军阀组织是一种特殊的组织。这种特殊的组织只能在特殊的历史条件下才能成为主导中国政治进程的力量。随着时间的推移，军阀组织本身的内在缺陷就突出地表现出来。更为重要的是，由于军阀组织既有的内在缺陷致使它无法应对现代化所赋予的任务。由军阀组织主导的分裂的军人政权注定是一种过渡性的政权，它无力承担起完成政治现代化的历史使命。“但是，作为一种特殊的极端的军人干政形式，军人政权的存在毕竟是阶段性的政治现象。军人政权不可能持久地以军事方式管理社会，它只能在某种条件下做到这点。从根本上说，军人政权既无法吸收自己曾参与其间的经济和社会发展成果，也无法整合那些在经济和社会发展过程中由于利益分化与重组而游离出来的异己力量。正是这些因素导致了军人政权的变异与终结。”1与一般的军人政权相比，军阀组织建立的军人政权更加不稳定。军阀组织的传统关系纽带限制了它的吸纳能力，使其很难最大地吸收新生力量。军阀组织迫使知识份子远离政治中心，从而遭到了知识份子的反对和抵制，在政治意识形态上也失去了号召力。在军阀组织控制下，它们为了自我生存而遵循势力均衡规则，使政权处于分裂和不稳定的状态。
一、组织的传统局限
军阀组织就其组织结构来看，仍然是一种传统性的组织。军阀组织的联系纽带依旧继承了传统中国以往的模式，带有鲜明的私人色彩。无论是血缘关系、业缘关系还是地缘关系抑或师生关系，都是传统政治关系的延续。在传统中央权威日益式微而现代政治关系尚未建立的时期，传统政治关系成为组织维系的唯一可靠的依赖。传统王朝逐渐瓦解，现代政体又没有建立起来，人们把对政权的效忠转移给了个人。这种效忠关系被各个军阀组织的首领巧妙地加以利用，成为维系军阀组织内部团结的纽带。军阀组织的传统性也表明了中国军事现代化的两难境地：军事技术现代化业已实现，而军事组织结构和军人的政治文化仍然是传统的。这也是决定军阀组织不能完成政治现代化的重要因素。
军阀组织以私人关系为纽带，影响着军阀组织规模与凝聚力之间的关系。当军阀组织规模较小时，军阀组织的凝聚力较强；当军阀组织的规模迅速扩大时，军阀组织的凝聚力会减弱。这是因为私人关系是一种比较固化的、排斥性的关系。当军阀组织的规模较小时，组织关系模式则较为单一，它很容易成为组织内部凝聚力的源泉。“军阀通过军事纪律、个人忠诚和义务、乡域情感、爱国主义以及军官有资格成为军阀的优势等来培育和维持其军队的服从。军阀的军队对军纪和军风的服从一个到另一个有所不同，但是他们都被看作是一个强有力的凝聚力。”2但是，当军阀组织规模扩大时，固化的私人关系成为组织规模扩大的障碍。因为组织规模扩张的同时，军阀组织会带来新的私人关系，它与原有的私人关系形成了冲突。并且，血缘关系、业缘关系、地缘关系和师生关系这些私人关系是相当固化的且具有排它性，所以新旧私人关系很容易成为组织内派系矛盾的着火点。“在基本意义上，私人联盟的局限性表现了军阀无法解决的问题。在更普遍的意义上，它事实上也许是当中国人设法从儒家社会转变到现代民族国家时，他们面对的最麻烦的问题。私人关系是构建高度整合的但又相对小范围组织的强有力的力量。当中国人需要更大的组织来满足创建国家一体化和现代化政策的需要时，由于国家是如此之大私人纽带就不够了。”3私人关系的固有性和排斥性不利于军阀组织的扩张。军阀组织内部凝聚力越强，它对外来成员加入的排斥性也会越大，组织内部矛盾就越根深蒂固。所以，军阀组织的私人关系模式是其规模扩张的障碍，是政权分裂的根源。
