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1948年7月29日，国民党总裁蒋介石在浙江莫干山召见行政院院长翁文灏、外交部部长王世杰、财政部部长王云五、中央银行总裁俞鸿钧、财政部政务次长徐柏园、中央银行副总裁刘攻芸、台湾省财政厅长兼美援会联络人严静波（家淦）等人，商讨币制改革案。
这一行人从南京乘专机至杭州，再经由京杭国道，到武康县（今德清县）三桥阜，换乘肩舆上山。从三桥阜到山顶的公路，抗战时就已被毁，尚未修复，登山就要坐轿子，一路之簸摇，想必不是一件惬意的事。其间，发生过这样一个小插曲：翁文灏等人三桥阜下车，守候在路旁的轿夫，竟冲着身材矮瘦的翁文灏一拥而上，无一人理会王云五，据说是过于肥胖，“轿夫不愿高抬”。这件趣事，是当时甫卸浙江省政府委员、民政厅厅长职务的阮毅成后来在一篇有关王云五的文章中披露的。说起来，自是朋友间的相与笑乐，但轿夫们这种“不愿高抬”的现实心理，对于这次力主币制改革的王云五来说，或可成为接下来发生“金圆券风潮”最好的注脚：民众切身利益决不容忽视，任何改革，都不可重苦国民。
这时的中国，经历八年抗战之后，生命财产毁损难以计数。作为执政的国民党，理应给刚刚摆脱战乱之苦的中国人，一个恢复正常生活秩序、发展经济、休养生息的机会。不料，战后仅十个月，内战全面爆发，一打就是三年多。美国政府派来刚获准退休仅十天的马歇尔将军居间调停，中共所坚持的底线是，反对“一党独大”，和谈之外，以武力抗争；国民党不愿放弃执政优势，则希望在局势稍加稳定、全国性的危机爆发之前，能够迅速解决中共问题。
当时双方兵力和地盘，国民党占绝对优势；但随着战后经济不断恶化，以及接收措施丧失民心，形势此消彼长，国民党的颓势正逐渐明显起来，这不止反映在政治层面上，经济和金融等问题处理得也是一团糟。以沦陷区为例，抗战结束后，政府一纸命令规定：不准使用伪银行货币（中储券、联银券等），伪币二百元对一兑换法币。如此变易，意味着沦陷区数亿民众的动产价值，一夜之间，变成了只有二百分之一。不到八个月，南京城里最基本的生活物资，如稻米，暴涨五百倍之多！从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自1947年9月下旬给马歇尔的内部报告中亦可知道：“到8月底，通货比5月底膨胀了64%，比去年初膨胀了27%。1947年的头五个月一直维持着这样高的通货膨胀率，从年初始，预算赤字与通货膨胀几乎同步上升。……政府处境继续恶化，行政上仍旧无能，这仍属于基本趋势。现在，中央政府犹如病入膏肓的病人，衰弱不堪。”（《被遗忘的大使司徒雷登驻华报告》，江苏人民出版社，1990年7月版）
（二）
1948年6月，前商务印书馆总经理王云五就任行宪后的第一任财政部长。为挽救此时濒于崩溃的经济，提出币制改革案，以“金圆券”代替业已崩溃的法币，限制物价暴涨（即以行政办法平抑物价）。在王云五看来，“只有改革币制，才能挽救财政经济日趋恶化的局势”（王云五《岫庐八十自述》，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9月第一版），这一想法，早在一年前就有了。
这里有必要谈一谈“法币”。
民国以降至抗战爆发这段时期，中国财政与金融可用一个“乱”字来形容。最主要的原因，就是币值制度尚无法确立，金融界资本家、军阀与钱庄各自发行货币，单其硬币就数十种之多。二次北伐后，蒋介石形式上统一了中国，由于仍无法统一货币，距真正的“国家统一”还有一段距离。1929年，美国普林斯顿大学教授克麦拉应邀来华协助推动金本位制货币改革，未果；1933年，国民政府引进银本位制，即有名的“废两改元”政策，并开始铸造银币。此时正值世界性经济大恐慌，西方各国相继脱离金本位制，改采以国家信用或政治力为基础的通货管理制度，到了1935年，美国政府大量收购世界银元，致使国际市场银价暴涨。中国民众也大卖银元换取美金，造成国内银元大量流向美国，银本位制摇摇欲坠。此时英国政府看准中国币制即将崩溃，便打算积极介入，取得对新币制掌控。为此，英国政府派出大师级金融专家李斯·罗思前往中国，指导进行币制改革。1935年11月4日，国民政府宣布将银元国有化、停止以银元兑换银行券的措施，所有通货改成政府指定的纸币，这就是所谓的“法币”，即法定通货。
