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8年8月23日，由于大陆炮击金门和美国的卷入，引发了第二次台海危机。在此之前，中国方面是否曾与苏联协商或通知此事？这个问题涉及对当时中苏同盟关系状况的判断，以及对后来中苏分裂原因的探寻，需要做出准确的回答。对此，以往研究者有完全不同的描述。

资中筠和苏格在他们的著作分别指出，“中国炮击金门的行动事先曾通报苏联”。[1]而多数学者，如韦斯塔、陶文钊、戴超武、祖伯克、普洛祖缅希科夫、张曙光、陈兼等人则相信，“中国政府决定炮轰金门事先未同苏联政府商量”，“对他们隐瞒了行动的时间、过程和目的”，甚至是“有意不让苏联知道”，其动机之一“就是挑战莫斯科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权威地位”。[2]遗憾的是，所有上述说法，无论是肯定的还是否定的，或者根本没有提供任何证据，或者其注明的史料来源不完整、不准确，都无法证明其结论的可靠性。例如，张曙光虽然注明其根据是刘晓的回忆录，但正如下面将要指出的，刘晓自己的结论实际上恰恰与张著的判断相反。陈兼提到赫鲁晓夫访华时与毛泽东有4次谈话，而他只看到7月31日和8月3日两次谈话记录，恐怕还不足以得出否定的结论。普洛祖缅希科夫引证的是苏联使馆1958年给莫斯科的一份报告，说“中国朋友”是在开始行动两周后，才告知“这次行动所追求的有关政治目标”的。[3]严格地讲，这个文献可以证明中国事前没有讲明采取行动的“政治目标”，但却不能说明根本没有通报此事。

鉴于这一问题的重要性，笔者对此一直十分关注，并尽量收集了各方面的证据，也进行过分析和推断，但总感觉缺乏直接的、有力的论据，因而始终未能做出令自己满意的结论。2003年12月中共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了由逄先知、金冲及主编的《毛泽东传（1949-1976）》，因事先得知该书将披露大量中国的档案文献，故笔者在得到这部130万字的巨著后，立即进行查找。果然，该书引用了一条重要史料，即1959年9月30日毛泽东与赫鲁晓夫的谈话纪要。无疑，这是一件最重要的文献证据，它的出现对于揭开这个历史谜团具有决定性意义。现将笔者所能找到的口述史料和档案文献依时间顺序罗列于此，并进行对比分析，希望由此得出的结论能令人信服。

先看当事人的回忆。

最早谈到这个问题的口述史料大概是1970年代初苏联外交部远东司司长卡皮察对新西兰驻莫斯科大使的谈话。卡皮察当年曾随同苏联外长葛罗米柯访华，他回忆说：“那时，中国人是我们的盟友，无论是作为盟国还是作为共产主义伙伴，他们都有义务向我们通报他们的意图。美国的太平洋舰队正在台湾海峡游弋。而中国人在没有与我们进行任何协商的情况下便贸然发动炮击。葛罗米柯和我在1958年9月7日赶到北京，去了解中国这次行动的意图。”[4]除了对访华日期记忆有误，[5]这个谈话的表述非常清楚——“没有与我们进行任何协商”，但这里存在一个当事人是否因70年代中苏关系恶化而有意歪曲事实的问题，因此还需要进一步考察。

接下来是1974年西方根据赫鲁晓夫的录音磁带整理出版的回忆录，在那里，赫鲁晓夫对这个问题的说法十分含混：

尽管中国人不愿意让我们的潜艇使用他们的港口，可是在1958年他们又向我们要求数量相当大的军事援助。他们说他们要对蒋介石采取军事行动，因而需要这些军援。他们要求得到飞机、远程大炮和空军顾问。

我们以为他们打算采取决定性行动来消灭蒋介石，因此他们提出要那些东西，我们都给了他们。我们没有作任何举动去约束中国同志，因为我们认为他们要统一全中国这是绝对正确的。

然而，当我们提出在他们的领土上驻扎我们的歼击机队的时候，他们的反应却是极端奇怪的。他们明确表示我们的建议冒犯了他们。……

中国对蒋介石发动的军事行动采取了炮击两个沿海小岛这样一种形式。我们完全赞成毛泽东解放这两个岛屿，消灭蒋介石部队向大陆进犯的潜在跳板。……

开始的时候，中国人似乎一口咬得太大了些。美国人开始积极支援蒋，毛的部队在旷日持久的炮战中陷入了困境。[6]

