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死生亦大矣!”一个人在告别这个世界时的遗言，历来被看做是一种经过深思熟虑的生命嘱托．一种具有纪念性、经典性、持久性的临终交代。如果当事人是一位举足轻重、影响深远的政治家．一位轰动世界的伟人，那么，他的遗言就更有其特殊的意义和不容忽视的价值。
周恩来总理在濒临生命终点时，郑重嘱咐：“不能忘记老朋友。”这句普通至极的家常话语．却是饱含着生命智慧、人情至理的金玉良言。寥寥七个字．杂合着血泪，凝聚着深情，映现着中华文明伦理道德的优秀传统．闪射着伟大革命家高尚人格与政治远见的夺目光辉，当然，里面也渗透着我党数十年来斗争实践中正反两方面的经验。
1975年，对于中国来说，这是异常艰难的一年，举国上下在忧心忡忡中度过。而周恩来的病中岁月，更无异于在刀尖剑鋩上翻滚，历经着百倍的痛苦煎熬。入秋之后，他的病情进一步恶化，癌细胞迅速扩散到腹腔内脏，转移到全身重要器官。基本上处于卧床不起状态．大小便只能在床上解决，进食主要靠鼻饲。尔后，消化道发生部分梗阻．只得改为静脉输入必要的营养物质。而大剂量的各种广谱抗菌素的反复应用，又使肠道菌群失调．引起严重腹泻，发生全身性霉菌病，导致持续高热不退，心、肾功能衰竭。由于免疫系统面临崩溃，癌瘤更加疯狂肆虐，引致周身上下剧烈疼痛，经常是浑身抖颤，大汗淋漓；各种镇静、止痛药物全然失去了作用。即便在这种状态下，总理仍然表现出高度的自制力。待到疼痛再也忍受不住了，才把医生叫过来，说：“我很疼，能不能哼一哼．叫唤叫唤?”医生眼含热泪回答：“总理，您现在愿意怎样就怎样吧!”
12月20日清晨，一直处于昏迷状态的周总理稍微清醒一些，便提出要见中央对台工作领导小组负责人罗青长。可是，待罗青长匆匆赶到三零五医院一楼西侧的病房，护士却悄悄地告诉他，总理已经昏睡过去，请他在隔壁房间略等一下。直到中午时分，周总理才苏醒过来，亲切地招呼他坐在病床旁边，然后，翕张着于瘪的嘴唇．以微弱的声音，吃力地询问了台湾近况和在台的一些老朋友的现状，最后，郑重嘱托：“不能忘记老朋友。”停顿了一下，又稍加解释：“不能忘记那些对人民做过有益事情的人们，那些帮助过我们的老朋友，哪怕他一生中只做过一件有益于革命的事，比如还在台湾的两位姓张的朋友……”不到15分钟的谈话，总理竟两次被疾病折磨得说不出话来，最后，再一次进入昏厥状态。
罗青长在周总理身边工作了四十多年，听过总理多次部署对台工作。他知道，“在台湾的两位姓张的朋友”，首要的一位指的是张学良将军。
那么，另一位”姓张的朋友“呢?罗青长也晓得，指的是张镇先生。1945年10月，国共谈判正在进行中。在签订(双十协定)两天前，张治中举行盛大鸡尾酒会，宴请毛泽东主席等中共代表。不料，当晚突然发生八路军驻渝办事处秘书李少石途中遭国民党士兵枪击事件。闻讯后，周恩来深为毛泽东主席的安全担心，于是，向出身于黄埔军校的旧相识、时任国民党重庆宪兵司令的张镇提出“派兵护送”的要求。张镇立即调来宪兵司令的座车，并亲自护送毛泽东返回红岩。张镇后来去了台湾，但周恩来一直铭记着这件事，曾嘱咐罗青长：“将来台湾解放了，一定不要忘记张镇的这一功劳。”
（二）
周恩来与张学良相识、相知于1936。那一年的4月9日，应中共高层领导入之邀，驻兵西安、担任“剿共”副总司令的张学良将军秘密赶赴延安，与周恩来会晤。两入首次见面，各自给对方留下了良好而深刻的印象。事后，周恩来兴奋地说：“谈得真好呀!想不到张学良是这样爽朗的人，是这样有