当军阀组织扩张时，军阀组织内的矛盾就会越多。而军阀组织又没有一个大家都认同的政治理念或目标，军阀组织缺乏组织整合强有力的手段，因此军阀组织分裂就很难避免。“叛逃现象，一再表明军阀主义的个人性质：个人的喜好、愿望、政策和念头，很少受到思想意识的、或社会的约束的影响。结果是，消灭了一个关键人物就可以使一方整个权力发生骤然变化。”4沃伍在研究直系军阀后发现，当直系军阀的规模和势力范围扩张时，其分裂的倾向就越明显。“当直系扩张成为大范围、成功的军事组织时，在军官们之间竞争和分裂不可避免地会出现。地域纽带、成功的运作经理和消灭敌人的共同目标也许有助于团体团结；然而，这些不能够避免自利、不公平的晋升体制、训练和背景的差异、这些军事主义者相互冲突的个性把他们分离。当时动荡的政治局势使组织对于内部竞争特别脆弱。具有很大野心和能力的年轻人在战争时期迅速崛起。”5军阀组织的私人关系模式是一种双刃剑，当军阀组织的关系模式单一且规模较小时，它会成为军阀组织融合的重要力量，而军阀组织一旦扩张，它却成为军阀组织内部团结的破坏者。“因此，乡域情感倾向于抑制背叛，在某种程度上有助于维持军队的统一。同时，地区主义是创立较大组织的一个障碍。换句话说，地区该国主义对于企图把军队并入新的、更大的、超出省级范围的组织都成了障碍。”6地缘关系对于同一地缘的人而言，它是一种团结的推动力，但是它排斥其他地区的人们。所以，一旦当军阀组织要扩大，需要吸纳其他地区的人员时，地缘关系就成为难以逾越的障碍。
换言之，军阀组织的传统结构为其带来了分裂的危险。在军阀组织内部分布着不同忠诚关系的派系，一旦军阀组织的领袖死亡或者遇到重大紧急事件，军阀组织就很容易出现分崩离析的情况。私人纽带既是军阀组织凝聚力的源泉，也是其分裂的罪魁祸首。“很明显，如果一个人想理解军阀时期，这个人就必须研究不同军事派系组织。正如我们曾经看到的，虽然直隶系的军事领导人明显地聚合在一起，然而实际上在他们中间是严格分离的。这些人也许具有统一中国的潜力，然而他们的私人利益和他们组织所采取的组织形式则使这一目标归于失败。现在我们能够认识到当时存在的分离主义和利益的多元性。事实上，这是吴佩孚试图统一中国的最大障碍。”7 因此，效忠关系是判断军阀组织的最重要的标识，也是军阀组织边界的界碑。“军阀时期的政治并不是集团之间关系的政治，而是极度复杂的个人关系网络的政治。一些关系是单纯的上下级的，另一些是绝对的友好或敌对的，然而，大多数关系是混合的。上下级问题、敌友的问题混合在一起。主要的军阀组织的结构没有清除界定的边界。”8除了效忠关系外，军阀组织之间没有其他明显的边界。这意味着军阀组织是随意性的，没有固定的组织格式。整合军阀组织的是具体的个人领袖或者效忠关系，而不是抽象的理想目标或理念，这决定了军阀组织的团结是很难持久的。
军阀组织以私人关系为纽带，隐藏着分裂的危险，不仅无力承担政治整合的政治使命，而且还加剧了政权的分裂和主权的危机。更重要的是，它无力与随后兴起的党军组织对抗。与军阀组织不同，党军组织存在着抽象的效忠物件、统一的制度和理念，这有助于它吸纳其他的政治力量。而且，由于它是一种集体效忠，即个人效忠于组织，所以党军组织具有更强的生命力和延续能力。这也为党军组织的内部团结提供了持久的纽带。因此，党军组织比军阀组织具有更强的整合能力，这使得它在与军阀组织的政治斗争中居于优势。由于军阀组织之间、军阀组织内部派系之间是各自为阵的，它无法形成一股整体的力量来与党军组织对抗，从而被敌人各个击破。“按照这个思路，可以认为军阀政治的研究与揭示激烈竞争的权力形势下中国务实的政治谋划风格是紧密相关的。尤其是，这项研究的核心主题是军阀认为他们被卷入权力的复杂平衡之中，他们以一定的特别筹划模式做出反应。他们对威胁到他们的组织和权力基础显得非常敏感。因此，这意味着他们估算他们的利益和判断他们的权力前景的视野倾向于几乎完全关注于短期考虑。这是中肯的。甚至当面临民族主义军队开往华中和华北的明显威胁，军阀的权力平衡体制也未成统一的立场。”9以私人效忠关系为基础的军阀组织必定各自为阵以势力均衡为原则，限制了军阀组织的整体能力，从而在面临党军组织这一强大的政治敌人时仍然不能联合起来，最终在政治竞争中迅速地败下阵来。