从上下文看，赫鲁晓夫在这里说的中国通知“他们要对蒋介石采取军事行动”，很可能不是指炮击金门开始前，而是指在战役期间的情况。理由是，中国希望苏联给予空军援助，是在美国加强援蒋且国民党空军使用了美国最先进的“响尾蛇”导弹，以至海峡空战形势发生了突变以后。苏联同意派空军和导弹部队到福建前线，但指挥权不能交给中国，遂被毛泽东拒绝。对这个情况，毛泽东事后也曾提起过。[7]显然，仅仅根据赫鲁晓夫这段回忆无法判断苏联是否事前就得知了炮击金门的消息。

还有当时中国驻苏联大使刘晓的回忆录，而这个回忆更是混乱，舛误颇多：

1958年8月3日，苏联外长葛罗米柯访华。8月25日我们向金门打炮，并封锁金门、马祖，美方出动了海军第七、第六舰队。赫鲁晓夫着急了，不了解我国向金门打炮的原因和目的。他亲自匆匆来访北京，直至到莫斯科机场前，才通知中国大使去送行。

赫鲁晓夫来北京与我中央领导同志谈判时，提到为什么不事先通知苏联。我们回答已通过我国国防部参谋部的苏方顾问把这一事通知了苏联国防部。[8]

首先，葛罗米柯访华不是8月3日，而是9月6日。其次，炮击金门的时间也不是8月25日，而是8月23日。再次，炮击金门后匆匆来访的不是赫鲁晓夫，而是葛罗米柯。最后，刘晓显然是把赫鲁晓夫1958年7月底8月初与1959年9月底10月初两次访华混淆了，而赫鲁晓夫是炮击金门一年后两党在北京会谈时才提出事先不通报的问题的。所以，刘晓的回忆同样是靠不住的。不过，他所提到的中方的答复——正如下面将要指出的，却是有文献依据的。

作为新华社社长和《人民日报》总编辑，吴冷西在1950年代经常列席中共中央高层会议，他的回忆录被认为是颇具史料价值的。吴冷西回忆说，在1958年11月的郑州会议上，毛泽东曾经谈起炮击金门的事情：“在有些人的印象里，好像炮轰金门是我们跟苏联商量好的。其实，赫鲁晓夫在7月底8月初到中国来的时候，根本没有谈什么金门问题。如果说了一句话也就算谈了，但是一句话也没有谈到。”[9]这里，毛泽东的说法是斩钉截铁的——对苏联人一句话都没有谈。

对上述当事人回忆进行分析的结果是，卡皮察和吴冷西的说法——中国事前没有将炮击金门的计划通知苏联——比较明确，比较可靠。但既然对这个问题有完全不同的结论，就必须找到相关的文献证据，才能继续进行分析。

再看有关的档案文献。

赫鲁晓夫1958年访华时，与毛泽东在7月31日和8月1日、2日、3日进行了4次正式谈话。中方保留了所有这4次谈话的记录，而目前所披露的俄国档案只有7月31日和8月3日会谈的记录。[10]笔者仔细查阅了这些档案文献，其中确实没有一句谈到关于中国即将开始炮击金门的内容。但是，在这次访问期间，毛泽东与赫鲁晓夫是否还进行过非正式谈话？是否在非正式谈话中提到过炮击金门的问题？

事情过去一年以后，1959年9月30日赫鲁晓夫来到北京，当天毛泽东就与他进行了一次谈话。根据《毛泽东传》披露的中方的记录，毛泽东在讲到这个问题时对赫鲁晓夫说：

那时他们（指美国人——引者）做得不对，不应该把兵舰调来调去。美国人没有多大本领。他们以为我们在炮打金门问题上达成了协议。其实，那时我们双方并没有谈这个问题。当时所以没有跟你们谈，是因为我有这种想法，但是还没有最后决定。我们没有想到打炮会引起这么大的风波，只是想打一下，没曾想他们调动这么多兵舰。[11]