决心有勇气的人，出乎意料!出乎意料!”不久，他又致信张学良：“座谈竟夜，快慰平生，归语诸同志 并电告前方，咸服先生肝胆照人，诚抗日大幸!”张学良对于这次会谈也非常满意，说：“比我想象中好多了，我结识了最好的朋友．真是一见如故。周先生是这样的友好，说话有情有理，给我印象很深，解决了我很多的疑难。中国的事从此好办了。“当即拨出两万银元送给红军；返回西安后，又拿出20万法币接济正处于困境中的中国共产党。
“西安事变”发生，周恩来应张学良邀请，飞抵西安，在金家巷张学良公馆里，两人朝夕相处了8天，共商和平解决善后事宜；此后，他们就再也没有见过面。古人论交有“十日平原”的佳话，他们两番密晤．总共也只有8天零两个夜晚，却建立了历数十年不变的深厚情谊；
世人结交，多种多样。有总角相识，友谊深结．始终坚守不渝的故旧之交；有相逢于危准之中，共济时艰，托契深重，甚至以性命相许的患难之交或生死之交；有志同道合、情趣相投、声应气求的知己之交；有向风慕义，精神上相互信赖、相互砥砺，事业上相互支持的道义之交；当然也有趋炎附势、私利交接、彼此互为利用，势衰而交绝、利尽而情疏的势利之交或市井之交。
周恩来与张学良兼具知己之交．患难之交与道义之交的共同特色。他们年岁相若．而出身、阅历、教养和成长的政冶环境廻然不同，尤其是两人的个性、气质乃至处世方式差异很大．一为沉稳内敛，务实缜密，立身严谨、整肃；一为任情适性，无所顾忌．随意性很大，有时感情用事。 但是，由于为人正直真诚，重义守信，顾全大局，富有政治远见等共同基点，使这两位时代的精英，心心相印，一见如故，在国家、民族的公利之上，在相互尊重、相互信任的道义之上，泯除了出身，个性方面的差异，结为至交、挚友，深情厚谊终始如一。
时隔半个多世纪，被周恩来誉为“民族英雄，千古功臣”的张学良将军，在接见祖国大陆《百年恩来》专题艺术片的摄制组时，称赞“周恩来是我认识的共产党最伟大的人物”；“中国我只佩服几个人，周恩来是第一个。”张学良还曾对美籍历史学家唐德刚说：“中国现代人物，我最佩服的是周恩来。这个人，我们两一见面．他一句话就把我刺透了。”在回答 “美国之音”记者问时．又说，“我和周恩来能够相互理解。周恩来是个了不起的人物．反应很快，对情况的判断很准确，说话一针见血．不用对方多说话，就能准确地抓住要害，是个见识很广的人：我和周恩来虽然初次见面，却像老朋友一样，披肝沥胆，一见如故。”
显然，在张学良的心目中，周恩来属于圣人所说的直友、谅友、诤友一类的“益友”。刚一见面，周恩来就毫不客气地说：“张将军既是集家仇国难于一身，也是集毁誉于一身的。您处心积虑，要雪国耻、报家仇，只是可惜，您把路走错了!”这番洞穿实质、直戳要害的谏言．对于彷徨无计、四面受蹙的张学良来说．不啻醒翻灌顶，当头棒喝。
在尔后的40载春秋中，周恩来无论是在谈判桌前，置身龙潭虎穴，折冲樽俎之间；还是戎马倥偬、辗转征途之际；抑或是执掌 铨衡，日理万机，迄无暇豫；直至身患绝症，备受疾病熬煎，日夜与死神搏斗——不管处于何种境遇之中，总是时刻记怀着这位相知相重的老朋友。他不放弃任何机会，始终不遗余力地设法营救张学良，关注着他的安全与健康．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