党军组织和军阀组织是不同的。从组织模式来看，党军组织是理性模式的组织。党军组织的建立不是为了党军组织本身，而是为了主义或理念。党军组织是政治精英实现某种主义或理念的工具。对于国民党的党军组织而言，党军组织是为了实现三民主义，终极目的是达到宪政和民主这一目标。共产党的党军组织则是为了实现共产主义。无论两个政党的党纲有何不同，但是它们的组织模式是相同的。而军阀组织的组织模式则是自然模式，军阀组织的存在或扩张是为了满足自身的利益或权力需要。“他们的权力依赖于这种现实：他们占有着仅有的能够寻求政治权力的组织。然而，这些组织不是通过根据政治目标而提出的意识形态的价值标准联系在一起的。他们没有明确代表既定的利益集团或社会的特别部分。因而，以前的政治的个人形式继续存在。军阀寻求的价值首先是个人价值。”10因此，在民族主义日益高涨的时代，具有政治理想的党军组织显得更有号召力。它更加有能力进行社会动员，也具有更强的政治容纳能力。而自利的军阀组织在民族主义兴起的时代无法获得社会成员的政治支援，被党军组织所淘汰也势必在所难免。“最终，党军的发展结束了军阀主义的命运。没有军阀能够和党军供应日益增多的军队或其组织团结的能力相竞争。因此，重建中国国家最后的斗争转向建立这些军队的两党之间的冲突。”11
二、意识形态的贫困
军阀组织的缺陷还在于它们没有一个系统的、先进的政治意识形态。虽然某些军阀也试图回归儒家或朝向民族主义寻求合法性，但是这些意识形态要么是落后的丧失了政治认同（如儒家思想），要么它与军阀组织本身的能力和利益相冲突而在关键时候被放弃（如民族主义）。总之，军阀组织几乎都没有系统的、一贯的政治意识形态。没有一个系统的、先进的政治意识形态作为支撑，军阀组织就仿佛沙丘上的堡垒，稍有风雨就会分崩离析。因为，政治组织没有政治意识形态为基石，就无法获得有力的政治认同，也就无法进行大规模的政治动员。所以，貌似强大的军阀组织在面对北伐军的挑战时表现得不堪一击。
当然，某些军阀也很明白政治意识形态的重要性，他们试图建立相应的政治意识形态。如吴佩孚，他试图诉求于民族主义和传统儒家思想来维护自己的统治，但是他并没有建立起与军阀政治相适应的系统的政治意识形态。他对民族主义和传统儒家思想也只有朴素的情感，与系统化的政治意识形态仍然相去甚远。“除了西方的军事技术之外，吴获得了初步的现代民族主义情感。他的民族主义情感有两个来源。首先，由于其在1928年前的大部分经历，吴的主要对手是日本的走卒段祺瑞和张作霖。在谴责日本支持段和张的政策的同时，吴表现出了对自己的国家的热爱。他也控诉冯玉祥为俄国利益服务，与他反动战争。其次，吴对中国传统的喜爱和他对中国人的强调也使成为民族主义的。通过把中国的传统和习惯等同于中国的国家，通过把中国界定为具有一定边界和自己独特的文化，吴根据国家在思考问题。他把中国传统的保持等同于国家的拯救。他认为中国是大国，不同于其他小国，并以此而骄傲，显示出他的现代民族主义情感。”12虽然对民族主义和传统儒家思想具有朴素的情感，吴佩孚却无法通过诉求于民族主义和传统儒家思想来建立政治意识形态，原因在于军阀组织的性质和军阀政治的统治模式与民族主义和传统儒家思想都是背道而驰的。军阀组织在军阀政治时代只能以生存为优先，它们是势力均衡的囚徒。为了生存，军阀组织只会加剧政权的分裂，为外敌入侵创造条件；为了生存，军阀组织也只会向帝国主义屈服。军阀组织以暴力作为控制政权的凭藉，它与传统儒家思想的文治主义相悖。回归传统儒家思想寻求政治合法性，似乎也是南辕北辙。
