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以前，政治格局相对稳定，重庆作为四川一部分的地位“天经地义”，只是随着重庆商业的发展，重庆在四川格局中的地位不断上升，早期报纸对此也有所反映，比如《广益丛报》第陆年第32期（西历1908年至1909年1月1日）中《纪闻》之《四川》有报道：“……督宪请设交涉使出奏○次帅以重庆府为全川中心点，近年辟为商埠，交涉事务更极殷繁，旧设关道一缺实不足以资镇摄，因即与外务部往返函商，拟裁去关道名目，即就原有衙门改设交涉司使一缺，既与宪政编查馆之新官制有合，又不至另糜巨？，部中意见与之相同，次帅遂于日前具折出奏”。
辛亥革命中，重庆、成都纷纷独立，各自成立军政府，后又实行合并。1911年11月22日，同盟会重庆支部通电全国，宣布重庆独立，成立蜀军政府。年底，蜀军政府同意成都同盟会员提出的成渝合并建议。1912年，蜀军政府就四川军政府来电提出的五项统一条件复电成都方面，表示赞同四川统一。1月中旬开始，双边就两个军政府合并问题谈判。1月27日签署合并草约，确定成都为全省政治中心，在重庆设立军事重镇——重庆镇抚府，领兵一镇，直隶全省军政府，由重庆蜀军政府具体组织。2月2日，《成都四川军政府、重庆蜀军政府协议合并草约》正式生效。2月12日，重庆蜀军政府都督张培爵离开重庆前往成都，途中主动推举四川军政府尹昌衡为四川正都督，自己居副都督之职位。3月11日，中华民国四川都督府正式成立，尹昌衡为都督，张培爵副都督，夏之时任重庆镇抚府总长。四川宣告统一。4月1日，重庆蜀军政府撤消，重庆镇抚府成立，尹昌衡的老师胡景伊为总长。5月18日，胡景伊召集镇抚府职员、各部军官、各法团代表、各报记者开会，提出取消镇抚府，遭到反对。会议决定暂时不通过撤消之议。5月20日，胡景伊再次召集会议，决定撤消重庆镇抚府。6月10日，重庆通电全国，镇抚府正式撤消。原镇抚府所辖区域，分设川东和川南宣慰使按临所属，重庆设府知事，执行政务。在这期间，重庆的独立意识兴起，当时报纸即有反映，以现在能查到的报纸，仅《国民公报》（含前身《大汉国民报》）为稍全（实际上也有大量脱漏），其间可以看出重庆的城市意识，而报纸身处成都，其对重庆的独立亦颇多批评。这种情况的出现和民国初年的地方主义政治主张有密切关系，而在当时的历史背景下地方主义无疑在某种程度上具有解构以满清专制王朝为标志的封建集权制度的积极意义。
在中国从传统走向现代的历程中，特别是现代中国阶段，地方主义一直是国家和社会生活中一个极其突出的问题，对国家和社会发展、现代化进程产生了极其复杂和深远的影响。据研究，地方主义一词最早出现于四川 ，在某种程度上可见地方主义对四川意识的影响。在包括地方主义在内的观念推动下，清季以来，关于中国的省制产生了多次争论。民初，在各省独立基础上建立的中华民国，实行戴季陶主张的地方分治似乎是大势所趋。然而，当时的政治领袖，无论革命党、立宪派、前官僚，除同盟会中孙中山一系外，多信奉中央集权的政策。民国元年，袁世凯政府就省制问题先后向临时参议院提出两个草案。其中第二个草案认为，“欲为根本之解决，宜废省存道，以道辖县。”它提出了两种具体办法：（甲）分全国为四十乃至五十余道。道一面为国家行政区划，又一面为自治团体。设道总监为行政长官，直隶于内务部。设道会、道董事会、道总董为自治机关。每道辖县四十乃至五十有余。县为国家行政区划，并为自治团体，与道同。设县知事为县行政机关，设县会、县董事为县自治机关。每县辖镇若干，乡若干。镇乡纯为自治团体。以上甲种办法为两级制。若以分析各省为不便，则拟用乙种办法如下。（乙）悉如甲种办法，惟仍留省制。合若干道为一省。省置中央传使一人，名称另定，专司监督各道。不为自治团体，故无省议会等自治机关。以上乙种办法为虚三级制。10月18日，国务会议根据上述乙种办法制定了虚三级制之大纲
