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见到沈志华老师是在中山大学。那是2000年10月19日下午，志愿军入朝50周年纪念日，我在中山大学哲学系听了沈志华老师做的关于朝鲜战争的学术报告，有许多东西闻所未闻，那大约是十几年来我听演讲受到震动最大的一次。

晚餐时在饭桌上，我对沈老师说出了我的一些随感。我说：您关于斯大林为了谋取朝鲜半岛的不冻港而支持金日成发动“祖国解放战争”的提法，要算一个合理的“假说”。“对，”沈老师立即接口道，“哈佛大学一位教授也是这样认为它是一种假说。”

记得当时在场的几位学者立即扭头看过来。这的确是一个有趣的时刻。

那天晚上，沈老师又在中大历史系做了一场学术报告。讲坛上的沈老师给我的印象，仿佛是一个说书人，身材魁梧，腰板军人般挺直，国字脸上双眼炯炯，历史在他的叙述中充满了传奇和悬念，象江河一般迭荡起伏。在一系列惊心动魄的史实铺陈中，他又不断提出假设、分析，进行着精致的、富于灵性的思辩，分明是《史记》、《通鉴》传统与现代西方学术的杂揉。

此后我与沈老师的交流渐渐多了起来，对他的学术观点有了比较系统的了解，震撼继续向纵深推进。在我看来，沈老师在关于朝鲜战争的研究中展开的理论思路，重新解释了作为当代中国历史起点的一系列事件，揭蘖了地缘政治和意识形态之间的互动，具有巨大的首创价值。我甚至感到，当代中国历史和政治诸多领域的学术研究，如果缺少了沈老师发掘的史料和原创的论点，将会产生巨大的阙失。这一点，恐怕作者本身可能都没有意识到！

与学界盛行的笼统粗犷的学风不同，沈老师的学术观点建立在精密实证之上。而他获得史料的过程，同历史一样传奇。据沈老师和他的一些朋友介绍，1980年代末，他在南方经商有成，又重返学术圈，当时正逢苏联发生巨变，随后俄罗斯国家档案解密，他多次前往俄罗斯挖掘档案资料，为了收集相关文献，十几年来，他自费奔波于华盛顿、莫斯科、汉城之间，往来于大陆港台三地，据粗略匡算，他在路费以及资料费上的开支达150万以上。2003年，台湾出版了由他所编辑的三卷本《朝鲜战争：俄国档案馆的解密文件》（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史料丛刊），共计700多件档案，其数量之多，选材之广，为该题目国内外之首。有朋友说，在国内外研究朝鲜战争的学者中，像他这样“上穷碧落下黄泉，动手动脚找材料”，而且同时能够自如地运用中、英、俄三种语言及文献者，如果他不是唯一的一位的话，也是几位当中的一个。

当时，这一切引起了我极大的兴趣，产生了通过拍纪录片、把沈老师的学术研究成果推向社会的想法。一位参与其事的文学评论家曾设想，片子甚至可以从沈老师到俄罗斯买回那批历史档案复件开始，因为这是一桩非常具有个性和想象力的个人事件，是这一代中国历史学家立足民间、独立求索的见证。他们自我生成的能量，也反映出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人的活力。