这个文献与吴冷西回忆的毛泽东在同年11月郑州会议上的讲话是吻合的，甚至毛泽东这两次谈话的用语都是大体相同的。到这里，这个问题本来可以看作是已经解决了，但是两天以后，中苏两党领导人在会谈时发生了激烈争吵，这时，毛泽东的说法又变了。

关于1959年10月2日会谈的苏方记录如下：

毛泽东：我们的总参谋长通过你们的军事总顾问，通报了我们在台湾问题上的意图，我们要他向苏联国防部转达一切情况。我还可以澄清，我们并不打算在台湾地区进行大规模的军事行动，只是考虑到美国已经陷在黎巴嫩，想给他制造更多的麻烦。而且我们认为，我们的行动是成功的。

赫鲁晓夫：对此我们有不同的看法。

毛泽东：尽管我们向沿海岛屿打炮，但是我们并不想解放台湾。我们也认为，美国不会为沿海岛屿和台湾打仗。

赫鲁晓夫：美国人的确不会为台湾和沿海岛屿打仗。我们也了解杜勒斯同蒋介石会谈时提到的这个指令的内容。如果你们有兴趣看这些文件，我们可以给你们看。至于向沿海岛屿打炮，如果你们打了，就应该拿下这些岛屿；如果你们认为没有必要占领这些岛屿，那么就不应该打炮。我不理解你们的政策。坦率地说，我认为，你们应该拿下这些岛屿，当我听说你们没有这样做，我感到很纳闷。当然，这是你们自己的事，我只是作为盟友谈一谈。

毛泽东：我们在炮击沿海岛屿之前一个月就向你们通报了在台湾问题上的想法。

赫鲁晓夫：你们向我们通报的不是你们关于这个问题的政策，而仅仅是一些个别措施。我们表达了自己的看法，同意不同意，那是你们的事了。我们也很不了解你们在国际问题上的政策。我们必须协调国际政策，也许你们会认为，是否有必要通过外交部的渠道就我们有分歧的重大政治问题交换意见。

毛泽东：我已经说过，我们通过你们的总参谋部，向你们通报了我们的想法。……[12]

看来，刘晓有关中方答复的回忆所依据的正是这个文献。不过，毛泽东在这里采取了答非所问的对策——从上下文看，赫鲁晓夫所说的“你们关于这个问题的政策”（овашейполитикевэтомвопросе），是特指炮击沿海岛屿的行动，而毛泽东所通报的只是一些“个别措施”（оботдельныхмероприятиях）。由于双方在会谈时发生争执，毛泽东面对赫鲁晓夫的质问而改口，是可以理解的。不过，他接连三次强调事前已经向苏联进行了通报，恐怕也非空穴来风。

那么，毛泽东坚持说在炮击前一个月已经通报的“想法”是什么呢？目前还没有见到确切的资料，不过，炮击金门前一个月，苏联大使馆给莫斯科的一个报告或许可以说明问题。7月25日，苏联驻华大使馆临时代办安东诺夫给苏共中央起草了一份长篇报告，详细讲述了中国一年来的政治、经济状况和国内外政策。但是，在这个长达75页的报告中，没有一段是专门讲述台湾问题或中国对台政策的，只是在论述中国对美政策时才顺便提到与台湾有关的问题：“在中国同志看来，坚定的反美方针‘能够激励中国人民的革命精神’。在与我们会谈时，陈毅同志多次强调指出，无论在任何条件下，中华人民共和国绝不会向美国做出任何让步。根据大使馆的意见，无论是从对内政策，还是从对外政策意图上看，中国对美国的这种方针目前来说都是正确的。”“最近几个月里，在出现某种类似‘两个中国’局面的所有场合下，中国同志都使自己的立场更加强硬。同时他们的出发点是：对于美国加强制造‘两个中国’局面的阴谋，必须给予更加有效的反击。”[13]可以推测，如果此时苏联在华外交人员得知将对国民党所控制的沿海岛屿采取军事行动的消息，必定要告知莫斯科，并在报告中进行评论。[14]

收到这个报告三天以后，赫鲁晓夫便来到了北京。确如毛泽东后来所言，在这些谈话中，“没有一句”提到台湾问题和炮击金门的事情。当然，随同赫鲁晓夫来访的国防部长马利诺夫斯基也有机会与其中国同事及在华苏联军事顾问会面，但显而易见的是，即使存在这种会面，也不曾谈到攻击金门的问题。理由同上，假如赫鲁晓夫得知如此重大的情况，是必定会与毛泽东讨论的。

