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0年2月14日毛泽东与斯大林签署了《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6月25日朝鲜半岛爆发了战争，10月25日中国政府宣布派出志愿军赴朝作战。中国出兵朝鲜与中苏结成同盟有什么直接和内在的联系?面对美国军队越过三八线的危急局势，作为同盟国的中国和苏联所采取的对策有什么不同?他们各自的出发点是什么?中国介入朝鲜战争对中苏关系产生了什么影响?这些问题都是历史研究者十分感兴趣的。然而，要回答这些问题，首先必须搞清楚中国出兵朝鲜的决策过程以及作为盟国的苏联在中国出兵的问题上究竟起了什么作用。

90年代以前，由于中苏双方都很少公布有关的档案和原始材料，历史研究者对这些问题的探索大多是从结果推论原因，从中国和苏联当时公开宣布和执行的政策来追寻他们制定这些政策的出发点和目标，或者根据官方的出版物来判断历史发展的进程。进入90年代之际，情况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首先是中国在80年代末90年代初陆续出版了《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彭德怀军事文选》、《周恩来外交文选》、《毛泽东军事文集》和其他一些文献，其中公布了大量有关中国出兵朝鲜问题的电报、信件、指示、报告等。与此同时，中国还出版了一批回忆录、传记和访谈录。随着这些重要文献资料的发表，国内外陆续出现了一批利用中国新材料研究中国介入朝鲜战争问题的研究成果。

90年代初，俄国也发表了大量的回忆录和采访录，其中包括在苏联政治避难的前北朝鲜高级领导人(如俞成哲、姜相浩、李相朝、林隐、郑相晋等人)，以及当年参与朝鲜战争的前苏联外交人员和军事人员(如什特科夫、贾丕才、洛博夫、波尔特尼科夫、索济诺夫等人)。与此同时，俄国档案开始大量解密，特别是在朝鲜战争结束50周年前夕，俄国政府解密了一批关于1949～1953年朝鲜战争问题的档案文件，其中包括斯大林与金日成、斯大林与毛泽东之间，苏联政府各部门之间以及与他们在北京和平壤的代表之间的往来函电。这些总计1000多页的新的原始档案材料分别来自俄罗斯联邦总统档案馆、俄罗斯联邦对外政策档案馆及俄罗斯联邦国防部的军事档案馆。1994年6月叶利钦总统把215件有关朝鲜朝鲜战争的前苏联档案交给了来访的韩国总统金泳三，不久韩国外交部东欧局的白宙铉等人就根据这些文件编译出韩文的《韩国战争文件摘要》，随后便出现了这个摘要的中文本。此后不久，俄国有关部门又通过不同渠道分别将这些材料卖给了西方研究机构，于是出现了俄国档案的英文本。俄国发表的当事人回忆录和访谈录，特别是俄国档案文件的解密和传播，引起了俄国、韩国、美国以及中国学者的极大关注，关于中国出兵朝鲜的问题又出现了一批新的研究成果。

不过，综合利用中国和俄国文献资料研究这一问题的论著还不多见，且由于中国和俄国档案的公布尚不全面，有关各方当事人的回忆时有偏颇和疏漏，以至研究者对中国出兵的决策问题常有迷惑、舛误和分歧。例如，毛泽东究竟是什么时候下定决心派中国军队进入朝鲜作战的?中国领导层内部对出兵朝鲜有哪些分歧?是斯大林逼迫中国出兵还是毛泽东迫使斯大林同意了中国参与朝鲜战争的决定?中国是否在战争的危急关头对派军队入朝作战犹豫不决?周恩来赴莫斯科谈判的目的是要阻止中国出兵还是说服斯大林同意中国出兵?斯大林是否违背了苏联空军援助中国军队入朝作战的诺言?斯大林在中国参与朝鲜战争问题上的根本方针是什么?中国出兵朝鲜作战的结果是加强了中苏联盟还是削弱了中苏关系?

本文拟在对比研究中俄两方面档案材料和有关回忆资料的基础上，重点搞清楚中国在出兵朝鲜问题上的决策过程，特别是中苏领导人考虑这个问题时的不同出发点，以及当时中苏之间的同盟关系对中国决策的微妙作用和影响。

斯大林把责任推给毛泽东：

关于中苏对朝鲜冲突方针和策略的变化

从6月25日朝鲜战争爆发到10月25日中国宣布出兵朝鲜，中国和苏联对朝鲜冲突所采取的方针和策略由于根本的出发点不同而呈现出一个方向相反的变化过程：随着战争局势对北朝鲜从喜到忧的转换，苏联的方针和策略从开始积极参与军事进攻到后来避免过多地卷入冲突，甚至一度决定放弃北朝鲜；而中国的方针和策略则是从开始避免参与朝鲜冲突到后来实行积极防御战略，直到最后在极为不利的条件下坚决出兵援助朝鲜。苏联政策的基点在于实现与美国进行军事对抗的战略，不失时机地扩大苏联在远东的势力范围，但在苏联本身尚未做好充分准备的情况下则力求避免与美国发生直接的军事冲突。中国政策的基点在于保证刚刚成立的新中国的稳定和发展，但在迫不得已的情况下，以大无畏的革命气概不惜与世界头号强国兵戎相见，“抗美援朝，保家卫国”。

朝鲜战争爆发时，莫斯科的态度非常积极。当时在朝鲜人民军中有3000多名苏联军事顾问，即差不多每45个朝鲜官兵就有一名苏联顾问。这些军事顾问负责训练军队并协同指挥作战，就连朝鲜人民军的作战计划也是在苏联顾问的参与和决定下制定的。 苏联政府还在战争初期为朝鲜人民军提供了大量军事援助。俄国档案透露，1950年7月1日和6日斯大林两次要苏联驻朝大使什特科夫转告金日成，苏联将“完全满足朝鲜关于运送弹药和其他军事装备的要求”，并“将全面提供武器、坦克和其他军事装备”。 据统计，1950年苏联援助朝鲜的军事物资达8亿7千万卢布。 斯大林本人对朝鲜战局的进展十分关心，他希望苏联支持的是一场速战速决的战争。当朝鲜人民军攻占汉城后进行休整时，斯大林担心朝鲜同志因害怕“美国飞机对北朝鲜领土的攻击”而停止前进，即指示金日成“绝对必须继续进攻，尽快解放南朝鲜而不给(美国)入侵造成机会”，同时建议朝鲜政府“发表公开声明谴责美国的攻击和军事入侵”。

