的自我意识的全部奥秘。这里的身体有西王母娘娘的创造生命的欲望横生的最初身体；有姿的瘦弱身体的阴影；有淑嫒与虹的美不胜收的身体；有被政治侵犯的寥丽梅的身体；有董家小女青苹果似的身体、有阿娟、燕子、微的无限丰腴妖娆的身体；这么多的身体，真是身体的盛宴，身体的博览会呵！
但这些身体又如何在一种伤感的、无望的情调中被叙述的？那种忧伤有着绵延不绝的历史深度，它们与个人的记忆和体验融化在一起，永远在弥合一个不完整的身体图像：这就是姿的图像。
小说叙事是从姿开始的。在其序幕，被命名为姿的章节，又依次被命名为“次女”。小说是这样开始的：
总有一个女人在我眼前晃来晃去的，不注意的时候她是脸和胸对着你，我目光投向她时却是背景，还有长长飘动的披肩发……。 (刘恪：《城与市》，百花文艺出版社，2004年，第3页)
“姿”是一个贯穿始终的女性形象，奇怪的是，在这个反复描写女性身体的厚重的长篇小说中，“姿”形象始终是抽象的，姿只有面容、身影和一些气息。在如此众多的美妙的身体丛林中，姿的清瘦俏丽显得落落寡合，显得很不真实。问题的实质在于，这个小说的开头，这个关于姿的记忆构成了小说叙事的全部动机吗？这个姿是一个抽象性的隐喻，还是一个真切的个人记忆？这是一部关于“城与市”的小说，还是关于“姿”的小说？或者是关于“城与市”中的“姿”？或者是关于我在“城与市”与“姿”的故事？实际上，小说中关于“姿”的描写总是抒情性的，总是在修辞和反思性的层面上接近姿，而不能接近姿的身体，始终看不清姿的身体。只是从那无限繁衍重复的字句中，让人感到一种铭心刻骨的记忆，他（作者、叙述人）是要修复这种记忆吗？他拿不定主意，他一开始就没有把握。对于他来说，“姿”的形象一开始就是飘忽不定的，回忆“姿”一开始就“弄得我十分不安，感觉到不是我盯住了一个目标倒反而是目标注视着我，这种暴露使得的空间都充实了一种东西，把你挤压得变形了，每时每刻都有一种不自在感觉，仿佛是在临近中过日子，因而总在夜半更深的时候产生一种惊惧，我便在黑暗中起坐抱着被子望着窗户发呆” (刘恪：《城与市》，百花文艺出版社，2004年，第3页)
在整部小说中，叙述人始终十分自信，十分坚定。面对任何身体，他的叙述总是有一种客观的支配力，随心所欲地描写和呈现那些身体，但只要一面对“姿”，他便突然显得局促不安，文字在这样的时刻变得犹豫不决，它想进入，接近，想建立起关于“姿”的形象；但又想逃离，又想转身离去。它/他不能使“姿”现实化，更不可能肉身化；他/它只能使“姿”精神化和抽象化。我想知道的是，“姿”是他写作此书的动力吗？是所有叙述的源泉吗？“姿”在序幕里显灵，果不其然，“姿”在第一章的第一节正式登场：
我是来O城五年以后，才认识姿的。
姿躺在沙发里几乎要把她瘦小的身子陷下去了，两只手总要活动的，动作很轻，包括她左手端碟子送得很高，到下颚时右手才端杯子喝茶，吃零食也是如此，右手夹着零食放在嘴里时，左手一定在下巴承接着，即使一点杂物不抖落也如此，姿势很重要。她通常不会两只手分别放在膝盖上，衣服在室内穿得比较短小户外活动则比较宽大，那天是黑底色上红绿花色的衬衣（我们认识以后她几乎没穿那件衬衣了。）然后套一件雪白网眼纱衣，更是衬出脸色的苍白，似乎有点心不在焉，又是那种略有所思的状态，神情与肤色都有些宁滞，似乎在凝神谛听什么，一点细小的响动或门锁，或厨房，或玻璃窗外有一个小动物飞过都会引起她超常的反应。说话很客气却没任何实际内容，有时把身体弯得很低给你往小杯里注茶水，那肩头略有些耸起，手伸过来时，衣袖露出她三寸长一段胳膊，极白，肤表可看到淡青或紫红的脉管，小手臂太细因而显得木质的手镯大得有些夸张。手臂在一伸一缩之中，衣服是那种丝绸质的，也随全身动作而牵移，领口本来低，俯身之际敞得更开，胸口锁骨很清晰，甚至胸口梯层骨肋也很清晰自然也包括乳根的廓有些轻微的动摇。 (刘恪：《城与市》，百花文艺出版社，2004年，第22-23页)