最后，再来看一下炮击行动发生后苏联的反应。

炮击金门的第二天，赫鲁晓夫曾发表了一个公开讲话，在谈到国际形势时，他只讲了中东问题，而丝毫没有提到在远东发生的事情。[15]一个星期以后，苏联也只是以《真理报》评论文章的形式对这一事件进行了一般性的表态。文章指责“美国侵略势力”和“蒋介石集团在远东地区组织实施了军事挑衅行动”，并表示了支持中国的立场：“解放台湾及其他所有属于中国的沿海岛屿是中国人民的内部事务”，“同强大的社会主义阵营中所有国家一样，苏联支持兄弟的中国人民为争取恢复对台湾岛及其他沿海岛屿的合法权益而进行的正义斗争”。“如果今天有谁企图通过侵犯中华人民共和国来进行威胁的话，那么他不应该忘记，这是在威胁苏联，因为苏联与人民中国是用牢不可破的兄弟般的友谊与合作的纽带连在一起的”。[16]苏联作如此反应的依据大概是中国外交部8月26日的简短通报：“这些岛屿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领土，我们无论如何要解放这些领土，这是我们的内部事务。美国对于我们的打击行动持有何种立场目前尚不清楚，但是我们认为，美国人未必会参与这一地区的冲突。”[17]9月4日，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授权国务卿杜勒斯发表《新港声明》，宣称美国有义务帮助台湾不受武力侵犯，国会已授权总统使用美国武装部队确保金门、马祖等沿海岛屿的安全。[18]台湾报纸也报道说，美国正在考虑对台湾海峡的军事冲突采取从护航直至“投掷原子弹”等“五种行动”。[19]直到此时，苏联才感到问题严重，并决定派外交部长访华以弄清情况。与朝鲜战争期间中苏在外交和军事方面紧密合作的情况[20]相比，苏联如此迟钝的反应，也从一个侧面说明对中国采取的军事行动双方缺乏及时的交流和沟通。

一年以后，苏共中央书记苏斯洛夫回顾台海危机的过程时总结说：“至1958年之前，中国的同志们为沿海诸岛，其中包括澎湖列岛，主要进行的是政治斗争，目的是动员社会舆论界支持自己的正义要求。但是到1958年8月，出乎包括我们在内的所有社会主义国家的预料，中国部队开始突然炮击沿海岛屿——金门和马祖。美国为援助蒋介石把自己的部队调到台湾地区。大陆和金门、马祖对射了几个星期。远东局势迅速紧张起来。在这种形势下，苏联政府认为有必要把苏联部长会议主席的信件交给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信中声称，我们把对人民中国的进攻看成是对苏联的进攻。我们认为坚定地支持兄弟的中国人民是我们的国际主义义务。”[21]

对上述史料进行解读和分析后便不难得出结论：1958年8月23日炮击金门前，中国方面的确没有与苏联进行协商，也没有向苏联通报这个意图。然而，令人感兴趣的是，毛泽东却有意给外界造成一种印象，似乎中国采取的这个军事行动是中苏协商的结果。这同炮击金门决策期间赫鲁晓夫突然访华的起因和特殊形式有直接关系。

炮击金门和马祖的问题，是1958年3月5日由国防部长彭德怀提出的。彭德怀在给毛泽东的信中说，“经过军委、空军和福州军区讨论”，拟定在7、8月调空军进入福建，并“准备在必要时轰炸金门、马祖”。3月8日毛泽东答复，同意进行准备，“但最后实行进入，到那时再作决定”。7月17日彭德怀向总参、总政和总后传达了毛泽东的指示：根据中东局势，空军要尽快入闽，炮兵准备封锁金门及其海上航运，总参要立即拟订部队行动计划。当晚，毛泽东又召集军委及空军、海军领导人开会说，美军登陆黎巴嫩，英国出兵约旦，为了支援阿拉伯人民的反侵略斗争，决定在金门、马祖地区主要打击蒋介石，牵制美帝国主义。地面炮兵第一次打10万至20万发，以后每天打1000发，准备打两三个月。两个空军师在炮击的同时或稍后转场到汕头、连城。彭德怀连夜主持军委会议，做出具体部署：空军在27日转场，炮兵准备于25日炮击金门蒋军舰艇，封锁港口，断其海上交通。[22]