然而，尽管斯大林一心要北朝鲜迅速取得战争的胜利，但他决不愿意公开表示苏联对北朝鲜的军事支持。当北朝鲜军队向三八线以南进军时，斯大林下令召回了在朝鲜人民军前线指挥部中的苏联顾问。赫鲁晓夫询问其中的原委，斯大林回答说：“我们不想留下证据被人家指控我们参与了这一事件。这是金日成的事。”为此，斯大林还特别指示苏联驻朝鲜大使什特科夫：“考虑到瓦西里耶夫首席军事顾问的地位，我们认为他留在平壤是十分有益的。” 当朝鲜人民军的进攻由于美国空军的干预而受阻，一些军官开始对能否取得最后胜利产生怀疑时，金日成于7月8日亲笔给斯大林写信，请求莫斯科“允许将25～35名苏联军事顾问派往人民军前线参谋部和第二军团参谋部”。 在此之前，什特科夫曾答应金日成劝说莫斯科接受这一请求。为此，斯大林在回电中严厉指责什特科夫未经请求“就允诺给朝鲜人派顾问”是“错误的”，“你应该明白，你是苏联的代表，而不是朝鲜的代表”。但鉴于金日成直接提出了请求，且形势紧迫，斯大林还是同意了朝鲜的要求。不过，斯大林特别强调：这些顾问只是“作为《真理报》记者”而不是军人派去的，而且只“派到前线司令部，而不是战斗部队”。

当战争进入僵持阶段以后，斯大林除了继续对朝鲜战局进行军事指导和提供军事装备外，开始加强了精神鼓励。斯大林在8月28日给金日成的电报中，一方面建议北朝鲜把空军集中于前线的进攻上，并答应“为朝鲜空军再增加攻击机和战斗机”，另一方面则安慰金日成不要为“还没有取得完全胜利”，“甚至出现某些局部的挫折而感到烦恼”。斯大林以苏联在内战和对德战争中的经验鼓励金日成，并称赞朝鲜“已经成为亚洲摆脱帝国主义枷锁的解放运动的旗帜”。 总之，直到美国仁川登陆以前，苏联对朝鲜战争采取的是非常积极的方针，这一点是十分明确的。同样十分明确的是，斯大林支持北朝鲜取得战争胜利的限度是莫斯科不能公开和直接卷入这场冲突。

朝鲜战争的爆发并没有引起中国政府的特别重视，全国范围内的工作重心也没有因此而转移。6月30日，即美国决定全面介入朝鲜战争的当天，中国颁布了土地改革法，一场全国规模的群众运动轰轰烈烈地展开了。同一天，中央复员委员会按照预定计划，下达了由毛泽东和周恩来共同签署的《军委、政务院关于1950年复员工作的决定》，正式开始了中国规模最大的一次复员工作。 甚至解放台湾的军事计划也没有因为美国第七舰队进驻台湾海峡而立即放弃。 显然，在战争爆发之初，中国领导人的注意力尚未转移到朝鲜问题上来。美国全面卷入朝鲜战争以后，中国开始重视朝鲜战局问题，并进行了军事方面的部署。7月7日和10日中央军委会议作出了《关于保卫东北边防的决定》，拟抽调4个军、3个炮兵师和3个空军团共25万5千人组成东北边防军，限8月5日前在东北集结。

随着朝鲜局势的变化，中国领导人的忧虑也在加深。8月4日，即朝鲜人民军进攻受阻，美韩釜山防御战线已经稳定下来的时候，中共中央召开了政治局会议。毛泽东在会上指出，“如美帝得胜，就会得意，就会威胁我。对朝不能不帮，必须帮，用志愿军形式，时机当然还要选择，我们不能不有所准备”。周恩来也说：“如果美帝将北朝鲜压下去，则对和平不利，其气焰就会高涨起来。要争取胜利，一定要加上中国的因素，中国的因素加上去后，可能引起国际上的变化。我们不能不有此远大设想。” 8月5日毛泽东即给东北军区司令员兼政委高岗发电，指示：“边防军各部现已集中，8月内可能没有作战任务，但应准备于9月上旬能作战”。“各部于本月内完成一切准备工作，待命出动作战”。8月18日又电告高岗：“边防军完成训练及其他准备工作的时间可延长至9月底，请你加紧督促，务在9月30日以前完成一切准备工作。”鉴于形势日趋复杂，从8月底到9月初，中国又大规模调整军事战略部署。毛泽东考虑要在东北已集中4个军的基础上，再增加8个军。 8月25日周恩来在第47次政务会议上谈到朝鲜战争拖长的可能性增加了。8月26日周恩来在第二次国防会议上又提出要把对朝鲜的援助“看作是重要的国际斗争问题”，要设想战争的长期化，要考虑到出国作战的问题，“如果出国作战的话，主要对象是美帝国主义”。

根据俄国的档案材料，中国出兵朝鲜的问题在7月初就已经提出来了。巴加诺夫引证7月2日苏联驻华大使罗申给莫斯科的电报说，周恩来在与苏联大使罗申的谈话中抱怨北朝鲜人对美国进行军事干涉的可能性估计不足，忽视了毛泽东早在1949年和1950年5月就提出的警告。周恩来还传达了毛泽东对北朝鲜人的建议：鉴于美国军队可能在仁川登陆，要在仁川后方建立一条坚强的防线。会谈中，周恩来答应如果美国人越过三八线，中国军队将装扮成朝鲜人进行抵抗，还说中国的3个军总计12万人已经集中在沈阳地区。 这些情况表明中国领导人已经非常关注朝鲜的战局，并有了应付未来可能发生的战争的准备。但如果由此得出中国在战争初期就决定派军队参加朝鲜战争的结论，是站不住脚的。对比上述材料可以看出，很可能是斯大林对中国没有对朝鲜战争作出积极反应表示出了不满，因而要罗申探询中国的态度。 而周恩来关于中国已经在东北集中了3个军的说法显然是在应付斯大林，因为当时中国政府关于这方面的部署还未付诸实施。此外，周恩来还提出了中国出兵的先决条件——美国军队越过三八线，而7月初的状况是北朝鲜军队正在大举进攻，根本就谈不上美国人越过三八线的问题。随着朝鲜局势的发展，中国领导人的确越来越关注战争形势的变化，并且表现出日益积极的态度。但这一时期中国的主要战略部署还是属于防御性质的，当时中国领导人对出兵朝鲜问题的考虑，总体说来，是从军事防御角度作最坏的打算，而不是已经确定的战略方针。

9月15日美国军队在仁川登陆以后，朝鲜的局势急转直下，中国和苏联的对策和态度也都更加明朗化。斯大林对于朝鲜局势出现逆转的情况首先表现出急躁和焦虑。9月18日，斯大林向平壤发出密电，指示瓦西里耶夫和什特科夫，要金日成从洛东江前线调回朝鲜人民军的4个师到汉城郊区。同一天，斯大林还命令苏联国防部长华西列夫斯基元帅紧急制定一项苏联空军为平壤提供空防的计划，包括从他们在苏联远东的滨海边疆区及港口城市海参崴派遣几个苏联空军的战斗机中队及雷达和防空部队到平壤周围的机场。随后，斯大林紧急向朝鲜派遣了以苏联武装部队副总参谋长马特维•扎哈罗夫(化名马特维耶夫)的特别代表团，并携带着斯大林的命令：停止对釜山防御圈的进攻，从洛东江前线撤出所有部队，把他们调回来守卫汉城的东面和东北面。斯大林还再次敦促华西列夫斯基尽最大努力向朝鲜人民军提供空中掩护及在平壤周围地区建立防空系统。 斯大林采取的紧急措施，看起来是要把苏联空军投入战斗，也就是说斯大林这时似乎采取了一种背离了他以往避免苏联与美国发生直接军事冲突的一贯方针的做法。其实不然，斯大林的这一举动如果不是情急之下的一时冲动，就是要作出一种姿态，借以遏制美国进一步向北朝鲜进攻。因为事实上当战局进一步恶化，美国真的越过三八线，朝鲜急需莫斯科给以直接的军事援助时，斯大林既没有派出地面部队，也没有派空军保护平壤。

