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１１月１５日，胡锦涛被中共十六届一中全会确定为总书记和侯任国家主席刚好一周年，也是温家宝被确定为侯任总理一周年。他们两人以中共历史上少有的密切配合，形成中共第四代领导集体开明、开放、亲民、务实、重法的执政风格，这被国内外媒体赞誉为“胡温新政”。
但媒体和学术界在称颂“胡温新政”的同时，也对胡温的言行进行过度的揣摩和解读，把自己的期望和民间对政治改革的激进诉求强加到“胡温新政”里，使媒体上的“胡温新政”游离于事实上的“胡温新政”。这实际上是对“胡温新政”的善意曲解，未必有利于胡温执政。
执政新风种种
综合国内外媒体的报道，“胡温新政”主要表现在以下言行中：
尊重宪法：胡锦涛就任总书记后的第一次公开讲话，就是２００２年１２月４日在纪念宪法颁布２０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他说宪法“具有最大的权威性和最高的法律效力。全国各族人民、一切国家机关和武装力量、各政党和各社会团体、各企业事业组织，都必须以宪法为根本的活动准则，并负有维护宪法尊严、保证宪法实施的职责。”
宣誓就职：胡锦涛在今年３月１８日当选国家主席后，向全国人大代表发表“就职演说”：“我一定忠诚地履行宪法赋予的职责，恪尽职守，勤勉工作，竭诚为国家和人民服务，不辜负各位代表和全国各族人民的重托。”“我和新一届国家机构工作人员诚心诚意地接受各位代表和全国各族人民的监督。”
温家宝在３月１８日当选总理后的首次记者招待会上也表示：“我绝不辜负人民的期望，一定要以人民给我的信心、勇气和力量，忠实地履行宪法赋予我的职责，殚精竭虑，鞠躬尽瘁，不负众望。”
这被媒体认为是变相的宣誓就职，是对人大代表和全国人民的承诺。
重申“两个务必”：今年１月，胡锦涛就任总书记后第一次去外地考察，选择了共产党进入城市前的最后一个农村指挥所河北省西柏坡，重申了毛泽东的遗言：“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
提出“新三民主义”：在西柏坡讲话中，胡锦涛要求：“各级领导干部要坚持深入基层、深入群众，倾听群众呼声，关心群众疾苦，时刻把人民群众的安危冷暖挂在心上，做到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
要求“二为”：还是在西柏坡讲话中，胡锦涛提出领导干部“要树立正确的权力观，坚持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真正为人民掌好权、用好权，做到夙兴夜寐、勤奋工作。”
体察民情：春节期间，胡锦涛到北京市通信、供电和公安等部门，慰问坚守岗位的干部职工和公安干警。农历除夕，温家宝到辽宁省阜新煤矿矿井里，与工人一起吃饺子。非典期间，胡锦涛、温家宝多次到重灾区广东和北京慰问一线医护人员，与市民、学生一起进餐。
整肃高官：４月２０日，因为对非典疫情隐瞒和控制不力，中央果断撤换卫生部部长张文康和北京市市长孟学农，重新对高级领导直接问责。此前，中共只在八十年代，因为大兴安岭火灾和火车事故而免去林业部长杨忠和铁道部长丁关根的职务。胡温主政以来，已有数位省部级领导因为涉嫌腐败而落马。
信息公开：非典疫情公开后，国家和地方主管部门空前透明，及时向国内外媒体发布疫情，媒体获得一段最自由、最放肆的报道时光，媒体与政府度过一个愉快的蜜月期。
决策科学化、民主化：中央政治局每有大事必学习，至今已经进行８次集体学习，每次学习前后都有相关的重大决策出台。温家宝则频繁召开专家座谈会，问政于专家学者。政治局和国务院都在推进决策的科学化、民主化。
外交主动出击：胡锦涛应邀首次参加西方８国峰会。中国直接促成关于朝鲜核问题的６方会谈。中国政府敦促日本政府解决在华遗留化学武器问题。媒体认为，一系列重大外交活动，说明中国已不再死板地遵循韬光养晦的外交策略，而开始作为负责任的大国活跃于国际舞台。
取消两个惯例：一是取消领导人出访的迎送礼仪，二是取消领导人暑期到北戴河办公。
一个限制：限制新闻报道中领导人的出境时间和报道字数。
上述一切言行，因为在此前的中共领导中比较少见，而得到媒体、学者、民众的广泛好感和赞誉。连一向对中共领导怀有偏见的西方媒体，也不断发出正面报道。美国《华盛顿邮报》曾经报道：“胡和温受欢迎的程度让人吃惊。”
由强人政治转向常人政治
胡温的执政风格比中共前几代领袖具有更鲜明的平民色彩和个性色彩，这使他们的政治主张和治国方略更容易被大众接受，但并不意味着这种平民化执政风格本身就一定蕴涵着某种政治主张，如同朱（容加金）基的铁碗并非其经济政策一样。
自胡温执政以来，媒体常常把他们两人的某些细微举动都看做是某些重大政策的先兆，因而纷纷开展索隐式和影射式报道，却都无法考证出媒体挖掘出来的微言大义是否符合胡温的本意。
许多激进的学者，根据胡温讲话中的只言片语而展开实质性的政治论证，并希望影响政治进程。最典型的当属部分学者对修改宪法的热情。其实，年初中央传出修宪信号，主要是为了把十六大上已经纳入党章的“三个代表”的思想再写进宪法。十六届三中全会公报对此表述为：“把十六大确定的重大理论观点和重大方针政策写入宪法。”但部分激进学者们的期望是通过修宪，向西方式宪政过渡。这无疑与中国现行政治制度相冲突。结果，有关修宪的报道被中央有关部门明确禁止。