重庆的独立意识受到这样的时代背景的影响。成渝军政府合并以后，重庆以经济地位谋政治地位的努力时有所见，如《国民公报》民国元年5月13号《重庆来电》称：“……各总商会均设于通商巨埠，实为发展商业起见。智识之最要地点且于外交有密切关系，吾川自教育农工皆定省垣为枢纽，独商务则以重庆为繁盛，故最宜设立总商会……”。
而重庆镇抚府之取消与否一度成为重庆成都的焦点问题。《国民公报》民国元年5月29号一版柏庐《论镇抚府之取消朱叔痴不能以一人傲全体》说：
“今日蜀中人士之所最属目者，非取消重庆镇抚府之议乎？自五月十八号召集开会连日讨论至五月二十五号得全体之认可决定取销，惟第一次会议朱叔痴起而反对，曰成都勒令镇抚府取消改设府知事，比之满清专制国不如，而犹谓重庆人故闹意见。斯言也，朱叔痴亦何从说起哉。
夫欲定镇抚府之应否取消，当先定镇抚府之机关为常设抑或暂设。该府为常设也，则有固定之性质，而不可以轻率取消，如其为暂设也，是为一时权宜之建设，万不能继续存在，长为全川之累，今试就前与成都立合同时观之，该镇抚府已属暂设机关，而揆诸近日情形，又阻政治上之统一，？特全川人士以为应行取消，即与该会议之全体人员亦多以取消为宜，此讳之无可讳者也。
当召集开会之时，据现在情形报告镇抚府之取消者，胡镇抚府总长胡文澜也，宣布取消镇抚府之意思欲改设府知事者，政务处次长谢慧生也，两君之意思皆在请众公决夫。曰请众公决，不过取消之议由两君发起，其取消之果否，则纯由各司厅人员、各标营军官、各法团代表之意思，各司厅人员、各标营军官、各法团代表以为镇抚府当取消也，然后从而取消之，名司厅人员、各标营军官、各法团代表以为镇抚府不当取消也，胡谢两君必不能强公众之所不认可，而以一二人之私见强为取消也，其何勒令之有。
夫勒令云者，不论众论如何，但凭权力以强行其命令迫之，以不得不取消、不能不取消、不敢不取消之谓也，试问谢次长之奉命来渝，对于此事，有稍凭权力以临重庆人士之意思否，即其当场报告有稍凭权力以强重庆人士之词气否，吾固知其必无也，二者皆无之，然则叔痴勒令之言，果何从说起哉。
勒令之言，既不惜以无为有，以厚诬成都而激重庆人士之怒，然犹恐此言之未足以激重庆人士之怒也，又厚诬成都，谓重庆人故闹意见，意见而曰闹，则为无理取闹之约辞，闹意见而曰故，又为明知故蹈之约辞，无端而斥人曰故闹意见，人未有不艴然怒、哗然起者也，况概括曰重庆人，此又重庆全体人士所一闻而必艴然怒、哗然起者也，阳以故闹意见之名厚诬重庆人士，实以故闹意见之言厚诬成都也，推其意，一若欲藉此以激成重庆人士之怒而使之怨成都者，一若欲重庆人怨成都，政府完全承认所要求之八条件，亦将另生枝节，以碍镇抚府之取消者，其障害四川行政之统一，正非浅鲜也，然而重庆人士不为叔痴一人之言所激动，迭开会议讨究斯事，现已全体一致决定取消，而叔痴之计遂穷，吾敢为之说，曰重庆镇抚府之取消，经重庆人公同认可，别无意见存乎其间者也，然则重庆人之故闹竟见者，其惟朱叔痴一人乎，其惟朱叔痴一人乎。”
同日，《大陆春秋》栏之《以古为鉴》明确支持中央集权的政治理念：“黎副总统中央集权之说，重庆日前会议有人宣布绝对不承认/呜呼，唐代藩镇之祸由于尾大不掉，此人所共知也……中央集权之说绝对不承认，则各省成为唐代之藩镇，而中华民国将变而为战国也……”，集权之政治观念，往往以国家利益为号召，但当时之中央集权，确有高层政治力量谋取私利的背景在焉。国家利益当然无错，而报纸一味以此为批评的根据，实际上又暗含了成都的地方意识。
重庆开会决定取消镇抚府后，《国民公报》民国元年5月30号《重庆镇抚府取消矣》又评论道：“古人有言，小官多者其世治，大官多者其世乱，重庆镇抚府比之成都，俨然两省，识者心焉忧之久矣，/胡文澜莅任后颇主张扩充镇抚府权限，而今也翻然改图，定取消重庆镇抚府条件/呜呼，觉今是而昨非，胡文澜亦勇于改过也/然非有明大义者为之主动又安能如是之速哉”。