形势的危急还使得斯大林对朝鲜领导人以及苏联在朝鲜的代表和军事顾问的不满和埋怨情绪溢于言表。斯大林在9月27日的电报中先是指责朝鲜军队的“前线司令部、军团司令部和各部队在军事指挥方面，特别是在战术方面犯有严重错误”，接着又严厉批评苏联“军事顾问对这些错误负有更大的责任”，指责他们在坦克战术运用上的“愚蠢”，在情报工作方面的“无知”。斯大林特别强调造成局势恶化的原因是什特科夫和苏联军事顾问忽视了“敌人在仁川登陆的战略意义，他们否认这次登陆的意义，什特科夫甚至建议追查在《真理报》发表评论美国登陆情况的作者。这种忽视和缺乏战略眼光的状况致使他们怀疑从南方向汉城地区抽调部队的必要性，调动部队本身便被拖延和耽搁了”。斯大林认为如果能够“保证苏联最高统帅部关于从主要战线撤回4个师到汉城地区的命令得到准确和及时的执行”，“本来是能够从根本上改变汉城附近的局势的”。 斯大林大概忘记了中国领导人早在7月初就要苏联领导人提醒朝鲜同志美国军队在仁川或朝鲜人民军后方实行登陆的危险性，当时金日成固然因求胜心切而无视中国的警告， 而斯大林本人也没有在事前从战略上重视这个问题。在10月1日的电报中，斯大林又埋怨什特科夫没有积极向朝鲜领导人提供意见和建议，“从而助长了朝鲜领导人摇摆不定的情绪”；埋怨马特维耶夫“一直未曾将他对朝鲜战局的评估送到莫斯科，更不用说他也未曾提出目前这种形势所需要的任何设想和建议”，从而妨碍了莫斯科的决策，也导致“朝鲜领导人还没有在三八线及其以北保卫共和国的任何计划，也没有从南朝鲜撤出部队的计划”。

斯大林大概也忘记了正是由于他本人的命令，苏联军事顾问在朝鲜的活动受到严格限制。苏联顾问奉命无论如何不得越过三八线，因此他们自己对战局的了解及施加影响的能力都是非常有限的。

朝鲜局势恶化对中国造成的压力丝毫不亚于苏联。出兵朝鲜问题已经做为应急方案摆在中国领导人面前。9月17日中央军委决定立即派遣一个五人先遣小组随柴成文赴朝熟悉情况，勘察地形，做战场准备。路过沈阳时，柴成文将随身带来的一封毛泽东的信交给高岗，信上说，“看来不出兵是不行了，必须抓紧准备”。 9月22日，中国政府在公开声明中承认“居留中国的朝鲜人民有权力回去保卫祖国”，一方面表示中国人民坚决支持朝鲜人民与美国进行斗争的决心，一方面也是暗示性地对美国进犯北朝鲜的企图提出警告。9月25日代总参谋长聂荣臻对印度驻华大使潘尼迦说，“中国对美国突破三八线决不会置之不理”，尽管战争会对中国造成严重破坏，但中国“必须不惜任何代价制止美国的侵略行径”。 9月30日，周恩来发表演说，又对美国政府提出了严正警告。演说中的“中国人民决不能容忍外国的侵略，也不能听任帝国主义者对自己的邻人肆行侵略而置之不理”这句话的后半句是周恩来在定稿时特意加上的， 其目的显然是要引起美国政府对中国可能参与朝鲜战争的重视。

形势越来越危急。9月28日金日成召开的朝鲜劳动党中央政治局紧急会议一致承认局势是严峻的。会议决定：第一，根据苏联顾问的建议，采取非常措施把最高统帅部和民族保卫省的职能合并于金日成一人手中，并建立最高统帅部的参谋部，以保证军队指挥系统的有效性和可靠性；第二，根据金日成的计划，采取紧急措施立即组建15个新的战斗师，除当时正在朝鲜北方进行组建的6个师外，再从东南战线撤回的残余部队中重新组建9个师；第三，也是关键的，政治局经过激烈争论一致认为汉城陷落后已无法阻止联合国部队越过三八线，而一旦敌人越过三八线，朝鲜人民军残余部队将无法进行有效的抵抗。因此，北朝鲜领导人一致同意要求苏联和中国毫不迟缓地提供直接的军事援助。政治局还通过了递交斯大林和毛泽东的两封正式信件。 9月29日晚，金日成会见了什特科夫和马特维耶夫。金日成在说明“如果敌人真的越过边界，人民军将无法组成新的军队，因此也无法对敌人进行任何有效的抵抗”之后，就如何向斯大林提交要求苏联提供直接军事援助的信件这一问题征求什特科夫的意见。但害怕再次承担责任的什特科夫回避了这个问题。由于情况紧急，金日成不得不硬着头皮直接向斯大林提出要求。 在当晚给斯大林发出的求救信中，金日成和朴宪永承认“危险的形势已经出现”，美国空军的绝对优势破坏了人民军一切有效的军事行动，“造成我方人员和物资的巨大损失”，通讯联络被切断，给养供应被破坏，处于南方的各部队已被分割包围，孤立无援，“汉城的陷落已经不可避免”。在表示了“要为独立、民主和人民幸福战斗到最后一滴血”的决心后，他们“恳求”斯大林“给予特别帮助”，即“当敌军跨过三八线以北的时刻，我们非常需要得到苏联方面的直接军事援助”。考虑到斯大林可能不会接受这一请求，他们又特别提出要斯大林对中国施加压力：“请帮助我们建立一支由中国和其他人民民主国家组成的国际志愿部队，为我们的斗争提供军事援助”。 该信9月30日夜晚23时30分以“特急电报”送达苏联武器部队总参谋部八局，10月1日0时35分解密，1时45分打印，送到斯大林在南方的别墅是2时50分。斯大林对朝鲜要求苏联给予军事援助的回答体现在他10月1日当天给平壤什特科夫和马特维耶夫以及给北京毛泽东和周恩来的两封信中。