同样的问题也可以在冯玉祥的军阀组织中发现。冯玉祥也试图在基督教、民族主义和革命理论中寻求政治合法性，但是在这背后却隐藏着权力动机。冯玉祥在表面上向其属下灌输基督教义是出于精神皈依，实际上他是借此加强属下对其个人的忠诚。13冯玉祥还向属下灌输民族主义思想以激励军心。“救国救民是冯对官兵进行爱国主义的主要内容。他反覆强调抵御外侮是每个官兵的天职，并令部队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积极参加地方公益事业的建设。”14冯玉祥为了寻求政治合法性，更是把许多政治行动冠以“革命”之名。冯玉祥于1924年发动北京政府，背叛了直系，赶走了末代皇帝，声称是为了回应孙中山的革命。但根据学者薛立敦的考证，北京政变与国民革命并不联系，只是冯托革命之名行权力斗争之实。北京政变的根本原因在于冯玉祥与吴佩孚之间的矛盾。从以上可以看出，冯玉祥所借用的基督教、民族主义和革命道义是混乱的，甚至是相互矛盾的。而冯玉祥之所以能够加以利用，最重要的还是它们可以为其军阀组织获取最大化的权力和利益。认为冯是真心以它们作为政治理想或者信奉它们为意识形态是相当牵强附会的。
军阀组织缺乏系统的、一贯的政治意识形态是由军阀组织的性质决定的。军阀组织是一种自利的政治组织，其存在是为组织的权力和利益。“军阀不受清晰的意识形态的影响意味着他们所谓的『中国务实主义』的原型。他们非常公开的承认他们总是首先考虑其组织的安全，这一般又导致其第二个基本考虑，那就是增加其权力和影响。简单地讲，他们的政治永远围绕着权力问题转动，寻求自己的权力的最大化，谋划权力在所有其他人的分配。”15在军阀政治时代，每个军阀组织的生存都处于危机状态，以至于它们无心顾及政治意识形态问题。对于军阀组织而言，生存和权力是压倒一切的，政治意识形态是附属于这一首要目的。“说任何军阀的政策行动都有意识形态基础是个十足的滥用。然而，随着督军政治组织的发展，对于军事领导人来说注意公众对其统治的反应就变得必要了。这一过程最好描述为公共关系工作的形成，它通过宣传迅速地发展成为影响公众心理的自觉努力。尽管督军知道新闻的力量，然而除了几个著名的例子之外，没有人尝试直接控制本地较大规模的报纸和期刊。”16在军阀政治形态下，政治斗争是相当激烈的，政治形势变幻莫测，政治斗争的成本也非常高。各军阀组织往往不敢以组织生存的危险而致力于政治意识形态的创造。“可知党派意识和儒家的忠诚观念不断高涨而占上风，国家的利益以及革命大义只是居于次要的地位。”17所以，军阀组织往往是非常务实的，为了避免被敌人消灭，军阀组织必须把生存和权力放在首位。正如派伊所观察到的，“总的来说，军阀意识形态性很弱。他们不用意识形态来决定或界定他们的政治目标，尽管他们经常用意识形态术语来使其政治行动合理化。总的来说，军阀倾向于务实的，他把理论化交给其秘书。”18军阀组织的务实主义实乃军阀政治形态决定的，在势力均衡和组织危机四伏的状态下，政治意识形态不能成为军阀组织的选项。“实际上，比较成功的军阀，也多少有些『主义』，用以整合其部队。吴佩孚是以关羽岳飞精神号召全军；冯玉祥有基督教统一部属；唐生智则有『佛化』的军队，后来投入国民党仍主张『佛化革命』。但是这些军阀的运用『主义』，又远不及国民党的成功；而北伐时作为北洋主体的奉鲁军阀，更连上述的『主义』都不曾有。故一般的看法，北伐军才是有『主义』的，北洋军则是无『主义』的。”19
