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中华民族复兴需要中国共产党:
现在，中华民族遇到了一个百年或数百年难遇的机遇。如果中国能够保持三、五十年或更长时间和平稳定的局面，那么中华民族就有可能实现伟大的复兴，就能够跻身于发达世界。
唯有中国共产党继续执政，才有可能保持这样一种局面。这是因为：
中国现有的各个政党，包括在海外的自由民主派和港澳台的各个政党，没有一个能与中国共产党相抗衡，没有一个能够掌控全国的局面。
中国共产党虽然现在腐败盛行、威望下降，但全国大部分精英人才仍然聚集在它的旗下，掌控着全国大部分政治、经济、军事和文化资源，只有它才能控制全国的局面。虽然它的威望下降，人们对它很失望，但并未绝望，仍然盼望和相信它能好转起来。
因此可以说，中华民族的复兴需要中国共产党，中国共产党应当担负起这一历史使命。中国共产党人要从这一观点出发，要为完成这一历史使命，树立长期执政的观念，要有“再活五百年”的雄心壮志和坚定信念。那种以为“社会主义要散伙了”，“共产党要垮台了”，“有权不用，过期作废”，“赶快捞一把吧”，是错误的，要坚决清除这种“败家子末世思想”，要牢固树立为民族复兴而长远执政的思想观念。
（二）中国已经变成“多元社会”
中国已经由社会主义社会演变成“多元社会”。也许这就是人们所说的“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但用“多元社会”更能直接反映收它的本质。
社会的经济基础,已经由单一的社会主义所有制变成多种经济成分共存的多元混合经济：既有国有的，也有私有的；既有中国私有的，也有外国私有的；既有一家单独经营的，也有多种经济成分合作经营的；既有大型企业，也有中小企业，个体经营者……
社会的阶级（阶层）结构以及各阶级在社会中的地位，也发生了巨大的和根本的变化，由工人、农民、知识分子（“两个阶级一个阶层”）组成的“利益较为一致”的简单的社会主义阶级结构，演变成由“十种社会阶层”（各种利益集群）组成的“利益较为分化的”的社会地位悬殊的社会阶级结构。居于社会上层地位的是握有重大权力的高级官员、拥有成千万上亿资产的大企业家、经营巨大工厂企业的高级经理人员和掌握科学技术知识的高级知识分子，而以往居于优越政治地位的工人和农民则成为一无权、二无钱、三无知识的“弱势群体”，成为“被管理者”。
（三）急需重新定位国家政权的性质和功能
在这种形势下，如果仍然按照传统马列主义的观点来看待社会的上层建筑，特别是国家政权的性质和功能的理论，那对工人和农民是特别不利的。
按照马列主义传统观点，国家政权是阶级统治的工具，是一个阶级统治和压迫另外一个（或几个）阶级的工具。虽然我国宪法和其他立法文件，仍然明文规定中国是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是无权阶级专政的国家，但实际上，正如前面所说的，社会各阶级阶在社会中的地位已经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原来居于统治地位的工人和农民已经失去了这种优势，成了“弱势群体”，成为“被管理者”。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仍然按照国家政权是阶级统治的工具来规定政府的性质和功能，那么，掌握权力资源的高级官员和掌握经济资源的大企业家、高级经理人员以及掌握知识资源的高级知识分子，这些社会的政治精英、经济精英和知识精英就会结合成为一个统治阶级，来统治、压迫和剥削工人和农民以及其他弱势阶层的群体。政治精英需要经济精英的金钱和知识精英的知识，而经济精英和知识精英则需要政府官员的政治保护，这是非常明显的道理和现实。