在给平壤的信中，斯大林指示“必须立即动员全部力量，不让敌人跨过三八线，同时要准备在三八线以北同敌人作战”，并且提出了许多具体办法。但他首先强调北朝鲜自己有能力做到这一点。斯大林反复指出，“不要低估了朝鲜在组织防御方面的实力和能力”，“北朝鲜有极大可动员的潜力和资源”，“我们认为，北朝鲜不能在三八线及以北地区进行抵抗的观点是错误的，朝鲜政府有足够的力量，所需要的只是把所有的力量组织起来并尽其所能进行战斗”。至于提供直接军事援助的责任，斯大林毫不犹豫地推给了毛泽东：关于“要求武装援助的问题，我们认为更可以接受的形式是组织人民志愿军。关于这一点，我们必须首先同中国同志商量”。

同时，斯大林非常客气但十分坚决地直接向毛泽东提出了出兵朝鲜的要求。斯大林在信中说：“如果您认为在紧急情况下有可能派部队支援朝鲜人，那么您应该立即派出至少五六个师到三八线，以便让我们的朝鲜同志有机会在你们的部队的掩护下组织起保卫三八线以北地区的战斗。中国军队可以考虑作为志愿军，当然是由中国人指挥。”一方面为了表示对中国同志的尊重，另一方面也是避免引起毛泽东的猜疑，斯大林隐瞒了最初是由金日成提出这一要求的事实。他说：“关于这个想法，我尚未也不准备告诉我们的朝鲜朋友，但在我看来，他们知道这一情况后，毫无疑问会感到高兴。” 实际上，金日成在要求斯大林替他向中国寻求帮助的同时，已经直接派人到北京求援。10月1日朴宪永携金日成给毛泽东的信抵达北京，请求毛泽东、周恩来派中国军队赴朝参战。朝鲜战争发展到最危急的关头，援救朝鲜的责任终于落到了毛泽东的身上。

毛泽东决心派兵入朝作战：

关于1950年10月2日毛泽东给斯大林电报的争论

在斯大林和金日成同时向毛泽东提出派中国军队援助朝鲜的要求后，中国领导人究竟是如何考虑的，又是如何作出反应的?关于这个问题，最近国际学术界发生了一次争论，其缘起在于发现了两封1950年10月2日毛泽东给斯大林关于中国出兵朝鲜的电报，从而引起研究朝鲜战争历史的各国学者的极大兴趣和关注。1987年中国出版的《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一册)公布了一封毛泽东10月2日给斯大林的电报，电报中明确表示中国决定派志愿军入朝作战，并且说明了出兵朝鲜的部队数量、出动日期和初步作战方案。几年来，历史学家在研究中广泛引用这个文件，人们普遍认为当时中国就表示了同意出兵的意见，至少毛泽东本人已经决心派中国军队参与朝鲜战争。1995年12月在华盛顿举行的一次关于冷战问题的学术讨论会上，俄国学者公布了俄罗斯联邦总统档案馆收藏的另一封10月2日毛泽东给斯大林的电报，毛泽东在这封电报中列举了数条理由说明中国暂时不能派出军队参与朝鲜战争，从而拒绝了斯大林的要求。美国几家报纸立即报道了这一消息。1996年1月在香港举行的“冷战在亚洲”国际学术讨论会上，这个问题又成为学者们的热门话题。俄国学者根据俄国档案认为，毛泽东的电报表明中国领导人对出兵朝鲜表现出“犹豫和缺乏信心”，“中国立场意想不到地改变”了。同时，还对中国发表的文件的真实性提出质疑。对比中国和俄国公布的这两封时间相同而内容完全相反的文件，俄国学者认为俄国文件绝不可能是“精心制作的伪造品”，而中国公布的文件则“是不可靠的：它或者是不准确的，或者是未发出的，或者是日期有错误”，甚至不能排除“中国当局为了表现他们认为的在意识形态和政治上更正确的历史看法，改动或歪曲了文件内容”的可能性。还有学者推而广之，认为俄国档案的公布提出了“出现在官方批准的中国文献及后来学者著作中的毛泽东1950年10月2日至14日电报是否可靠甚至是否真实的问题”，并以此提醒人们“应该对中国关于毛泽东决定参与朝鲜战争的文献格外小心地对待”。

从表面上看，这两封电报的确是相互矛盾，甚至是完全对立的，而中国和俄国的档案中又都仅存一份他们各自公布的文件。 然而，这两封电报又都是确实存在的。因为通过对比可以看出，俄国公布的电报的内容与俄国档案中收藏的有关这一时期的其他文件在逻辑上和用语上是一致的，确实不像是伪造的。而中国公布的电报则确有电报的手稿原件为证，虽然公开发表时略有删节，但所删部分主要是中国需要苏联援助的武器清单，与俄国公布的电报内容无关，而发表出来的部分则与原稿一字不差。所以，中国的文件也是真实的。看来，为了搞清楚中国领导人在朝鲜战争进入最紧张的时刻到底是怎样考虑中国出兵的问题并如何作出决定的，很有必要对这两个文件进行认真的推敲和分析。?

中国公布的电报是由毛泽东签署的， 而俄国公布的电报不是中国发出的。所谓“毛泽东10月2日给斯大林的电报”，其实是罗申10月3日发给斯大林的电报，其中转述了毛泽东对斯大林10月1日电报的答复：

“……我们原计划当敌人前进到三八线的时候派几个师的志愿军到北朝鲜为朝鲜同志提供援助。然而，经过全面考虑，我们现在认为采取这样的行动可能会承担极其严重的后果。第一，派几个师的兵力解决朝鲜问题非常困难(我们的部队装备很差，与美国军队作战没有取得军事胜利的把握)，敌人可能会迫使我们后退。第二，这样做很可能会导致美国与中国的公开冲突，其结果苏联也会被拖进战争。这样，问题就变得十分严重了。

中共中央的许多同志认为对此表示谨慎是必要的。当然，不派军队援助对于正处在如此困难之中的朝鲜同志是很不利的，我们自己也强烈地感觉到这一点；但是如果我们派去几个师，敌人又迫使我们后退，同时还导致美国与中国的公开冲突，那么我们的整个和平恢复计划就会遭到彻底毁灭，这会引起国内很多人的不满(人民受到的战争创伤还没有恢复，我们需要和平)。因此，目前最好还是耐心一些，不派出军队，同时积极准备我们的力量，这样做在把握与敌作战的时机上会更为有利。

由于暂时的失败，朝鲜可以把斗争的形式改为游击战。

我们将举行一次中央会议，中央各部门的主要同志都要出席。关于这个问题还没有作出最后决定，这是我们的初步电报，我们希望与您商量。如果您同意，我们准备立即派周恩来和林彪同志飞往您的疗养地，与您谈这件事，并报告中国和朝鲜的局势。”

罗申在转述毛泽东的答复之后表示，“毛泽东的答复表明中国领导人改变了对朝鲜问题的最初立场，这与以前毛泽东同尤金、克多夫、康诺夫，以及刘少奇同我的多次会谈中表示的态度是矛盾的。”罗申还向斯大林报告说，实际上“中国政府无疑可以向朝鲜派出不只五六个，而是更多的做好准备的战斗师”。