我之所以引述这么长的段落，是因为这是关于“姿”的一次正面详细的描写，而且写到身体。尽管这里也写到身体具体部位，比起其他的身体描写，显得十分谨慎。在这个层层包裹的关于城与市的故事中，在这个对三部手稿的扑朔迷离的破解中，在冬、祥和文的交错无绪的故事中，“姿”的故事显得诡变多端，它如此执拗地从各个故事中穿越而过，贯穿始终，点到为止，却都有惊人之笔。冬和祥的故事都只是“題外话”，只有文和姿的故事，才是故事中的故事。只有文和姿的故事，才具有历史的可还原性。
这就清楚了，不管这部小说写得多么复杂，用了那么多的手法（障眼法），都是为了掩饰文（刘恪？）对姿的铭心刻骨的记忆。我这样说可能对这个超级的先锋性文本不够公平，那么多精彩的片断怎么能弃置不顾呢？那么复杂的文本实验为什么不加以阐释呢？但我只被姿的故事吸引，姿的故事是一个根本的故事，是一个要揭开，又要关闭的记忆。这个记忆包含着深切的伤痛，一种幸福与伤害交替的绝望史，多么令人痛心啊。文经历过那么多身体，何以对姿的身体，不能“经过”呢？
姿的瘦弱的身体象是一种巫术，以一种高贵、美和冷漠让文困扰，始终的困扰。文在对过去的手稿的破解中，或者说在对过去的生活史进行重温时，他不能逾越过姿的身体。身体，还有什么比对身体的记忆更为真切，更为直接的呢？如果没有对身体的记忆，回忆就是没有质量的。但对于文来说，显然在身体这一点上，给文造成了障碍。
作者写了那么多的身体，或者说文经历了那么多的身体，淑嫒、虹、梅，还有阿娟、燕子、薇等人，那些身体与姿完全不同，那些身体无一例外都是丰腴而肉感的。可是姿是完全不同的身体状况，这些身体构成姿的身体一个对立面，一个文在记忆中始终设想要替换的和补充的身体丛林。在文的记忆中，他始终没有接受姿的身体，或者说，姿的身体始终没有接受他。姿的身体是一种缺失，一种起源性的空缺，一种永久性的被想象替补的无。文对着姿的那样的身体，他面对的是纯粹的精神、一种巫术和信仰。
姿迷恋窗口，坐在窗口。这个古典妇人的姿势，姿迷上了了这个动作。显然，刘恪（通过文的叙述）对姿的内心有着惊人的洞察：“姿沉浸在自我内心的想象与独白之中，除了她世俗生活的那部分，通常她把自己的身体缩在沙发里让时间自由地悬置起来，有一种东西从她耳际滑过，似乎还可以听到滋滋拉拉的声音穿过头发的丛林，或者从茶杯的边缘携着些许苦涩与清香流入冷冷的空间。” (刘恪：《城与市》，百花文艺出版社，2004年，第520页) 在文看来，姿竭尽了半生品味，也没有能够弄清楚它的真正内涵，于是姿总在幻象幻思中寻找。文说，“姿清楚自己意欲何为，她懂得化妆，懂得按角色演出，并把自己的梦想绘成图画。” (刘恪：《城与市》，百花文艺出版社，2004年，第531页) 文/刘恪要把姿抽象化，幻象化，也就是在精神王国里把姿固定住，可以展开刘恪/文所喜欢的修辞叙事，以及思辨性反思。这种小说叙事推进是困难的，它没有线性的可辩认的时间标志，姿的形象在立体交叉的展开中并没有变得清晰，它太玄奥了，甚至神秘化了。诗性的存在就是一种虚无，刘恪显然清楚这一点。
对姿的回忆是困难的，很长时间，经过漫长的叙事，叙述人始终是在抽象的、思辨式地接近姿，努力去建构支离破碎的姿的形象。但显然，这些精神性的象征之物，不能掩盖文的那些铭心刻骨的记忆，他还是要把姿的故事现实化，肉身化。直到小说的下卷，第一章，姿的故事才真正开始，真是一个迟到的开始啊！与姿相遇，又被诗意化了，粉红色的裙子，弯腰摘一朵花，还有瓦蓝的天空云霞作为背景。真是奢侈的相遇。所有对姿的存在的描写，都不得不借助大量的修辞，借助背景，光和色彩。
但这种声称“姿”的故事才真正开始的做法也是一种掩饰，因为姿的故事已经开始很久了，已经被说得够多了。隐隐约约，我们已经感到姿的存在，姿的历史，文与姿的冲突。在此之前，文回忆说，“姿穿着新潮的奇装异服，戴着名贵首饰，胸口那颗南非宝石就够下等人过一辈子，牵着一条西班牙金毛狮子狗，神情怡然地在大街上游荡。”姿的形象被浪漫化，也被漫画化了。姿要享受高雅、奢华。“古典阳光下的贵妇人加上现代女人的放荡等于姿”。文终于露出愤愤不平：“生活是什么，生活是一连串荒诞滑稽的偶然性事件构成的。姿其实也只是生活。” (刘恪：《城与市》，百花文艺出版社，2004年，第419页)