法币发行之初，对稳定和推动战时中国经济起到积极作用。“过去从来没有人相信中国能完成财政改革，统一货币，但蒋介石在英美大力协助下手术成功、稳住了阵脚”。不过，由此带来的负面影响亦极为深刻，“在这场豪赌之中，英国方面总共借款中国一千万英镑之多。……这也造成了中国在财政甚至外交上依赖英美的局面”（黄文雄著《日中战争》，台北前卫出版社，2002年6月初版）。中日开战的1937年，国民政府发行的法币总额推定为14亿元；八年之后，就是抗战结束那年，发行总额却高达5569亿元，暴增约400倍，通货膨胀严重可想而知。
如果说法币已渐成中国主流通货，抗战爆发后，实际上还有一场不见硝烟的“通货攻防战”。如日本人于1937年11月登陆杭州湾，即刻发行“军用票”，其目的是贬低法币值（后强制扩大至占领区）；次年三月，日本人更处心积虑地协调华北联合准备银行发行“联银券”；共产党八路军在晋察冀边区发行“边区券”；汪兆铭“南京政府”成立后，则于1941年1月6日由中央储备银行发行“储备券”（中储券）。如此等等，“这场通货战争竞争的不只是通货的健全性、信用与流通性，其中也少不了制造让对手经济混乱的‘假钞战争’”。
抗战结束不久，国共双方重新开打。国民党方面，由于军费大增，财政恶化，大量印刷法币，造成通货膨胀，刺激物价上涨，财政赤字增加，至1948年8月19日金圆券发行前，法币发行额增至660万亿元，比抗战前夕增加了40余万倍，物价较抗战前上涨了3492万倍；此暴涨局面，反过来又导致加速法币的流通速度和贬值速度。作家茅盾在回忆录《我走过的道路》中这样说：“当时流行着这样的笑谈：‘在中国惟一仍然在全力开动的工业是印刷钞票’。”
宋子文内阁（1945年5月）、张群内阁（1947年4月）均采取过应急措施，前者以抛售黄金平抑物价，“虽略收效于一时，终久亦告失败”（王云五语）；后者提出一个“经济自助十年计划”，即控制物价、稳定币制、清理税则、恢复生产等；然庞大军费开支，最终未能抑止法币疯狂发行和贬值。针对米价上涨，中共与民盟共同发起“反饥饿、反内战”运动（国民党称之为“吃光运动”），尽管行政院宣布调整大学生副食费，却未能抑止此全国性的“反饥饿运动”。
早在抗战后期，蒋介石即曾多次邀请王云五参加政府工作，“以贡献其多年注重科学管理之经验于战时经济”（吴相湘语），王以商务印书馆一时无相当人选可资接替，婉言谢绝。抗战后，蒋旧意重提，王仍愿以在野从旁协助，不愿入阁。1946年4月，王云五自重庆东下上海，蒋托王世杰赴沪坚邀，才有所松口。5月5日，国民政府正式还都南京，蒋即任命王为经济部长。任职约有一年，在若干计划或步骤，与行政院长宋子文见解不和，曾三度辞职。这一次，之所以出任行宪后的第一任财政部长，“惟一的诱惑使我勉允担任此职，就是对于改革币制之憧憬……”
王云五亲拟“币制改革平抑物价平衡国内与国际收支联合方案”，其中第一条就是：采行管理金本位制，于最短期内发行新币。此案与翁文灏交换意见后，次日特谒蒋介石，蒋“原则上表示赞同”（王云五语），但为慎重起见，又指定中央银行总裁俞鸿钧及三位专家协助翁、王二人详加研究，并草拟各有关办法，由此有了一个“六人小组”。从7月9日至28日，整整二十天，三十几条原则，“经六人小组多次秘密讨论”，并予修正后，由王云五进一步草拟具体办法。此修正案原本拟交7月底立法院休会前提请通过，蒋介石认为“时间或来不及”，且公布前须“绝对保密”，故未再提交立法院讨论。于是就有了本文开头的那一幕，7月29日，翁文灏、王世杰、王云五、俞鸿钧等人从南京赶赴莫干山，与蒋会面，共商币制改革案。
（三）
为保密起见，这一行人返回南京途经杭州时，未看望任何人。