中国档案中没有俄国公布的这封电报比较容易理解。因为此电本不是毛泽东直接发出的，可以断定是毛泽东在与苏联大使谈话中对斯大林要求中国出兵作出了答复，而由罗申整理并经毛泽东认可后发出的。所以中国档案中不可能保存这个文件。那么，俄国档案中为什么没有中国公布的电报呢?现在判断，很可能是这封电报当时根本没有发出去。据查，中国档案中的电报原件上既没有标明发报时间，也没有发报人的签发记录，而在10月2日当天毛泽东发给高岗、邓华的电报则标有发报时间(凌晨二时)和杨尚昆签发的记录。当然这还不能作为主要根据，因为据当事人说，那时毛泽东发出的电报经常是没有签发记录的。判断这封电报没有发出去，当另有原因。

毛泽东亲自起草的电报没有发出去的主要原因是当时中国领导人内部还没有形成一致的意见。尽管毛泽东本人对这个问题已经考虑了很长时间，并且几次谈到过出兵朝鲜的想法。特别是在美国实行仁川登陆以后，毛泽东似乎是决心已定。但是从现在看到的资料显示，中国领导人在10月1日以前尚未就这一问题进行过正式讨论。实际情况是中国的其他很多领导人对出兵朝鲜有不同意见。据了解，10月1日接到斯大林要求中国出兵的电报后，毛泽东连夜召集中央书记处紧急会议，讨论朝鲜局势和对策。出席会议的有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和周恩来。会上没有就是否出兵问题达成一致意见，于是决定第二天召开中央书记处扩大会议，邀请在京高级军事领导人参加，再行讨论。会后毛泽东急电召高岗来京开会，并命令东北边防军做也准备，随时待命出动。 根据目前国内有关的材料和当事人回忆，在10月2日下午中南海颐年堂召开的会议上，毛泽东认为出兵朝鲜已是万分火急，会议决定要彭德怀挂帅，还决定4日再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进行讨论。毛泽东还要周恩来速派专机去西安接彭德怀来北京参加会议。 根据这种情况分析，10月2日中国领导人仍未对出兵朝鲜的问题取得一致意见，否则就不必再召开更大范围的会议继续讨论。况且，虽然会上决定由彭德怀挂帅，但毛泽东当时尚不知彭德怀的态度， 作出最后的决定自然要征求主帅的意见。反过来说，如果还要广泛听取各方面的意见，就说明10月2日的会议还未作出一致的决定，至少是不会在4日会议之前就把这一决定通知苏联方面。 关于10月4日在中南海丰泽园召开的政治局扩大会议的情况，所述材料都是大体一致的，即在这次会议上仍然是意见分歧。会上有很多人不赞成出兵，会议的主要倾向是“不到万不得已的时候，最好不打这一仗”。

估计当时的情况很可能是毛泽东在接到斯大林的电报后，便下定决心要派中国军队入朝作战，于是亲自起草了给斯大林的电报。但是在中央领导人一起讨论时发生了意见分歧，此事只得暂缓， 因此毛泽东便向罗申作出了暂不出兵的答复。当然，这个过程究竟是怎样的，还有待于档案材料的进一步开放。

那么，中国表示了暂不出兵的意见，是不是就像当时罗申和斯大林及后来俄国学者认为的那样表明中国对出兵援助朝鲜“犹豫不决”和“改变了对朝鲜问题的最初立场”呢?这需要对比这两封电报的内容，并把此电前后的毛泽东的言行联系起来进行分析。

首先必须看到，毛泽东当时决心出兵也是为形势所迫的，他完全了解中国介入朝鲜战争所面临的极大困难，而这一点与提出反对出兵或暂不出兵意见的理由是基本一致的。因此，仔细对比中国和俄国公布的两封电报就可以发现，毛泽东在第二封电报中所陈述的中国暂不出兵的理由，如中国军队装备太差、与美国发生公开冲突将导致问题的扩大化、新中国的经济恢复工作遭到破坏会引起国内的不满情绪等，在他的第一封电报中都隐约有所表露，只是提出问题的角度不同罢了。从毛泽东第一封电报中对未来战局发展的估计到初战方略的安排，都反映出毛泽东的担忧。此外，毛泽东在第二封电报中还暗示“中共中央许多同志”都有这种担忧。但是，这并不表明毛泽东已经改变了出兵朝鲜的决心，也不表明他在这个问题上犹豫不决(即使可能有很多中国领导人犹豫不决)。对这两封电报进行认真分析的结果说明，毛泽东没有改变自己的目标，而只是改变了实现目标的策略：他不是直接和立即答复斯大林的要求，而是采取了间接和迂回的方式。所以他在第二封电报中特别提醒斯大林注意：“关于这个问题还没有做出最后决定”，还要召开中央会议讨论，并要求派周恩来去苏联商议此事。

其次，毛泽东在电报中表示暂不出兵与以前中国领导人答应出兵并没有根本性的矛盾。俄国学者大概没有注意到，中国领导人历次讲到中国出兵时都要说明采取这一行动的前提条件，即敌人越过三八线。毛泽东及其他中国领导人在谈到这个问题时，都是强调这一前提条件的。周恩来在10月3日凌晨与潘尼迦谈话时还特别强调如果美国(而不是南朝鲜)军队越过三八线，中国“要管”。 但这个前提条件显然尚未形成，至少中国领导人当时得到的情报是这样。 而斯大林要求中国出兵的电报也只是说要帮助北朝鲜建立起保卫三八线以北地区的防线，并没有讲明局势的严重性。所以，毛泽东这时表示暂不出兵的意见也是有根据的，他认为暂不出兵而是积极做好准备，“这样做在把握对敌作战的时机上会更为有利”。

第三，毛泽东当时不急于给斯大林一个肯定的答复，是需要在中国领导层内部统一认识。虽然毛泽东本人经过深思熟虑，已经下定了决心，但现实中毕竟存在着很大困难，很多人对出兵表示异议也不是没有道理的。而在大多数领导人都主张不出兵或暂不出兵的情况下， 他很难向苏联方面做出明确的保证。正因为如此，毛泽东才反复召开高层会议进行商讨，直到10月5日政治局扩大会议才统一了意见。

而一旦做出决定，中国立即采取了行动。10月5日会议结束后，毛泽东邀周恩来、高岗、彭德怀共进晚餐，进一步讨论派兵入朝问题。毛泽东再次强调中国军队需尽快进入朝鲜，他担心任何耽搁都会引起严重的后果。毛泽东要高、彭回到沈阳后立即向师以上指挥员传达中央的意见，准备10月15日进入朝鲜。10月6日周恩来便主持军委会议，安排部署了出兵朝鲜的准备工作。