姿一直在精神的王国徘徊，拒绝跌落，因为文始终无法使她回到现实中。文终于无法忍耐对姿的不厌其烦的修辞性表达，姿面对着物质世界，精神不能穿越物质就不是纯粹的精神。但姿显然处在物质世界的边缘，让她眺望物质。姿对那些名贵手饰的迷恋，这与薪酬微薄的文形成鲜明对比。文与姿是二个世界中的人，文在《宇宙》杂志打工，他开始节衣缩食，中午只喝凉水，步行以节省几毛钱的车费。文甚至卖废品来赚点钱，不想辛苦赚来的钱被小偷偷走了。但文还是坚韧地要赚辛苦钱，经过一段时期的艰苦努力，文攒了一点钱，给姿买了她喜爱的手饰或浴袍。但是回报文的是姿对文的猜疑，姿认定文藏有私房钱。姿让文起誓，而誓言则是以对文的母亲的诅咒为内容。文终于被姿刺伤了。所有的精神性的描写，都抵不上这个简略的片断，姿无法在精神王国里再呆下去，那是姿的虚伪，是文的记忆的虚假，也是修辞性文本的虚构。
在文本的结构中，这一个行为，或者说一个故事，被切割成了二部分，一部分在故事未开始的部分；另一部分则在“真正开始”的部分。这个声称是没有意义的，这是对“现实化”的掩饰。“真正开始”意味着什么？是对过去叙述的否决吗？过去的叙述已经存在，它不可能被遮蔽。在这个真正开始之后，文提到了他的奉献：经过几个月的积蓄以后，文给姿买了那件礼物。
姿细细地洗洁身体……。姿泡在浴缸里，把头仰起来，再掬一捧水……。
新浴之后，姿披上那件织品。 (刘恪：《城与市》，百花文艺出版社，2004年，第532页)
这就是这章被声称为姿的故事“真正开始”的时刻的真正时刻。回到了身体，现在终于清楚，文回忆了那么多的身体，就是因为这个时刻的身体，因为这个身体——它是神奇的，披着“那件织品”——这是全部问题的关键。全部伤痛起源于要用一件“织品”遮盖一个身体（由此，也就可能理解，为什么小说一直写到一个黄旗袍姑娘，并且文反复强调她与姿可能同体，那是被文想象的完美的永远没有现实化的姿）。于是，文（刘恪？）被伤害了，不是身体，而是心灵。这个心灵与另一个身体就构成了这样的关系。
这是一个人一生中的真正的记忆，一种不能被叙述的伤痛，一种爱与恨交加的铭心刻骨的记忆。这是一个关于用一件织品盖住一个身体的故事，这是一个永恒性的动作，这个优美的永久性的动作却在世俗中构成了深刻的裂痕，这是我与她、乡村与城市，城与市、身体与身体的裂痕。这里根本的分歧在于精神与现实、城市与乡村、她与我。尽管有一个城市，但显然，这个城市是分裂的，城与市的分裂也就是所有分裂的变形。二元对立在这里显得简单明了，带有朴素的历史与阶级意识。但在刘恪的书写中，还真就是中国那个剧烈变动的九十年代上半期的写照。这个分裂太大了，文与姿二个人的冲突是一个时代的冲突，一个无法更改的人性悲剧。
但文似乎是无辜的——这只是文的一面之辞。对于刘恪的书写来说，他意识到这个问题，伤痛是真实的，表达的理由却不充分。因为不能现实化，正如姿的身体也不能现实化一样。因而，姿的故事并没有真正开始，开始了又被掩盖了，掩盖了又想重新开始。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中国先锋小说第一次与个人的直接经验如此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如此反潮流的文本，如此不合时宜的对文学虔诚献祭的文本，能够包含个人的伤痛——不是语言修辞的华丽盛宴，不是向历史采取的虚无主义之战，而是回到内心，回到个人的深挚记忆，要使说出的故事不被说出，这个实验真正是绝无仅有的。说出是真实的逃离，只有语言的墓地，那里埋藏着永不被说出的真相。
这个故事太精彩了：“一件织品盖住一个身体”，她是一个穿黄旗袍的姑娘？一个还没有真正开始的故事，一个还没有真正开始讲述的故事。这就是一种“前叙事”，它是不能被叙述的故事。它用一件织品盖住身体，这里面藏着多少含义？全部的文本叙事就是对这个象征行为的可变异的模仿与重复——这是先锋性文学梦寐以求的表现形式，然而，哪一个先锋文本能象它一样包含那么真切的现实意义——一个永不现身的肉体？哪一个先锋文本能象它一样有一种不说出的勇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