1948年8月19日，正式颁布《财政经济紧急处分令》，公布《金圆券发行办法》、《人民所有金银外币处理办法》、《中华民国人民存放国外资产登记管理办法》、《整顿财政及加强管制经济办法》等四种法规。
一，《金圆券发行办法》：规定以金圆为本位币，法币及东北流通券均停止流通。法币三百万元，换金圆一元，东北流通券三十万元换金圆一元。金圆之法定含金量为0.22217公分，采十足准备制。金圆券发行总额以二十亿元为限。对美金汇率，为金圆券四元合美金一元。
二，《人民所有金银及外币处理办法》：公布黄金白银及外国币券国有政策，人民持有之金银外币，应于9月30日以前，持向当地中央银行兑换金圆券。
三，《中华民国人民存放国外资产登记管理办法》：限令国人在国外存放款项，必需向政府登记，以便管理。
四，《整理财政及加强管制经济办法》：加强管制经济，冻结物价，限定全国物品及劳务价格，按8月19日标准，折成金圆券出售，不得变动。
公布之前夜，各种文件起章与誊正，均由王云五一人办理，“不肯假他人之手”。公布第二天，行政院长翁文灏发表谈话，说明经济紧急措施意义。8月21日，蒋介石通电各省市政府，晓示政府改革币制、稳定经济决心，并派出俞鸿钧、蒋经国、张厉生、王抚洲、宋子文、霍宝树等人，为上海、天津、广州各区经济管制督导员。
8月22日，行庄复业，即中央银行开始收兑金银外币的第一天，王云五在南京办公室接到中央银行总裁俞鸿钧上海长途电话，言贺币制改革政策成功，并称“……其情形之踊跃，着实出乎他所预料之外”。从相关史料看，币制改革一月内，全国物价，虽随地而异，稍有涨落，但“大体仍甚良好”（王云五语）。除少数商品，如纸烟类涨价外，其他日用生活物品，均有回落至8月19日水准以下，“最初四十日的反应可说良好”（吴相湘语）。
9月3日，从美国访问归来的傅斯年致函王云五：“此事关系国家之生存，非公之无既得利益者不足以为此，卓见毅力。我是向来好批评而甚少恭维人的，此次独为例外。”傅同时劝说王云五取消此次赴美开会计划，或许认为王作为币制改革主持人，在此关键时刻不容离开。后来事实证明，这一担忧不无道理。“行政院临时却将收兑金钞之期限延长，那时候，我正在美国开会，接到此项消息，至感奇异，但自延长之日起，即十月一日起，不仅求兑者寥寥无几，而四十日之乐观局面，也就从此突变……”王云五事后感伤地说。
此时出现两大现象：一，开始有黑市。对外汇价，下跌甚速，由原来的四比一，下跌至十比一，逐渐至二十比一。二，抢购风潮兴起。其原因是：加强经济管制，冻结物价，属硬性规定，店家老板，只得服从。“不久聪明人便抢先购买，寖假而大家参加抢购。先抢洋货杂品，次及米粮面食。最后只要手上有钱，无所不抢，社会秩序骚然……”（徐柏园语）10月11日，王云五自美国会议归来，认定此次抢购风潮，“至少在上海方面系有组织的举动”。但对于更多民众来说，其怅然与绝望，或不亚于战乱带来的纷扰与不幸。尤其是沦陷区民众，持有的货币，九年之间三次重大变易，已等于乌有！“然而他们仍不怨不尤，搜查箱底找出少数收藏多年结婚金饰等遵令往兑成金圆券”。金圆券发行四十日内，以纸易金，兑得黄金美钞逾三亿元，可说是大多民众将战火劫余全部奉献，爱国心发挥尽致，但亦实属被迫而徒唤奈何！
事实上，将金融市场搅乱非此时心如乱麻的小商人，真正是那些强势的大资本家和大商人，赴沪实际主持经济督导的蒋经国，在8月22日日记称：自新经济方案公布之后，一般人民对于币制的改革以及经济的管制，多抱乐观的心理；而政府人员则多抱怀疑的态度。……捣乱金融市场的并不是小商人，而是大资本家和大商人（蒋经国著《痛定思痛》，1955年12月台北出版）；从郭廷以编著的《中国民国史事日志》中亦可知其违规之况，如9月2日：泄露改革币制消息乘机牟利之财政部秘书陶启明（所谓在沪抛售纱股之隐名士）被拘……9月3日：申新纱厂总经理荣鸿元因私套港汇，证券经纪人杜维屏（杜月笙之第二子）因币制改革前夕抛售永安纱股，被上海经济管制督导员蒋经国扣押。10月1日：宋美龄自京到沪（传与上海扬子江公司囤积大批汔车钢铁棉纱案有关，该公司总经理为孔祥熙之子令侃）。