有位中共老干部认为，中共第四代领导之所以更重视宪法，更重视执政的程序，是因为中国已经由强人政治转入常人政治。毛泽东、邓小平等政治领袖依靠个人资历和威望而一呼百应的时代已经过去，新中国建立后入党的新一代领导只能通过宪法赋予的权利，通过制定执政规则，到人民中去寻求新的资源做支撑，去塑造自己的领袖魅力。
对十六届三中全会的曲解
对于“胡温新政”的改革策略，媒体和学术界具有更多的曲解。这集中体现在对１１月１１日到１４日召开的十六届三中全会的解读上。
第一，在党史的地位上，部分媒体和学者把十六届三中全会的作用等同于十一届三中全会。
其实，十一届三中全会扭转中国乾坤，而十六届三中全会只是前者的延续和深化，两者不可同日而语。中共中央机关报《人民日报》１０月１５日发表社论，评价最为恰当：“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将始终不渝地坚持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将始终不渝地高举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的伟大旗帜，高举“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伟大旗帜，将始终不渝地走邓小平同志开辟的、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坚持并发展了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３个“始终不渝”不仅是十六届三中全会的基调，也是第四代领导集体对前三代领导集体的政治承诺。
第二，在会议程序上，部分媒体和学者认为中央政治局向全会做工作报告，具有述职性质，是在接受监督、审查和获得批准与授权，能够加强党内民主。
但是，“政治局述职说”的发明人、中央党校教授叶笃初也承认，政治局报告工作，“着重点还是对今后工作的指示、展望、部署”。
事实上，在国家制度上，政府官员述职已经是个成熟的制度。国务院总理每年都要向全国人大报告工作，一般在修改若干词句后都获得高票通过。
第三，在会议主题上，部分媒体和学者把三中全会要推进经济改革修正为推进政治改革。
三中全会公报概括的会议主题是：“必须按照十六大提出的建成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更具活力、更加开放的经济体系的战略部署，加快推进改革，进一步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为经济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注入强大动力。要按照统筹城乡发展、统筹区域发展、统筹经济社会发展、统筹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统筹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的要求，更大程度地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提供强有力的体制保障。”“五个统筹”是对过去单纯追求经济发展速度的战略目标的重要修正。
关于政治改革，公报只是说：“要积极稳妥地推进政治体制改革，扩大社会主义民主，健全社会主义法制，巩固和壮大爱国统一战线，加强思想政治工作，为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提供强有力的政治保证。”这与以往的说法没有什么不同。胡锦涛在９月２９日政治局第八次集体学习中关于政治文明和政治体制改革的讲话，三中全会的公报基本没有涉及。
但媒体和学者在会前和会后，一直在围绕着政治改革说话。
全会开幕当天出版的《２１世纪经济报道》在社评中为会议预设的主题是：“为了避免社会不满所引起的制度资源消耗，执政党必须及时而适当地通过政治文明建设和话语更新来积极回应民众的呼声。在这个意义上，新一代党政领袖所采取的亲民、关怀底层的路线是完全正确的，预计十六届三中全会亦将会以此为基调来设计政治文明建设蓝图以及实施的各种步骤。”
全会闭幕当天出版的《２１世纪经济报道》又在社评中说：“执政党要领导人民走向共同富裕，就要通过推进政治文明建设、发展民主与法治来约束行政权力与资本权力。”
１０月１５日出版的《南风窗》杂志发表署名文章，认为“三中全会彰显新领导集体追求”。该文认为：“政治改革，是政治文明建设的重要手段。实际上，〈中共中央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要想得到实实在在的贯彻执行，没有相应程度的政治文明建设措施相配合是绝不可能实现的。从这个意义上理解十六届三中全会精神，恐怕还有更多的经济与政治问题需要我们去揣摩和体会。”