政治组织没有政治意识形态为基石，就无法获得有力的政治认同，也就无法进行大规模的政治动员。这限制了军阀组织的政治控制能力。“在南北战争后时期里，军阀一词在贬义上为大众所使用，这不是偶然的。在当时的政治演讲中，把军事将领确认为军阀，这不仅仅是描述性的，也反映对其政治控制的反感。作为政治事实的军阀主义的出现因此也导致了作为政治问题的反军阀主义的兴起。”20军阀政治的出现之所以迅速地遭到了人们的反对，原因之一就在于它是凭藉赤裸裸的暴力。某些军阀为了粉饰其政治阴谋，往往借助于儒家学说。“由于军阀根本视主义和道义于不顾，再加上其行为和现代政治原则根本相抵触，是以其对行政部门的运作、命令的服从与否及同盟的缔结与终止等所需的抉择与行动，往往就采用孔子那套高不可及的道德观点来使之合理化。”21但是，儒家学说只是用于贬褒敌友的工具，很难发现有足够的证据来说明儒家学说与其实际行动之间保持着一致。
军阀组织所主导的军阀政治使中国政治变成了赤裸裸的暴力，这决定它不可能成为替代君主政治的可行方案。国民党和共产党创建的党军组织和政党政治显然弥补了它的这一缺陷。国民党和共产党创建的党军组织和及其主导的政党政治通过意识形态把党军组织整合起来，导致党军组织的超私人性，使其具有更强的政治容纳能力，并且服务于国家建设。“军事控制问题组织解决的办法是根据苏军模式形成的『党军』。这些军队中士兵和军官的意识形态灌输为忠诚超越将领的私人纽带提供了中心，而这正是军阀组织的基础。军阀所喜爱的政治资助的倾向也被政治委员体制建立所削弱了。最近的研究表明，在国民党和共产党军队中，委员体制确保严格的『文官』控制军人，而是发挥着把军人政治参与包容进党军结构中的作用。然而，矛盾的是，正如民国初期省政权所尝试的，最终的影响没有使军队非政治化，利用军队政治化来强化党的领导。在这些条件下，党军不仅仅为扭转军事力量的分裂提供了手段，而且它最终使运用军事力量服务于国家统一成为可能。”22党军组织用意识形态代替了私人纽带用以整合军人组织，使党军组织所导致的政治军事化和军事政治化具有政治合法性。政治意识形态不仅成为统摄党军组织的关键，也为其提供了政治认同。政治斗争和军事斗争变成了政治意识形态斗争的现实影子。所以，对军阀政治的超越也导致了军阀组织的继任者对政治意识形态的强调。中国政治组织总是在私人关系和意识形态之间徘徊成为中国政治的一大特征。“在中国的现代化过程中，我们发现困扰所有领导人和运动的基本矛盾。为了超越私人关系和纽带的网路，就要过分强调与中国处理政治的方法不相一致的意识形态。民族主义者和共产主义者都在过度强调非个人化和意识形态和承认个人因素的重要性之间摇摆。”23当然，这并不意味着在党军组织中私人关系的纽带完全被消灭了，而是表明在党军组织中政治意识形态成为主导的纽带，私人关系仍然不同程度地存在着。
三、暴力竞争的集体自杀
暴力是军阀组织所带来的一个结果。军阀组织以军人为主导，决定了军阀组织的行动必然是以军事考虑为优先，行政政策为军事政策服务。虽然在军阀组织有文官力量的存在，但是他们也只能是在军事优先的前提下服务。军阀政治下的政治军事化也决定了暴力是解决政治冲突的主要方式，它迫使军阀组织必须时刻把军事考虑放在优先地位。“因而，军阀一直不断地强调暴力在现代中国政治中的作用。他们表明，暴力将决定性地影响事件这一仅有的期望足够把许多因素排除在中国政治之外。这种意向在部分公民中激起了情绪化的态度和普遍倾向于遵从『暴力逻辑』的命令──那就是，承认权宜之计的要求和支持拥有优势军事力量的人。”24军阀组织的暴力性质不仅对社会带来了破坏侵蚀着军阀政治的合法性，而且暴力竞争的方式也不断削弱着军阀组织本身的政治能力。暴力是军阀组织赖以生存和扩张的保障，但是暴力也是军阀组织自相残杀的始因。
