布鲁金斯研究所中国问题高级研究员，汉密尔顿学院政治系教授李成编辑的《中国不断变化的政治景观：民主的前景》一书收有十五位专家学者的文章。这十五位专家教授除了中国的俞可平教授和台湾的朱云汉教授外，全是在美国任教和研究中国政治的学术极有成的学者，是美国研究中国当代政治制度的主要专家。他们的观点不仅反映了美国学术界对中国当前政治状态的新看法，而且由于布鲁金斯研究所在美国对外关系的特殊地位，这些学者的观点在很大程度上将影响和塑造美国政府对中国的关系的政策和策略。
这些作者包括李成、黎安友Andrew Nathan、俞可平、梅瀚澜 Alice Lyman Miller、Jing Huang、邓丽佳 Erica S.Downs、Barry Naughton,、包瑞嘉Richard Baum、戴杰 Jacques deLisle、傅士卓Joseph Fewsmith、裴敏欣、苏黛瑞 Dorothy J. Solinger、 毛文杰 James Mulvenon、沈大伟 David Shambaugh和朱云汉。本书由现在在清华大学任教的约翰·桑顿 John Thornton做序。把这些名字放在一起，读者都可以知道这本书的极度重量。
2007年四月布鲁金斯研究所组织这些专家讨论中国政治改革和变革问题。这本书就是这次讨论会的结果。约翰·桑顿在序言中第一句话就说，“三十年前邓小平开始了改革开放政策。在这个期间，他的政策不仅在经济上、社会上、法律上、意识形态上转变了中国，而且在政治上；这种转变不亚于毛泽东1949年对中国的转变。由邓小平发起的改变无论怎样评价都不会过分，这些转变有史以来第一次把中国带进了现代世界。”“三十年没有停顿的增长，并非没有代价和后果。两极分化和不平衡过久没有关注，现在已经威胁瓦解很不容易才赢到的好一点的生活的重要方面。中国的城市被污染的空气呛着，成千上百的湖泊河流或是干枯了或是污染了，贫富之间的日益增长的鸿沟使人对至今正式仍然是共产主义国家的社会协约产生怀疑。这些和其他挑战在中国已经引发了一场严肃的、仍在进行的对这个国家发展模式的基本信条的再检验。”
“其中一个在西方受到最大的关注的――受到媒体、人权组织、和美国国会以及其他群体关注的――两极对立是经济改革和政治改革的沟壑。民主在中国比资本主义来到要晚，中国共产党垄断权力，国家仍缺乏言论自由，缺乏独立司法系统和其他一个多元自由制度的基本因素。一九八九年天安门抗议的形象仍然燃烧在集体记忆里，成为大多数在西方的人看中国政治体制的透光镜。但是任何在中国呆过的人都知道2008年的中国与1989年的中国很不相同。中国还不是一个民主国家，毫无疑问，可是很多东西都在发生着：政府、共产党、经济、和社会普遍的一切，都正在改变中国对民主的思考，对政府的思考，这些思考将塑造中国的政治未来。”“中国领导人这些天来以日益增加的经常度和细节谈论民主。”“一些中国老百姓要领导人兑现诺言，检验公众参与的极限。”比如厦门7000人和平抗议，虽然当地党报十分恼怒，但是抗议和平进行，成为中国近几年来最大的和平抗议示威。
“所有这些告诉了我们什么？”“李成和他的中国研究同行从事了新的、具有挑起新的思想的研究。这些研究检验这个国家迅速发展的政治领域，认知其政治生活的主要方面，分析合成我们的理解，设想中国政治可能发生的轨迹。在导言中，李成把这本书的主要的知识探讨放在这样的框架里：民主能否在中国通过渐进的、系统的改变而出现？十五篇文章从明显不同的角度检验这个重要的问题。结果就是关于中国政治演变这一中心议题的一场范围广泛的对话，包括中国对民主的概念的理解、意识形态变化的左营，政治体制化的作用，特别是领导人交接的意义，不同代人掌权的意义，新的力量的影响，这些新的力量诸如商业精英、媒体、社会运动、中央与地方政府互动关系，更好地发展的法律系统的保证、腐败的腐蚀作用、民事－军事关系变化、外国思想的作用以及对台湾和大陆民主进程的比较。虽然讨论的背景是过去的三十年，但是焦点是2002年的十六大到2007年十月的十七大。”
从这篇序言中已经可以看到这本书的总体状态。