新币发行前，蒋介石曾两次咨询前中央银行总裁张公权。张直言相告：必须有充分现金准备或外汇储备。或则控制每日发行额，较前减少，方可实行；若无充分现金准备，则至少也要把握物资，有力控制物价，使新币不贬值。中央银行副总裁刘攻芸在蒋召集的一次会上也说：此时改革币制，对安定民心，未必能收宏效；因改革币制要有充分的准备，我们目前的现金储备，已愈用愈少！王云五则说：我们有“关余”，可充新币之准备。刘反问：只剩下一个上海关了，还能收到多少？发行新币，缺少现金准备，已违反货币学基本原理；即便如王云五所说以“关余”作准备，则仍需相当时日，“始可积存成数”。且关税以关金为单位，抗战时关金券已以二十对一法币流行市面，等于变相发行大钞。代收关税的各外国银行素来骄横，抗战八年中英关系每下愈况，若再指望英政府将如1935年推行法币时予以支持，即将所有关税以外汇拨交，“恐不十分可能”。凡此种种，王云五事先理应周详考虑，宁缓毋急，或多寻其他之方案。然上任后七十九天即断然宣布发行金圆券，“实在远超过本人才能学识，以致爱国终致误国”（吴相湘语）。
王云五设法补救，拟方案两种，翁文灏彷徨失措，不敢实行。10月16日，“经管会对两案，特别是预结外汇一案，意见未能一致，迁延莫决，而金圆券日益贬值，一般物价恶化尤甚，……而若干地方已发生抢购粮食情事”（王云五语）。10月29日，立法院主张取消限价；10月31日，行政院临时会议通过《改善经济管制补充办法》，决定放弃物价限制，粮食依市价交易，自行运销，纱布、糖、煤、盐其他日用品由政府核定示价……等于宣告币改失败。
11月3日，翁文灏内阁决定总辞；11月10日，王云五引咎辞职，黯然离去。
11月11日，行政院宣布《修正金圆券发行办法》，同时颁布《修正人民所存金银外币处理办法》，准许民众持有金银外币，准许银币流通，金圆券存款时得以金圆券同额兑换金银，改订金圆券兑换率，黄金每两一千元，白银每两十五元，银币每元十元，美钞每元二十元。其比率却高于三个月前政府买进的五倍！此时人们对金融信心大跌，宁买黄金，而不要金圆券，“每日上海黄浦滩中央、中国、交通三银行门前，自清晨至傍晚，鹄立群众拥挤不堪，现象十分恶劣，终于发生挤毙人命”（张公权语）。
“发行不到三个月的金圆券完全失败，前此以金银外币兑换金圆券的守法良民为之破产，怨声载道，加速了大局的崩溃”（郭廷以《近代中国史纲》，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1979年第一版）。接着，平津失守，中原会战失败，军事逆转，互为因果，通货进一步膨胀，至11月，金圆券总额突破原限二十亿；至次年5月，上海撤守，发行总额已上涨了63900余倍，几成废纸。
（四）
有学者提出“金圆券是大陆沉沦主因”（沈云龙语），或许是从政策与民心的“得与失”来加来解读的。以其所造成的严重后果看，未必过分之言。
不过，对当事人王云五来说，在此金圆券背后，仍有许多难言之隐。至少，其结局与初衷相悖，而始料未及。1967年前后，王近八十高龄，撰著“八十自述”，其中涉及“金圆券”三章，交友人阮毅成“核定”。阮针对文中未尽之言，多有疑问；王一一作答，坦诚无遮，甚至“是非功罪不愿一辩”，或不失其磊落。
阮问：外间均谓我抗战胜利之时，国库有外汇七亿元美金。宋子文接任行政院长，一年余即挥霍殆尽，因而通货膨胀，币制遂被迫不得不加改革……
王答：当时确有七亿元美金，亦确为宋子文用光……
阮问：币制改革案，中央早有拟议，迄未定案，因无人敢负如此重大责任，而于先生接长财政部后，断然提出。并有人谓系奉命提出，终于造成重大风潮，甚至大陆撤守，此亦被指为重要原因。因而先生系属代人受过，究竟真相如何？
王答：一，中央确有数种币制改革草案，但均不成熟。本人到财政部后，一一取阅，曾有所参考。金圆券办法，系本人独创，并无人授意。惟事先报告中央时，曾说明此须军事上有把握，方能实施。否则军费无限制开支，而失地日多，人心动摇，即断不能办币制改革。而军方首长，皆谓军事绝对有把握，并可于几个月内，即可将北方□□肃清，于是方敢放手做去。不料十月初，济南即告撤守。而东北驻军竟自印钞票，币信遂告下跌，终至无法挽回。所谓代人受过，本人从未敢以此作推诿之藉口也……二，中央当时有鉴于通货膨胀之危险，急求改革币制。初意能得美援帮助，而美国竟袖手不理……