战争是暴力最主要的表现方式，也是最终的冲突解决方式。25军阀组织之间的政治冲突最终只能通过战争来解决。“军阀主义最显着的特点恐怕是战争。不是所有的军阀都野心勃勃要扩大其既得利益的，但是军阀却极力维护他们的既得利益，反对要夺取更多权利的人。因为总是有人想扩大霸权，因而局部的、地区性的战争经常不断。”26战争成为了军阀政治的代名词。战争频率在军阀政治时期已经达到了无以复加的程度。“历史学者一致认为军阀时期战争是无休止的，但是对于打了多少场战争却没有一致的看法。一位学者认为在1916年到1928年之间有140多场战争。另一位学者计算出在1911年后仅仅在四川省就有400多场大小的内战。”27战争对社会带来了巨大的破坏，直接吞噬着社会的经济资源。“但是在一个社会里，如果公然使用武装力量与毫无节制地榨取财富变成了决定权势大小和职位高低的手段，那么这个社会迟早必然会耗尽经济资源。”28除了战争之外，暗杀、抢劫也是军阀组织常常运用的暴力方式。“由于个人忠诚在军阀军队和组织中扮演着主要角色，那么清楚单一个人有重要的结果。因此，暗杀是军阀冲突的重要模式。所有军阀都害怕暗杀，一些军阀采取细致的预防措施来避免。”29如冯玉祥就使用暗杀的手段灭掉了皖系的重要人物徐树峥。孙传芳之死也与政治暗杀有关。不仅仅是军阀组织之间政治斗争的常用手段，而且它还被军阀组织用来除掉自己其他的政治对手或政治异议者。
军阀组织所主导的军阀政治破坏了中国的社会发展，这一点为许多学者所认可。谢立登认为，军阀政治对中国社会发展产生了巨大的抑制作用，尤其是破坏了中国的经济发展。“军阀时期十二年影响了中国的许多方面。毫无疑问，军阀主义对中国经济有着破坏性和抑制性的影响。与军阀主义密切相关的长期的内战和混乱环境破坏了庄稼和农业设施。规则性和高效的农业不断地由于敌人的威胁而中断，农民被徵召入伍或被抓壮丁，抢夺农民的耕种机械和家畜，土匪突袭的危险随时可能发生，对农民进行惨无人道的掠夺。鸦片种植在1916年前几乎被根除了，但是在军阀统治下，大面积的陆地被用来种植可以获得高额利润的鸦片。从1914年到1919年用来种植鸦片的耕地的数量从从1914年到1919年的3%增长到1929年到1933年的20%。”30赖瑞同样也认为，军阀政治所带来的军事化造成了社会的恐惧，导致了社会的普遍混乱。“军阀主义确立了军人在中国生活中的中心地位，它把成百上千的年轻人带入军事生活作军官和当兵。通过它自己的行动，加上土匪的辅助性的活动，使暴力制度化了。它把政治和政治解决降到无力和愚弄。它用无力和恐惧取代了正当的过程。它削弱了中国的经济，使财政体制陷于混乱，阻碍了经济发展的努力，除了外国控制区之外。”31军阀政治所导致的社会暴力化吞噬了它的政治合法性，遭到了精英和大众的普遍反对。“对于大多民众来说，军阀时代的恐怖、镇压、税收、流血、烧杀抢掠使这十二年成为恶梦。它是大众无法忘却的噩梦，因为军阀管理不当和贪婪，这就构成了后来国民党和共产党所反对的背景。”32