即使到了这时，毛泽东还是没有给斯大林一个明确的答复。斯大林没有毛泽东那样沉得住气，他在接到罗申转来的毛泽东10月2日的答复后很快就给毛泽东回了一封信，而且口气更加坚决，理由更加充分。斯大林首先表明他“完全知道中国领导同志多次声明，如果敌人越过三八线，他们愿意派几支部队援助朝鲜同志”，并以间接的方式指出，中国“派军队到朝鲜”可以“避免出现使朝鲜成为美国的跳板和未来日本军国主义反对中国的桥头堡这样的危险”。接着，斯大林提出了他认为有利于中国出兵的国际局势：“美国目前没有准备进行一场大的战争”；“日本军国主义还没有恢复起来”；苏联作为同盟国支持中国将迫使美国做出让步；美国将被迫放弃台湾，并无法使日本成为远东的跳板。斯大林还明确告诉毛泽东，如果中国“采取消极的等着看的政策”，那么“中国不仅不能得到所有这些让步，甚至都无法收回台湾”。针对毛泽东在电报中所说中美之间发生公开的战争会把苏联也拖进来，并使局势“变得十分严重”的看法，斯大林激动地说：“我们对此应该惧怕吗?在我看来，我们不应该惧怕，因为我们联合起来比美国和英国更强大，而其他欧洲资本主义国家没有德国(目前它不可能给美国提供任何帮助)就不是什么重要的军事力量。如果战争是不可避免的，那么让它现在就来吧”。然而，斯大林的慷慨陈词并没有打动毛泽东，尽管当时中国已经决心出兵朝鲜，但毛泽东在10月7日的复电中仍然表示“现在不能派出部队，而要过一些时候”。

除了上述原因外，毛泽东此时仍然拖延答复斯大林，是因为还一个更重要的问题没有解决：中国出兵朝鲜与美国作战还有一个条件，即必须得到苏联的支持和援助。从毛泽东的两封电报中都可以明显地看出来，毛泽东决心出兵的基点在于出战必胜，而且必须速胜，只要做到这一点，那么中国的一切担忧和困难都可以化解。而要在战场上取得速胜，作为同盟国的苏联就有义务而且必须提供大量的军事援助，特别是保证提供空军的支援。 正是因为在这个关键的问题上还没有与苏联达成明确的和具体的协议，所以毛泽东才迟迟没有正面回答斯大林的要求。这也正是毛泽东派周恩来到苏联与斯大林进行直接会谈的根本目的。

中国入朝作战的困难和条件：

关于周恩来赴苏谈判的目的和结果

关于周恩来与斯大林在黑海别墅会谈的情况之所以出现众说纷纭的现象，是因为至今尚没有关于这次会谈的正式文件和记录公布于世，人们只能根据当事人的回忆来描述当时的情况。 因此，面对各方面材料说法不一，甚至大相径庭的状况，不能完全根据个人的回忆认定历史事实，而只能根据旁证材料和逻辑推理对周恩来赴苏谈判的目的和会谈的结果等主要问题进行分析，至于许多细节则无从考证。

首先，对于周恩来去苏联进行谈判的目的就存在完全不同的说法。一种意见以师哲的回忆为据，认为周恩来离京前，中共中央政治局还未取得一致意见，周恩来是带着不出兵的意见去的。后来接到毛泽东的电报，说国内多数人的意见还是出兵，于是才与斯大林商谈军事援助问题。 另一种意见以康一民的回忆为据，认为周恩来此行的目的就是告诉苏联关于中国出兵的决定，商谈志愿军改换苏军武器装备和苏联出动空军配合作战问题。 俄国学者则根据费德林的回忆，认为“周恩来和林彪是带着中国不会也不应该介入朝鲜问题的坚定信念去见斯大林的”。

第一种意见的根据是周恩来在会谈中首先摆出了中国不出兵的种种理由。在这一点上，师哲和费德林的回忆是一致的。第二种意见的根据是周恩来访苏的最终结果是达成了中国出兵，苏联给予军事援助的协议。第三种意见的根据则主要是认定周恩来的本意就是坚决主张中国不能出兵。关于这个问题，周恩来本人后来几次谈到他是带着两种意见去的，或者出兵，或者不出兵，主要目的是要苏联出动空军援助中国军队入朝作战。 实际情况是，在周恩来出国之前中国领导人已经有了出兵的打算和安排，10月6日中央军委召开的会议就是周恩来主持的，这次会议不是讨论出兵不出兵的问题，而是研究作战部署和出动志愿军的准备工作。因此他不会不知道已经做出的决定。但周恩来与斯大林谈判时的确先摆出了中国出兵有困难的理由，而且正如下文将要谈到的，黑海会谈的最初结果就是中国不出兵。如此可以判定，周恩来访苏确实是带着出兵或不出兵两种意见去的，问题的关键在于苏联是否出动空军协同志愿军赴朝作战。这样就很容易理解为什么中国已决定出兵，而周恩来却先摆不出兵的理由了。这无非是一种谈判手段，目的是为了争取苏联政府提供更多的武器装备和保证出动空军支援志愿军入朝作战。

至于俄国学者认为周恩来是“中共中央内部反对中国参战的重要人物”，周恩来“把他对斯大林的访问看作是阻止中国参与朝鲜战争以及把解救金日成政权的负担全部压在斯大林肩上的最后机会”， 是缺乏根据的。尽管中国领导层内部最初对出兵朝鲜的问题有不同看法，但在10月5日政治局会议确定了出兵援助朝鲜的方针后，中国领导人已经统一了认识。周恩来本人这时也表示赞成出兵的决定。在10月6日周恩来主持的部署出兵准备工作的军委会议上，他发言说，我们不想打，但是敌人逼我们，快到鸭绿江边了，不能见死不救，这是援朝，也是卫己，唇亡齿寒嘛! 不过，周恩来作为政务院总理更讲现实主义。如果说毛泽东比较强调中国出兵的决心和英雄气概，那么周恩来则更注重中国出兵的实际困难和必要条件。正因为如此，周恩来在谈判中才首先强调中国出兵存在的种种困难，而且在斯大林提出苏联空军暂时无法出动协助中国军队作战时，周恩来表示了中国暂不出兵的意见。

关于中苏领导人会谈的结果，也存在着几种不同的说法。据康一民回忆，“斯大林在会谈中答应先装备中国10个师，并同意派空军到东北安东一带和沿海大城市驻防。因此，中苏双方在会谈中就抗美援朝问题取得了一致意见。会谈十分顺利”。有些研究著作就采用了这种说法。 据师哲回忆，斯大林建议“中国可以出动一定数量的兵力”，由苏联“供应武器装备”，苏联还可在作战时“出动一定数量的空军作掩护”，但“只限于在后方和前沿活动，而不能深入敌后”。会谈讨论的结果是，通知朝鲜同志“不失时机地早日做好撤退准备”，并决定“立即采取不出兵的准备和安排”。 还有一种说法是会谈结束后，当晚7时斯大林与周恩来联名致电中共中央，通报了会谈结果，因苏联空军目前尚未准备好，暂时无法出动，故决定中苏均暂不出兵，要金日成撤到鸭绿江以北。其根据是毛泽东13日给周恩来到回电中有苏联空军“须待两个月或两个半月内才可出动空军支援志愿军在朝鲜作战”一句。 俄国学者曼绍洛夫则根据费德林的回忆认为，斯大林与周恩来的谈话持续了两天，最后还是没有做出双方一致同意的决定。因此，斯大林根本就没有与周恩来一起给毛泽东发过联名电报。周恩来只是说他需要与北京联系，以便得到新的指示。