现在，已经揭露出来的和大量尚未暴露的官商勾结的腐败现象以及种种欺压百姓的恶行，就是这种客观现实的表现，就是这种演变过程的必然表现。因此，按照阶级统治工具的理论来规划现时政权的性质和功能，就必然会使以工人阶级为领导的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政府变成为一个赤裸裸的统治和压迫工人和农民的政权，而且是一个法西斯政权。因为工人和农民越来越感到他们在改革过程当中受益甚少，失去的很多，面临着越来越严重的失业威胁和生存危机，正在奋起保卫自己的利益和反对国有资产流失，这必然威胁到政府的统治和政治局面的稳定。政府就必然采取严厉的镇压措施，甚至采取法西斯专政的手段，在立法上剥夺工人和农民保卫自己利益的斗争手段。如果不根本改变马列主义关于国家政权是阶级统治工具的理论，自发地按照这种理论使目前中国的社会演变过程盲目演变下去，其结果就必然是人民政府和人民对立这种结局，政府和工人农民直接对立，形成镇压-反抗、更严厉镇压-更强烈反抗的恶性循环，以致于威胁国家政局的稳定，出现大的动荡，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机遇就有丧失的危险。
避免出现这种局面的唯一选择，是放弃国家政权是阶级统治工具的这种传统理论，重新定位国家政权的性质和功能，使政府成为一个超阶级的、以协调各阶级各利益群体之间关系为己任的社会公共管理机构。企业家总是希望利润越高越好，而工人总是希望工资越高越好；但是企业利润过高，不但工人的生活难以保证，而且也会导致社会购买力过低，企业产品卖不出去，最终也会影响到企业的生存；工资过高，会使生产成本过高，企业家感到利润太少，缺少投资吸引力，难以吸引内资外资，最终将会影响就业扩大，以至增加失业，也损害工人的利益。因此，这两方面的利益关系需要政府予以调节。诸如此类的各个阶层、各利益集群之间的利害关系，都需要政府通过立法和政策予以调节。政府不是站在一方压迫另一方，而应居间调和，寻找最佳结合点。
政府在调节各利益群体之间关系时，应当特别注意保护弱势群体的利益。弱势群体占有的社会资源最少，社会地位最低，要生存往往要求助于强势群体，而强势群体往往借此要挟和欺凌弱势群体，因而他们需要政府予以特殊保护，需要为捍卫自己利益而进行斗争的特殊立法。看看《资本论》时代工人的悲惨状况和现在欧美工人的状况，确有很大的差别，这是欧美工人阶级进行了数十年乃至上百年的斗争争取来的。我们的政府是工人和农民进行了长期艰苦和流血的斗争建立的，原本是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无产阶级专政国家，在工人和农民沦为弱势群体的现在，政府应当主动为保护这些弱势群体而进行种种完善的立法，而不应让他们再像欧美工人那样自己进行长期艰苦斗争去争取来。乘现在政府官员中有工农感情的人尚在，应当赶快进行这方面的立法。这既是弱势群体的需要，也是稳定国家政局的需要。
要重新定位国家政权的性质和功能，会遇到巨大的阻力，可能遭到左右两个方面的反对。传统左派可能认为这是背离了马克思主义核心观点，放弃了国家政权是阶级统治工具的基本理论，向一向被批判的资产阶级“超阶级国家论”投降了。也许在有条件和有必要建立无产阶级专政的情况下，采用国家政权是阶级统治工具的理论对工人和农民是有利的，但是，在我国阶级结构发生根本变化、工人农民处于弱势地位的情况下，还采用这种理论，那只能使工人农民处于被统治的地位。采用“超阶级国家论”，使政府处于超阶级的地位，公正对待社会各个阶级阶层，反而可能使工人农民等弱势群体得到一些公正的待遇。重新定位国家政权的性质和功能，也会遭到来自右的方面的阻力。高级官僚和大企业家客观上有互相利用的需要和某种互相勾结的本能，现在已经揭露出来的官商勾结的腐败现象，就充分证明了这一点。