军阀组织之间的政治斗争采取暴力的方式对于整个军阀政治而言是消极的。“军阀互相之间打了许多许多次的战争。大多数是短期的和小规模的，但是有些范围很广。同时，他们为中国人民带来的灾难。军阀之间的军事力量关系不断变化，这些变化反映在政府官员的洗牌中，胜利者占据着政治荣誉，失败者则辞职或流亡。”33军阀组织之间的战争不仅消耗了大量的社会资源，对各个军阀组织本身也是深重的打击。“枪杆子的重要性客观上强化了军人角色的中心地位，并使晚清以来逐渐发展的社会军事化和政治军事化交相互动、齐头并进，这种由军事专制主义所引起的社会『共振』，严重削弱了军事社会的控制能力。”34各个军阀组织都遵循势力均衡原则，避免某个军阀在势力布局中占据绝对优势。一旦某个军阀组织试图获取霸权，其他的军阀就会联合起来与之对抗。最终，各个军阀又恢复到势力均衡量的局面。但是，势力均衡恢复的过程是通过战争实现的。每一次战争消耗各个军阀组织大量的军事资源。
军阀组织之间的暴力竞争对于军阀政治整体而言是致命的，它为其他政治力量的兴起提供了有利的客观条件。因为暴力竞争的风险是非常高的，所以军阀组织通常很难在其他军阀处于困境中伸出援助之手。暴力竞争更增加军阀组织之间的仇恨和戒备之心，所以军阀组织之间很难建立起信任感。这就导致它们之间很难建立起共同的联盟来对抗军阀政治的敌人。“他们对威胁到他们的组织和权力基础显得非常敏感。因此，这意味着他们估算他们的利益和判断他们的权力前景的视野倾向于几乎完全关注于短期考虑。这是中肯的。甚至当面临民族主义军队开往华中和华北的明显威胁，军阀的权力平衡体制也未成统一的立场。”35军阀组织之间的暴力竞争使所有的军阀组织都整合在一起与其政治敌人对抗变成了不可能。这样，国民党和共产党的党军组织就充分利用这一弱点，把它们各个击破，成为它们内部斗争的受益者。
结语
组织的成长、发展、衰落、终结是与军阀组织的内部结构和外部环境密不可分的。军阀组织是一种特殊的组织。这种特殊的组织只能在特殊的历史条件下才能成为主导中国政治进程的力量。随着时间的推移，军阀组织本身的内在缺陷就突出地表现出来。更为重要的是，由于军阀组织既有的内在缺陷致使它无法应对现代化所赋予的任务。由军阀组织主导的分裂的军人政权注定是一种过渡性的政权，它无力承担起完成政治现代化的历史使命。尤其是，军阀组织的传统纽带不利于它形成广泛的、有效的、稳定的忠诚关系，也限制了军阀组织的政治容纳能力。而且，军阀组织缺乏系统化的意识形态，不利于其发挥政治动员能力，也很难获得足够的政治合法性和政治认同。军阀组织之间的政治竞争是一种暴力竞争，它严重削弱了军阀组织的政治控制能力。这些因素都决定了军阀组织在和后来的党军组织竞争中一败涂地。
注释：
1 陈明明：《所有的子弹都有归属：发展中国家军人政治研究》（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03），页291。
2 James E. Sheridan, China in Disintegration: The Republican Era in Chinese History, 1912-1949 ( New York：The Free Press, 1975), 78.
3 Lucian W. Pye, Warlord Politics: Conflict and Coalition in the Modernization of Republican China, (New York：Praeger Publishers, Inc., 1971), 54.
4 薛立敦：《冯玉祥的一生》（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1988），页24。
5 Odoric Y. K. Wou, Militarism in Modern China, The Career of Wu P'ei-Fu, 1916-39 (Dawson：Australian National University Press, 1978), 101.