这里的问题比较复杂，各种不同渠道和来源的材料交织在一起，难以进行细节的择选。不过，根据现有的文献，仍然能够看出事情发展的基本脉络。首先是斯大林与周恩来的会谈是否做出了一致的决定，他们做出了什么决定?根据赫鲁晓夫的回忆：会谈结束后，斯大林回到莫斯科，他说周恩来是奉毛泽东之命前来的，当时北朝鲜军队已经全面溃败，周恩来前来征求斯大林的意见，中国军队是否应该出兵，阻止美国和南朝鲜部队继续前进。起初，斯大林和周恩来都认为，中国进行干涉并无益处。但在周恩来归国前，他们决定中国应当给予北朝鲜积极的援助，中国军队当时已集中在边境上。 这就是说，斯大林与周恩来会谈的初步意见是一致认为中国不出兵。从毛泽东10月13日给周恩来复电的措词和语气看，他得到的信息也是会谈做出了中国不出兵的安排，而且电文中还提到了斯大林和周恩来的“联名电”，这就说明不出兵的会谈结果是斯大林和周恩来的共同意见，而并非是周恩来一个人的主张。

当然，更能说明问题的还是斯大林本人对会谈结果所做出的反应。根据俄国的档案材料，斯大林在10月13日下午给什特科夫发出一封转交金日成的电报，通报了他与周恩来和林彪会谈的情况，并抱歉地通知金日成，周恩来已经表示中国人还不准备参与战争。因此，斯大林建议金日成最好把他的残余部队从朝鲜撤到中国和苏联，还命令什特科夫帮助金日成制定一个执行这一撤退命令的措施的计划。 同一天，苏联在联合国的代表维辛斯基在成功湖发表讲话，呼吁美国放弃“强硬化”政策，恢复与苏联战时的合作关系，他还保证苏联会对美国做出“迁就”。 显然这种举动也是受了中苏领导人会谈结果的影响。还有一个证据可以证明不出兵的会谈结果是中苏领导人一致认同的。斯大林在14日确知中国已经决定出兵后，立即指示金日成“此前通知您的中苏领导同志会谈时提出的建议无效了”。 有人认为斯大林电报中所说的“建议”是指苏联空军援助中国一事， 但把斯大林连续发出的两封电报联系起来看，斯大林宣布“无效”的这个“建议”当是指他与周恩来会谈后共同做出的劝告金日成撤退的决定。如此看来，中苏领导人会谈的初步结果确实是中国暂不派军队入朝作战，同时建议金日成撤离北朝鲜。这个结果是周恩来和斯大林共同认可的。

接下来的问题是斯大林和周恩来为什么会做出这样的共同决定?从斯大林10月1日到7日之间两次至电毛泽东强烈要求中国出兵援助朝鲜的情况看，斯大林是主张中国出兵的， 至少在美国仁川登陆以后他表示出这种强烈的要求。毛泽东在朝鲜局势出现危急情况后也是决心要派兵入朝作战的， 尽管面临着重重困难。显然，斯大林不会主动提出中国不要出兵，他只是在周恩来提出中国出兵有困难的情况下才勉强同意暂不出兵的。而周恩来是代表毛泽东来与斯大林谈判的，他在未与毛泽东商量之前便表示中国不能出兵，肯定是因为他和毛泽东事前共同商定的出兵条件没有得到满足。这个条件就是要苏联提供足够的军事援助，特别是出动空军支援中国军队入朝作战。毛泽东派周恩来与斯大林谈判的主要目的是要求苏联的空军援助，这应该是没有疑问的。问题就出在苏联没有满足中国的出兵条件，没有答应派空军支援中国军队入朝作战的要求。 苏联是否答应过派空军援助中国，斯大林是否违背了这一许诺，这是关于黑海会谈结果研究中的主要问题，也是反映中苏联盟与中国出兵朝鲜之间关系的关键环节，所以很值得进行仔细分析。

中国军队进入朝鲜与美国军队作战，从军事角度讲，最不利的条件就是缺少空军。根据俄国的文献，中国早在7月初就提出空军的问题了，而且中苏之间已经交换过意见。周恩来在7月2日与苏联大使罗申的谈话中就询问苏联空军是否有可能掩护中国入朝作战的部队。 斯大林在7月13日经罗申给周恩来或毛泽东的电报中对此做了回答：“我们不知道你们是否已决定在中朝边界部署9个中国师。如果你们已做出这样的决定，那么我们准备给你们派一个配备124架飞机的喷气式战斗机师掩护这些部队。我们打算由我们的飞行员培训中国飞行员两到三个月，然后把全部装备转交给你们的飞行员。我们打算让在上海的航空师也这样做。” 7月25日维辛斯基给罗申的电报还谈到，“经菲利波夫同意，转告毛泽东或周恩来，我们同意他们提出的训练中国飞行员驾驶喷气式飞机的步骤和时间安排”。8月27日斯大林又致电周恩来：“苏联政府答应你关于派苏联军事顾问——防空专家和空军专家到华东和东北军区的要求。38名顾问将被派到中国，其中10名是防空专家，28名是空军专家。至于其余26名顾问，我们认为不是特别需要派他们去，因为这些顾问的工作可以由派去的38名顾问完成”。

看来中苏领导人都很重视空军的问题。不过，从上述电文看，中苏双方在苏联帮助中国空军建设和训练的问题上谈的比较仔细，并做出了具体安排和计划，而在苏联空军援助中国军队作战的问题上却没有一个明确和准确的意见。但中国领导人最关心的恰恰是后一个问题，因为当时中国还没有一支真正的空军部队，一旦战争打起来，在空军方面只能依靠苏联。 这里，中苏双方未谈清楚的地方有两点：一是苏联空军出动的时间问题，是与中国军队同时行动还是让中国地面部队先行一步?一是苏联空军援助的方式问题，是配合中国地面部队进入朝鲜作战还是只负责中国领土的防空或掩护中国部队的后方供应线? 从苏联尽量避免与美国发生直接军事冲突的战略方针来分析，斯大林显然宁愿下功夫武装中国的空军，将来让他们承担起直接入朝作战的任务，而避免在使用苏联空军的问题上过早地做出明确和具体的承诺。但是这两个问题对于中国方面来讲是很清楚的，就是要求苏联空军能够协同中国地面部队，与中国军队同时入朝作战。这一点越到临战时就越显得迫切。在10月9日彭德怀召开的志愿军军以上干部会上，就特别提出了苏联空军出动的问题，以至会议尚未结束，彭德怀和高岗便向毛泽东发急电询问：“我军出国作战时，军委能派出多少战斗机和轰炸机掩护?何时能出动并由何人负责指挥?”志愿军总部很多领导人也认为，在没有空军配合的情况下出兵，弊多利少，甚至建议“三两月内新的装备确有保证(尤其是空军能够出动)，则可按原计划进行。否则，推迟出动时间的意见是很值得考虑的。”