1946年1月，在重庆召开的政治协商会议上，周恩来发言指出：
在刚才这几分钟的静默中，我想起了一个人，这个人是我的朋友，也是在座各位的朋友。今天我们在这里谈团结。这个人对团结的贡献最大，这个人就是促成停止内战、团 结抗日的张汉卿先生。我们怀念他，诚恳地希望他能早日获得自由。
12月12日，延安各界纪念“西安事变”十周年，周恩来在大会讲话中指出：
现在抗战已经胜利一年多了。然而张、杨两将军却被蒋介石幽禁了十年……在纪念“双十二”十周年的令天，我们要求立即释放张、杨两将军，他们是有大功于抗战事业的。
周恩来曾不止一次托请来自台湾的朋友设法保护张学良，并对他们说：“如果张将军的生命有个一差二错，我们就不好见面，不好说话了。”1958年12月，已经定居美国的宋子文来到香港小住。周恩来听说后，立即请托宋子文当年的随员郭增凯代为传话，推动这位“西安事变”中的“担保人”，为释放张学良出力。郭见到宋就说，北京的一位老朋友还记得，在和平解决“西安事变”时，您曾做过三条保证：第一条是停止内战；第二条是对日抗战；第三条是确保张、杨两将军的安全。北京的老朋友想请教宋先生，这三条保证如今落实得怎样了?这次传话，虽然按照周总理指示没有提他的名字，但宋 子文心知肚明．迅即传回话来，说“头两条都早巳兑现了”；至于第三条．“请转告周恩来先生，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我实在无能为力．请予凉解”。
1961年，在“西安事变”25周年纪念会上，周恩来在讲话中高度肯定了事变的重大意义，并对张学良、杨虎域两将军表达了深挚的怀念之情。张学良的四弟、解放军海军参谋长张学思感情不能自抑，激动异常．在给周恩来敬酒时，竟然泣不成声。周恩来也流下了热泪，他深情地对大家说：“我的眼泪是代表党的，不是我个人的。25年了，杨先生牺牲了一家四口，张先生还囚禁在台湾，没有自由．想起他们怎能不落泪呢？”
至此，一腔悲愤之情与怀念之殷，再也无法控制，于是．周总理决定给失去联系多年的张学良亲笔写一封信。只是，海峡两岸虽近隔咫尺，但是要给张学良寄信却比登天还难。找谁才能冲破国民党当局的严密封锁，把信安全地送到张学良手中呢? 最后，中央有关部门找到了在香港定居的朱湄筠女士。她在台湾有许多亲友，本人又对祖国大陆感情深厚，特别是父亲朱启钤先生晚年在京承蒙周恩来和政府的厚待，心存感激。朱女土当即答应，要亲往台湾转交密信。
她于1962年4月到了台湾，一直等到10月10日才找到了机会。这天，张学良参加一项公开活动，她通过早年相识的一位朋友，把密封在糖果盒底层的信转交到张学良手里。老将军拆开这封既没有上下款，又无收寄地址的天外飞来的瑶函．看到气势飞扬的十六个字：“为国珍重，善自养心；前途有望，后会可期。”张学良顿时潸然泪下。
（三）
“平时不下泪，于此泣无穷。”周恩来和张学良都是意志极为坚强的人，是中外闻名的硬汉子。可是．为了张学良的被难，周恩来竟然先后三次在大庭广众之中痛哭流涕；而羁孤岛、沦为阶下囚的张学良，也以同样真情灼灼的泪水与之对接．从而汇成一股连接两岸、绵延不绝的情感涡流。
张学良把结识周恩来引为终生幸事，西安会面之后，他对周恩来一直感念不忘。1937年2月，东北军骑兵军长何柱国奉当局之命．前拄溪口会见幽禁中的张学良。听过汇报之后，张学良公开给杨虎城，于学忠各写了一封信，表示：只要有利于国家，个人一切都无足顾惜；嘱告东北军将士和衷共济，“以期在抗日战场上显我身手”。并要何柱国暗中转告部下：“我为国家牺牲了一切．但交下了一个朋友，希望各袍泽今后维持此一友谊。”这个朋友，指的就是中共及其领导下的红军，其代表人物就是周恩来。张学良还避开看守，把写给周恩来的密信交给何柱国，很快，周恩来就收到了，信中写道：