正在解放军积极准备炮击金门的行动时，出现了一个新情况。7月21日，刚从莫斯科返回的苏联大使尤金紧急求见毛泽东，提出中苏建立一支联合潜艇舰队，越南也可以参加，共同对付美国。毛泽东强调，首先要确定方针，是中苏合办，还是苏联帮助中国办。中国只是要求苏联提供帮助。[23]第二天上午，毛泽东与中共在京全体政治局委员集体召见尤金等人，在谈话中，毛泽东重申了不搞联合舰队的立场，宣布撤回请苏联援助的要求，并莫名其妙地大发雷霆，强烈指责苏联。这个谈话给苏联人留下了深刻印象，他们感到问题严重，“所有这些问题实际上都与中苏两国关系、两党关系”有关，因而“心情沉重”。为此，尤金主动提出，最好是由赫鲁晓夫本人来中国，直接与毛泽东举行会谈。[24]或许，这正是毛泽东的用意所在。笔者过去在研究这个问题时，百思不得其解：苏联只是作为盟国提出了一个军事方面联合行动的建议，不同意就算了，毛泽东何必如此兴师动众，怒不可遏？给人的感觉是醉翁之意不在酒——毛泽东借题发挥，把问题上升到“一万多公里长的海岸线都交给你们，我们只搞游击队”的严重程度，似乎就是要引起赫鲁晓夫的重视。不过，毛泽东希望赫鲁晓夫访华，并非要与他协商正在拟订中的炮击金门行动。经过深思熟虑，7月27日早上毛泽东指示彭德怀和黄克诚，“打金门停止若干天”，“我们是有时间的，何必急呢？”[25]这个突然做出的决定确实有些蹊跷，难怪彭德怀也感到不好理解。[26]现在看来，毛泽东是不想在赫鲁晓夫访华期间发生炮击事件，以免不得不与他面对面商议此事。

更令人奇怪的是毛泽东建议的赫鲁晓夫离开中国的方式。赫鲁晓夫访华是秘密进行的，本来准备还是秘密回去，也没打算搞联合公报。但是在赫鲁晓夫临走前的会谈中，毛泽东提出了赫鲁晓夫是不是公开回国的问题。毛泽东建议在机场组织一个隆重的欢送仪式，有仪仗队，并通知各国驻华使节。赫鲁晓夫感到意外，说昨天已经谈好，怎么来的还怎么走，来华前也是这样商定的。毛泽东说，他本来有三个方案，即公开来公开去，秘密来公开去，秘密来秘密去，而且无论哪个方案都要搞一个公报。赫鲁晓夫请求还是不要公开，以免给敌人提供造谣的借口。毛泽东解释说，中国建议他秘密来访是担心敌人利用赫鲁晓夫不在莫斯科的时候搞突然袭击，故仍然坚持公开回国的方式，并说签订公报的一切工作已经准备好了。赫鲁晓夫只好表示同意。[27]随后公开发表的公报说：“会谈双方在极其诚恳、亲切的气氛中，就目前国际形势中迫切和重大的问题，进一步加强中苏之间友好、同盟、互助关系的问题和为争取和平解决国际问题、维护世界和平而进行共同奋斗的问题，进行了全面的讨论，并且取得了完全一致的意见。”[28]

由于担心美国的军事干预，[29]毛泽东如此做法，无非是想给外界造成一种印象，中国日后采取的行动是经中苏双方协商决定的。果然，看到公报后，特别是因为双方的国防部长都参加了会谈，艾森豪威尔和杜勒斯猜测中国可能会在沿海岛屿，甚至对台湾采取某种行动。[30]赫鲁晓夫走后不久，毛泽东便下令炮击金门。[31]这时，杜勒斯更认为“中共对金门的军事行动”“很可能是毛泽东和苏联领导人赫鲁晓夫7月末在北京会晤时达成的一致的行动”。[32]显然，这正是毛泽东坚持赫鲁晓夫必须公开回国并发表会谈公报所期待的效果。