《国民公报》民国元年6月6号3版《镇抚府第三次大会议》的报道对当时重庆各界的意见（包括分省之议）反映得较为全面：
“顷接重庆函云，日前镇抚府胡总长又召集镇抚府各职员及各法团代表于五月二十九日午前十钟开第三次大会，胡谢二君先后将成都北京各电宣读一通，胡君谓镇抚府所请八条，前虽驳诘，鄙人同谢副长电请承认，今成都一一电允，则镇抚府当然取消也无疑，谢君谓成都政务处反对军民分治，鄙人在渝，万不能负责，参议院议员举赵尧生而不认萧秋恕，极表同情。李峙青来电云云，的系成都反覆无常，前议八条，成都既归统一，以至诚言，尽可承认，以权术言，承认之而不履行亦无不可，合并条约其前事也，始而全驳之继而全认之，公耶私耶实所不解，军民分治发轫于黎副总统而各省均极赞同，并有请实行之者，该政府职员起而反对，其政见之谬至于如是，而望其为我七千万同胞所托命，谁其信之，现在袁总统电令各机关仍旧建立，俟中央官制颁布后始议更张，以愚管见，将来必废府存道，存道者，即分省之见端也，日本各道可援为例，镇抚府暂不取消，即欲取消，仍当从分省下手做去，请诸君力持政见一致进行，勿为谣言所惑云云。潘子选谓，时至今日镇抚府之不当取消者（一）宜责成都以第二次请求未做到（二）宜谓中央政府之有后命，隐隐然已反对军政府也，分省之说，暂可不提。杨鲁丕谓，中央来电意在维持现状，镇抚府之取消与否此时如犹迟疑，恐不免有大变，从消极一方面着想，宜统一成都，镇抚府可以不设，从积极方面则宜画疆而治云云。朱叔痴赞成李峙青之说，略云分省而治，川东、南皆好，惟川西、北颇不利，以财政缺乏故也，电告中央，四川非分省不可，总统谅亦见许，但人民之能力做得到应切实研究。江岳生谓四川可分省之证据有数种，以政治言，直隶、河南等省州县至多不过八九十，而每州县所辖又不过百里许，川省则一百四十余属，每属宽至一百七八十里，此宜分省者一，以交通言，石砫、城口等处到重庆只千余里，十日可达，到成都则二千里外，文往牍还诸多不便，此宜分省者二，以财政言，前宣统二年统计，全川所入有六千万两之多，支配均匀各得三千万两，苟能力除浮滥核实支消，尽足敷各机关之用，此宜分省者三，以人之心理言，川东、川北可联合为一，重庆应设第二高等学堂，铁路局董事，川东应多占名额，而成都俱不见许，此宜分省者四，以上四条就其大者言之耳，余不赘述。傅君、赵君、周君皆军界中人，其所主张在取消镇抚府以谋财政之统一，否则饷项不继，恐兵士有哗溃之虞，其意未尝不善，但傅周二君词气激烈不免于骇人听闻，舒品轩、潘子选、李峙青逐层驳之，惟赵莪生立言得体，谓成都有不合处可拟电驳诘，同是四川人以顾全大局为要。（休息十分钟）谢持谓，分省之说，事实上未尝不可。惜今非其时也，重庆独立一省，财政丰足而置成都于不顾，于心安乎？即使不顾成都，而成都一坏，重庆独高枕无忧乎？成渝果分省也，西藏又不可不经营，谁为之担其责任乎，以持之见，成都政府既靠不住，从大局上言，宜统筹而维持之，不必各出政见，致滋误会也。杨席轮谓，李君、峙青等主张分省，由于成都之各电发生，非故为反对也，镇抚府对于成都一切电文词意均极和平，而成都通电有所谓‘不逞之徒’有所谓‘奸人’者，是直贻他人以笑柄耳。傅周诸君驻渝已久，试问镇抚府中人有出一愿兴我军开衅之言乎，假使成渝有极端决裂，诸君皆同胞，亦忍而率兵攻重庆乎，吾谅其必不出此恶辣之手段也，至于前议八条全盘不承认而又驳得无理，其最可怪者，重庆府知事要由各法团认可而乃误为任免，何不通之至于此极耶，以种种方面观之，成都政府实不足以托我全川人之命可断言也，省界终久的分好。就现时而论，似可不必。愿镇抚府为君子国，承认取消，以视成都之如何统一，惟必须将军民分治及取消萧参议员两层电允后方可实行。朱叔痴谓，分省问题重大且于成都有碍，请交省议会决议。镇抚府所举赵尧生为参议员应当有效，萧秋恕务须取消必达其目的而后止，对于成都之电文则纠正之，对于中央则电请军民分治。拟电诸人须举定，请总长示以表决，众赞成。”