柱国兄来谈，悉兄一本初衷，以大无畏精神绥此危局，犹对东北同人十分维护，弟闻之甚感。红军同人种种举措，使人更加钦佩。弟目下(闲)居读书，一切甚得，请释远念。凡有利于国者，弟亦一本初衷，决不顾及个人利害。如有密使，盼有教我。并请代为向诸同人致敬意。
因为顾及张学良的人身安全，周恩来与何柱国从未对外披露过这封信。
1946年4月19日，周恩来又收到监禁中的张学良从贵州桐梓县天门洞捎来的一封亲笔信：
别来十年，时为想念，(兄)当有同感。现日寇已经驱出，实最快心之事。尔来兄又奔走国事，再做红娘。愿天相早成佳果，此良所视想也。近日友人惨死，数难闻之，为之一痛，只心吊而已。良一切尚好，匆念，余不尽之。
前无收信人姓名，后无落款，显然不是张学良一时疏忽，而是当时险恶的处境使然。此信应为前住贵州探视的东北元老莫德惠带往重庆交给周恩来的。“奔走国事，再做红娘”．系指周恩来抗战后在重庆重开 国共和谈；“近日友人惨死”．说的是“四八惨案”中王若飞、叶挺等所乘飞机在黑茶山遇难—事；“数难闻之”，当指年初发生在重庆的“白沧堂事件”和“校场口事件”。出于同样考虑，此信也是一直没有公开。
斗争经验极为丰富的周恩来曾多次嘱告有关部门，所有涉及张学良的宣传、报道都要严格掌握分寸．一定要顾及其人身安全，1974年，香港的一些朋友得悉蒋介石已经身染沉疴，想趁机发动舆沦攻势．要求恢复张学良的自由。重病中的周恩来得知后，在热情称赞这种伸张正义的行为的同时，耐心劝阻他们暂时不要这样做。周恩来说：
蒋介石还没有去世，但他对张学良的忌恨已经淡化了。你们这么一呼吁，戳了蒋介石的疮疤．可能会刺激他重演西太后的故伎，在自己临死前对张学良先下毒手，结果反而对张学良大大不利。
张学良愤慨于蒋介石背信弃义、践踏承诺．十年监禁使他吃尽了苦头；他自然渴望着尽早摆脱罗网．恢复自由。这个机会终于出现了，1946年秋，蒋介石迫于各界人士呼吁释放张学良的强大舆论压力．派人前往贵州桐梓与张学良“谈判”解禁条件。首要一条，就是公开承认：他联合杨虎城发动“西安事变 ”是上了共产党的当，中了周恩来的圈套，现在，迷途知返，痛悔莫及。面对这场严峻的考验．张学良大义凛然，坚定地认为．尽管获得自由具有极大的诱惑力，但决不 能以说假话。出卖灵魂、亵渎感情为代价。他当即对前来做说服工作的人说：
西安兵谏，事前我没有同共产党作过任何商量，我的部下也没有人事前向他们通风报信。兵谏后，我提出的条件，委员长不答应。南京方面企图搞混水，大兵压境．亲日派蠢蠢欲动．东北军内少壮派要杀蒋的情绪也已经点燃，一剑拔弩张，西安形势极为危急．有违我发动兵谏的目的。在这样情势下，我彷徨束手，问策无人。才电请周恩来到西安来。参与对事变的解决，为的是实现联共促蒋抗日，拯救民族灭亡的危机。又不是他们撺 掇我捉的委员长，这怎么能说我是上了共产党的当呢?只能说在抗日的问题上，在不打内战的问题上，我与共产党取一致的立场，这也是中国人应持的爱国立场，这怎么能说我中了周恩来的圈套呢?我这个人可能什么都不好．但有一条．我不撒谎，不做对历史不负责任的事!如果为了换得自由，我就那么说，那我还是张学良么?