统而言之，由于《毛泽东传》披露的这条史料，现在可以对1958年炮击金门前中国是否告知苏联的问题盖棺定论了。当然，毛泽东最初有意对苏联隐瞒将在台湾海峡采取军事行动的计划，只是要向世人显示中国可以独立行事的地位和能力——这是所有东欧卫星国所不具备的，同时也是以实际行动强调这样一个原则：如何解决台湾问题是中国的内部事务，无须向别人请示或与别人协商。不过，从后来的事态发展看，毛泽东采取的这种做法，并非是有意忽视甚至破坏中苏之间的同盟关系。面对美国的军事干涉和核威胁，苏联答应进一步加强对中国的空军援助，以及中苏双方所采取的协调行动，都说明了一个事实，即中苏军事同盟在远东危机中仍然具有不容轻视的对抗美国、稳定局势的作用。所以，尽管炮击金门事件在客观上可以看作是对莫斯科领袖地位的挑战，也确实给中苏关系笼罩了一层阴影，但毛泽东从来没有忘记中苏同盟在冷战背景下的作用和影响，并且充分地利用之。

[1]见资中筠主编：《战后美国外交史——从杜鲁门到里根》上册，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93年，第304页；苏格：《美国对华政策与台湾问题》，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98年，第303页。

[2]奥·韦斯塔：《中苏同盟与美国：战争、政策与理解（1950-1961）》，载李丹慧编：《北京与莫斯科：从联盟走向对抗》，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年，第186-187页；陶文钊：《中美关系史（1949-1972）》，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263页；戴超武：《敌对与危机的年代——1954-1958年的中美关系》，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第484页；Vladislav Zubok and Constantine Pleshakov ，Inside the Kremlin'sCold War：From Stalin to Khrushev ，Boston：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6，pp.220-221；M.Y.Prozumenschikov ，The Sino-Indian Conflict，the Cuban Missile Crisis，andthe Sino-Soviet Split ，October 1962：New Evidence from the Russian Archives，ColdWar International History Project Bulletin，Issues 8-9，Winter 1996/1997，p.255；Shu Guang Zhang ，Economic Cold War ，America ‘s Embargo against China and theSino-Soviet Alliance，1949-1963，Stanford：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1，p.210；Chen Jian ，Mao ’s China and the Cold War，Chapel Hill &London：The Universityof North Carolina Press ，2001，p.179.

[3]TsKhSD（当代文献保管中心，1992年改名为俄罗斯国家当代史档案馆，RGANI ），f.5，op.49，d.239，l.202.

[4]美国国家档案馆保存的1974年7月6日从北京发往华盛顿的一封电报，转引自MichaelShare ，From Ideological Foe to Uncertain Friend：Soviet Relations with Taiwan，1943-82，Cold War History，Vol.3，№2（January 2003），p.9.

[5]9月5日晚周恩来在与苏联使馆参赞苏达利柯夫谈话时表示欢迎葛罗米柯来访。葛罗米柯于9月6日到达北京并与周恩来举行了会谈。见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中卷，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7年，第166-167页。

[6]赫鲁晓夫：《最后的遗言——赫鲁晓夫回忆录续集》，上海国际问题研究所译，北京：东方出版社，1988年，403-404页。1993年俄国《历史问题》杂志连载刊出赫鲁晓夫回忆录，内容与此大体相同。

[7]参见吴冷西：《十年论战（1956-1966）：中苏关系回忆录》，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9年，第186-187页。

[8]刘晓：《出使苏联八年》，北京：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6年，第72页。

[9]吴冷西：《十年论战》，第186页。

[10]见ПереговорыН。С。ХрушевасМаоЦзэдуном31июля‐3августа1958г。и2октября1959г。，Новаяиновейшаяистория，2001，№1，л。100-128.这两个苏方记录是由美国国会图书馆首先披露的。根据俄国著名军事史学家德·沃尔科格诺夫的遗嘱，保存在美国国会图书馆的沃尔科格诺夫文件（Volkogonov Papers ）于2000年1月对公众开放。美国国家安全档案馆和威尔逊国际学者中心冷战项目的研究人员在其中发现了这两份文件，并译成英文公布出来。见Cold War International History Project Bulletin ，Issues 12/13，Fall/Winter 2001，pp.243-272.