因此，要保持政府超阶级的中立地位，就必须主动进行这方面的完善立法，防止掌握经济资源的阶级控制政府，防止官员偏袒掌握经济资源的企业家和经理人员，要严厉惩治官商勾结，否则，任其自发演变，就必然使政府沦为官商一体、统治工农的工具。
（四）急需重新定位传播媒体的性质和功能
政府对传播媒体的控制机制、指导方针和政策，已经不能适应现实，时常发生尖锐的矛盾，急需重新认识和定位传播媒体的性质和功能问题。
按照马列主义传统观点，报刊、通讯社、电台电视等各种传播媒体是上层建筑的一部分，是有阶级性的，是阶级斗争的工具。党性原则是其最高原则，指导斗争、指导工作是其主要功能。这些观念是共产党人在领导无产阶级和人民群众夺取政权的过程当中形成的，有其必要性和合理性。在白色恐怖统治下，无产阶级政党需要有自己的报刊，去驳斥敌人，唤起民众，指导民众奋勇向前，去夺取胜利。这样就形成了下列一些关于报刊传媒的观念：党性，指导性，喉舌，正面引导，舆论一律等原则。现在，在新的形势下，这些观念和原则需要重新界定。
⑴对内也要承认“多样性的现实”：
江泽民总书记在七一讲话中说：“世界是丰富多彩的。各国文明的多样性，是人类社会的基本特征，也是人类文明进步的动力。应当尊重各国的历史文化、社会制度和发展模式，承认世界多样性的现实“。这就是说，我们在对外方面已经承认了“世界多样性的现实”，但是，在对内方面，还没有明确、全面承认多样性的现实。正如前面所说的，中国已经成为一个多元社会，多元的经济基础和多元的社会阶级结构，这就必然要求有一个相应的多元的上层建筑，也就是说要承认上层建筑各领域内的多样性，特别是新闻报刊传媒领域内的多样性。客观进程和一些突发事件已经十分尖锐地提出了这个要求，应该由承认对外的多样性，进而彻底承认对内的多样性。只有这样我们才能避免过去那种以某种“统一的模式”去规范“多样性的现实”以至伤人甚多的错误。
⑵要重新界定党性原则的适用范围：
具体来说，就是不要用党性原则要求所有的报刊传媒。党性原则只适用于党刊党报和国家通讯社，而其它媒体则不应一律要求它们按照党性原则办，应该承认各阶级阶层、各行各业有办自己报纸的权利，应当有反映自己观点、利益和要求的报刊传媒。就是党报党刊和国家通讯社，也不能要求它们的每篇文章和各个专兰都反映党中央和地方党委的看法和要求，反映这种党性要求的应当是像“社论”、“公报”这种特定栏目和重要新闻文章。否则，难以适应市场的需要，难以发挥从新闻从业人员的积极性和创造性。
⑶恢复报刊传媒传播信息的基本功能：
在没有夺取全国政权之前，共产党人指导全国的斗争，除了秘密的无线电台之外，主要就是靠党掌握的报刊、通讯社和广播电台，靠这些宣传工具鼓舞群众，指导斗争。这样就形成了报刊传媒主要功能是指导工作的观念，指导性原则有其存在的历史根据。但是，在掌握全国政权之后，执政党掌握了全国的通信资源，完全可以利用政府各级系统及其掌握的通信资源来指导全国的工作。在这种情况下，就有可能、而且应当恢复报刊传媒本来的面貌，行使其传播信息的主要功能（基本功能）。当然，指导工作，教化民众，报刊传媒仍然可以起到这种作用，但这并不是它的主要功能，它的基本功能是传播信息，满足读者了解国内外信息的需求。
⑷报刊媒体要反映人民群众的呼声，成为他们的喉舌：
在承认社会各阶级阶层、各行各业有在报刊传媒上公开反映自己利益、观点和要求的权利的同时，要特别注意保护弱势群体在这方面的权益，要特别注意防止强势群体控制和利用报刊传媒欺压弱势群体的行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