当然，张学良自己也承认，他对周恩来终身感念。
1976年1月，当他听到周恩来在京逝世的噩耗，累日伤怀痛悼，万分难过。他含着泪水对赵四小姐说：“中国失去了一位传颂千 古的伟人，我失去了一位终身难忘的故友。”后来，在与哥伦比亚大学教授唐德刚先生交谈中，他又提到：“听人告诉我，周先生重病在身，得知我患眼疾有失明的危险，还让他身边的人查明情况，看能不能为我做点什么。这样知我重我者，天下能有几人?”邓颖超病逝时，已经身在美国的张学良，特意委托在香港的侄女前往北京，替他与赵四小姐送上一个花圈，摆放在邓颖超灵前。他极为珍视同周恩来夫妇长达半个多世
纪的友谊，直到生命的结束。
这里有一个细节。美籍华裔学者、《张学良探微》一书的作者张之宇女士，在整理《张学良日记 》过程中．注意到这样一条记载：
1937年12月4日同刘、许等乘自行车赴安源，行约15里，抵矿区，遇该矿工程师张某，系营口人，比(利时)国留学生，导余等入矿洞参观。归来已黄昏 。
张之宇好奇地问：“张先生，您怎么对矿井这样有兴趣．还专程去探访?”张学良告诉她：“周恩来年轻时在国外留学，曾在井下当过矿工、所以．我也想体验一下矿井的生活。”
“您怎么知道的，周恩来当过矿工?”张女士惊异地问．
“斯诺的书上写的。”张学良回答，书上说：“周恩来在巴黎默默无闻，是个穷困的中国人．当过矿工和侍者等临时工，只有在无产阶级当中受到欢迎。”
说着，张学良长叹一声：”我曾想在有生之年再见周先生一面，可是没有实现。这是我—生中最大的憾事……没能再见到周恩来先生的夫人．也是我的终身遗憾!”
（四）
中国社会文化，在很早时期即彰显人本思想，重视人伦教化，君臣，父子，夫妇，兄弟．朋友的五种伦常关系，被称做“天下之达道”。“五伦”中的前四伦，或体现宗法等级制度，或依托于姻亲、血缘关系。唯有朋友一伦，建立在平等基础之上，靠的是志同道合 。古人定义为：“同师(同门)曰朋，同志曰友。”它不仅受情感支配，还要依赖义理来制约与维系。一条重要准则，就是“朋友有信”。也就是超越一己之私心去符合人伦的、社会的、公共的道德目标，崇仁重义．礼尚住来，通情谊之好，结信义之诚。这是维持纲纪秩序、促进社会和谐的基本保证。
周恩来从小就沐浴在温馨、仁慈的母爱之中，养成了温厚谦和、善与人同的性格和量大而能容人的气度。据南开学校《毕业同学录》中对他的评语：“君性温和诚实，最富于感情，挚于友谊，凡朋友及公益事，无不尽力。”在周恩来看来，人立足于世，既然不能像草水禽兽那样只靠自己生活，耶就必须依靠公众的扶持，结交朋友。从政治上讲，这是缓解敌我对抗、分化敌对势力、消减对立情绪的有效手段；就个人修养说，“嘤其鸣矣，求其友声”，是学习他人经验、塑造理想自我。“ 名由之成．事由之立”的重要途径；从工作角度看，则是沟通思想、统一认识、协调关系的一种方法。因此，在求学时代，他就结识了许多良师益友，并从中多有受益。
他恪守着“我有恩于人，不可不忘也；人有恩于我，不可或忘也”的中国古训．哪怕是别人的点滴好处，他都永生牢记，念念不忘。
1935年8月，周恩来在长征途中突发高烧，身体十分虚弱：兵站部部长杨立三见他行走困难，便带着战土用担架将他抬出了草地。1954年，当杨立三去世时，时任国务院总理的周恩夹，闻讯后，无沦如何也要坚持亲自给杨立三抬棺送葬，表现了一种平等而深挚的同志之情。