[11]毛泽东与赫鲁晓夫谈话纪要，1959年9月30日。逄先知、金冲及主编：《毛泽东传（1949-1976）》，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第855页。

[12]参见ПереговорыН。С。ХрущёвасМаоЦзэдуном31июля—3августа1958г。и2октября1959г。Новаяиновейшаяистория，2001，№2，с。97-98.

[13]1958年7月26日安东诺夫给苏共中央的报告，ЦХСД（当代文献保管中心），ф。5，оп。49，д。135，л。1-75.

[14]苏联使馆对台湾问题一直是很关注的，在此之前已经不断有报告送到莫斯科。如1958年2月5日尤金大使在一份关于台湾问题的详细报告中提到，蒋介石对台湾的控制正在衰落，为了支撑他的政权，美国已经向台湾提供了过多的军队、军舰和导弹。报告还注意到，美国通过减少援助来对蒋介石进行节制，反对他如此强烈的反攻大陆的愿望。两个月后尤金又报告，4月5日他与周恩来在北京机场进行会谈时，讨论了最近杜勒斯对台湾的访问以及与蒋介石的会见。他们注意到，杜勒斯在台湾只停留了不到两个小时，而进行实质性谈话的时间就更短了。他们还注意到，蒋介石在谈话时显得紧张不安，并认为这是因为蒋介石相信美国对台湾的支持正在减少。转引自Share ，From Ideological Foe to Uncertain Friend，ColdWar History ，Vol.3，№2（January 2003），pp.7-8.

[15]1958年8月24日《真理报》。

[16]1958年8月31日《真理报》。

[17]1958年8月26日苏达利柯夫与王永田的谈话备忘录，ЦХСД，ф。5，оп。49，п。131，д。8892，л。196-198.

[18]详见林正义：《1958年台海危机期间美国对华政策》，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民国七十四年，第84-88页；戴超武：《敌对与危机的年代》，第382-383页。

[19]1958年9月4日《中央日报》。

[20]详见沈志华：《毛泽东、斯大林与朝鲜战争》第五章，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03年。

[21]1959年12月18日苏斯洛夫给苏共中央主席团的报告，ЦХСД，ф。2，оп。1，д。415，л。56-91.

[22]王焰主编：《彭德怀年谱》，北京：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674-675、691-692页。

[23]1958年7月21日毛泽东与尤金谈话记录。参见《十年论战》第157-160页。

[24]外交部、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外交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世界知识出版社，1994年，第322-333页；魏列夏金：《1958年7-8月赫鲁晓夫访问北京》，陈春华译，《中共党史研究》2000年第4期，第100-103页；1958年7月22日毛泽东与尤金谈话记录。笔者对这个过程的详细论述见《赫鲁晓夫、毛泽东与中苏未实现的军事合作——关于远东防空协定、长波电台及联合舰队问题的再讨论》，载《中共党史研究》2002年第5期。

[25]《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七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年，第326-327页。

[26]郑文翰：《秘书日记里的彭老总》，北京：军事科学出版社，1998年，第321页。

[27]吴冷西：《十年论战》，第172-174页。1958年8月3日毛泽东与赫鲁晓夫会谈记录，俄国档案见АПРФ，ф。52，оп。1，д。498，л。151-156.Новаяиновейшаяистория，2001，№1，с。100-128.

[28]1958年8月4日《人民日报》。

[29]8月17日在北戴河研究炮击金门问题时，毛泽东突然问起炮击时能否避免打到美国人，23日下达的炮击命令中有一条是“不打美国军舰及岛上的美国人”。王尚荣谈、王凡整理：《新中国诞生后几次重大战事》，朱元石主编：《共和国要事口述史》，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256-257、259-260页。

[30]苏格：《美国对华政策与台湾问题》，第294-295页。

[31]8月18日毛泽东指示彭德怀：“准备打金门，直接对蒋间接对美”。王焰主编：《彭德怀年谱》，第697页。

[32]罗伯特·阿奇奈利：《“和平的困扰”：艾森豪威尔政府与1958年中国近海岛屿危机》，姜长斌、罗伯特·罗斯主编：《从对峙走向缓和——冷战时期中美关系再探讨》，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0年，第12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