李成写的导言《评述中国的政治发展》一文对中国的改革以来政治发展做了全面评述。李成认为以为中国的社会经济变化发生在一个政治的真空里是简单化的。政治和经济紧密联系，研究中国不能把经济和政治改变分开。自2006年以来，中国知识分子开展了一场关于民主的公众讨论。沈大伟把这个讨论描述成全国范围的“民主潮。”从俞可平的《民主是个好东西》这篇文字开始（发表于2006年秋），中国领导阶层和知识分子阶层都在讨论民主。俞可平认为中国可以通过“最小的政治和社会代价”转向民主，也就是“渐进民主。” 中共领导人胡锦涛温家宝在很多场合谈及加快中国民主进程。显然这些领导人的政治修辞在上十年发生了很大变化，问题仍然存在的是他们只是口头上的谈论还是在准备转变政治制度。当然很明显，海外的人士，特别是西方对中国的民主修辞不那么相信。西方认为中国领导人说的不是什么真“民主”。这种观点有道理是因为中国历史不乏民主言论，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共产党的“新民主主义”、毛泽东的“大民主”等等。这些“民主”本身最后不但不民主，反而反民主。而中国的目前从一党专政、言论信息控制，司法不独立等看，与民主制度有根本的区别。西方也有一些人认为，民主不应该成为衡量中国政治进步的唯一标准。美国国际集团(AIG)前任主席、美中贸易委员会主任Maurice Greenberg说：“每个国家都有自己的文化，他们的政治制度也会因此而生。”所以“不能强迫中国接受民主制度――这要中国人自己来，让他们自己选择”。“选择”是显而易见的，因为中国不可能直线就走进民主制度了。发展的轨迹可能有多种可能。有的人抱有信心认为中国最终会慢慢走向自由民主制度，有的人认为中国很快就会因为种种矛盾激化而垮掉，留下多年的内战、国内动乱、环境灾难、大规模的人群迁移。有些人认为也许中国会走一条中间道路：经济市场化但政治一党权威社会，这种人认为中国政治在可见的将来不会有太大的变化。出于美国的利益，美国必须研究中国并做出相应政策。（5）
李成接着详细分析了民主的普世价值和“中国特色”这两种理论的发展和与中国政治变革的关系。从民主的三个普世价值的基本方面：多党选举、独立司法、信息言论自由看中国，中国离民主还很远。但是也许中国领导人的民主言论并非不是认真的，因为一党专政的合法性已经丧失、强人政治也不再是现实、政治精英之间的利益冲突以及公众对自己公民权利的意识的提高，国际惯例和民主价值的渗透，对信息言论自由的要求和媒体的商业化等等因素可能会促使他们为了自己的权力幸存下去而进行改革。从“中国特色”的角度看，中国在三十年之内司法建设上做出了很大努力，虽然领导人的立场变幻不定，他们似乎既坚持法制，也陈述党领导一切。在民事自由、媒体自由上领导人的控制也越来越难，所以进步缓慢，但是也是有目共睹。李成的结论是：“与其他国家一样，中国有自己的历史、文化价值、社会经济和政治地形，中国需要选择符合自己特殊的历史、地理、传统的经济和政治制度。现在领导人和人民都开始对接受某些国际惯例和基本的普世价值感兴趣。中国显然在进行一场史无前例的大规模的在其政治生活的各个方面的变革试验。”他说，这些学者的讨论就是对这个正在变革中的政治景色的评述和估计。（12）
有意思的是李成顺便论述了参与一九八九运动的某些学生和活动家对民主的误解。他说，“有些中国不同政见的知识分子用形式的、乌托邦的术语定义民主，一切‘好德’都归于民主。他们对民主的概念和民主在中国的实践过程极度理想化。用杰出的政治理论家Joseph Schumpeter 的话来说，他们倾向于几乎全部关注民主的‘源泉’（人民的意志）和‘目的’（人民的权利），而同时低估实现民主的‘方法和过程’（体制性和程序性的对人民的意志和权利的保障）。在天安门广场表达的政治要求大部分都是就事论事的而非结构性的，他们表达的方式用激情包装，通过请愿书的，而没有具体提出选举问题等等。当然这也不奇怪，一九八九年，中国还没有那么多法律制定者。上十五年，中国关于民主的话语深刻地改变了。今天更多的是关注体制性和程序性的事务。”（7）
总的来说这些文章立场不一样，观点也不同。一致的是对中国政治景观变化的肯定。中国政治变化很大，未来如何？第一篇文章，哥伦比亚大学的多年从事中国民主人权研究的黎安友教授认为中国不会走向民主。他从对中国政府领导人的讲话的分析，对第五代领导人的思想分析，对有影响的中国知识分子诸如康晓光、汪晖、潘维这些“新保守主义”学者和自由派学者李锐、秦辉、朱学勤等的言论分析，认为似种力量合一，都不提倡全国选举，所以他们都并非提倡民主，而是提高党的质量，使权威制度更有效，更公平，也更能维持。接下来的俞可平教授的文章与黎安友的文章相连但是立场不同。俞可平分析说，中国的改革开放一直就是新旧思想的斗争最后以新思想胜利告终。新的思想诸如人权、私有财产、法制、公民社会、社会和谐（阶级调和），这些思想一二十年前都不允许谈，现在已经成为主流价值。这些意识形态变化反映并会给中国政治体制带来变化。俞可平同意黎安友的观点，民主必须有全国选举，但是，中国的民主不是一晚就能实现的，他认为会渐进地走向民主。
其他的文章从细节和具体问题出发讨论这个大的图景。很多文章在网上已经存在。读者只要查这些名字可能就能阅读这些文章，并了解这些作者的背景。
12/24/2008