6 James E. Sheridan, China in Disintegration: The Republican Era in Chinese History, 1912-1949, (New York：The Free Press, 1975), 79.
7 Odoric Y. K. Wou, Militarism in Modern China, The Career of Wu P'ei-Fu, 1916-39 (Dawson：Australian National University Press, 1978), 100.
8 Lucian W. Pye, Warlord Politics: Conflict and Coalition in the Modernization of Republican China (New York：Praeger Publishers, Inc., 1971), 77.
9 Lucian W. Pye, Warlord Politics: Conflict and Coalition in the Modernization of Republican China (New York：Praeger Publishers, Inc., 1971), 10.
10 Lucian W. Pye, Warlord Politics: Conflict and Coalition in the Modernization of Republican China (New York：Praeger Publishers, Inc., 1971), 9.
11 Edward A. Mccord, The Power of the Gun: The Emergence of Modern Chinese Warlordism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3), 314.
12 Odoric Y. K. Wou, Militarism in Modern China, The Career of Wu P'ei-Fu, 1916-39 (Dawson：Australian National University Press, 1978), 263.
13 薛立敦：《冯玉祥的一生》（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1988），页73。
14 薛立敦：《冯玉祥的一生》（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1988），页163。
15 Lucian W. Pye, Warlord Politics: Conflict and Coalition in the Modernization of Republican China (New York：Praeger Publishers, Inc., 1971), 95.
16 Lucian W .Pye, Warlord Politics: Conflict and Coalition in the Modernization of Republican China (New York：Praeger Publishers, Inc., 1971), 114.
17 陈志让：〈中国军阀派系诠释〉，《中国现代史论集》五 （联经出版事业公司 1980），页14。
18 James E. Sheridan, China in Disintegration: The Republican Era in Chinese History, 1912-1949 (New York：The Free Press, 1975), 98.
19 罗志田：《乱世潜流：民族主义与民国政治》（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页208。
20 Edward A. Mccord, The Power of the Gun: The Emergence of Modern Chinese Warlordism (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3), 311.
21 陈志让：〈中国军阀派系诠释〉，《中国现代史论集》五 （联经出版事业公司 1980），页23。
22 Edward A. Mccord, The Power of the Gun: The Emergence of Modern Chinese Warlordism (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3), 314.
23 Lucian W.Pye, Warlord Politics: Conflict and Coalition in the Modernization of Republican China (New York：Praeger Publishers, Inc., 1971), 54.
24 Lucian W.Pye, Warlord Politics: Conflict and Coalition in the Modernization of Republican China (New York：Praeger Publishers, Inc., 1971), 169.
25 除了了战争之外，暗杀、抢劫也是军阀组织常常运用的暴力方式。
26 薛立敦：《冯玉祥的一生》（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1988），页24。
27 James E. Sheridan, China in Disintegration: The Republican Era in Chinese History, 1912-1949 (New York：The Free Press, 1975), 88.
28 柯白：《四川军阀与国民政府》（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5），页69。
29 James E. Sheridan, China in Disintegration: The Republican Era in Chinese History, 1912-1949 (New York：The Free Press, 1975), 89.
30 James E. Sheridan, China in Disintegration: The Republican Era in Chinese History, 1912-1949 (New York：The Free Press, 1975), 103.
31 Diana Lary, Warlord Studies, Modern China, Vol. 6, No. 4. (Oct., 1980)，157-179.
32 James E. Sheridan, China in Disintegration: The Republican Era in Chinese History, 1912-1949 (New York：The Free Press, 1975), 90.
33 James E. Sheridan, China in Disintegration: The Republican Era in Chinese History, 1912-1949 (New York：The Free Press, 1975), 58.
34 熊志勇：《从边缘走向中心：晚清社会变迁中的军人集团》（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98）页239。
35 Lucian W. Pye, Warlord Politics: Conflict and Coalition in the Modernization of Republican China (New York：Praeger Publishers, Inc., 1971), 1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