对于分省的说法，《国民公报》民国元年6月8号1版发表了《对于重庆欲设行省之刍议》的言论：
“昔之成渝既由分而合矣，今之成渝乃有由合而分之议。奇哉，奇哉！
如以为不可合耶，则前日固经无数讨论无数磋商而后成渝合并之问题解决，如以为不可分耶，则今日重庆又有力主分设行省之人，其所据以为辞者，似亦持之有故言之成理。
力主分省之说者，其所据最大之理由，则以成都职员反对军民分治，政见如此之谬，必不足为四川七千万同胞之所托命是（参观本报六月六号新闻二栏内镇抚府第三次大会议一则）。或者曰，由斯以观主张成渝分省者，似由于成都有以激之使然，而不尽由于政见之谬也。
曰政见之谬，成都执政诸人固不能适其责，吾对之亦无恕辞。然政见之谬者，将听其谬耶，抑有道焉可以使谬者进为不谬耶，如听其谬也，则成都而外别设一行省将置成都于不顾耶，如欲使谬者进为不谬，则议会行且成立，安在不能监督成都之执政者而乃必欲别建一行省耶？再进而言之，重庆不满意于成都执政诸人之政见及其所施行之政治遽欲别建行省，设湖北所属某地之人不满意于湖北省城之执政者，亦如重庆之欲别设一行省，其他省省皆然，中华民国之二十二行省岂不将成四十四行省耶？吾试问中国财政之困穷如是，人民能负担此加倍之行省行政费焉否耶？再进而言之，设重庆建为行省之事果成，其执政诸人之政见又有指为谬者，其所施行之政治又有类于今日之成都者，则反对者岂曰无人（无论何种政见、政治均不能使人人满意，此不过就多数言之耳），则亦将有行省出现者耶？准此以谈，是必府府为一行省，州州为一行省，厅厅为一行省，县县为一行省，充其量必使乡乡为一行省，家家为一行省，人人为一行省而后可，天下宁有是理也欤哉。
难者曰：诚如子言，重庆不可分省矣，然则革命诸君何以必推倒满清政府而建设新政府乎？曰：满清假立宪之名以行专制之实，大权操于一族之手，人民无如之何，虽有所请求，皆不得达于是，人民之希望尽绝，不得不破坏之而别求建设，现今政体由专制而进于共和，虽有冥顽不灵之执政者，亦不敢不服从舆论，而况有议员以监督其上乎，彼主张重庆分省者，岂将别设一行省而推倒成都如推倒满清政府之现状耶？吾知重庆诸君热心爱国，必不至分崩离析而谋动干戈于邦内也。”
文章指出了“成都”与“满清政府”的形象上的联系，但是对此联系不以为然。但是这种联系却在某种程度上成了后来成都形象的一个长期性的侧面。
《国民公报》对重庆镇抚府的取消不断地给以鼓励和褒扬，如民国元年6月12号《镇抚府已定期本月十号实行取销》：“自是吾川政一归成都？统治，民国前途，良可欣忭。……”，同日《成都春秋》栏之《善哉善哉》一文说：“重庆昔有分省之说，而今也将运巨款至成都，则分省之意见当涣然冰释矣/此次外资团三百万垫款，重庆亦担任一百万/合此二事而观之，前者吾服重庆人之勇于改过，后者吾服重庆人之急于公义也”。批评与表扬相结合，欲使重庆的独立意识消弥。
1913年8月4日，继7月以来国民党人在江西、江苏、安徽等省举兵讨袁，发动“二次革命”之后，四川讨袁军在重庆成立，宣布重庆独立。不久失利。以后，四川包括重庆，长期陷于袁世凯、滇军、黔军、北洋军阀、地方军阀的反复争夺中，乱世人心思治，四川的统一成为报纸和社会各界共同关心的问题。
注释：
1.王续添《现代中国地方主义的政治解读》，载《史学月刊》， 2002年第6期
2．《黄远生遗著》，卷一，上海：上海书店，1990年，第277-279页
（详见蔡尚伟《百年“双城记”——成都、重庆的城市文化与传媒》，四川大学出版社，2005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