对于为革命、为民族解放事业作过贡献的同志．他更是铭记于心。 上海解放不久，周恩来前去视察，上海军管会陈毅主任安排了一个座谈会，著名民主人土彭文应应邀出席。散会后，周恩来快步走到他的面前，口称“彭先生”，热情地与之握手。彭文应深感惊愕．周恩来便向他追述了30年代初的一件往事。当时，周恩来在上海组织领导“地下工作”，有位同志被捕。听说如能以金钱“打通关节”．即可免送警备司令部。但周恩来当时手头拮据，通过友人介绍，找到了思想进步．家境又颇为裕的彭文应，向他求援，使那位被捕的同志很快获得厂自由。据彭先生回忆，当时拿出的钱并不多，大约相当于今天人民币一百元左右，事过之后早巳忘怀了。谁料时隔20年，周恩来竟还记着这件事。他当即嘱托陈毅同志：“这位彭先生曾在我们困难的时候，帮过我们的忙，我们一定要记住这位朋友。”
“不能忘记老朋友”，这是周总理终生恪守的处世准则、做人规范。既然“哪怕他一生中只做过一件有益的事情”我们也不应忘记；那么，对于那些勋劳卓著、治绩辉煌的负责干部，那些赤诚相与、肝胆相照的党外朋友，当他们陷入逆境之时，还能坐视不顾吗?为此，十年动乱中，尽管他自己也处境艰难，且重病缠身，还是尽最大努力，保护了大批党内外的高级干部与知名人士，体现了一片革命真情，留下了许多动人佳话。
在红卫兵破“四旧”、乱抄家、乱揪斗的狂潮中，许多民主人士首当其冲，大难临头。他们大都是与中共长期风雨同舟的老朋友，为民族解放事业作出过很多贡献。周恩来日夜操劳，多方奔走，帮助他们摆脱困境。他把在上海遭到冲击的宋庆龄先生请到北京，并指派他的保卫人员担任安保工作；下令上海有关部门立即修复遭到破坏的宋家墓地；指示人民出版社重印(孙中山选集)。并亲自为新编的《宋庆龄文集》题写书名，以安慰在精神亡饱受创伤的宋庆龄副主席。
1974年，住院治疗中的周总理，得知傅作义生命垂危．不顾医生劝阻，仍然亲自前住医院探望。总理拉着博先生的手说：“您对和平解放北平是有功劳的。”处于弥留之际的傅作义，听了这一番话，心情十分激动，眼里闪现着晶莹的泪花。1975年8月24日，周总理拖着虚弱的病体，在北海公园散步，面对澄碧的湖水，长时间地凝望、沉思，然后转身向随行的医护人员问道：“你知道今天是什么日子吗? 今天是老舍先生的忌日！”九年前的这一天，人民艺术家老舍先生不堪“造反派”的污辱和毒打，投湖自尽。周总理闻讯后，异常痛心。满腔愤怒地跺着脚说：“把老舍先生弄到这步田地，叫我怎么向社会交代呀?!”深为没有保护好老舍自责。事发后第5天，他便亲自起草了一份应予保护的干部名单，经毛主席批准，使一大批有功于人民的重要领导干部和爱国民主人士免遭迫害。
解放前，著名经济学家马寅初因抨击官僚资本主义而被逮捕，周恩来四处奔走，将他营救出来。但蒋介石不准他出任公职、教书、讲演和发表文章，以致生活十分困苦。周恩来指示重庆《新华日报》全文刊载马寅初的著作《中国工业化与民主》，并致送最高稿酬，一时在国境区知识界传为佳话。1957年，马寅初因发表《新人口论》，被批为“中国的马尔萨斯”，受到不公正的待遇；康生等人要把他划为右派，周总理出面回护，使他得以幸免。1972年，九十高龄的马寅初患直肠癌，经总理亲自批示，及时施行手术治疗，使其身体基本康复。而正是这一时刻，总理本人也不幸罹患癌症，却因未能及时 治疗，留下了后患。马老从他与周恩来的几十年交往中，由衷地作出评价：“周恩来是最得人心的共产党员。”
周恩来多次强调，要帮助党外朋友解决具体实际问题。他曾亲自为宋庆龄、郭沫若、沈钧儒、马寅初．冯玉祥等爱国民主人士祝寿；亲自安排为司徒美堂先生制备衣物，以抵御北京寒冷的天气；为齐白石老人整修庭院；为老舍先生装修地板、求医治病……许多民主人土感动地说 ：“周总理不愧为‘周’总理！真周到。” 老舍夫人胡絜青说：“总理善解人意，他懂得尊重人。在与演员合影时，大家出于尊重，把中间位置留给他，他却总是让给那些老艺术家。在他身上，你永远找不到强加于人、强迫命令．‘我说了算’的感觉。他永远是用商量的口吻同你说话：他对文学艺术上的一些见解．你可以接受，也可以不接受，不接受也不要紧，这就是周总理。所以．在文艺圈子里，他的朋友最多。”