我把初步想法告诉了沈老师，但沈老师的回应并不积极，他担心此事成功的可能性很小。于是我再次去信说，拍片的目的，一是研讨朝鲜战争发生、演变的真相，还历史以本来面目，对于正在兴起的“民间修史”思潮，作一个强劲的推动。二是在地缘政治、全球化、学术自由诸方面，以此片拓开民智，冲击中国人的思维。“您关于斯大林为寻求不冻港批准金日成发动朝鲜战争的假说，关于《中苏友好同盟条约》签订后美国对于台湾的认识发生改变的分析，以及势必由此产生的对毛泽东在立国仅仅两个月便与苏联订立军事条约加入冷战是否慎重的思考，可以构成一个经典性的个案，在地缘战略上，它对于中国的意义，可能将像基辛格的某些学术研究个案对于美国的意义那样。……关于中国和苏联在外交上的一些失误，决策者在盟友面前的荣誉感压倒了战地指挥官的判断，美国身为世界头号强国可以一退千里无所顾忌，而身为较弱的一方的中国却只能进，不能退，这些反映出的领导人的心态和两种制度下的管理方式；李奇微对中国军队‘七天攻势’的发现和利用反映出的美国人的做事方式的优点；中国军队早期的灵活作战和中期的人海战术的成效大小，后来的坑道战表现出的智力性的优点评估的真实意义；对待敌方俘虏的人道与对待己方被俘将士的不人道反映的文明状态；中共军事高层的决策民主，军人在战场上表现出的近代以来罕见的全面英雄主义，组织到牙齿的整合力，反映出共产党在军事和政治上带给中国历史的精神价值；美军空军力量和技术（可以击灭山洞里的一盏灯）和空地联合在战略和战术上的价值（我们吃不掉人家的一个团），其中蕴涵的科技和文化优势；苏联空军参战以及后来被遮盖导致的对战略力量的偏执体认，对国人的误导；国内对亲美恐美症的单向批判和镇反以及美国国内出现的麦卡锡主义，反映出战争对人类心智的导引；战争的正面和负面影响，胜利加强了决策者的威信，使决策者过于自信，过早地结束了新民主主义路线，等等。诸如此类，用历史真实细节，引证，采访，加以实证，再从历史、文化和文明上的超然视角加以研判，像我们的祖先在《史记》、《三国志》中所做的那样对敌人的优点进行冷静的恰如其分的肯定，如果这样，那么，拍出一部具有一定高度的片子是完全可能的。”

不久，沈老师便回信说：“你的长信很有说服力，也感动了我。我也曾设想在我与北京台合作时拍成你所设想的那种片子，可惜因体制问题，白白浪费了我两个月的时间。你的问题可能将主要出现在技术方面，如采访和资料问题的解决……”于是我们开始了合作。

2001年1月中，我带着纪录片剧组到上海参加了在上海复旦大学召开的“冷战以来朝鲜半岛问题”学术研讨会。这是一次国际会议，在沈老师的安排下，我们采访了俄中友协主席季塔连柯、韩国总统金大中的文化顾问朴斗福、北朝鲜驻华使馆官员、美国国务院的文化官员以及日本的汉学家等大批相关人士。在与各方面精英打交道中，我见识到了沈老师的号召力。在众人中他的形象是燕赵慷慨悲歌之士的形象，颇现侠肝义胆。有时候正闲聊着，某位朋友打来电话，请他帮忙查询当代史中的某一数据，他立马停下一切，帮忙搞掂。朋友在电话中表示感谢，这边厢沈老师有些骄傲了：“咱这方面就是有点优势……”欣欣然如同天真的儿童。这使我部分明白了他的影响力的来源。

虽然这次拍纪录片的工作最终也是因为体制问题而无疾而终，但是我却感到精神上依然有了巨大的收获。我还清楚地记得在会上听到的一位留美40年的韩国学者用英语所做的滔滔不绝的发言，大意是：你们中国通过朝鲜一战而再次崛起，从此成为世界强国。他说话的声音之宏亮激昂，至今想来似乎仍不绝于耳。我们在会上所接触到的国内外学者，几乎对中国在朝鲜战争中的表现一致给予了很高的评价。想来也很平常，这乃是基本的经验判断。

令人想不到的是，近年来，在网络中，对这场战争全盘否定的声音竟然是那般喧嚣，而立论者依据的基础事实，几乎都是似是而非的，非常表面化的，甚至连日期和因果关系都前后颠倒了。自由的学术争鸣意义之重大自不待言，但是这种“内行肯定，外行否定”的现象，不能不令我很不以为然，我想，这大概是一代人还没有接受到全面资讯、还没有受到严谨的学术熏陶的缘故吧。正因为如此，将沈老师的思想学术成果推向社会，就显得非常有必要。沈老师早已写好了一本专著《毛泽东、斯大林与朝鲜战争》，对他的学术观点进行了全面的阐述。于是作为中介，我将这本书向广东人民出版社作了推荐，出版社有关领导和编辑慧眼识珍珠，发现了本书的价值，选题报上去后，在8月底作为纪念毛泽东诞辰110周年的36种书籍批复下来，终于与读者见面。

“创新是我们极为渴盼的，但不是我们想达到就能达到的，能碰巧近距离地接触一个还在受抑制的原创，是我们的幸运。”过去我曾经在给沈老师的信中这样写道。而今我期待看到沈志华老师的专著对国人看世界、思考当代史、观察地缘政治变动产生巨大冲击。我坚信，这是一本十几年来少见的好书，它里面有着独立思考者无法绕开的智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