阮问：先生当时主张统一各省地方货币。尤其是东北币与台币，但为人在审查小组中反对，致未能彻底实现。反对者系何人？
王答：反对最力者，系台湾省政府。但民国三十八年（1949年）严静波先生，在台改革新台币，其构想与前一年本人之办法相同。严之所以成功，乃由于台湾军事安定。而陈辞修（陈诚）先生之坚毅，又远非翁文灏所可及。
阮问：先生当时主张封存京沪各大都市银行之保管箱，在审查小组中，遭受坚决反对，致未能实行。反对者系何人？
王答：反对最力者，系俞鸿钧。
阮问：先生于民国三十七年（1948年）九月底，赴美国开会，是否当时可以不去？
王答：系因是年国际货币基金会，轮值我国主席。我前往出席，乃是希望在美援未恢复前，先能在基金会曾谋求贷款。行前将一切补充办法，亲自拟就，送交翁文灏。而翁胆小，竟听信俞鸿钧之言，谓上海工商界要求收兑金钞，延期一个月截止，予以同意。俞鸿钧时任中央银行总裁，在上海办公。俞又曾在战前，任上海市长，自易受上海工商界甚至帮会人士之包围。本人当时如在国内，或翁肯有负责任，即不致有此失败。
阮问：先生主张粮食限价，而有人反对，坚持自由买卖。粮价一经放松，其他物价乃皆无法管制，此亦为导致金圆券失败之主要原因。未知反对粮价限价者，究系何人？
王答：反对者最有力者，为粮食部部长关吉玉。附和之者，为主计长徐堪。二人均谓粮食不足，限价则政府无法应付军粮，影响□□军事。其实，二人皆想做财政部长，故不愿支持我之政策。其后，我辞职获准，接长者，果为徐堪。
阮问：文中针对金圆券后期，曾谓拟将向人民收兑之金钞，抛出一部分，可以收回金圆券数亿元，以免金圆券发行膨胀，但为何未予实行？
王答：因翁文灏舍不得再抛出去。其时，总统因北方军事紧急，赴北平指挥。本人欲赴北平报告，翁谓彼尚有其他要政，须行报告，应由彼前往。我谓金圆券事甚复杂，他人恐说不清楚。翁谓总不宜二人均离开南京，君有何话要说，可全部写出来，必全文转呈。结果，翁到北平后，对再抛出事，一字未提。
阮问：金圆券发行后，究竟收兑到民间黄金、美钞、外汇若干？其后又如何支用？
王答：共约收到美金四亿至五亿之间。民间所存，必不止此数。熟人中，凡曾兑换金圆券者，皆当面对我，责骂备至。当时上海收兑者，均送中央。平、津、广州，各一部分。武汉，则为当地军人扣留，并未解缴……
王云五上述追忆中，对翁文灏其人微词颇多，似不无道理。
以翁多年为人与处事，一直遭人诟病：貌似恭谨，心怀机诈；谄上骄下，巧于仕途……（沈云龙语）胡适与之过往几十年，知之甚深。1948年10月，正为金圆券危机之时，在北平，胡适请陶希圣转告蒋介石一句话：翁不能做行政院长！陶闻之大惊，问何故？胡适说：“蒋先生谬采书生，用翁咏霓组阁。翁咏霓自在长沙撞车以后，思想不能集中。同时，他患得患失，不知进退，他对朋友嘻嘻嘻的一笑，没有诚意，而对部下，则刻薄专断，他不能做行政院长。”（陶希圣《关于敦请胡先生出任行政院长及其他》，台湾《传记文学》第28卷第5期，1976年）
著名史学家吴相湘指出：“政府当局祗知以学人或社会贤达当政，企图一新国人耳目，而不详究其专长而任意安置。这完全是政治上粉饰行为，无补于政治革新的实际，且适以误国，王云五即因此被牺牲。”王本是一出版社总经理，虽读书博而且勤，然衡以近代学术标准，最多是一“杂家”，而绝非“专家”；况且一大出版机构每年收支数目，远不如一中型银行，见识与经验自有高下；翁文灏是一地质学家，于财政金融更是一窍不通。尤其危机来临，虚与委蛇，心有旁骛，缺少担当，此次币制改革焉有不输之理？加之国民党长年训政，独享政权，对多元势力无法包容，亦未能疏解；行政腐败，经济崩溃，物价飞涨，流民增多，社会不满难以平息，此正为中共革命“江山易帜”最佳时机，蒋政权大陆溃败之日，为期不远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