周恩来长期主持我党的统一战线工作，建立了特殊的历史功勋。他在同党外人士交往中，一贯襟怀坦白，输诚相与。他说：“对党外人士要真诚和蔼，不要虚伪。只有把对方当作朋友，人家才会把你当作朋友。” 他提倡共产党人要敢于交畏友和诤友，“要尊重人家的意见．让人家把话讲完，使党外人土在各种场合都敢于讲话．做到知无不言，言无不尽”。他以自己的人格力量，影响、教育、团结了广大民主人士。许多党外朋友都把他视为披肝沥胆．最堪信任的知己，使中国共产党在统一战线中具有强大的号召力、凝聚力，亲和力．使各方面的盟友在潜移默化中接受共产党的主张，做到同甘共苦．并肩前进。
（五 ）
在几千年的中国文化传统中，评判一位卓绝超群的政治家，除了考量其功在当时、名垂后世的政治实践，总要兼顾他的德行与思想。尽管限于历史条件，在有些人身上，事功与人格未必完全统一，恰合卯榫；但有一点可以肯定．凡是真正伟大并被世人所衷心景仰的杰出人物，无不具备高尚的人格和优秀的品质。这是他们的政治魅力与感召力的所在。较之政治活动的多变性、偶然性与不确定性，其政治品质、人格魅力则具有相对的稳定性、一致性和普世性，集中地体现着政治家的思想、行为的主导特征。而周恩来正是那种把政治实践与理想人格的塑造高度统一起来，达到“立德、立功、立言”三不朽的典范。
总理生前，时刻以国家、民族为重，他把个人的一切得失、荣辱、忧乐，同祖国和人民的前途。命运完全融为一体。“文化大革命”中，他曾冷静而坦然地说：“我不入地狱，谁人地狱!”“我只有八个字：‘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生前，他没有儿女，没有财产，—身干净，两袖清风，堪称“平民宰相”；死后，化作一缕轻烟，完全没有自己。1976年1月11日薄暮时分，十里长街两侧，百万群众冒着严寒，自愿为周总理送灵，北京城和整个祖国大地，都沉浸在巨大的悲痛之中。究竟是什么原因使周恩来赢得人民如此由衷的敬仰和爱戴?当然与他的伟大功业有关，但更重要的还是因为他自身有着崇高的人格修养．把中华人文传统升华为一种特殊的魅力；他与广大人民群众有着真正的心灵契合；在新的更高的基础上，对同志、对朋友 、对人民的真诚爱心和人格尊重。
理性与情感，原则性与灵活性，对于革命者来说，这是经常出现并且较难处置的一对矛盾。而周恩来却是妙手天成，处理得圆满无缺，非常出色。他能做到情于所当情，理于所当理。抗战时期，与共产党谈判的国民党代表张冲先生去世时，周恩来写了一篇悼念文章，里面说：“我与准南先生往来何止二三百次，有时一日两三见，且常共起居。而所谈所为，辄属于团结御侮。”“我与淮南先生初无私交，且隶两党，所往来者亦悉属公事，然由公谊而增友谊，彼此之间辄能推诚相见，绝未以一时恶化疏其关系，更未以勤于往还丧失党格。”
无论在穿棱走访的外交活动中，还是在日常纷繁的行政事务圈子里，无论是与外国政要、世界名流交住，还是与党外朋友、普通百姓共处．周恩来都始终保持谦虚坦诚、温文尔雅、光明磊落、彬彬有礼的风度。即使彼此出现原则性的意见分歧，也不会影响对对方人格的尊重．始终表现出一种发自心灵深处的东方型的人格美。这恐怕就是周恩来特殊人格魅力的根本底蕴与关键所在吧?