关于苏联空军出动的时间，如前所说，斯大林在与周恩来会谈中明确表示苏联空军将推迟出动。 但是，会谈中没有说明苏联空军援助的方式是什么。而毛泽东在这个问题上是毫不含糊的。他在13日给周恩来的电报中除了表示在苏联暂缓派空军支援的情况下中国军队仍要出动外，还特别指出：“只要苏联能于两个月或两个半月内出动志愿军空军帮助我们在朝鲜作战”，并保护中国的几个大城市，“则我们也不怕整个的空袭”。毛泽东同时还明确地要罗申转告斯大林：“我们所需要的主要是能够为我们提供空中掩护的空军。” 这里所说“帮助我们在朝鲜作战”和“为我们提供空中掩护的空军”显然是指苏联空军配合中国地面部队入朝作战的问题。毛泽东在这里接受了苏联空军推迟出动的条件，但也更加明确地提出了苏联空军提供援助的方式。

毛泽东之所以决心在没有空军掩护的条件下仍然坚持派军队入朝作战，是因为他的初战安排只是进行防御，只与南朝鲜军队作战，而不与美国军队正面接触。毛泽东制定这样的战略，是因为中国领导人掌握的有关朝鲜战局的情报有误。当时的情况是平壤防线已被突破，金日成已经按照斯大林的指示做出了撤离朝鲜的安排。而10月14日毛泽东给周恩来电报却说，中国得到的情报是美韩军队“集结汉城以北三八线上开城、金川地区作进攻平壤之准备”，从而认为“美是否进攻平壤及何时进攻平壤，似乎尚未做出最后决定”，还认为“金日成指挥的朝鲜各个尚能战斗的部队”正在“三八线坚决对敌”。14日的另一封电报又说，“美军现尚停留在三八线”。因此，毛泽东考虑的战略一是“现在的决心是打伪军，也可以打某些孤立的美军”，二是继续加强工事，“修筑布防”，进行防御，“六个月以后再谈攻击问题”。 毛泽东显然从军事角度考虑到，即使暂时没有空军掩护，只靠中国地面部队也能完成上述作战任务。

斯大林在得到中国已经决定出兵的消息后，一方面在苏联空军出动的时间上做出了让步，即无须等到两个月后才出动， 另一方面则明确表示苏联出动空军只是保护中国领空和中国军队的后方，而不能直接配合中国军队入朝作战。根据师哲和周恩来的回忆，周恩来向苏联方面转告了毛泽东13日电报中关于中国军队已经决定入朝作战的情况后，苏联政府当时答应将出动16个团的喷气式飞机掩护中国志愿军入朝作战。但当周恩来进一步提出除战斗机外，苏联可否出动轰炸机配合中国军队作战；除出动空军入朝作战外，可否加派空军驻扎在中国近海各大城市等要求时，斯大林表示苏联空军只能到鸭绿江边，不能配合志愿军入朝作战。 正是由于出现了这一情况，10月17日毛泽东再次急电彭德怀和高岗，要他们火速回京商议，部队出动时间“当再有正式命令”。 因此，上文所说毛泽东和周恩来多次谈到苏联不出动空军，应该指的就是苏联空军不能出动配合中国地面部队入朝作战这一情况。尽管在这个问题上还没有发现直接的文献证据，但中国军队入朝作战后的实际情况表明，斯大林肯定下达过这方面的命令。许多当年参加朝鲜战争的苏联空军人员都承认，“他们的空军与中朝的地面部队没有任何合作”，还有人说，“中国人没有空战经验，他们要求苏联空军提供空中‘掩护’，但苏联拒绝了”。“由于缺少合作”，有一次苏联的“高射炮团打下了一架中国飞机”。 中国空军的回忆史料也证明，朝鲜战争中的空战大都发生在鸭绿江与清川江或大同江之间的地区。中国空军和苏联空军的主要任务是“掩护交通运输线和机场的修建”，“保卫水丰发电厂、鸭绿江大桥和第一线基地及清川江以北的主要交通线”。仅有的一次轰炸西海岸大和岛等地美韩军队情报站，配合地面部队登陆作战的任务，也是中国空军第8师独立完成的(军中苏联顾问在战斗前已经回国)。

如此看来，如果说斯大林背弃了他向中国军队提供空军援助的诺言似乎是有些勉强，因为斯大林除了曾一度要推迟时间外，的确一直答应为中国提供空军援助，只是他从来没有明确承诺派苏联空军配合中国地面部队与美国作战。但是，中国提出的出兵条件主要就是要求苏联空军为中国入朝作战的地面部队提供空中支援和掩护，而苏联没有做到这一点，所以中国领导人在这个问题上表示出不满和抱怨是可以理解的，许多中国学者的论著在这方面对斯大林的政策提出指责也是在情理之中的。无论如何，中国人民志愿军主力部队在极其困难的条件下于10月19日渡过了鸭绿江，并于10月25日打响了抗美援朝战争的第一仗。

从上述对中国出兵朝鲜决策过程的分析可以看出，在朝鲜战争初期，中国和苏联的同盟关系是复杂而微妙的。中苏联盟的建立是双方国家安全利益和经济发展利益的需要，在战争的条件下，维持这种盟国关系更是中国和苏联实现各自战略目标的必要保证。苏联在进入冷战状态后已经确定了与美国和西方进行全面抗衡的基本战略，非常需要有中国这样一个东方大国做为保证其远东地区安全的屏障，同时也做为对美国政策和实力进行试探的工具。因此，斯大林并不是被迫接受中国出兵朝鲜的要求的，相反，当斯大林认为苏联的实力尚不足以与美国发生公开的和直接的军事冲突时，他恰恰需要中国为其对抗美国打前阵，在远东消耗和拖住美国。刚刚建立的新中国还是一个十分贫穷落后的国家，面对帝国主义的敌视和压迫，中国必须借助社会主义苏联的力量，这是毛泽东决定与苏联结成联盟的基础。特别是在美国军队逼近中国东北边境的紧急情况下，中国要对抗美国的侵犯和保卫国家的安全，也只能依靠苏联的军事和经济援助。因此，毛泽东决心出兵朝鲜与头号世界强国美国对阵的条件是必须得到同盟国苏联提供军事援助的保证。然而，斯大林在战争中的基本目标和政策使他无法完全满足中国提出的军事援助，特别是提供空军协同志愿军与美国作战的要求。这样，中苏之间在参与朝鲜战争问题上虽然根本利益上是一致的，但双方在目标和基本要求方面又存在着分歧和矛盾。结果，中国出兵朝鲜一方面加强了中苏之间的联盟关系，一方面也为中苏关系中本来就存在的不信任和不协调因素的发展留下了隐患。

发表于《当代中国史研究》，1996年第5期、1997年第1期。《新华文摘》1997年第4期转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