１０月１６日出版的《南方周末》把三中全会解读为“新领导集体的执政宣言”。该报引用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副会长石小敏的话说：“市场经济既是法治经济也是民主经济，市场经济的发展启发了人民的民主意识，尤其是管理等方面朝着民主化的方向发展，这是利益多元化的客观要求，而这样的要求也对政治体制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１０月２０日出版的《中国新闻周刊》认为：“十六届三中全会在完善市场经济所需要的政治与法律制度、强调依法治国方面有了新的突破；在政治文明以及党内民主方面做出新的努力；在决策的科学化与民主化方面有新的尝试。这些举措，体现了新一代党和国家领导集体的政治智慧，也标志着中国改革已经超越了单纯的经济改革，向更深层次发展。”
这几家当今中国最具影响力的媒体对三中全会的过度揣摩，使人觉得媒体报道中的三中全会与三中全会公报透露出的三中全会相差甚大。事实上，媒体不是不知道自己的解读远远超出了三中全会公报的本义，而是有意进行善意的曲解，借解读三中全会而表达自己对政治改革的要求，从而形成推动政治改革的民间舆论压力。
有学者认为，媒体把民间对政治改革的舆论期待放进“胡温新政”里，未必是“胡温新政”的应有之意，更未必是“胡温新政”在短期内有条件实施的。不过，允许媒体公开揣摩高层意图，也证明中国社会的禁忌越来越少。
“胡温新政”只有新目标，没有新纲领
十一届三中全会把邓小平倡导和设计的改革开放政策确立为中共的行动纲领。２０多年来，中国已经成为世界经济大国，成就震惊世界。但中国的改革选择由易到难、先经济后政治的路径，使改革到上世纪９０年代中后期进入攻坚阶段，难以整体推进。从普通人到高层智囊，中国社会几乎一致认为，改革目标的调整、经济体制的转换、利益格局的调整、对权力的约束、对法律的尊重等，都需要以政治体制改革为前提。否则中国的市场经济有陷入吴敬琏所谓“坏的市场经济”的危险，中国社会有陷入混乱民主的拉美化的危险。因此，舆论普遍预期十六届三中全会将全面启动政治改革，从而与全面启动经济改革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一样，成为党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会议。
有位中共元老认为，至今，邓小平的政治遗训中，还有两个没有得到充分的执行。一个是他在１９８０年的讲话《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一个是他在１９９２年南巡时的讲话：“要防止右，但主要是防止左。”要落实这两条遗训，只有启动政治改革才有可能。
但《人民日报》社论用近年罕见的语言提出３个“始终不渝”，意味着第四代领导集体目前的主要任务还是“全面贯彻十六大精神”，“保持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连续性和稳定性”。这也是十六届三中全会公报所特别强调的一点。
１９７７年２月，《人民日报》发表社论提出：“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要坚决拥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要始终不渝地遵循。”这向全国宣告，当时的党中央主席华国锋将延续毛泽东的路线方针政策。
实际上，除个人风格和应对突发的非典疫情，“胡温新政”第一年的所有重大决策和行动，在江泽民所作的十六大报告中都有提示。到十七大的未来４年，“胡温新政”的主要内容依然是把十六大的抽象条文，变成具体的可操作的决策和制度，“胡温新政”还没有条件提出自己的新纲领。中共中央没有按惯例把胡锦涛称为核心，就意味着江泽民依旧是党的核心和思想领袖。有学者认为，这有利于中国的政治和社会稳定。
但是，这不等于“胡温新政”没有自己的执政目标。今年７月２１日政治局第六次集体学习，内容是党的思想理论与时俱进的历史考察。胡锦涛在学习时提出５个“有没有”，即检验学习贯彻“三个代表”思想的成效，关键要看在抓发展这个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上有没有取得新的成效，在深化改革和扩大开放上有没有取得新的进展，在推进理论创新、制度创新、科技创新、文化创新以及其他各方面创新上有没有取得新的突破，在维护好、实现好、发展好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上有没有取得新的实绩，在加强和改进党的建设上有没有取得新的成果。
海外媒体推测，这５个“有没有”就是“胡温新政”的执政目标，至于把这个目标变成执政纲领，按照中共党代会的正常周期，估计要在十七大以后。
或许是为了迎合中国社会急切求变的社会心理，国内外媒体时常以讹传讹，透露一些过于激进的政治改革消息。６月９日，英国的《泰晤士报》报道，胡锦涛将在“七一”讲话中，提出关于“党内民主”的政治改革宣言。随后港台和大陆媒体都纷纷发表猜测性言论。但事后证明这些传言都是子虚乌有。
如果媒体把过于激进和理想化的内容加进“胡温新政”里，使民众对之期望过高，一旦面临某些危机事件，会使胡温的决策难以软着陆；如果硬着陆，会加重民众的失望情绪，从而激起反弹。
对“胡温新政”的过分炒作，如同给胡温搭了个空中楼阁，又撤掉了下楼的云梯，使之处于上不着天、下不着地的两难处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