周恩来的品格带有浓重的伦理道德色彩。他待人处事，政治交往，富有人情味。在革命战争和路线斗争年代．他那不可多得的儒雅谦和的人文意蕴、同情心理，驱散了那种“冷面无情”、“只问目的，不择手段”的惨淡色彩。他的人格连着事业，连着生活，连着人心。1946年1月30日．周恩来自西安飞赴重庆，经过秦岭上空时，飞机突然遇到一股强大的冷气团，机身蒙上一层厚厚的冰甲，致使飞机沉沉欲坠，机长急令往下抛掷东西以减轻分量，并组织机上人员准备跳伞。周恩来也背上了降落伞。这时，机舱里突然传来哭声，原来是被国民党非法逮捕的北伐名将、新四军军长叶挺的女儿、十一岁的小扬眉，见自己座位上没有降落伞，着急得哭泣起来。周恩来一看，立即穿过摇摆不定的机舱，迅速地来到小扬眉面前，毫不扰豫地把自己的伞包解下，给小杨眉背上。这何止是一个普通的伞包，他是把生的希望给了他人，而把死的威胁留给自己。这种无比高尚的品格感动了机上全体人员。
凡是同周恩来有过接触的中外人士．不管立场、观念如何不同甚至对立，都会不由自主地为他的人格魅力昕吸引、所折服。人们深深地体会到：他的人格力量，不仅成为民族的认识、历史的认识，也已成为世界的认识。作为一种精神力量，它超越了意识形态 、超越了国界、超越了时空，与世界文明交融互汇。英国著名传记作家迪克·威尔逊说：“周恩来是中国‘上层社会’中的一个人，不仅在中国大陆，甚至在台湾、香港，以及其他国家，普遍受到非中共人士的爱戴和崇敬。”
他像一块巨大的磁石，吸引了所有与他交往的人。美国前总统尼克松说：“在过去二十五年里，我有幸会见过的一百多位政府首脑中，没有一个在敏锐才智、哲理通达和阅历带来的智慧方面，能超过周恩来的。这使他成为一位伟大的领导人。”曾经二十三次会见过周恩来的日本友人冈崎嘉平太在其缅怀文字中，把周恩来与释迦、耶稣、孔子等伟大人物并列，称之为“人生导师”，认为周恩来代表了他所一直寻找的“人”的概念。著名爱国将领冯玉祥同周恩来会面后，折服于周恩来的渊博学识和坦诚人格，发出了自己“吃饭太多，读书太少”的感叹。著名医学专家林巧稚深情地说：“我从周总理身上，看到一种真正高尚无私的人格。多少年来，他的这种崇高的精神影响着我。要说真有上帝，那么，他就是我心中的上帝。”
作为高尚完美的典范，周恩来跻身于20世纪世界伟人的行列，达到了人格境界的巅峰。在历史继承性与时代延展性的意义上，他的伟大人格，又成为新时代的富于魅力的宝贵精神财富，犹如一块晶莹剔透的宝石，从各个不同角度闪射着中华民族优秀文化传统的夺目光辉。
( 摘自《十月》2009年 第1期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